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天，中共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从政治理论和组织构架上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重要关系：共产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中国在深改元年的政治发展给中国的政党理论提出了新的任务：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根据中外的一些民调统计数据）？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多党制中的政党上有何异同？中共在现代建国与国家制宪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政治性”或“政治化”的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什么不同？今天的中共究竟是中华民族派生出来的的“执政精英团队”，还是像西方政党一样代表某个社会群体的某个“党派”？中共对政府施政、司法运转和军队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应当以什么具体形式体现出来？“党政分开”、“党政分工”或“以党统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现实中更具有操作性 ？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这些基本问题，位于南京的中国力研究中心于2015年1月11日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具有探索性的研讨会，各位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下面是与会者寒竹、曹锦清、杨光斌、王建华和刘晨光五位学者的发言摘要。
寒竹（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主持者）：2014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深改元年”，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政治领域，“深改元年”有两个最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四中全会，一个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而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加强党在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一些人把它理解为宣传和推行法制建设的一个会。我觉得这样理解并不是很全面。中共讲依法治国，实际上已经讲了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曾经提到依法治国，十八大的依法治国意义何在呢？ 是重复了过去的表述？还是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呢？
需要强调的是，四中全会是执政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政治会议，而非政府的法律工作会议，这个中央全会是要给中国的政治构架，主要是党与国家、党与法治的关系做出更清楚明确的界定。所以，四中全会确实是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但对这次会议理解必须要从国家政治层面来理解，而不是仅仅从法律层面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比前30年讲的依法治国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起着规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依法治国在中国已经讲了三十几年，但在这个说法的背后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把依法治国理解为执政党依照宪法、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政府和社会，在现实中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另一种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把党的领导与法治看成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认为讲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解决司法独立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
由于在四中全会前，社会舆论，包括党内存在着对依法治国的这些不准确理解，四中全会需要正本清源，需要进一步阐明了党和国家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按照中国的政治构架，党居于国家的领导核心位置。党领导社会各界的先进代表制宪、修宪，保证各级政府做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而中国的宪法和各种具体法律则体现出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的基本性质。党的领导是建立法治中国的根本保障。所以在中国，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2014年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则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会议地址选在古田显示出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2014年的“新古田会议”高度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而铸牢军魂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要求军队各级党委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彻底落实。
由此看来，深改元年中国的政治实践给中国的政党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按照西方经典政治学理论，政党制度就等同于多党制度，多元性才构成政党，每一个政党都是多中之一。而整体性的党则意味着独裁，甚至意味着政党制度的消失。马克斯·韦伯说，没有竞争性轮替的话，这样的组织就不能叫做党。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西方政党理论的主流。按照这种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党，就丧失了政党政治本来的意义。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也有很接近的表述，自由派自不待言，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度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政治愿景和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左翼学者如汪晖则认为，共产党1949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开始去政治化，79年后去政治化就更明显了，不讲阶级性。党变成一种中性的政党机构。按照中国新左派一些学者的理解，如果政党不再是一个派别，不再是多中之一，而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多的一，也就不叫做党了，至少不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党，而演变为国家性的党。新左派的一些人把政治性理解为阶级性和阶级斗争是否符合西方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否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回到把政治阶级斗争化的老路？上述两种政党理论给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首先，中共和西方政党有什么差异？本质上有无不同？中共这个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的现实基础在哪里？中共究竟是多中之一？还是涵盖诸多的一？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探讨党和国家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关系。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通常是：社会精英集团先完成建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先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宪法，然后为了选举而逐步形成了政党，西方的政党在本质上就是选举党。西方各国的发展大同小异，脉络非常清楚。
