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到1972这三年，我在人大的五七干校，当了三年的五七战士。
1969年底，经过了文革初期的几番风雨之后，人大被迫停办。全体教工一部份调至外校和外单位，一部份自谋出路，剩下的除一部份老弱病残留守北京外，大部分下放到学校设在江西的五七干校，以五七战士的身份，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第三年。
人大的五七干校，位于江西余江县的刘家。属上饶地区，是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东距鹰潭仅数十公里。干校的校区在刘家站北约十里左右，是一片丘陵，原属一个公办的农垦埸，有一点水田和茶田。我们的五七干校就是以这家农垦埸为基础，创办起来的。
我是属于第一批下干校的。下去时，退掉了林园的房子，带去了锅碗瓢勺和全部家当。到达后，暂时借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早期的劳动，主要是给自已盖房子。和为后续到校的五七战士盖房子。出于自已的专业习惯，我到达不久，就把干校及其附近的情况，包括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和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写了一封长信，提供给后几批来的五七战士们参考。曾在校内相熟的教工中传阅，引起过广泛的兴趣。
干校的五七战士，按军事编制，设几个连，分片就地劳动就地住宿。我被分配到一连，这个连和干校的总部在一起，全连的五七战士都集中住在一个以大石坑为基础，搭建起来的大宿舍里。这个大石坑，是前人采石后遗留下来的一个废坑，长方形，很规整，又有一定的深度，加盖一个屋顶，修好周边的排水沟，和进出的门道，就可以入住。因为废坑里原有不少积水，盖屋顶前才把积水全部抽掉，所以我们都戏称之为水晶宫。这个水晶宫，除了采光稍差，其他的条件还都不错，首先是重心低，稳定性好，可以抵御夏季的强台风，和一春一冬的雨雪。其次是隔音较好，而且冬暖夏凉。我们全连五七战士就集中的住在这座水晶宫里，最多的时侯，住过150多人，一住就是三年。
劳动，各连的情况不一样。其他的连以农活为主，水田、菜田、茶田和养猪之类的活居多。我所在的一连，主要搞基建。其中绝大部分的人分配去采石和加工石材。采石是采当地盛产的红石。其法是选择有红石的地面，用打槽，打沟，加锲，抡锤的方式，一层一层，一方一方的向下取石。取出的石材，经简单切割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每块几十斤上百斤不等，然后交给下一道工序，由负责加工石材的人，用小锤、铁钎作工具，加工成平整的可以砌墙盖房的石材。我负责的是第二道工序，即加工石材的工序。虽然和上一道工序比起来，可以不必抡十二三斤的大锤，但手下的那个厚厚的铁饼式的小锤，也有三五斤重，每天要挥起挥落上万次，而且还要不停的搬动待加工的和加工好了的石材，每个都有百斤上下，劳动的强度也不低。尤其是这个工种，无论冬夏，都是在户外进行的。冬天要冒严寒，夏天要冒酷暑。冬天相对的说，好过一点，可以晒到太阳，而且只要干起来，就不冷。夏天则要难过一点，每逢盛夏，每个人都要头顶烈日，从日出奋战到日落。整天挥汗如雨，浑身晒得黝黑。我在打石埸干了两年。第三年，换了一个工种，调到校本部和一连共办的食堂当了一年的火头军，红案，炒菜。这个活相对的比较消停。也第一次跟学校派往干校的大师傅们学会了抡大铲子，炒供几百人吃的大锅菜。刘家站农垦埸留给人大五七干校的茶田比较多，雨前、惊蛰前后的采茶季节，有茶田的连队忙不过来，我也偶而突击性的随一连的战友们前去支援，帮着采过几天春茶。但干得最多印象最深的，还是打石头。
我们到干校不久，家属们也来了。他们被统一的集中的安排在距干校约40里地的锦江镇。老幼妇孺好几百口子人，分散的借住在镇上老乡们的家里。干校还为其中的学龄儿童，办了子弟学校。干校每一个月安排四天大休。每逢大休，有家属在锦江的五七战士们，都结伴同行，从校部步行四十多里，到那里去和亲人们团聚。锦江是一个临河的小镇，人口并不多，商业也并不发达，人大的家属们一去，给这个原来相对安静的小镇增添了不少生气。每次大休，家属们都买鱼买肉买新鲜蔬菜，为五七战士们改善生活，给小镇的商店和摊贩们增加了不少生意。大休开始的那一天，不少孩子们都自发的聚集在镇前通往干校的路口处，延跂翘首，苦苦的等侯他们的父母，成为这个小镇的一道充满了亲情的人文景观。五七战士们都是带着工资下去的，那一时代的教工人员们的工资并不高，但远比当地的乡镇居民宽裕。当地的老俵们看在眼里，给人大的五七战士编了一个顺口溜，叫作：“穿得破，吃得好，光着膀子戴手表”。路上碰到了人大五七干校的人，总是先亲热的叫一声：“人大同志！”然后接着就问：“几点钟了？”那个时代的农民是很少有手表的。
