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日报》从1907年创刊，到1927年停刊，出版了近二十年，是上海旧报坛上寿命较长和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它多次易主，前后分成好几个时期，仅1907年到1916年这十年，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于右任主持时期，汪彭年主持时期和孙钟主持时期。各时期的主持人不同，言论主张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本文介绍的是它的第一个时期，即于右任担任该报社社长(当时称经理)主持该报工作的时期。时间是1907年4月2日到同年6月20日。
一
《神州日报》创刊于1907年4月2日(丁未年二月二十日)，创刊时的社址设在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对过辰字五八二号，创刊后的三天内日出对开四大张，第四天起改为三大张，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继《警钟日报》之后在上海地区创办的又一家鼓吹革命的大型日报。它的创刊上距《警钟日报》的被封约两年，填补了革命派在这一地区的报刊宣传工作的空白。《神州日报》的创办人是于右任。早在1906年4月，他就为办报事赴日本筹款，在同情革命的留日学生当中募得办报经费两千数百元，回到上海后继续征集股金，进行办报的准备活动。协助于右任参加筹备工作并担任发起人的有杨笃生、叶仲裕、汪彭年、汪允宗、王无生、庞青城、金怀秋、邵力子、李孟符、黄桢祥、张俊卿、谭价人等。该报创刊初期由于右任任经理，杨笃生任总主笔，汪允宗、王无生等任主笔，其余各发起人也都积极地参加了撰稿和编辑出版业务方面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方汉奇自选集《神州日报》和同盟会的关系十分密切。发起人当中的于右任、杨笃生、庞青城等都是同盟会会员，邵力子在该报创刊后不久也加入了同盟会。报纸的筹备工作，得到过孙中山的积极支持。他曾经指示于右任要把《神州日报》办成革命的机关报，并以此为基地，联系“东南八省”的“党务”，开展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
同盟会江苏分会和同盟会设在上海的健行公学、中国公学、爱国女校等“革命运动枢纽”，也给该报的出版以很大支持。该报刚创刊的那几天，曾经刊有它们致送的贺词。其中，中国公学的贺词是：“黄帝挥戈，战驻蚩尤；神武既张，民乐自由。”(4月5日)同盟会江苏分会以会长高天梅个人名义致送的贺词是：“(水调歌头)凤立高刚哕，蓦地噤鸱鹗。仿佛五云深处，吹彻大成韶。秽史魏收羞死，直笔董狐复活，元箸尽超超。夜半钟声响，静听海音潮。铸轩圣，拜虞帝，梦神尧。诸公今日，应尔公义未能消。敲起昆仑天鼓，把这睡狮唤醒，敌忾励同胞，料得收功日，铁马荡□□。”［1］都隐约地寓有反满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表明了革命党人对这个报纸的热烈期望。由于于右任和报纸的那些发起人多数是中国公学的教师或学生，这个报纸和教育界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得到过不少积极参加办学活动的社会名流和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赞助和支持。创办震旦学院和于右任有师生之谊的天主教爱国人士马相伯，给该报送来了洋溢着爱国感情的题词：“以热心毅力鼓舞国民，恢复我神州二万余里之权利，完成我神州四百兆同胞之责任，扫除三代以降小康之事业，而跻斯世于大同之景运。”（4月3日)担任中国公学董事的张謇则亲自为该报书写了报眉。上海地区的几个著名学校，也都和这个报纸有密切来往。此外，由于于右任、汪允宗个人的关系，该报和西北各省及安徽人士的联系也很密切，报上经常刊有这些省地方人士的来稿和反映这些省各方面情况的专件及评论文章。这和这个报纸的一部分创办经费直接募自豫晋秦陇四省留日学生，也有一定关系。1907年4月2日，“孕以丙午，生以丁未”，“经营弥年”［2］的《神州日报》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报纸是一个大型的日报，新闻文字和广告各占一半篇幅。从版面的安排看，四大张十六版中，第一、四、八、十、十二、十四版全部刊登广告，第二版为宫门抄、专电、紧要新闻，特别调查及诗词小品，第三版为社论及通信，第五版为专件、通信，第七版为各省新闻，第九版为短评、小说，第十一版为杂俎，第十四版为各种专栏和文艺作品，第十六版为译论等。这几个版也部分地刊登一些广告。船期和剧目广告则固定地放在最后一版。第四天以后篇幅缩小，减为三大张，原第四张的内容即分别并入其他各版。除广告外，整个报纸每天的总发稿量在2万至2?5万字左右。