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次：为什么是波兰人在东部占得越来越多的土地呢？是由于他们的经济手段优秀？还是因为他们的资本雄厚？都不是。原因其实相反。适合东部气候和土壤的耕作方式，是种植谷类和马铃薯、配合粗放式牧牛。在这种耕作方式下，农民要尽量避免市场的不利影响，就只有把农产品放进肚子；因为进入肚子的农产品，完全不会因为价格下跌而贬值。这种农民只是自给自足；当然，自给自足的农民，如果能把物资和精神自下而上的要求降得越低越小，生存的机会就越高。德国东部的波兰小自耕农，和德国西部的小自耕农完全是两个样。西部的小自耕农，就像我们从莱茵河得天独厚的河谷地带所能观察到的一样，拥有一小片土地，通过经营温室和菜蔬花果农圃（market-gardening），供应城市的市场，忙得不亦乐乎。而在东部的波兰小自耕农，可以说真的吃草为生，所以才获取了更多土地。他不是忍受着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东部的，而正是凭着对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
日耳曼和波兰这两个民族，长久以来在东部都面对同样的生存条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或许会认为，这两个民族因此都拥有同样的物质和精神特征。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物竞天择过程：一个民族兴盛，一个民族衰落。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获得胜利。
各民族适应能力的差别，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是长期的遗传（breeding），并且还会因世世代代的际遇不同而产生变化。无论如何，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应该把不同民族的适应能力视为既定。
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像我们当中的乐观者所想的那样，总是使更高等、或更有经济头脑的民族胜出。这一点我们刚刚才看到，人类历史上，劣等民族胜利的例子实在不少，当一个人类社群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或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会消失。现在，就德国而言，由于农业耕作模式转变，以及农业面对深重危机的关系，使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走向胜利。甜菜种植业日益繁盛、谷物种植业日益无利可图，这是同步的发展，而且结局都一样：甜菜种植业兴旺使波兰季节工繁衍，谷物种植业衰落使波兰小自耕农繁衍。
我要强调：我并不打算从上文所提到的种种现象中，发展出有关这些现象的什么理论。一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特征，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目前肯定无法解决，我对于这个问题只好退避三舍。
撇开这个问题后，我想人人都不约而同地首先要问：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但是，请各位原谅，我不会在这里就此问题作出详尽的讨论，而只会集中讨论两点建议。我认为，这两点建议是从维护德国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事实上，这两点建议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这两点建议分别是：
关闭东部边界
俾斯麦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期间，曾执行过这个政策。但俾斯麦于1890年3月20日辞职后，东部边界再次开放。外国人虽不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但可以用外来劳工的身份进入德国东部。唯一受惠于外来劳工潮的，就是东部大庄园主。但普鲁士统治集团的高层中，有一位产生了“阶级意识”的地主，为维护日耳曼民族利益，要驱逐这些外来劳工（中译按：指俾斯麦）；而另一派则为维护东部大庄园主利益，强烈要求输入外来劳工。这反映出：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阶级的经济利益并非总是扮演关键角色。关闭东部边界政策的失败，是国家权柄落入宵小之手的结果。
由国家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
这就是说，一方面扩大皇室土地（crown land），一方面协助德国农民拓殖适合耕作的土地，尤其是拓殖适合耕作的皇室土地。
从日耳曼民族利益的角度而言，实行这两点建议，从而消灭那些依靠外来劳工的大庄园，是值得的。反正，不这样做的话，我国东部的庄园土地也会被贫穷落后的斯拉夫民族逐渐蚕食。要阻止斯拉夫民族涌进东部，就必须把东部大量土地收归国有。政府这样做，不仅符合日耳曼民族的利益，同时也可杜绝大庄园主的索取，庄园既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本应由他们承担经营庄园的风险和责任，但他们却总是恃着庄园的重要性，要求政府的保护。我所指的索取，是指较早前的两点建议：由政府垄断谷物的进口[这是坎尼兹（kanitx）于1894年提出的]，以及由政府每年向东部庄园主提供5亿马克的津贴。
但如前所言，我今天想要讨论的并不是普鲁士农业政策的这一具体问题。相反，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的首先是这一事实：德国人需要从经济上保护自己这样的问题不管怎样都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且我们都认为德国人在德国东部“应当”受到保护，都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从保护德国人这种角度出发来制定。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提出这种要求？对此的答复尽在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民族国家。