一年多以后，情况变化，家属们被陆续送回北京。大休变成了五七战士们就地休息的日子。这时，又开始了安排探亲假，让五七战士们轮流回京探亲。使不少人有了利用大休的四天时间和探亲的时间，到周边地区和沿途走动走动的机会。我是喜欢旅行的，一直认为旅行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早在家属们还在干校的时侯，我就曾利用年底大休加年假的机会，用七天的假期，带着他们从刘家站上火车，先到长沙，再转韶山，瞻仰了毛主席的旧居。然后，乘韶山直达井冈山的班车，到达茨坪，参观了黄洋界和大小五井。然后驱车七百里，到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然后如期回到干校。度过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年假。现在看来，这不就是如今时兴的红色旅游吗？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而已。
家属们撤回北京后，每一次大休，都成为我以干校为中心，旅行江西各地的机会。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利用每次大休的机会，有计划的分期分批的几乎走遍了江西全省的主要城市。它们分属两种类型。一种是革命圣地，除南昌外，还去了广昌、会昌、雩都、瑞金、兴国、弋阳等地，这些都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是十年内战时期打过恶战，和曾被毛主席在诗词中提到过的地方。此外还去了上饶和长汀。到上饶，是为了凭吊一下当年囚禁新四军被俘人员的那个集中营的旧址。长汀则是捎带去的，因为那里离瑞金只有50公里，虽然跨了省，但近在咫尺。目的是借此机会祭奠一下在那里殉难的瞿秋白。而且那里也是毛主席诗词提到过的地方。另一种类型，是历史文化名人的出生地或活动过的地方。如抚州、南丰、鄱阳、吉安、吉水、铅山、乐平、德兴等。目的是寻觅王安石、汤显祖、曾鞏．姜夔．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辛弃疾、苏东坡等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生前的足迹。这些人，当时已全部被划入另册，所到之处，声名俱杳。例如到抚州后，想打听一下玉茗堂的遗址和汤显祖的墓，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连汤是何许人，居然也摇头不知。因此每到一处，只好独自面对丘山，作一点遐想，默默的发一点思古之幽情。
在干校的这三年，有苦也有乐。最大的苦，对当过教师的念书人说来，并不在于繁重和艰苦的劳动，而在于不能看书，和无书可看。在干校的前一段时期，受“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书读得越多越蠢”思想的影响，除了毛选、语录之外，别的书一律被当作封资修，遭到禁锢。五七战士们宁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也不愿以身试禁。后期禁令稍弛，但又苦于无书可看。一个知识份子成堆的百十来人的宿舍里，别说找不到几本书，连临时借一只笔都很困难。偶而谁从箱底里找出了一本好书，立即被辗转借阅，直到被看破了为止。其次的苦是心苦。是对前途叵测的一种苦闷。学校停办了，今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出路如何，谁也不知道。1972年夏，我在回京探亲期间，被留了下来，为新招的工农兵大学生上课，开始重操旧业，这才解除了这一苦闷，也由此结束了三年的干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