《神州日报》刚一问世，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从创刊号的版面上看，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以下两点：一是它的纪年方式。它拒绝使用清朝帝王的年号，报头上的出版日期印为“丁未年二月二十日阳历一九七年四月二日”，没有“光绪三十三年”等字样，表示它不遵清王朝的正朔。二是它的那篇“隐含民族主义之情绪”的发刊词。这篇发刊词约3000字，署名“函三”，由于右任、王无生、杨笃生等人合作写成，使用了大量骈四俪六的句式，文字矞皇典丽，古色斑斓。文中提出了三个主义，即：（1）“神州社会主义”。其“特色”是：“封建既息，阶级遂平，卖浆织屦者，徒步而取公卿；揭竿斩木者，赤手而论大宝。”（2）“神州国家主义”。其“特色”是：“应天顺人之微旨，旁薄乾坤；外夷内夏之大防，昭垂云汉”。（3）“神州帝国主义”。其“特色”是：“建冠裳以会万国，崇封禅以召百灵。”
最后以下面这样一段抒情文字作为结束：“嗟夫！即因求果，弥怀履霜集霰之哀；振聩发聋，宁辞被发缨冠之诮。欢娱朝野，悼燕雀之焚如。大好河山，怅蟪蛄兮盈耳。惕亭林匹夫之责，绎南雷待访之编。嗟我兄弟，孰非轩昊之神孙；请续阳秋，备纪中原之文献。空言可托，有痛哭流涕以陈辞；来日大难，冀瘖口哓音之有补。矫矫风云之气，会扶白日再中，昭昭天祖之灵，眷我黄图亿。”隐约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思想。自从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以来，上海地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革命派的日报出版，《神州日报》的创刊和它的宣传，使读者的耳目为之一新，因而受到欢迎，发行数量超过1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和同时期的大多数革命派报刊一样，该报以“上中社会”为主要对象，尤其侧重于学生和军人。创刊伊始就宣布：“凡我全国官私公立各学堂以及各省军营均常年致赠一份，以备公阅，不敢报资。”［3］对个别的学生订户则实行半价优待。其目的：一是为了配合各地同盟会组织在新军和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发动工作，一是企图通过他们把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扩散于全社会。
1907年5月8日黎明，创刊才37天的《神州日报》突然遭到了一场火灾。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是从它的近邻福州路584号的祥兴琴行烧起的，首先受到波及的是《时报》馆，有正书局和《新民丛报》支店，然后延烧到《神州日报》，火势迅猛，相邻的十几个铺面楼房俱告焚如。起火时，《神州日报》的印刷工人正在工作，编辑部的人员刚刚休息，闻讯仓皇逃出，无一伤亡，但所有主笔房、排字房、机器房及其中的访稿、存稿、藏书、藏报、藏纸、印机、铅字、铜模等均付一炬。遇火的当天，《神州日报》被迫停刊，但只中断了一天，就又恢复出版。复刊后，该报在望平街黄字160号借了一间房子作为临时事务所，分散进行编辑，委托商务印书馆代为排印，每天暂出一张，“就现在销数送阅，不取分文”。同时积极另觅馆舍，购备器械，准备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由于事先保有火险，从承保的合众保险公司领到了1万元赔款，恢复的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5月12日改为日出两大张；23日起恢复为日出三大张；6月1日起，又迁入了福州路辰字451号新址；日常的出版工作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恢复了正常。这次意外的火灾，使《神州日报》蒙受了重大损失。在严重的困难面前，绝大多数的发起人并没有气馁，他们把这次火灾当做除旧布新的一个吉兆和他们事业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以积极乐观的精神从事恢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这一精神，在复刊后的第一天发表的下面这一段文字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国民前途之希望无穷无尽，神州将来之事业无穷无尽，则本社社员之责任亦与之无穷无尽。本社一切职事者幸未焦烂，即当重整旗帜，逐日出版，庶有以慰读者诸君之廑存，即以副向来之期望。传曰：火者所以除旧布新。今旧神州之黑暗将被扫除，新神州之光明将益见，盖已于是乎兆之。昔者柳子厚有贺某京兆失火书，彼个人事业者抑何足道。以吾《神州日报》读者诸君与我新神州新事业之关系，讵不可贺也耶。”［4］