但是，从“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出发应该怎么说呢？“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是否应当把这种民族主义价值判断看成偏见，从而应当小心翼翼加以摆脱以便用经济学自身的特定价值尺度来衡量经济的事实，不受任何感情好恶的影响？我们由此不能不问，什么是国民经济政策（volkswirtschaftspolitik）特有的价值尺度？我愿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kampf）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德国农民和短工在德国东部并不是被政治上占优势的敌人以公开冲突的方式赶出自己的土地。相反，他们是在为日常经济生存而与一个劣等民族竞争并在这一无声而惨烈的斗争中变得每况愈下。他们离乡背井，走向黑洞洞的未来。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众所周知，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根据这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经济学工作的唯一可理解的目的就在于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平衡”（lustbilanz）。然而，单是人口问题这无法让人轻松的严重压力就足以使我们无法成为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和平和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工作都只有以利他主义为基础才可能。人们今天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努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使未来的后代受益，而非这一代人自己受益。如果我们经济学的工作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在于而且只在于对未来、对那些在我们以后降生于世的人有所帮助。但也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不能以对幸福的乐观主义期望为基础。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我们最好记住，在进入人类历史的未知将来的入口处写着：lasciate ogni speranze（放弃一切希望）！
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但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们天真地认定以致顶礼膜拜的价值标准却或是商品生产的技术性经济问题，或是其分配问题（社会正义）。然而，人们事实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觉到某种绝对压倒这两种价值标准的东西，这种感觉尽管模模糊糊但却不可抵御地绝对主宰着我们，这就是我们事实上意识到，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说到底最关切的是“人的素质”；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提防一个特殊的错误观念。
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这种特殊族系性是我们从自己本性中就能观察到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每当我们认为自己最彻底地逃脱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时，恰恰也就是这种局限性最强烈地束缚我们之时。说得略为夸张一点，如果千年之后我们再度走出坟墓，我们在那些未来族类的面相中首先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族类的依稀印记。诚然，即使我们在此世的最高终极理想也会改变和消逝，因此我们并不奢望把我们的理想强加于后世。但我们确实期望，未来将认我们这一代的素质为其自己素质的祖先。我们致力以求的是以我们的劳作和生存方式为本民族后来者树立先驱者的楷模。
由此，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这种情况会因为现代经济发展已经超出国界而成为一种全球经济体就有所改变吗？“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会与经济政策的“民族利己主义”一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吗？照此说来，既然家庭现在已失去了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原始功能而被纳入了民族经济共同体之中，人是否就不应该再为自己及妻小的经济利益而斗争。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只不过斗争现在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且这些新形式究竟是使斗争更为缓和，还是使斗争更为激烈更为尖锐，现在尚言之过早。同样，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我们能传给子孙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族类素质的永恒斗争。同样，我们决不能沉溺于乐观主义的期望之中，以为只要我们能使经济达到最高发展程度就算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天真地以为在“和平的”自由经济竞争中物竞天择的过程必然会使经济最发达的族类自动取得胜利。
我们的子孙后代冀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担起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自由空间供他们驰骋。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对我们而言，民族国家并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有些人把民族国家抬得高不可攀，殊不知被抬得越高，其性质也就越是如坠五里烟雾之中，事实上，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我们所谓“国家理由”，并不像有些人莫名其妙地所曲解的那样，似乎我们在一味鼓吹“国家扶助”而非“自助”，或主张国家任意干预经济生活而非经济力量自由竞争。非也！我们提出“国家理由”这一口号的目的只是要明确这一主张：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
