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伟宁“部长”辞职之后，立言，“教长恐难产，大家都很怕，没人敢来。”
其实，不仅仅是“教育部长”不好找人，整个行政体系都出现政务人才供给的断层危机，这是因为我们民主体制内各种问责、制衡、监督与抗争机制都已经走火入魔。
曾几何时，台湾社会培养的优秀人才都将出任政务官视为畏途，因为我们的政治运作模式已经变形为人才糟蹋机制，既不提供“部会首长”合理的薪酬待遇，也不给予起码的尊严，而且稍有不慎就折损报废。
首先，政务官必须经得起“立法院”的折磨与羞辱。
我们“立委”最擅长的作秀戏码，就是将政务官在电视摄影机镜头前面批评得一无是处，反对党的“立委”更是以凌辱部会首长作为累积个人问政资本的唯一法实。
政务官还必须不时应付个别“立法委员”私下的预算辅助需索与个案关说，稍不顺其意就会遭到私仇公报，不是自己部会急需推动的法案被无由搁置，就是某些预算项目遭到冻结，或是在审查总预算的时候，被暗度陈仓的“附带决议”所以突袭。
其次，政务官还必须耗费大量精力来应付专业水准与专业伦理普遍不佳的国内新闻媒体。
电视新闻普遍有弱智化倾向，电视镜头永远都在捕捉辛辣、逗趣、出糗的画面，正经的政策说明场景都被剪接为三十秒不到的零星画面。如果有不满团体出面抗议某项政策，无所不能的电视名嘴又千篇一律地给政务官冠上“欠缺沟通能力”的大帽子。
平面媒体也普遍倾向煽情化的新闻处理，而且在恶性竞争环境下，媒体主管的专业素养已经被“置入式行销”的陋规所掏空。他们养成的扭曲心理是：如果让新闻报道完整呈现政府官员的重要讲话或政策说明，等于是报社赠送免费人情；部会首长如果想要让自己的政策理念完整披露，必须用预算来购买整版广告。
我们可以用古罗马竞技场来比喻台湾“官不聊生”的情景。现在进入行政部门担任政务官，形同被送上搏命舞台的神鬼战士，“立法委员”将“国会”制衡与监督机制无限上网；职业社运人士不达目的绝不休止；抗争民众与狗仔队如影随形，他们形同竞技场里饥肠辘辘的狮子、老虎与豺狼。我们的党政记者、新闻主播、电视名嘴、民调机构、网络评论家与八卦杂志，如同竞技场看台上的狂热观众，已经被嗜血游戏养足胃口，欲罢不能。
在这种变形的民主体制下，出任政务官，不但要任劳任怨，还要忍辱负重；不但要完全牺牲个人隐私，还要枵腹从公、全年无休；而且没有任何工作保障，须随时准备打包走人；卸任后若没有借调单位可以回去，只能委身替媒体或企业大老板打工。
政府是管理现代社会的龙头，如果一个政治体制经年累月地糟蹋政务人才，其结果必然是严重的社会自我耗损，以及行政体系决策品质与执行力下降，群龙无首无脑的恶果还是得由全民买单。
来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