但是，没有多久，由于善后工作的头绪很多，又很棘手，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于不胜繁剧，宣告退却。于右任就是其中的一个。1907年6月20日，《神州日报》在头版位置刊出了于右任宣布辞去经理职务的一则启事：“右任启事不佞自总理神州以来，竭力经营，妄冀鼓吹文明，于神州前途(有)所裨补，不意出版未久，竟遭祝融，本当收合余烬，勉复旧观，自顾才力竭蹶，不足以肩此重任。乃从权邀集在沪发起人及股东会议，推举叶仲裕、汪漱尘(即汪彭年)二君接任。此后凡有关于社中一切事件，即与汪、叶二君接洽可也。”至此，《神州日报》历史上持续3个月共80天的于右任时期，即告结束。这以后，《神州日报》在叶仲裕、汪漱尘和汪允宗、杨笃生等人主持下继续出版，进入了它的第二个时期。
二
于右任时期的《神州日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喉舌和同盟会直接控制的舆论机关，通过它所发表的消息、评论和其他文字材料，多方面宣传了那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思想观点。首先，用力最多的是有关反清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神州日报》创刊的这一年，正是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在国内各省大力发展革命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的一年。该报密切注意这一形势的发展，对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特别是他们的武装起义活动，作了详细的报道。仅在于右任主持的80天内，它所发表的有关武装起义和各地革命党人反清活动的消息、纪事、专电和文件资料，就达62篇之多。
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关于钦廉、黄冈、惠州七女湖三次起义活动的报道。钦廉起义开始于1907年4月下旬，黄冈起义爆发于同年5月22日，惠州七女湖起义爆发于同年6月2日，是同盟会继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之后，发动起来的几次大的武装起义活动。对这几次武装起义，《神州日报》都作有报道，以黄冈之役为最详细，黄冈起义爆发后的第六天即1907年5月28日，该报就以“本社专电”的名义刊出了来自北京的有关革命党人在饶平黄冈“攻陷县城，戕官毁署”的消息。此后一直到6月16日，又相继发表了16条有关这次起义的新闻和电讯，6月15、16日两天还以《广东最近两乱事详志》为题，连续用三个整栏的篇幅，发表了16条有关这次起义经过的较详细的综合报道。这些消息和报道力图在读者当中造成以下的印象：
1.起义是正义的行动。它们宣传说：起义的原因“始于闹捐”，是政府腐败和“道失民散”的结果，对于封建统治者说来是“咎有所归”［5］。
2.起义部队锐不可当。它们报道说：那些革命党人“十一夜攻击黄冈县署，放火烧毁，杀死官兵十余人，后复往攻税关，将税司击伤”；“十三日袭得诏安县城，十四日复夺得饶平府城，两处官员现均不知下落”［6］；“官军不敢进剿，现急盼大兵赴援”；“诏安县之兵全行失败，死伤不下千人”［7］。说明官军根本不是起义部队的敌手。
3.起义部队纪律严明。它们报道说：“乱党自称为革命党……纪律甚严，除官员外，概不骚扰”。“举动颇似文明……令居民照常贸易不必惊慌”；“如此严明，较之我们巡警局有过之无不及也”［8］。6月5日的“紧要新闻”栏还全文转发了起义部队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即孙中山的名义发布的以下文告：“不听号令者杀，敢造谣言者杀，敢放火者杀，奸淫妇女者杀，私藏军器者罚，私藏口粮者罚，强买者杀，私容官府者杀，私入人宅者罚，杀外国人及抢教堂者杀。”说明起义部队是爱护百姓的仁义之师。由于这几次起义的地点都僻处南陲，为这个报纸的通讯网所不及，创刊伊始，力量不足，咄嗟之间又不可能派出记者，所以有关的报道只能大量地利用外报外电和转录地方报纸上的材料，稿源不足，经常为乏米之炊。这在有关钦廉起义和惠州七女湖之役的报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黄冈之役的报道相比较，这两次起义活动的报道，显得比较零碎，不够完整。和有关武装起义的报道相配合，这一时期的《神州日报》还详细地报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革命党人活动的消息，主要的有以下一些篇目：《刘家运之真假》(1907年4月9日)《广东革命党与葡萄牙某军械厂订购军火月内运至中国以备起事》(4月9日)《汇记两江总督大捕革命党事》(4月20日—5月2日）《考生中亦有革命党乎》(4月23日)《严查进口船私运军火》(4月25日)《党人之交涉》(4月25日)《秘拿革命党》(4月26日)《重庆亦有革命党乎》(5月7日)《革命党尚敢出现耶》(5月16日)《电查革命党私运军火》(5月27日)《革命党私运军火之谣传》(5月31日)《电咨沿江密拿孙文》(6月2日)《无事自惊》(6月4日)《南洋密饬戒严》(6月17日)《革命之恐慌》(6月18日)这些消息着重报道的有以下一些内容：1.