我在这里是否有点不必要地向诸位重复这些看上去不证自明的道理？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位经济科学的年轻代表是否更加没有必要这么做？不然！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似乎恰恰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最容易经常视而不见这些最简单的判断力基础。我们今天亲眼目睹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课题在这一代人中引起以往从未有过的普遍兴趣。在各个领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所谓“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大行其道。社会政策取代了政治而成为人们的中心关切，恰如经济的权力关系取代了法律关系，文化经济史取代了政治史。在历史学界最突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学家不再向我们讲述我们祖先的光辉战绩，相反，今天他们详细讲述的乃是“母权制”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概念，而使战胜匈奴的卡塔洛尼平原（catalaunian）战役这种事件被迫居于将要。同样，某位天真的经济学理论家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到这种程度以致认为他可以把法学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的侍女”。不过有一点确实无可置疑：“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已经深入到法学领域，甚至在法学最神圣的领地即查士丁尼大帝的《学说汇纂》研究领域，经济学的幽灵也已开始出入。而在法庭的判决书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每当法律概念难以解释时，所谓“经济学理由”就成了引证的根据。总之，套用某位法学界同人的半指责用语，我们经济学家现在真是“交了华盖运”。
当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如此自信地一往直前时，那就已经有落入幻觉的危险，即过高估计了自己这种视角的重要性，尤其是把一种只具有相当限定性的视角当成了唯一的视角。恰如在哲学领域，哲学反思题材的扩展不免使许多没有哲学头脑的人误以为哲学的最终根本关切已经不再是人类理解的性质这类老问题（今日许多哲学讲座交给了一些生理学家把持这一事实自然也使人们更有理由如此认为），同样，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新一代人不仅深信，经济学的进展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各种社群组织性质的认识（erkenntnis），他们甚至进而想念，经济学已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对这些社群组织作出最终的评价。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从其材料中就能抽取出它“自己”的理想法则。然而一旦人们试图从我们经济学的文献来寻找到底什么是经济学“自己”的评价依据，那就会立即发现，所谓存在着独立的经济理想法则或独立的“社会——政治”理想法则这类观念都只不过是一种视觉幻象而已。事实真相是，我们只看见一个混乱不堪的评价标准，半是幸福主义，半是伦理主义，而且常常两者并存，不知怎么拼凑在一起。
事实上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到处都在作出价值判断而且毫无羞愧之心。真正说来，如果我们经济学家回避对经济现象的评价，那也就是回避人们期待我们经济学家能做的事。但问题在于，在极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都缺乏自觉的自我审视，往往对自己判断中的内在矛盾毫无意识，因此每当他试图以一般的术语来表述他的独特“经济学”判断原则时，他也就立刻变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作判断的人在自己心中非常清楚而且能向他人澄清其判断的终极主观依据，这里所谓终极主观依据就是指判断者在对其观察的事情作判断时所依据的理想。事实上，我们经济学家在我们的研究课题中所引入的那些理想并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更不是由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所发明出来的，相反，这些理想乃是古而有之的人类理想的一般类型。只有那些一味从纯粹柏拉图式的技术主义兴趣出发的人，或反过来，只有那些一味从某一特殊阶级（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人，才会想念从研究材料本身中他就能得出他自己的价值判断。
那么，我们这些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嫡系传人们是否就没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注意这些最简单的真理？绝非如此，因为我们事实上特别容易落入一种独特类型的幻觉，即认为我们这些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传人们能够完全避免作出我们自己的有意识价值判断。但任何人都很容易向自己证明，实情当然是我们并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而是时时不知不觉地落入本能、同情和反感之中。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在分析和说明经济事件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往往在无意识中反而决定了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判断。因此我们或许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怀有警惕之心，以免我们德国历史经济学派已故和健在的大师们赖以成就伟大学术的素质在我们这一代反而转变为不利因素。就实际研究而言，我们不能不注意以下两种不同的经济分析出发点（事实上就已经隐含了不同的价值判断）。