而中国的党与国家关系和西方的党与国家关系是不一样的。晚清时期出现的兴中会、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党，而是革命党和建国党。而最终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共与国家的关系更为清楚。1921年先有12个人在浙江嘉兴开会建立共产党，这个党在1927年建军，1949年建国，然后领导社会各界精英制宪和修宪，成为治理中国最核心的力量。现代中国的党、军、国在时间和逻辑上的顺序和西方大不同。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代表性问题。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党是一个派别。中共一开始也是一个派别，中共的建党方式在一开始是是列宁式的，即作为一种阶级的代表的党，而且有明确的革命对象，中华民族内部在革命时期有5%和95%的差别。现在，党的阶级性并没有变，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代表性有没有与时俱进而发生变化？如果有，阶级性与代表性的差异性在哪里？十八大的党章讲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何同时体现这两个先锋队？
第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党的功能是什么？西方政党功能就是为了选举，每年召开民主党、共和党代表大会都是为了选举动员。在中国，政党的功能主要是治国，治理国家，领导社会大众进行经济建设。这就使得中共的性质和西方的党有了根本性的区分。中国的党和西方的党都是叫做党，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现实功能上有根本差别，这给我们的政治学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关于自己国家的政党理论。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刚才寒竹老师都把问题提出来了，都很尖锐。十八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个问题，为何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中国政治的重心？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共产党这次聪明。因为它内涵了一个前提就是党的执政地位不容讨论。但面对新的形式，党的执政方式又容有大规模讨论和创新的余地。二十几年来政治学都围绕着第一个问题：党的执政地位在哪里？把所有转型过程当中、治理当中出现的问题，无论是经济、社会、环境的等都归结为政体问题，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后要对所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所以政体改革之后，那是1998年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和吴敬琏有一次会议。他的两个命题后来广为传播。其中第一个命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政体不改革，腐败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且他把社会分化问题也归结为制度的问题。这个政体必然造成经济寡头，他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认为市场是好的，市场是天然的平等主义。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逾越到政治层面来考虑问题。97、98年躲在经济领域里面的自由主义叙事完全变为了政治叙事，并浮出水面。那么只要在政体和政治里面讨论问题，所有的话语都来源于西方。这样如果讨论党与国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在西方政治话语里讨论，我们没有赢的任何可能。就好比带着他的脚镣来跳舞，怎么跳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在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治理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在空间移动，又面临着“五化”同时并行，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五大革命同时并举。我们研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转轨，只讲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有的主流社会学家基本在“三化”中讨论问题。例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是从“三化”中讨论这个社会是如何型的。例如马克思认为市场化之后、原来小生产到大生产、从乡村到都市以后，这个转型带来什么问题？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化。还有学者认为是工业都市化、理性化等，有不同的表述。而我们13亿人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主要按照内生资源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还能在总体上保证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征地运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等相比于转型期的法国、美国等，出现的问题要少的多。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党在这里引领。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这次把问题放在治理上就是找对了。中国转型确实是一个治理问题。那么多的精力集中在政体和政治讨论上，就是如果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都是集中在西方提供的框架中讨论，我们怎么也逃不出来。围绕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讨论，避免了讨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讨论政治问题不能再用政体形式合法性，而应该讨论这个国家当下的总的政治认识。邓小平他就明确政体应服从政治内容，什么样的叫做好政治？答案是三个有利于。不管形式上是什么样的政体，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好政治。这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健全的常识理性。近代学习的西方的那些所谓的学科，违背了我们民族的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并非一种自我标榜，我是通过印度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得出的。其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印度思维和中国思维：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健全的常识理性，而不偏好宗教、神学等方面。而印度过分偏好宗教，以至于把印度的整个生活世界搞的一塌糊涂。尼赫鲁认为，如果印度有中国式的常识理性，那该多好啊！
从我们来看，健全的常识理性就是实践理性。就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和毛泽东晚期相比，他的优点是具有巨大的常识理性。“不争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等观点被具有健全尝试理性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讨论政治的时候，要讨论这个民族当下需要什么。我将邓小平这些实践启示概括为三条：第一，维持政治版图的统一。政治版图的统一强调现有的所有民族认同一个中华民族。当前这些还没有解决，例如新疆7.15、西藏的3.14事件等；第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转型时期保持稳定，又不能动用政治镇压来保持稳定，像89这样的动用军队来镇压的事件，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这就和治理的能力和体系有关系了；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既要保持稳定，又要保证发展，要解决物价、就业等相对稳定问题，这是难中之难的事情。这三大任务，即现有的政治在多大情况下满足了这些？要从政治内容看政体优劣来评价。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关于政体之谜，最早是利玛窦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利玛窦之谜。作为一个中国通，利玛窦判断当时中国政体是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政体。他向欧洲报告时称之为“君主政体”。但皇帝是在深宫之中的，具体由士大夫执行，因此他判断中国也是一种贵族政体。在与友人的通信当中，他指出这些士大夫是通过科举选拨上来的，他又判断毫无疑问中国政体是一个民主政体。当时他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分类的（当时还没有孟德斯鸠）。最后，别人问他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政体，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丁韪良在《汉学精华》中将中国政体和美国政体相比较。他认为，美国的政体是票箱民主政体，中国的政体是科举民主政体。孟德斯鸠重新改变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式是心怀叵测的，他主要是对路易十四、十五等贵族的不满，指桑骂槐。他将专制主义套在了中国，拿掉这顶帽子成为一个必要的工作。这是第二点，即讨论政治要从现实出发，不能从西方的理念出发。
