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发表在最新一期《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2012年4月下）。文章建议，“党和政府要出台政策和资金，为那些没有资金创建报纸、频道、网站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创建观点自由传播的媒体平台，使党和政府能听到与中国人口成比例的不同的改革诉求。由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中国党内外的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要通过与基层人民群众的广泛而深入的沟通，重建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联盟。在准备十八大的过程中，党应该尽快放开言论，尽快形成党执政的新的群众基础，重新找到党在国内的政治同盟者。”
一．贫富差距：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
过去一年多来，世界各地都在高举变革的大旗，寻找新的改革出路。从“北非怒火”到“占领华尔街”，这些运动目标都是抗议国家领导人家族腐败、抗议财团控制、反对贫困、反对失业、反对剥削。这些社会抗议者不仅寻求社会经济改革，更是寻求一种社会革命。
“占领华尔街”喊出了很多令大财团不安的改革口号，如“不要干涉国家养老金”、“把你们的钱从大银行里拿走”、“为社会公平工作”、“没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就是腐败”、“我们为冤屈而集结”和“我们是那99%”。
美国1%的人与99%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统计显示，1985年就业人口平均年薪是34044美元，2010年41919美元，25年间工资增长为 7%。但在这25年间，美国精英阶层的收入增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哈佛教授年薪由13.2万美元，增加到19.38万美元，增幅为47%；芝加哥大学教授年薪由11.2万美元增加到19万美元，增幅70%；律师合伙人kirkland & ellis由85万美元增加到307.5万美元，增幅为262%。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年薪由244万美元增加到2013万美元，增幅为825%；强生总裁年薪由224万美元，增加到1836万美元，增幅为719%。
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并不轻于美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到如今，已接近0.5，是世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2009年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称，人口中最富有的10%与与人口中最贫困的10%之间的收入比率，德国为6.9，美国为 15.9。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的研究，2007年中国前百分之十富人的收入是后百分之十穷人的23倍。而在1998年，这个数字仅是7.3。国家发展与改革成果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极少数的人身上，他们是来自金融界、商界、传媒界、学界和政府上层的掌握实权的精英权贵们。如果我们打开新浪微博看看，广大用户们的情绪，会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使整个国家感到愤怒。财富在少数权贵的集中趋势看起来已经失去控制。贫富严重分化已经质疑并开始撼动政权的合法性。
改革之初的受益者——农民，今天变成了改革的失意者——农民工。他们由拥有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居无定所、没有政治权利、温暖家庭的“农民工”。三亿农民工或者夫妻两地分居、或者把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他们自己居住在城市里脏乱破的贫民窟式的房子里。
2007年中共17大召开前夕，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出版了《中国：一个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她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中国越是发达、越是繁荣，中国领导层越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苏珊还写道，30年改革开放已经剧烈地改造了中国社会。从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到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频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这种二元对立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剑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斯泰芬.哈尔坡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识》中写道，“除非北京政权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激烈变革，中国将永远保持分裂的人格。”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在他的《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城乡差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乡下人，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否会把中国推向一个社会抗议频发，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这座社会火山会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同时极大伤害中国共产党一直宣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当前，中共正紧张地筹备十八大。由于贫富分化已经质疑并开始撼动政权的合法性，党内一些人士希望通过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推动党的十八大在党的新五年发展战略中,通过“改革为民”，重新聚集党的政治资本——民心，预防社会分裂与对立。
二．“改革为民”再造执政合法性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毫无偏见、毫无私心地总结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各地的成功实践，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再合法化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定义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兴市场国家”，而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改革话语与执政话语体系中，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在“改革为民”的思路下，以缩小三大差距、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为改革的出发点和改革的目标。
“改革为民”的思路将决定中国能否让改革的各项举措惠及大多数中国人民，将决定中国未来社会能否长期稳定发展，决定中国的政治与政权稳定。如果改革设计俱乐部的精英们不能按照“改革为民“这个思路，将会出现普遍化的社会不满，国家的政策将无法实施，社会不仅将进一步分化，而且会发生社会对抗和社会分裂，导致国家的碎片化。我们未来看到的将不是一个小康社会，可能是一个像埃及或突尼斯那样的两级严重分化的失败国家和社会。
中国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倡导民生大于天。正如古人所言，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鳏寡孤独有所依。而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的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强化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安全、教育、健康、就业、养老和话语表达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就失去了合法性。