一种是我们主要自上而下地观察经济发展，从德国统一前各大邦行政史的顶点出发，追溯它们在行政上管理经济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自觉地成为它们的辩护士。例如，如果行政当局决定关闭东部边界，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这决定是一系列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人人记忆犹新的历史发展过程使今天负有重大使命的国家当局必须作出这种决定以维护民族文化。反之，如果行政当局没有作出关闭东部边界的决定，则我们又更会认为，政府的这种激烈干预部分是不必要的，部分则已不再符合时代潮流。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自下而上地观察经济发展过程，专注于上升阶级是如何从经济利益冲突的混战中脱颖而出这一解放斗争的伟大场景，并观察经济力量的平衡是如何逐渐转向有利于这些上升阶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不自觉地站在了这些上升阶级一边，因为他们是强者，或正在成为强者。而因为这些上升阶级是胜利者，所以他们似乎也就证明了他们代表着一个“在经济上”站在更高发展水平的新类型的人。历史学家尤其太容易成为这种观念的俘虏，即认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必然代表“更高发展”水平，而生存斗争中的失败者不消说就意味着他们代表“落后因素”。因此，每当发现权力转移的兆头第一次出现时，历史学家都会大为高兴，不仅因为这新的发现证实了他的观察，而且更因为他实际上隐隐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一种胜利，因为历史正在兑现他所开出的支票。不知不觉地，他对一切抵制所谓历史发展的事物实际上也就抱着一种相当敌意的态度，他无法平心静气地承认，这种抵制本是不同利益都要求得到表达的自然结果，反而觉得，这种抵制简直是对他历史学家开出的“历史判决”的大逆不道的反叛。历史学家的责任本应对历史事件采取批评的态度，即使对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历史趋势的可忽略结果的事件也应如此，但实际上往往在最需要批评精神的时候历史学家却恰恰放弃了批评态度。不管怎样，我们历史学家实在有一种太强的倾向，即加入经济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者阵营，从而也就视而不见一个重要问题：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一致。
正是这一“经济权力与民族政治领导权的关系”问题把我们带到了一系列有待深思的更具实践政治性质的问题。我们经济民族主义者必须以一个我们认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那些领导民族或渴望领导民族的阶级。这个政治标准就是这些阶级的政治成熟性。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指这些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一个民族诚有侥幸的时候，即当某一阶级天真地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社会普遍利益时碰巧也符合民族权力的长远利益。但是，当然对所谓“经济”的夸大强调所导致的一个虚妄之见恰恰就在于，人们认为，政治共同体的归宿感已不足以维系时时歧异的经济利益，而且事实上这种归宿感本身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种经济基础才支配着经济利益组合的变动趋势。但这种说法只有在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迁的情况下才有一定道理。这里可以指出的一点是，在像英国这样的发达民族中，人们并不需要每天被提醒他们的经济成功如何依赖于他们民族政治权力的国际地位，因此这种民族的广大群众在为自己的日常油盐酱醋操心时一般并不具有时时关心其民族政治利益的本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期待他们具有这种本能。但在重大时刻，例如爆发战争，这些大众同样立即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民族权力的至关重要性，而且在这种时候可以立即看出，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统治经济阶级的组织，相反，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政治本能乃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但正因为如此，经济政治领导阶层的特殊职能恰恰就是要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事实上这是这些阶层存在的唯一政治理由。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每当一个阶级获得经济权力时它也就开始相信自己应掌握权力。不消说，由一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实行政治统治（herrschaft）是危险的，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是有悖于民族利益的。但更危险的是，那些已经开始掌握经济权力从而跃跃欲试期待接管政治统治权的阶级，却远未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以掌握国家的航向。德国目前即处于这两种危险同时并存的状况中，了解这一点乃是理解我们目前危险处境的关键所在。我在今天演讲开始所讨论的问题即德国东部的社会结构变迁，也需要置于这一更大的背景下来认识。
直至今天，德国王室在普鲁士的政治基础一直依赖于普鲁士容克地主这一社会阶层。只有靠着与容克阶层的合作（同时也是为了抑制他们）王室才得以建立普鲁士国家。我当然知道，容克这名称在我们南部德国人听来是一个令人憎厌的词。因此如果我现在要说几句他们的好话，也许会被认为我也与“普鲁士”同声出气。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道理。诚然，即使在今天的普鲁士，容克们仍然相当有权有势，能够以一般公民做不到的方式直接向王室提出他们的要求；同时，他们历来使用权力的方式亦可圈可点。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让一个像我这样出身市民（burgerlich）阶层的学者会热爱他们。但尽管如此，容克们所具有的政治本能实是一笔最大的资本，这使他们曾为国家的权力利益做出贡献。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且今天已处于在经济上垂死挣扎的状况中，对此不管国家采取什么经济政策都将无法拯救他们，他们昔日的社会显赫地位已一去不复返。