有关萍浏醴起义的续闻。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遭到缉捕，另外一些革命党人则继续串联，密谋再起。从4月20日起在纪事栏连载10天之久的题为《汇记两江总督大捕革命党事》的长篇报道和《革命党将监禁》(5月12日)、《义宁州又获匪》(5月18日)、《江西密札钉封通饬防乱》(6月10日）等消息，就都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了介绍。2.有关各地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消息。介绍了各地革命党人设立机关、暗地串联、私运武器、密谋举事的情况，涉及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武昌、广州、直隶、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四川、广东、广西等十几个省市。前引《电查革命党私运军火》(5月27日)、《南洋密饬戒严》(6月17日)和同一天刊载的《北京通信》等消息即是。
3.有关革命党人被捕被审讯期间和反动当局作斗争的情况。介绍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身陷缧绁，神色自若，坚守气节，临难不苟和慷慨陈词，不为威武所屈的英雄事迹。有的消息如4月25日刊载的《汇记两江总督大捕革命党事》，还转录了一些被捕革命党人阐述自己的革命观点的供词。通过这些报道，这个报纸介绍了革命党人的活动，赞美了他们的志行，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在读者中造成了革命火种遍布全国，武装起义一触即发的印象，给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斗争以很大的舆论上的支持。对于清廷密布缇骑，缉拿革命党人和一些动摇分子变节投敌的情况，该报也作过一些报道。4月26日刊载的天津地方官员新近“派出二十余人”分赴各客栈诱捕革命党人的消息，6月15日刊载的北京当局准备“添募马巡”，在崇文门等处“严防党人私运火器炸弹入境”的消息，6月17日刊载的扬州督带徐宝山“赴申密探革命首领”和江督端方“密委探弁邢千戎赴京津一带密查匪党”等消息，属于前者。4月24日刊载的题为《卖友得差》的介绍原隶革命党的巡警学堂学生刘佛船“密告其同党”被“委充中路巡官”的消息和同日发表的题为《岂徒二千金之赏而已哉》的介绍原隶革命党的留日学生郭瑶阶告卖同志，除得赏二千金外，还被委为缉捕营哨官，“翎顶辉煌”，“终日持刀乘马往来侦探市衢”的消息，属于后者。这些消息的字里行间都隐含有对色厉内荏的清廷当局和甘为虎伥的革命叛徒的嘲讽和鞭挞。如前举北京当局“添募马巡”消息中的“添此马巡数百，便可以防党人之炸弹焉？可笑！”和《卖友得差》那条消息中的“丧心若此，记者盖有人心世道之忧矣”等即是。
刊出这些消息也还有另外的目的，即唤起革命党人的注意，要他们提高警惕，谨防上钩。在一些评论文章中，该报还对清朝地方官员谎报“匪乱”，杀良冒功，以“捉拿党人为近日升官发财之捷径”［9］等种种卑劣行为，作了揭露。宣传革命党人是“制造国家之原动力”，而不是什么“谋反叛逆者”。提出了“优待国事犯”［10］的口号，要求给被捕革命党人以“国事犯”即政治犯的待遇，声援了他们在狱中的斗争。从法理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反动政府虐待和杀戮被捕革命党人的做法，进行了舆论上的谴责。限于条件，该报这时并没有登载正面阐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大块文章，但是从一些稿件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政治倾向和闪烁于其中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火花。这个报纸在神州文献摭余栏里刊出的介绍“胜国孤臣遗迹”的史料文章，在神州诗话栏里刊出的张煌言、顾亭林等明朝抗清将领和明末遗老怀念明王朝的诗篇，以及在新闻版中插刊的《孝陵写真》、《孝陵石象》等介绍明太祖陵墓的素描和照片等，就都带有明显的反清色彩，起了“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11］的作用。这个报纸在创刊初期所发表的“祖龙坑儒，万夫钳口，专制焰张，流毒于后，从此神州，民权乌有……”和“封建既息，阶级遂平，卖浆织屦者，徒步而取公卿；揭竿斩木者，赤手而论大宝”［12］等言论，就都隐寓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意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这个报纸的有些文章，还热情宣传了“自由”、“平等”、“独立”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用“撞独立之鼓兮，揭自由之钟”［13］、“英雄百战为自由，王权扫地诡谋消”、“赓答民约，鼓吹自由”［14］等这样一些鼓动性的词句，在读者中进行宣传。