由于中国没有实行选票民主，以德治国的政府依靠的是德（德行和口碑），执政和凝聚力的关键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声誉（和口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下去，关键在于还能否在群众心中重新点亮为人民服务这盏红灯。重新高举为人民服务这面旗帜，将使党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当前亟需做的是：在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改革为民”应该成为中共十八大凝聚民心的行动指南。各项改革思路、政策、行动的出台都要走群众路线，要打破顶层权贵俱乐部对改革话语的垄断。改革的方向与举措要以民生为导向，一切的改革以惠及中国最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目标出发，不被国内外权贵精英集团所左右。各级政府围绕民生财政，研究并出台改革思路。各级政府要把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做到50%以上，集中投入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改革、扶植微型企业、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医疗、绿化、养老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而不是把民生都推向市场。
当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最大的不满是腐败，特别是党的高官家族内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党能否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为平息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重新营造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口碑，实现党的政权的再合法化，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尽快公布家族财产、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特别报告其家族成员与上市公司、与国内外各类权贵俱乐部和精英利益集团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不仅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上的三个差距这个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更是要解决政治权利上，特别是在话语上存在的严重贫富差距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关键打破权贵精英集团及其操控的媒体对改革话语的垄断和霸权。
今年年初，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太弱。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近年来，媒体日趋娱乐化、暴力化、操纵化。没有思想内容的电视剧在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象的包围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三个差距问题，被引导到娱乐上。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学界、教育界和媒体，占领了启蒙课堂。面对话语强势集团不断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文革体的意识形态批斗和人身攻击，越来越多的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有人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操控媒体和舆论，以权谋私，把媒体当成权力斗争的武器，破坏党的内聚力。苏珊.舍克在《中国：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指出，如果党的高层领导集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保证军队站在党的一边，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暴乱,除非人们从高层看到的“默许”的信号。如果群众发现高层分裂，人们就会毫不畏惧地走上街头抗议。如果军队发生分裂，或者放弃了对现政府的支持，整个政权就会顷刻坍塌，中国社会将是前苏联的命运。如果党失败，党的各级领导人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惨重的。他们个人乃至他们的家庭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党未来改革的设计必须走群众路线，听取民众的呼声，必须打破少数权贵精英的在改革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和黑箱作业。为此，要确保人民群众切实的言论表达自由权利。党和政府要鼓励而不是限制人民群众就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政治与经济改革等大事上自由表达思想观点的权利。只有人民群众的呼声在媒体上合乎比例地得到自由传播，党的高层方能准确了解民意，真实把握中国社会现状和民心趋势。当前的危险是，党与真实的民意民心渐走渐远。中国共产党亟需明晰自己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哪里。党的领导干部不要恐惧网络和微博上的群众言论。对于群众的愤怒言论，不要堵，不要采取鸵鸟态度。大多数民众对党和政府发自肺腑的激烈批评，更多地是他们对党和政府还存有期盼，他们是在争取一个惠及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改革，而不再是仅仅为小集团致富的改革。
为此，党和政府要出台政策和资金，为那些没有资金创建报纸、频道、网站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创建观点自由传播的媒体平台，使党和政府能听到与中国人口成比例的不同的改革诉求。由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中国党内外的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要通过与基层人民群众的广泛而深入的沟通，重建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联盟。在准备十八大的过程中，党应该尽快放开言论，尽快形成党执政的新的群众基础，重新找到党在国内的政治同盟者。
三．自主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就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是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从而退出执政舞台。
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不仅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牛津大学不久前出版了杰佛利.华瑟斯妥姆的《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指出，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奥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
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在经济领域创新地与世界接轨，同时在政治社会发展上试图创新西方模式，其发展模式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打破了旧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在考察了中国西部地区后曾撰文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它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个模式十分注重平衡 ——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平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人类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这种模式被称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追求可以满足所有人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社会主义模型，利用市场的力量充分释放人类才智的潜能，并使得这个发展过程在中华文明的严酷考验下始终兴盛。中国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古老东方国家，有能力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来科学定义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发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中国能否破解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城乡二元对立导致的人格分裂难题是对世界现有发展模式的挑战。如果新的知识和新的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挺拔胜出，人们将有一个崭新的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与命运，人们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范式将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将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强势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