【按：几年前，浙江大学传媒学院为纪念它的前身杭州大学新闻系创办六十周年，邀约十多位有关教师，口述所知道的该系历史情况，汇集出版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口述史》 （何扬鸣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该书由于访谈记录没有经口述人审阅、由于对某些口述人的简介不够妥当，出版后受到一些质疑和非议。但是既已出版，也就无可更改了。本人应约接受了两次访谈，由于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后来我将自己的访谈记录做了校阅订正，发于本人博客，并收入个人文集《夕照集》（2021年出版）。在该口述史出版前后，本人就书中的时间表述问题，和主编有过几次信件交流。现将其中一篇，刊发于此，供读者参阅】
口述史允许各说并存，这是对的。历史事实是复杂的，有人看到这一面、有人看到那一面，把各种看法都记录下来，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允许诸说并存，不等于不要在基本事实上辨明真相。特别在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史实的基本点上，窃以为，凡能够通过比较鉴别、相互质证获得确切答案的，就不要放弃这样的努力。如果只满足于留下一堆相互矛盾的说法，历史研究还有意义吗？
我粗读了这本新闻系的口述史，就发现其中有两张截然不同的时间表。主要是在八十年代复办新闻系的这一段，也就是系史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阶段有两个主要的时间节点：1982年在中文系设立新闻专业，1988年5月正式复办新闻系。但是书中的具体说法却很有不同。
据俞月亭老师口述：他1978年来到杭大，中文系成立了以他为负责人的筹备组，筹备创办新闻专业。但遭到省委领导人薛驹的否定。直至1982年9月，总算正式成立了新闻专业，几经推让，确定由邬武耀、俞月亭两人负责。成员有张大芝、王欣荣、张英华、黄旦、徐忠民、徐艰奋等老师。期间拟创办供学生实习的“钱江晚报”未果，后来暗自办了西湖通讯社，自1985年到1986年止，影响不小。1984年各位教师商议，拟在新闻专业的基础上，发展成立新闻出版学院，正在杭州开会的胡乔木很支持，但省委宣传部始终不同意，只好作罢。俞月亭老师很失望，1986年3月，俞老师调去福建（后任福建电视台台长）。
我本人的回忆和口述是：1983年8月，经王中教授和省宣传部长于冠西介绍，曾联系过调来杭大的事（未果），当时具体接谈的是新闻专业负责人俞月亭老师。此后我曾来杭大做过两次讲座，接待人也是新闻专业负责人俞月亭或邬武耀老师。1986年在新闻教育界的成都会议上，本人结识了何微、桑义燐、张大芝，以后共同联系调来杭大复办新闻系的事，经过一番周折，1988年1月本人和桑义燐几乎同时调入了杭大。1988年5月，杭大新闻系正式复办。
可以看到，上面两人的叙述中基本史实是一致的，但又形成了互补，俞月亭说到1986年3月他被调走，本人说到了1988年5月新闻系正式复办。
可是下面却看到了另一个时间表，那是张大芝老师口述的：
1980年或1981年春，张大芝和校党委书记黄逸宾和谭石（新闻局长，但未写明那一级新闻局）一起去建德活动。同行的还有王欣荣老师。在那里黄逸宾提出要复办杭大新闻系，并确定要张大芝负责此事，明确地交代说：“这个事情定下来了你去做就是了。”第二年，即1982年，中宣部处长洪一龙打电话通知张大芝说：中宣部新闻局长钟沛璋到嘉兴办事，建议张大芝去嘉兴找钟沛璋谈复办新闻系的事。张大芝便和桑义燐一起去了。当时向钟局长汇报了重建新闻系的情况、汇报了办系的思路、介绍了办系的条件和调入教师等具体事宜，钟局长对此表示同意。从那次谈话后，张大芝老师就积极行动，“新闻系恢复后，第一件事情是调人。” “大概1983年或者1984年的时候，我们把人都已经差不多调过来了。”关于教师，当时已有邬武耀，可当副主任。然后“第一个调进来的是俞月亭”，接下来按顺序是张允若、桑义燐、王欣荣、吴工圣等等。
应该说后者口述的时间概念是有较大不同的。首先，复办新闻系的事整个提早到了1981年和1982年，而那时中文系新闻专业都还没有设立呢！要不要设立新闻专业都还在扯皮呢！张大芝老师本人那时还在中文系大学语文教研室，难道是抽出来专门筹办新闻系了？如果是，那末新闻专业为什么又叫邬武耀、俞月亭主持呢？其次，调人问题在1983和1984年就差不多了吗？其中尤其让人纳闷的是：“第一个调进来的是俞月亭”，俞老师早在1978年就来了，而且已经是新闻专业的负责人，还要你调吗？接下来所列的张允若、桑义燐是1987年着手调动，1988年1月才来的，并不是1983和1984年的事。还有，说1982年（？）去见钟沛璋，同行的是桑义燐，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新闻专业的两位负责人呢？那时桑义燐还在西北大学呢！他不是1988年才调来的吗？
前面说过，同一件事说法不同可以理解的，但是差别如此之大，总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会不会在年份上有口误、记忆失误或文字整理时的失误？这就是通常需要当事人对记录进行认真校阅的一个重要理由。
作为史书的编者或审阅者，面对这类差别巨大的说法，至少应该做出如下努力：一、将不同的说法在口述者间交流，请双方复核自己的说法，并且相互比对、质证。二、寻找有关的旁证，包括寻访在场的第三者，查找有关的档案或书证，进行比对。三、将上述结果以注释的方式写入书中；万一没有明确的结论，也要提醒读者自行注意并思考这些不同的说法。总之，我们的口述史，应该有助于正确地表述历史，有助于后人客观地了解历史；而不是留下一堆相互矛盾的史料，让后人无所适从，甚至还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做考古挖掘式的考证。如果这样，岂不愧对后人了？还何谈修史者的历史责任感呢？
还有，在这本书的末尾，编者撰写了一个系史大事记，虽然写下了1982和1988两个时间节点，但是十分简略，完全回避了上述两种不同的表述；而且提到1982年中文系新闻专业负责人时，只写了邬武耀一个名字，对俞月亭老师提也不提，这到底是疏忽呢，还是别有原因呢？
（写于2017年5月，此次刊发，略有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