这个报纸的有些报道，甚至还公开地引述革命党人的“颠覆现政府，谋立共和政体，分配土地，使国民亲爱自由平等”和“脱□□(原缺，当系‘满清’两字)羁轭，扫除数千年专制政体，建设一完全新共和国”［15］等激烈言论，向读者介绍同盟会的政治主张。
《神州日报》的这些有关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报道和宣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它为广大读者提供了革命进展情况的最新消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在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看到过革命派日报的国内广大读者当中，特别是那些正在探索救国真理和革命道路的青年读者当中，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接受了《苏报》、《警钟日报》等革命派报刊仓促被封的经验教训，考虑到同盟会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当时还处在“启蒙时代”(于右任：《如何写社评》)，考虑到这一地区当时的敌我力量的对比、群众接受的程度和在反动势力包围下的租界地区办报的某些特点，这时的《神州日报》关于反清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是比较谨慎的。它的激烈程度不如几年前出版的《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不如几年后出版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也不如同时期在国外出版的《民报》、《河南》、《四川》等革命派报刊。在宣传手法上，主要表现有以下一些特点：
1.不摆革命架势。这个报纸不赤膊上阵，不逞匹夫之勇。虽然是同盟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舆论阵地，却从不以革命机关自居。版面上很少有剑拔弩张和金刚怒目式的标题，也没有跳踉搏跃以言革命的激烈词句。在对革命党和清廷的称呼上，照顾到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采取了调和的做法。一般情况下，直呼革命者为“党人”、“革命党人”或“孙党”，不用官文书中的诬称，但对个别来稿及外电中的“匪”、“匪党”、“乱党”等贬抑性文字，则一仍其旧，不作更动。不用清帝年号，不遵清廷正朔，但并不拒绝刊载上谕、奏折等之类的官样文章。对其中的帝王年号和后妃们的尊号，包括慈禧太后的那个十六个字的尊号，都全文照登，不加删改。
2.不作正面报道。这个报纸尽可能地避免由记者自己出面进行有关革命的正面报道，它所发出的大量有关民主革命运动的消息，都是通过以下的方式传达给读者的：（1）公布各级政府机关发布的有关革命党活动情况的通报和防禁、缉捕革命党人的函电文告，如4月13日刊载的《查拿革命党》、4月22日刊载的《四川又获革命党》和5月13日刊载的《札饬捕缉革命党》等。（2）转录外电和外报有关革命党活动情况的报道，如5月31日刊载的《西报述饶平乱状》和6月18日刊载的《革命之恐慌》。前一条消息转录了《字林西报》提供的材料，后一条消息则转录了“天津某法文报纸”提供的材料。大量搜集和编发这一类报道，无须记者自己出面，就已经在读者当中造成了风声鹤唳的印象。一些必须记者出面的报道，也尽量用摆事实和公布原始材料的办法，去影响读者，让他们自己作出判断，避免议论过多，授人以柄。不少有关同盟会政纲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就是用照录革命党人“供词”和新“缴获”的革命党文件的办法来进行的。这一类报道纯用事实说话，编者可以不任其责，而效果自见。
3.不为过激言论。从这个报纸所发表的各种评论文章当中，看不到多少直接鼓吹革命的词句和直接就革命问题发表的议论。它所采取的主要是旁敲侧击的办法和迂回的办法，如用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揭发沙皇“专制政体之流毒”的办法，去影射攻击清朝政府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类。这一言论方针，在它创刊初期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创刊第二天发表的社论《论本报所处之地位并祝其前途》，就曾经表示过这样的态度：“不可疾言之，未始不可徐察之。不可庄语之，未始不可婉述之。”可见它自始就是准备“徐察之”和“婉述之”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当地的反动势力还比较强大，这样做可以避免遭到迫害。