此外，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们今天面临的使命已在不同于他们当年，要完成这些使命已超出他们的能力。那位最晚出最伟大的容克（俾斯麦）曾执德国之牛耳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未来对他的评价或许是，他作为政治家所完成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业绩同时也包含着一个悲剧成分，这一点许多人到今天仍未看出。这悲剧在于：由他一手完成统一大业的这个民族，甚至还在他在位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与他的愿望大不相同的民族：经济结构逐渐但不可逆转地在改变，人民日益要求改革各种制度，但这些要求却是他或者无法给予满足，或者他那专制性格不能容忍的。正是在这点上，可以说俾斯麦一生的事业失败了一半，因为他一生所致力的本不仅是民族的外在统一，而且更是民族的内在统一，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后者即民族的内在统一并没有在他手里完成。确切地说，民族的内在统一并不可能以他那种统治方式来达成。当去年冬天在王室的精心安排下他进入大肆欢迎他的帝国首都时，我相信许多人确实觉得好像萨克森瓦德（sachsenwald）已经应验了古老的基夫豪泽尔（kyffhauser）传说一般。但这种感觉并非人人都有。相反，我们很多人在那冬天毋宁更感到一种风萧萧的寒意，徒生一股“俱往矣”的怅然。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幽灵从过去的伟大时代向我们走来，一步步走入新的一代人中间，在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中不知所以地徘徊，对此我们能不感到压抑之极吗？
东部的大庄园是普鲁士统治阶级的基础，这一阶级分居于乡下，庄园就是他们与官方的社会结合点。然而，随着庄园的式微，随着古老土地贵族社会品格的消逝，政治知识分子的重心正在无可阻挡地从乡下转到城市。这一转移是东部德国农业发展的决定性政治因素。
但是，容克阶层的政治职能将转到谁的手中呢？我们又怎样看待这些接管权力者的政治志业？
我是市民阶级的一员。我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市民，而且我历来生活的氛围就使我具有市民阶级的观点和理想。然而，我们经济科学的职责所在就是要向人们说出他们不愿意听的话，不管这些人是高于我们的人，低于我们的人，还是我们自己阶级的人。正是从这种职责出发，我扪心自问，德国市民阶级是否已成熟到可以成为德国民族的政治领导阶级？就今天而言，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德国作为一个现代统一国家并不是由市民阶级以其自身的努力所缔造的，而且在开国之时君临全民族的凯撒式人物没有半点市民气质。民族统一之后更无人再提出新的伟大“权力政治”目标；只是很久以后才有羞羞答答、半心半意的所谓海外“强权政策”（machtpolik），但纯粹徒有其名而已。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族统一完成以后德国充斥“政治厌倦症”，新生代德国市民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和“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德国的历史似乎已经走到了头，上千年的奋斗似乎都已在今天完全达到。谁会来操心问未来是否将认为我们这一代乃行尸走肉、坐失良机？真的，人们简直以为世界历史在德国统一以后已变得温良恭俭让，各国都已息事宁人，再不会有人惹事生非。但今天，该是我们变得更清醒的时候了，该是我们打掉一切幻想，认清我们这一代在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认识问题，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情景。因为事实上，在我们出生之时历史老人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乃是以往任何一代都未受过的最可怕诅咒，这就是：注定成为“政治侏儒”。
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德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都是丑态百出，让我们觉得无地自容？我们这些尚未堕落到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的人早已忍无可忍地看够了政治侏儒们令人作呕的表演，这些表演表现在最近几个月的事件中（对此那些市民阶层政治家要负主要责任），更充斥于历来德国国会内的种种高论，亦见于民间对国会的态度。德国统一时那种气吞万里、威震全球的声势对我们这一代似乎已成了太耀眼的阳光，照得市民阶级不知所措，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力。我们不妨就看看这个阶级现在的作为。
德国市民阶级的上层圈子毫不掩饰地一心只盼望一个新凯撒上台保护自己，他们既害怕人民大众自下而上反对他们，又怕王室有社会政治改革之心而从上面威胁他们。
市民阶级的另一部分则与中下阶级的广大阶层一起早已沉入政治市侩主义的泥坑而无以自拔。尚记得在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本立即面临刻不容缓的新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这些市侩市民阶层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沿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将意味着什么！
德国市民阶级从上到下的这种“政治不成熟”并非是由经济原因所造成，亦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由于利益败坏了政治，因为所谓“利益政治”在其他国家并不下于德国。政治不成熟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个阶级历来的“非政治”本性！须知耽误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而由一个伟人统治亦非就是政治教育之道。由此，对于德国市民阶级的政治未来而言头等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即使他们有心在政治教育上补课，现在是否已经为时过晚？在这里，任何经济因素都不能代替这种政治教育。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阶级足以代表更伟大的政治未来？现代无产阶级非常自信地宣称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实现中产阶级的理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执掌民族政治领导权的要求？
就德国而言，任何人如果宣称德国工人阶级今天已经达到政治成熟或已在走向政治成熟，那他一定是个阿谀奉承之徒，只不过在追求可疑的喝彩声罢了。