最后，近代以来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西强中弱的背景下，是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背景下展开的。回顾一下，在没有发现西方比我们强的时代，从1500到1750年，不要忘记他们大量的人是仰视我们的。启蒙学者当中有崇华派，也有贬华派。但确实来说这几百年传到欧洲的都是正面的东西，因为他们仰视中国。在这个仰视阶段，他们输入了中国文化。当时他们要到中国来寻找普世性，为他们的启蒙叙事奠定理论基础。这里边的核心人物有沃尔夫、伏尔泰等。当时也有贬华派，如典型人物孟德斯鸠。那个时候中国的肤色由白转黄的争论也在1750年前后。在1750年之前，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的肤色是白色的，以相同的肤色来抬高他们自身。随之，西方的种族概念起来了，白人、黄人等。到了十九世纪晚期，种族主义起来了。他们确实对中国重新评价了。所以，1800年到现在为止，当然是我们必须向人家学习。学习过程当中，西方又成为了一个知识的生产源，我们是消费源。而现在，就像习大大说的，我们已经迎头赶上了，这要求民族自信心的恢复，我们重新找到自己的话语的要求开始起来了。现在我们挨饿和挨打的问题解决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用西方的语言来解释问题，这总是带着镣铐来跳舞，只有招架之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还手能力更是没有。所以我们期待中华民族进一步的崛起和发展，实现战略赶超任务的完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这个工作，老外会帮我们做。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行呢？这里边肯定有近代史、现代史叙事、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叙事。整个政治叙事要重新加以回应。我相信这个时代会到来的。我们是为下一代做铺垫工作，我从来没有认为自由主义的观点错，而是认为他们落伍了，而且延续五四的那种叙事，而不知道我们已经长大将近成人了。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源头，寻找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并不是西方概念的被解释者和被改造者。我们要率先肯定自身的常识理性，仅把西方的概念作为我们的一种参考。如果这个观念不颠倒过来，讨论无法进行。现在我们讨论党和国、党和法几个关系，结论已经明了。国肯定比党大，法肯定比权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学习的必要，但我们落下了一种崇洋媚外病。我们要重新评估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对我们民族历史的自尊叙事，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评估，要对整个百年向西方学习过程当中正面、负面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估。这三个重新评估的逐渐推进，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过程。
共产党其实就是个儒家党。按照党的三要义，精神领袖、经典著作、信徒，儒家当然是个党。中国这套悠久的历史治理方式，在近代以来，被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同时诋毁为封建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加以否定。这其实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一直推着我们前行，但实际上我们的观念是对其否定的。反对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活在当下；喜欢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死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杨光斌（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目前的理论现状大致有两类。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做对了。但是在很多精英阶级看来，中国做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观念；另外一派认为中国是对的，需要解释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这同样是因为我们观念和话语的短板和欠缺。因此，当前社会科学范式重建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几个关键词比如自由、民主、政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重述和重建，这几个词对中国来说很重要，需要重新建构。
就政党问题而言，首先涉及政党理论。中国做对了，谁做对了？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做对了，但是流行的政党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第一个是西方政治学当中的政党。政党是国家权力的下位概念，是一个社会利益集团。阿尔蒙德、萨托利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政党。第二个是革命政党概念。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个革命党，但是它已经转型。因此，无论用西方的政党概念还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概念解释中国共产党都无能为力。这两种概念体系既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这是从狭义的政党理论来讲的。
第二要阐述的是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类是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套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国经验的产物。个人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作用。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所以，英美等国家形成过程中，商业集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当他们认为需要政府的时候，这些实业家集团加入联邦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学校、教会等先建立起来，最后才是建立政府。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第二套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比如法国、德国依靠国家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战争制造的国家”。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其实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是有契合点的，比如合法性的概念，合法性强调了个人对国家权力的认同。这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政党在哪里？现代化是分批次的，第一波是英国和美国；第二波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这些国家都有标志性的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等。如果说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是靠社会来主导，第二波是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那么这些后发国家，比如中国，谁来组织这个国家？这种组织既不是商业集团，也不是官僚制（当时国家的官僚制体系已经崩溃了）。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国家组织瘫痪了，而国家又需要组织起来，国家组织者就是政党——布尔什维克。从此，政党组织国家就成了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换句话说，第三波现代化国家，即后发国家需要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我们自身。毫无疑问，文不对题，无论怎么解释，发展中国家都是错的。