正像于右任后来在回忆《神州日报》时所说的：“那时距《苏报》案大狱不久，《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又相继被封，政象黑暗，民气销沉。我们一方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要婉转其词，以免清吏的借口，社论的著笔，最不容易。”(于右任：《如何写社评》)实践证明，该报的这些做法，审时度势，有利有节，既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敌人，又在很大限度内保存了自己，使同盟会的这个宣传阵地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坚持下去，不致遭到像《苏报》那样的厄运，是可取的。其次，是有关清廷政治黑暗和官僚们昏谬贪残情况的揭露性宣传。这一类宣传和前面所说的反清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紧密联系，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揭露封建政府的瞻徇敷衍和封建官僚们的庸碌无能。它所发表的《论政界之滑稽》(5月18日)、《论大臣责任之根本治疗》(5月24日)、《论最近之疆臣与其所负之责任》(6月15日)、《时事小言》(6月19日)、《初七日上谕恭注》(6月20日)、《官场吃烟调查》(4月10—24日)、《宝山县令私纳犯妇之笑柄》(6月12日)等新闻和评论，所涉及的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些新闻和评论力图在读者中造成这样的印象：这个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它的多数成员都是一些阘茸尊显、昏聩颟顸的庸人；他们鲜廉寡耻，道德败坏，而且还都是长期吸毒的瘾君子，离开了鸦片烟枪和烟灯他们连一天也活不下去。二是揭露封建官场的贪黩成风和官僚们的贿赂公行。它所刊载的《代潘芸孙、马景融呼冤》、《论近日执政者之宅心》(4月19日)、《论邮传部按治朱宝奎事》(5月15日)等新闻和评论，所涉及的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些新闻和评论给读者以这样的印象：这个王朝的文武百官都是一些贪货嗜利专事聚敛的吸血鬼。三是揭露封建当局的暴虐凶残和他们的种种苛政。它所刊载的《扶风惨案》(5月5日)、《探访局之劣迹》(6月8日)、《上端午帅请改良监狱书》(5月1日)等来论来稿和有关各地乡民在抢米抗捐斗争中受到残酷镇压的消息，所涉及的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些来论来稿和新闻报道，它揭露了地方官员们的残民以逞，“无恶不作”；揭露了参加镇压“民变”的官军们的“非抢掠人民，即强奸妇女”；揭露了警察当局的“假警政之名，行厉民之实”和“故入人罪”，“吓诈苛索”；揭露了监狱当局的“私刑之惨，有过于上断头台”，“监所内之污秽，如豢豕之所”；对人民群众在封建淫威下的不幸遭遇，寄以很大的同情。在这一时期已发表的揭露性稿件当中，成为该报攻击重点的，主要是以下两个人，即受到慈禧信任总揽朝政的皇族大臣庆亲王奕劻和陕甘总督升允。对于前者，主要揭露他的贪婪，对于后者，主要揭露他的凶残。当年4—5月间，北京官场发生了两大丑闻，一件是直隶候补道段芝贵以十万两巨款向庆亲王奕劻行贿，又以一万二千两巨款买得名伶杨翠喜献给庆王子载振，以此被提升为黑龙江巡抚；一件是庆亲王奕劻以助赈为名大办70整寿，进行敛财活动，收受和吞没寿仪近百万两。消息传出后，《神州日报》立即作了详细报道，并先后发表了《筹赈》(5月4日)、《庆王计较寿仪》(5月9日)、《论庆邸父子被参事》(5月13日)、《誉杨翠喜》(5月19日)、《段案余谈》(5月22日)、《论大臣责任之根本治疗》(5月24日)等评论文章，对这个炙手可热的亲贵大臣的聚敛活动进行了揭发和抨击。有的评论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庆者，一抱筐箧，啖珠玉之亲王而已”(《论最近之疆臣与其所负之责任》)。有的评论文章则作了嬉笑怒骂的嘲讽，例如：王爷之做寿，曰，以助赈也。中外达官贵人之馈遗赠献也，曰：以助赈也。由是金寿字，联翩而来；银针貂褂，联翩而来；大珠良玉、瑰珍奇宝联翩而来；钞票五万元、十万元、二十万元，联翩而来。崇门税务进款比较大赢，王爷马夫、门丁、丫头月赏，比较亦大赢。甚哉，王爷之善于助赈也。王爷知达官贵人有钱，而代饥民为之领取。达官贵人知王爷之轸念饥民，而专以巨款奉给王爷。一者可以省揣量官缺肥瘠之繁；二者可以起独居鞅鞅不乐之病。甚矣，吾国士大夫之亟于赈饥也。哈哈！王府荒，饥民当；王府饱，饥民倒。(《筹赈》)恨汝命薄，不如褒姒，以灭彼庭燎之光。祝汝美好，早从鸱夷以相彼吴宫之沼。汝于国民为晦气，而亦为明星。汝于政界为魔女，而亦为化人。(《誉杨翠喜》)这些，都写得酣畅淋漓，极尽揶揄调侃之能事。对升允暴政的揭露和谴责，主要见于《陕西民变确情》、《扶风惨报》、《甘人请命》等通讯报道。