德国工人阶级的最上层就经济上而言远比自命不凡的有产阶级想象的更成熟，他们也完全有权利要求自由，有权利以公开组织起来的方式为经济权力而斗争，从而捍卫他们的利益。但在政治上，不管一小撮想要垄断德国工人运动领导权的落魄文人如何想使工人们相信他们已经成熟，德国工人阶级事实上远未成熟。这些落魄市民阶层的小圈子总是喜欢自作多情地津津乐道以往历史上的某些业绩以自喻，而某些焦虑万分的甚至真会被他们迷惑，以为他们是法国大革命时“国民大会”领袖的精神后裔！但实际上他们远比他们自己想象得要无足轻重得多，因为他们既没有半点卡提林纳式的行动魄力，更没有丝毫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而这两者恰恰是法国“国民大会”的灵魂所在。这些落魄文人只是小有政治手腕的可怜虫，他们根本缺乏一个有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他们试图使工人们相信，凡是现在在政治上反对工人分享国家权力的人都是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但这并不符合事实。
人们在我们德国学者的书房中将绝对找不出多少与资本利益集团的瓜葛，但我们同样质疑工人们是否已达到他们的政治成熟。我们在政治上反对工人执政是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一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所领导，而德国无产阶级至今尚未摆脱这种市侩气。为什么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呢？这里的原因不仅在于英国工人在组织起来为自己利益而斗争方面有着更长的历史从而使他们的工人受到更充分的经济教育，相反，我们在这里必须首先注意的又一次是一个“政治”因素，这就是世界强权地位对因内政治的反馈。这种世界强权的地位使国家不断面临权力政治的重大决策，从而使其国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经受了政治教育，而这类政治教育的机会在我们这里却只有当外敌入侵这种“非常”情况下才会让人感受到。
我们德国今后是否能成为世界强权的关键或许端在于，在事关我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政治决策是否能够使我们更自觉地意识到“权力”这一重大政治因素的全部重要性。我们必须明白：国家的统一本是一个民族最好在其青年时代所达成，但在我们德国则是在民族的晚年才完成；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
我们德国将会面临的危险由此是：市民阶级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权利，但同时没有迹象表明工人阶级已开始成熟而可以取代市民阶级。
这种危险并不是大众造成的。许多人瞪大眼睛呆若木鸡地看着社会底层，总以为危险在于大众。但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我们社会政治活动的目的并不是要使每个人都幸福，而是要达成民族的社会联合。这种社会联合在现代经济发展下已经分崩离析，我们必须重新造成民族的社会联合才能应付未来的严酷斗争。只有当我们真正成功地造就今天的工人运动所缺乏的一个“工人贵族”阶层以担纲政治意识，市民阶级至今力不胜任的领导权才可能卸交到工人阶级的宽阔肩膀上。但这一时刻尚远未到来。
就目前而言，有一点应已确定无疑：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再不能延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责任莫过于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政治教育的任务并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致力于民族的政治教育。我们政治经济学尤其必须以此作为我们学科的终极目的。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腐蚀着人的天然政治本能，如果经济科学也同样走向以腐蚀政治本能为己任，一味只知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景观而全然不察把这种景观当作独立的“社会政治”理想乃是十足的错觉，那么不管这种景观被描述得如何像人间天堂，都只能表明经济科学已多么不幸地误入歧途。
当然，我们确实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和别人，政治教育的工作并不是要成天唠唠叨叨对民族达成社会和平的前景投不信任票，也不是要力图使“世俗之手”（bracchium saeculare）伸得像教会之手那么长去支持现存权威，这都与政治教育的任务背道而驰。但，任由人数日多的半吊子社会政治家们（恕我如此称呼）齐声狺狺叫卖陈芝麻烂谷子将更不利于政治教育。同样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那种让人说不出有多难受的小市民软心肠态度，不管它多么温乎乎地富有人情味，但它只能导致人们以为可以用“伦理”理想取代“政治”理想，并进一步把这种伦理理想等同于普天共好的乐观主义期待。
今天，国民大众蒙受的巨大苦难沉重地压迫着我们这一代的社会良心，但我们必须恳切表明：我们感到更加沉重的是我们在历史面前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已注定看不见我们所从事的战斗是否会取得胜利，我们也无从知道后人是否会承认我们是先驱者。我们也不可能成功化解历史对我们的诅咒，即我们来生太晚已经赶不上一个消逝了的伟大政治时代。我们唯一还能做的或许只能是：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之来临驱马先行！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我们这一代在历史上的地位，我能说的只是：催人苍老的并不是岁月，一个人只要时时具有天赋我辈的伟大激情，他就能永葆青春。因此，在结束我的演讲时请允许我这么说：
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德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其目标，德国民族情操就永远不失肃穆而庄重。
本文原为马克斯?韦伯于1895年5月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nationalokonomie）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同年7月以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akademische antrittsrede为题出版。文章来源于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