因此，我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其过去的问题而否认其价值。正如国家中心主义，也不能因为出现过法西斯而否认它的历史价值。通过历史的比较，我们进行反思而得出的问题意识比较清楚，但是要进行建构是非常困难的。不同于西方，中国形成一个体系可能要上千年，比如儒学的形成。因此，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核是什么？逻辑是如何构成的？这些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可以的。通过梳理以党建国的历史，孙中山、蒋介石都没有实现其理想中的以党建国，但是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提出了中国红军是一个具有政治使命的武装集团，这在当时是其它军阀和武装集团所没有的政治目标。现实上，中国是一种党国体制，在西方政治学当中是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概念，因为它不符合宪政主义逻辑。党国体制下，共产党是国家的组织者，而不是一般利益集团的表达者。党国体制有两大根本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其中，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等是理解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因此，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理解共产党，首先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当中找到自己的理论资源。马克思讲到，其他所有政党都是代表特定的阶级并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只有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就是为解放全人类。
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强。我们对普世价值一定要有反思。从摩根索到亨廷顿，他们是坚决反对普世价值之说的。因此，我们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等新概念，旨在跟进国家的实力，等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这些理论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所谓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
最后，我们来看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优势。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是12个，其中有三个是早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靠掠夺和战争才得以发展，比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掠夺，日本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而其他9个是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在这9个国家当中，除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之外，其他8个国家都是代议制民主。这9个国家有相同的地方，即曾经都是西方国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当殖民者撤出之后，这些地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大，国家力量较弱。而实行代议制民主更加地去国家化。所有的后发国家是需要组织化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把整个国家有效地组织和统一起来。结果如何呢？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其他8个国家在治理上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吗？
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使用书本概念比照现实的对与错。所谓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有知识的，但是很多学者只知道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而对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话都敢说。放眼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看到，很多国家有了经过党争民主而获得的授权及所谓的合法性，但是国家治理的如何？有的甚至因选举而使得国家分裂和社会分裂。很多国家有了所谓的公民社会，但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不同于美国的公民社会，因为社会结构所造就的“民情”不一样，看看埃及的穆兄会、印度的碎片化社会、菲律宾的封建制、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巴基斯坦的大地主制等，就知道所谓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是什么关系了。很多国家也有了宪法法院，但是有宪政主义吗？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不但不能维护民主，反而是反民主的，甚至是动乱之源。因此，观察中国，不要眼睛直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的好的不过就是32个国家-地区，人口不到10%，而其余的60%呢？中国社会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化的问题，很多人的问题意识都是假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转型升级，需要自主性。我觉得当大部分人跳出了美国化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之时，理论转型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他们的观念囚徒。
王建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如果说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两套对立的话语体系的话，那最为明显的就体现在政党研究方面。两套话语体系是格格不入的：一套是从列宁主义出发，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战线理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内容的话语体系。还有一套是以萨托利的观点为典型代表。他把政党分为作为整体的政党和部分的政党，而作为整体的政党，又被称为党国体制。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实现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但社会科学不能离开交流。如果我们仅局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无法和西方的话语进行交流，那么这套话语体系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如何在自主性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同时，实现这套本土话语体系的全球化，即不能只强调本土的，还要注重本土的全球化，共建一个话语交流的平台。我之前写了一篇《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代表性和代表力的概念。深入分析这组概念，会发现中西方政党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同时，也引申出很多值得反省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理论有没有存在解释的误区，或者说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到底够不够？西方话语制度中最具霸权的是竞争性政党的理论。从霍夫斯塔特开始，他在总结美国政党发生和发展的运作逻辑基础上提出“合法反对”的概念，包括对反对认同、有组织的反对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自由等。我们很多学者只要进入这一套理论和概念之中，便甘拜下风。很少检讨他的理论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比如萨托利所说的两个异质连续统的提法就是有问题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墨西哥，它从国家行动党一党制过渡到现在三党鼎立。戴蒙德等也在反思西方的这套政党理论。他认为西方政党理论最初都是源于某一个地区和一些国家的，没有抓住其他国家政党的特征。然而，戴蒙德的分析还是没有点出问题的本质。基于此，我考虑能否从西方概念内部出发寻找其漏洞。