通过这些通讯报道，揭发了升允在陕西扶风、富平、蒲城、渭南、华阴、华州、大荔等地屠杀抗捐农民和在甘肃等地横征暴敛、焚禁新书等罪行，拟之于“秦始皇”，诋之为“活阎罗”，并且代西北人民发出了“长夜漫漫，果何日旦？”和“天乎！天乎！吾西北何日去此害也！”的悲愤呼叫。升允曾经向清廷举发于右任“倡言革命，大逆不道”，并派人对于实行缉捕，是于的直接迫害者，这也是该报之所以集矢于他的一个原因。《神州日报》对封建官场丑闻和封建官僚们的恶德秽行的揭露，是和它的反清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紧密结合的。它用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告诉读者，正在管理国家大事的那些封建官僚都是残害百姓的“一丘之貉”，由他们所组成的封建政府，则是一个“卑污丑恶，为天下笑”的“顽劣之政府”和“世界之鬼魔政府”。这个政府“所持之政策，与国民之痛痒绝不相关”(《论最近之疆臣与其所负之责任》)，再也不能对它寄以任何希望了。在一些评论文章中，这个报纸还尝试着把已经揭发出来的事实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联系起来考虑。例如在揭发了庆王父子贪赃枉法的大量罪行以后，立即指出：“吾今试求其原，盖专制政体实便于贿赂，苟欲改革，无殊与狐谋皮”(《论庆邸父子被参事》)。稍后发表的一篇嘲讽言官的社论，更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汝知庆振之罪，罪在招权纳贿全无心肝，不知庆振之招权纳贿全无心肝者，谁纵容而宽假之？”［16］把矛头直接引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话说得比较隐讳，也没有充分展开。有的评论虽然也说过要“与恶魔政府奋斗”之类的激烈的话，但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培养国民“廉耻直觉之萌芽”和“以法立国”［17］，并没有在革命问题上作进一步的论述。此外，也还有一些评论，对某些暂时受到排挤的汉族大僚如岑春煊、袁世凯等持宽容态度，这些都反映了这个报纸及其编者作者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再次，是有关抵制和反对预备立宪的宣传。该报筹备期间，清朝政府迫于形势，正在演出一场预备立宪的丑剧。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同年10月发布改革官制上谕，用立宪的招牌，来维护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朝廷大权，以抵制和缓和革命。这方面的活动在《神州日报》创刊以后，日益增多，引起了朝野人士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极大关注。对于清廷的这一举动，海外保皇党人和国内的一部分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绅商们欣喜若狂，海外各地的保皇会组织自1907年2月1日起全部改为国民宪政会，国内立宪派人士也纷纷在各省市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报纸，进行预备立宪的鼓噪。当时的上海报坛，由于《警钟日报》的停刊，已经是清一色的保皇党和立宪派分子的天下。预备立宪的诏书颁发后，充斥于各报版面上的是一片欢呼声。1906年9月16日，即诏书颁发后的半个月，上海《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申报》、《同文沪报》五大报纸公然联合举办了一个“报界庆祝立宪会”，以示支持。另一家大报《新闻报》没有参加，但它对预备立宪的态度和这几个报纸基本上一致。这一情况直到《神州日报》出版后，才有所改变。该报刚创刊的一段时期，它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和教育、实业界名流，曾经希望它支持预备立宪，有过《神州日报》“盖实与中国预备立宪有绝大影响”和“中国乎！立宪乎！实与《神州日报》有厚望乎？”［18］等之类的祝愿。
为了满足部分读者的需要，这个报纸也刊载过《东三省督抚会奏遵议三省官制折》、《五台唐大令公民局章程》、《粤督岑云帅奏预备立宪阶级折》等之类的和预备立宪有关的“要件”、“专件”等来稿。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它和同盟会同时期出版的《民报》、《中国日报》等一样，是坚决反对预备立宪的。早在创刊后的两三天，该报就在题为《论本报所处之地位并祝其前途》的长篇社论中，表明了它反对预备立宪的坚定立场。指出：“自预备立宪之声一出，以宪政之浮文，蒙专制之实体，政府以预备立宪四字颠倒部臣、疆臣，而其昏庸泄沓贪污淫酷也如故。部臣、疆臣以预备立宪四字矜炫国民，而其昏庸泄沓贪污淫酷也如故。然而政府则岸然自以为立于不败之地位，盖用立宪饵天下，而以一切新政涂民耳目，其威可以自卫，而其术可以不穷也。夫如是，则政府立于不受监督之地位，部臣疆臣皆有不受监督之性质，所谓根本政策，所谓行政行为，皆非吾党所能赞一辞。”4月4日同一篇社论还郑重告诉读者，这个报纸十分重视有关预备立宪问题的探讨，将把它当做自己对于国民责任之一，来“与海内善知识之士，捕捉此种问题而日日摩挲之”。
