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先衰造成经济下行，人口城市化推动力已丧失；人口增缓、老化和流动不畅，可能会造成经济长期和深度的衰退。建议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停废社会抚养费征收，改计划生育系统为鼓励生育机构。
■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停废社会抚养费征收，改计划生育系统为鼓励生育机构
■重启和恢复城市化进程及其红利
■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资本红利，推动经济增长
■强力推进创新战略，争取创新红利，超越人口红利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经过对大量数据及其流程的分析，我们认为，人口增缓、老化和流动不畅，可能会造成经济长期和深度的衰退。
中国人口先衰造成经济下行
有学者说，经济增长速度是因为按照德、日、韩、台等经验，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接近了他们1.1万美元的发展水平而跌下来的，这值得商榷。下行的首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婴儿和青少年人口大规模萎缩，人口增速放慢，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造成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人口比韩台老化。中国2011年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高于韩国，低于台湾高增长结束之2002年和1997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于韩国和台湾，人口中位年龄比韩国和台湾要老11-12岁。
(2)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发展水平低于韩台的一半。韩国和台湾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2万和1.4万美元。而我们2011年人均汇率计算的gdp只有5414美元。
(3)消费活跃和年轻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减少。一是0-14岁人口，2013比1982年净减少11830万人;收入边际储蓄率高、传统消费型的65岁以上人口从4991万人，增加到了13199万人。二是最有活力和学习能力的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已经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将只剩下5000多万。据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的劳动力短缺。
(4)中国大陆高增长时间比韩台短9-14年。台韩经济分别从1951年和1961年开始加速增长，1997年和2002年各自从8%的速度跌下来。我们如果从1979年算起，2011年，即33年后从8%速度跌下来。
那么，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影响呢?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持续不断地衰退。这将会导致：
(1)从消费方面看，婴儿、儿童、小学、中学等生活和教育消费开始增长疲软和萎缩。普通小学在校生，2013年比1979年净减少5303万人。目前普通小学在校人数每年以300万-400万人的数量在萎缩，以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未来连续的问题是，大学教育将会过剩和萎缩;后来就业的工厂等程度不同地会开始过剩并倒闭;住宅刚性需求在2015年顶峰后回落，房地产会萧条。
(2)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力会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资持续上升，经济竞争的劳动力红利下降，而产品中所含的养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农民工工资从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从德、日、韩、台的发展过程看，他们有的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有的即使出台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实施。但分析相关数据，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进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也无一例外地在此时，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区间。而我们在人口增速会自然降低下来的变化趋势上，又人为地强制推行了计划生育，结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从未来变化推测，这样的经济衰退，可能是长时间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较大。
人口城市化推动力已丧失
韩国和台湾8%经济增长速度结束之2002年和1997年，其人口城市化水平不约而同地是80%。国内学者也提出，中国人口名义和实际的城市化为50%多和35%左右，到80%，应当还会以8%以上的速度高增长15-20年。但我们的分析结论却令人十分忧虑。
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居住增加导致房地产蓬勃发展，以及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分析显示：(1)城镇中的住宅供应量已经严重过剩。扣除拆除的住宅后，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约为2.33亿-2.63亿套。城镇2014年如果按照增加1000万人口计算，为74111万人，3口人一家，约为2.47亿户，户均0.94到1.06套住宅。从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面积计算，又有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又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22亿人口居住。(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3亿左右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等买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买房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0年。总体上买不起城镇住宅。2013年城镇农民工平均消费支出中，50%用于房租。2014年，扣除约700万套库存和农民工所购买的约1600万套，1.14万户城镇居民中，约13%家庭租房，66%为1套房，21%的2394万多套房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城镇住宅分配严重不公。
中国与德日韩台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1)土地产权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创业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2)人口流程实际是青年出村老年回，总体上并没能成为最终居住在城镇的市民。将有3亿-4亿人口，代际出回循环，比城镇老年人口财富和消费低33%左右，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解决思路与对策
中国经济下行，不是正常体制结构国家和地区的单纯过冷问题，而是发展中人口过快萎缩和提前衰老以及人口城市化不畅所致。治疗的思路和办法如下：
第一，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停废社会抚养费征收，改计划生育系统为鼓励生育机构。这将带来几个好处：(1)对刺激经济增长有益。全面放开，将会增加婴儿，体检、妇产、奶粉、玩具、其他儿童用品，生活和教育消费逐年上升。人们创业和工作的积极性会强化，家政就业会增加。(2)放开生育符合中华民族长远的安全和竞争利益。印度本世纪末时，高中低三个预测，人口可能在18亿-23亿之间，美国可能达到5亿-6亿，而中国如果下降至8亿，经济发展有可能受到印度崛起的夹击，并且经济实力又会被美国所超过。(3)全面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增。从单独二孩政策以来，预计这部分生育200万左右，结果只有60多万。人们考虑抚养成本，不愿意生二孩。从台韩的实践看，即使政府鼓励，都难以提高生育率。
第二，重启和恢复城市化进程及其红利。2015年，除北上广深外，彻底取消户籍管制;加快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小城镇和小城市率先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改善创业和企业经营环境，发展和活跃县域经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有财产性收益;改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为房地产税体制，探索压缩中央专项，并扩大对县级财政直接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制度，控制住地价再度暴涨，逐步提高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水平，推进农民进入县城和小城市，实现就业和住房，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配套等方面实现市民化的城市化。
第三，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资本红利，推动经济增长。虽然我们的人口红利逆转下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和海外留学，使中华民族积累了规模巨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本。加快改革高等和职业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制造业服务业升级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改变我们各行各业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和潜规则环境，吸引留学生归国创业创新。
第四，强力推进创新战略，争取创新红利，超越人口红利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下降，资源和环境约束越来越大，人口红利逆转。对此，只有保持创新自信，最大力度地改革体制机制，明晰知识产权，形成利益激励，国家投入基础研究和重点项目，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新技术市场化和产业化，使新产业蓬勃发展，技术进步弯道超车，将目前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从30位左右，提升到10位以内，我们才有可能在经济增长的下行困境中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