西方过多地把政党和选举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层面上谈问题而失去社会的维度。政党原本是什么？萨托利认为政党是多元主义的产物，社会多元主义不同于宪政多元主义。他又认为政党有三个功能：沟通、引导和表达。其中萨托利在谈表达功能的时候，还是基于权力中心论。从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出发，我试图将政党分为三种类型：生产型政党、替代型政党和消费型政党。生产型政党是指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政党；替代型政党往往是一种极端型政党，包括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消费型政党主要表达两层意思，一层是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组织政党并不是像过去为了权力，而是一种制度消费，像前苏联刚成立的时候有2000多个政党，现在台湾还有100多个政党。这样的政党和现代意义的政党完全不同；另外一个层面，在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很好，规模也有几万人。但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了规训，如麦卡锡主义等。最后美国的共党也就逐渐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就成了作为制度消费型的政党。我提出这些概念主要是回应各位老师的发言，即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
基于多年的研究，我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产生、发展、逻辑与变革谈一谈个人的浅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获得人民的高度认同？在西方，政党最初的产生是一种恶。当西方政党传入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但议会政党只在中国生存三个月后，党争亡国便成了舆论共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
我把现代国家建设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民族国家建设，一个是民主国家建设。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民主国家建设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很显然，西方的多党制是一种竞争性的多党制度，是非集权的，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我们用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来进行民族国家建设，显然出现了制度选择的错位，带来的是政权的动荡，比如民国第一个内阁——唐绍仪内阁很快就倒台了。内阁倒台后，当时的政治精英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即政党到底是恶还是善？之后，党争亡国就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我的解释：民初我们选择多党制是制度选择的一种错位。多党制不适合民族国家建设，只能作为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这直接影响到后续中国政党的发展。所以，孙中山的理论也在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不断变动，调试自己的认知。他最初是一个多党制的积极倡导者，而到二次革命后，他认为中国只能搞一党建国。这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国共合作，为什么共产党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
然而，当时一党建国理论面临一个问题：它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抓住了当时的问题所在，提倡自由和民主，通过群众路线、嵌入式的社会动员把民众组织起来，最终完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
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后，共产党还在按照这种逻辑来进行民主国家建设，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症结在于中共完成民族国家建设以后，未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当前，我们党还在进行着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社会进步推动国家的发展，而我们是国家的进步推动学术的进步。当前学者们进行的左与右的争论实际上落后于国家的发展，这就是最简单的革命逻辑在作怪。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进行左派、右派、保守主义这样的划分，这样的学术争论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最后，我们如何建立政党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框架？我认为我们不能走西方政党国家的道路，即认为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这个命题在中国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中国是个政党型社会，整个社会是镶嵌在政党这个机器当中的。这种情况下，政党在国家层面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中共与社会沟通的方式在新的时期面临着变革，这个变革需要我们转换思维。
刘晨光（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政治哲学专业教员）：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全球格局变迁中一个最大的事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 我明显感觉到解释西方和中国传统，如果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都还比较容易。但是解释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可能很难。因为这是古今中西的一个汇集。
近几年中国的话语自觉、文明自觉，相比以前有所改善。知识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复制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现在的声音开始走向多元化，但防御性、抵制性的话语仍比较多，即“破”比“立”多。比如关于选举民主、宪政，我们有很多反思，但是往往又沦为另一个极端。我们一说到民主就强调中国式民主，但中国式民主到底是什么？宪政被定位为资产阶级所属，而我们却没有新的理论生产出来。基于此，我提出一些相关点来思考。这种理论创造需要三个方面的重新解释，分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共本身。这些都是一些宏观和基础性的概念。
第一，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从我们党自身解释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源泉，也有传统文明的源泉。这包括把中国社会主义放在几千年的、一百年的、六十年的、三十年的等不同时期中来理解。
其实，回到最初立国的时候来看，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有必然性。首先是因为前面各种方案、试验、力量都失败了。总的来讲，中国近现代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国家遭遇西方，必须进行大的转型。这种转型背后是文明再造这样一个大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它能够经过社会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来调动社会整体性的力量。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就是对西方批判式的超越，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所以，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就是不要步西方资本主义之后尘。三是我们传统的天下观。选择社会主义和这个也有密切关系。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同时既有民族复兴的东西，也有普遍人类担当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理解。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来还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几个概念是我们创造性的成果，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发展不是非此即彼，不再好走极端，而是一种比较注重协调、中道、和谐的发展。然而，这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这种发展中仍然内在的矛盾如何真正走向均衡，相关的新的解释和理论是不是能够固定下来？
