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把智慧理解为聪明才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传统的智慧，应该超出这个含义。根据姚新中的说法，智慧是一种基于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考方式，源于内在智力，因外部感受而发展，在既得知识和经验中累积，存于文本，映射思维，记录传统，感悟自然。关于中国智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威夷大学《中国哲学》（季刊）曾刊载大量相关文章，开展了讨论，参加者除了欧美学者，还有中国学者。中国文献是我们考察中国传统智慧的基本依据；文本经由译介在另一种文明中激发了互动，就触发了文明互鉴。
在中西交流史中，我们从三个阶段来观察中西文明互鉴：16—18世纪，中西初识，西方出现“中国热”；19世纪，中国国力衰退，但文明互鉴继续发展；20世纪，中国复苏，走向民族复兴，文化交流更多。
根据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影印本）我们可以统计出如下数据：16—18世纪，中国文献在西方产生了67种译本，其中思想典籍15本，宗教类3本，文学类20本，科学类4本，艺术类1本，历史类14本，地理类3本，社会类2本，法律类2本，军事类3本。19世纪，中国文献在西方产生了995种译本，其中书目类典籍1本，思想类99本，宗教类67本，文学类475本，科学类16本，农事类20本，艺术类5本，历史类200本，地理类77本，教育类2本，社会类19本，经济类5本，法律类7本，军事类2本。20世纪，中国文献在西方产生了1811种译本，其中书目类典籍6本，思想类311本，宗教类101本，文学类905本，科学类22本，农事类14本，艺术类52本，历史类254本，地理类35本，教育类4本，社会类23本，经济类8本，法律类69本，军事类7本。
无论国力兴衰，中国文献在西方的译介数量持续上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智慧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地位。
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康熙时期，中国儒教习俗在罗马传播甚广，由此辐射到法国、德国与英国等西欧国家。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所说，“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欧洲需要新的思想，于是拥抱了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不少欧洲名流大家推崇中国的君主政体、道德规范、文化理念与儒学思想。其中，德国的基歇尔所作的《中国图说》是“中国热”的前奏曲，莱布尼茨的中国情结为学界所耳熟能详，德国甚至有因推崇孔子而受迫害的沃尔夫，其有“孔子的殉道者”之称。英国的威廉·琼斯爵士称孔子为中国的柏拉图，休谟称孔子为“中国的导师”，坦普尔认为孔子的著作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法国有被称为“欧洲的孔子”的魁奈、极力推崇儒家道德的霍尔巴赫、颂扬中国智慧的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伏尔泰曾说孔子是真正的圣人，狄德罗认为《论语》的思想远胜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杜尔哥则依据中国文化建立了其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引用了孔子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提出对于法国大革命民主理想的发展，儒家哲学起了积极作用，并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19世纪，欧美对中国文明的兴趣丝毫不减，这个阶段欧美对中国文献的翻译增加到原来的14倍，文明互鉴到了新的高度。法兰西学院院士儒莲设立了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每年奖1500法郎给中国经典文献的最佳译作。纪尧姆·鲍狄埃说过：“孔子及门徒具有任重道远的自我意识，其目的显然在于说明一个政府有责任完善自我，就像一个人应该完善自我一样。”19世纪初，法国等国家的汉学研究机构发展起来了，德国出现了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的歌德，黑格尔的哲学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俄国的普希金颂扬孔子的教育思想，托尔斯泰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我正沉醉在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教益。”美国的卫三畏认为孔子的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孔子所描述的道德标准影响不可估量。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曾在山东创办蒙养学堂，后升格为书院，课程均以儒经为主。明恩溥说，“儒学是全人类最值得一提的学术成就”。梭罗颂扬“孔子的情趣是多么高贵”，他的《瓦尔登湖》引用《四书》有十多处，与孔孟的理念互动。维切尔·林赛在诗歌中写道，“伟哉孔子”“金玉之言，宛如阳光一样的璀璨”。
早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文献的解读有索隐风格，索隐派颇为风行，基于想象产生了各种合儒论断。英国人理雅格、法国人顾赛芬和德国人卫礼贤是19世纪汉学领域中的标杆式人物，注重文本解读、训诂考据、博采众长。他们针对中国典籍的文化负载词，摸索出间接翻译、诠释性翻译，音译、功能对等术语等方法进行翻译。顾赛芬的译文与理雅格的译著《中国经典》的编排均为上方为中文原文，下方为译文，使原文与译文的对应一目了然。顾赛芬还在原文下进行音译。两人在翻译中都加入了名家注疏或自己的观点，理雅格加在脚注，顾赛芬则加在译文后。这样的翻译排版使他们的文本分析有扎实基础。卫礼贤的成果没有理雅格和顾赛芬那么有系统性，但在可读性上下了功夫。其译著很受欢迎，他的《易经》译本至少被翻译成9种语言。卫礼贤认为德国文化乃至整个欧洲文化呈现出过分理智的倾向，虽然当时技术在发展，但文化正走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而能够使他们得以借鉴、受益的是中国文化，因而其呼吁欧洲与中国相互借鉴。
19世纪，出生于瑞士的英国人所罗门·凯撒·马兰（1812—1894）在文明互鉴方面还做了件极致的工作，他出版了三卷本《〈箴言〉原注》（1889—1893）。在该书中，他至少用约54种语言，援用16000个文本来诠释《箴言》。其中，中文文献用得最多，包括40种中国文献，占其总引文的11%。《四书》《五经》引用量最大，单本引用最多的是《论语》。他也引用道家文献，比如《太上感应篇》，偶尔也引用朱熹等学者的言论。比如《箴言》（3：19—20）：“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马兰用了《道德经》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引了《易经》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还用了《书经》《淮南子》《列子》《礼记》与《诗经》的文句。又如《箴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马兰引了《荀子》的“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又引了《孟子》的：“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还引了《大学》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甚至引了康熙的《圣谕》后用英文写道：“想行为正派就要调心，想调心就要有正确的原则。”但这一巨著曾鲜为人知，直至r.s.辛普森与美国籍汉学家费乐仁注意到，并就这部巨著做了研究，使它免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20世纪及其后西方出现的中国文献译本基本沿袭了19世纪的专业化风格。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死亡与损失使西方人心灵受到重创，因而有人到中国文献中寻觅中国智慧，寻找心灵绿洲，加上20世纪后期中国国力开始复苏，文明互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9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宣布设立“孔子奖”，儒学已经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奋斗与梦想”（21wzsa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