总的来讲，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选择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可能还是要放在传统的中道文明里来看。我们大概需要像历史上吸收佛学、佛经一样，通过中国传统文明来“化”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重新理解中国政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价值基础。我们过去讲道统、政统、法统，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道统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统、法统如何解释？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和政协成立65周年两个大会的讲话中，都说到这个。讲话中包含了一些可以正面立论的政治哲学，比如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众所周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三位一体，即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讨论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发展，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来进行。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框架进行更为扎实的解释，包括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法治的关系等等，都要给出学理分析。
虽然马克思主义讲到，要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但当世界主要的单位还是国家，还是政治共同体的时候，那么一个国家的主权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家主权之下，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其实质是主权者和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只要一个共同体存在，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真可谓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里讲到的宪制或宪政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权力结构框架。
其实，美国最初成立也是为了集权，也面临着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即反帝反封建。反帝是从英国独立，反封建是把分裂割据、各行其是的十三个邦组成一个拥有统一主权的联邦。只要是政治共同体还存在，就需要某种集权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美国建国进行制度选择的时候也面临一些重大争论，比如一部分人主张采用英国的君主制，但最后实行了共和制。美国最终选择了总统制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其中既有共和因素，又嫁接了君主制的因素。美国宪政发展史，总统权的问题一直是重点。比如，林肯、罗斯福都在一定条件下打破了既有的框架。当一个国家面临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需要最高权力的集中，甚至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出现。
而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放在主权—宪政结构中进行理解。现代国家可以说是人民主权的国家。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国家主权都应该由人民来掌握，但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终都要面临谁来代表人民行使这个最高权力的问题。代议制中的代表只是代表部分利益，甚至是某些地方、某些州的利益。那么谁来代表整体的利益？
对于中国，共产党正如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由它来代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利益。不过，共产党这种新的“君主”，其政治领袖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严格的锻炼和考验产生出来、党内比较认可、非常卓越的职业政治家。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如果党内出现各种派系和纷争，乃至“党中有党”，发生分裂，甚至无法产生自己的领袖，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发生了西方理论所说的宪政危机。所谓宪政危机就是既有的政治秩序出现问题，内部发生紊乱。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议较多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在党的领导和法治秩序之间，内部是存在张力的。总之，在现代人民主权状况下，谁代表人民来行使主权才是一个真正核心的问题。
第三，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总的一个判断是：要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来看，包括我们选择中共这样一个团体来担当国家再造和文明再造的过程，都要有大历史的理解。中共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它是一种发展型的、使命型的政党。近几年，我们更多强调了民族复兴的任务，其实中共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使命感。而共产党在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群众性政党，这主要体现在其先进性上。这种先进性和这种使命感是相应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使命型的政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世俗化的变化，原来的意识形态本身式微，不再能深入人心。在中共发生大的变化，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先进性？我觉得还是要抓住党的建设本身这个老问题。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够真正选出贤能的干部为人民所用？官员的选拔、教育、考核、监察，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关系问题。中共建立新中国，不同于传统的王朝政治，因为共产党本身有人民性。党不是一个精英寡头。为人民服务，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是一种人民性的体现。人民不同于过去的臣民，也不同于公民，它是一个第一位的政治性概念。即便是在西方经典的政治学理论，比如卢梭的理论中，离开“人民”也无法理解“公民”。不是不能讲建设公民社会，但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公民不是由经济性的小市民概念衍生出来，而是源于构成政治共同体的人民概念。那么问题在于，怎么再造人民？
从现实来看，中共面临着很强的利益问题，甚至派系问题。这都需要制度建设方面有相应的体制机制来解决。从理想上来讲，希望中共能保持良好的人民性。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需要执政团体的团结、中共内部的统一。共产党现在要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并把中国的事情办得越来越好，首先要实现党内的团结。从这个意义来讲，党内制度建设，包括如何发挥好党内民主集中制，怎么保持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政体，从最实际的角度出发，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无非两种——贵族或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即有钱的少数人统治，还是没钱的多数人统治。共和最根本的是多数人和少数人怎么取得妥协，即少数在保持内部团结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即便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建设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赢得最广大民众的认可？这些年我们虽然强调保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但仍然做得不够。我们讲人民民主道路不同于西方，甚至我们提到中国民主是“两条腿”走路，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要走。我们没有否定选举民主，但是我们更强调的是协商民主。在这个方面如何扩大民众的参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中共通过党内监督和反腐败进行自我完善，还要有更多民众更好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间。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创新，让既有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党的政治生活更具有创造性，更能够为国家发展贡献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