这以后，直到于右任辞职，这个报纸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评论预备立宪的文章，主要有：《批评》(4月3日署六六)、《论政府无立宪之资格》(4月5日未署撰人)、《预备立宪之怪现象》(4月11日署寒灰)、《中国前途之问题》(4月15日署名庸)、《论近日执政者之宅心》(4月19日未署撰人)、《时事短评》(4月28日署六六)、《论政界之滑稽》(5月18日署寒灰)，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所谓的预备立宪运动进行了抵制：第一，论述预备立宪的不可行。认为坚持君主专制制度的清政府既“未尝有立宪之思想”，也根本“无立宪之资格”；目前存在的诸如“有治人无治法”、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和满汉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也和所谓的“立宪”精神完全相悖。这些状况不改变，预备立宪云云只能是空谈，根本行不通。第二，揭露清廷预备立宪的虚伪。认为清廷“于专制用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则存其名而惟恐蹈其实”。其所以宣布预备立宪，摆出种种要实行立宪的姿态，完全是迫于形势，绝非出于真心。目的是企图“以狙公赋竽之心，为掩耳盗铃之计”；是“以宪政之浮文，蒙专制之实体”；是“借此以淆惑观听，而一试其手段”；是“以立宪为饵民主媒”。因此，绝不能对他们的预备立宪活动抱有任何幻想。第三，讽刺预备立宪种种措施的荒诞。它们嘲笑清廷推行预备立宪，是“沐猴而冠，蒙马以虎皮”，是“俳优扰杂，粉墨登场”；嘲笑宣布预备立宪后的政局是“似开明，非开明，似预备，非预备”，是“群犬争骨，狺狺牙牙”；嘲笑在预备立宪旗号下进行的官制改革，是“不男不女之天阉”和“非驴非马之骡”。把进行中的预备立宪活动，描述成为一场“朝野上下以滑稽相市”的丑剧。呼吁“国民”们“一醒沈梦”，不要再为清廷的预备立宪骗局所惑。该报有关预备立宪的评论和报道，偏于对清廷伪立宪活动的揭露和批判，并没有从理论上对整个立宪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于君主立宪和与之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或称为“共和立宪”)，也没有作系统的比较和分析，没有很好地从正面宣传革命派有关民主立宪即共和立宪的主张，是其不足。但是，在当时国内还很少革命派的舆论阵地，保皇党立宪派报纸的预备立宪宣传很能迷惑视听的情况下，该报的这些宣传对于抵制君主立宪的运动还是起了有利的影响。它打破了上海地区改良立宪派报纸在预备立宪宣传上的垄断局面，使很多群众从预备立宪的迷梦中觉醒过来，认识了清廷预备立宪的欺骗性，对民主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作为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喉舌，《神州日报》也很注意有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宣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设立本埠商情等专栏，详细报道上海地区有关金融、贸易、货运、税收和资本主义企事业开创关停情况的动态消息。同时还逐日编发“本埠各行物价表”，详细报道百货行情和物价涨落消息，为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提供最新的经济情报。
2.开辟商务调查等专栏，发表有关商品和原料产销情况的详细调查材料。其中如《本厂纱牌号之调查》(4月6日)、《本埠各洋纱号及执事人名一览表》、《最近白丝出口之调查》(6月10日)等，是对上海地区工商业情况的调查；《奉天新民府商务调查》(4月13日)、《奉天同江厅商务调查》、《同江商业户口表》(4月14日)、《浙江处属土货出产行销调查录》(5月24日)等，是对外省市产销情况的调查，都为国内的工商业资本家提供了有关产销业务的大量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3.开辟商务译论、实业时论、外论一斑等专栏，加强了对外报有关经济评论的翻译介绍。在一些国外通信专栏中，也刊出了不少驻外记者发来的有关各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的通讯报道。前者如4月4日发表的《德意志之商业教育》和4月27日发表的《去岁英美德法及澳洲国际贸易情形》；后者如4月2日发表的介绍美国石油大王发家历史的美洲通讯，4月3日发表的题为《周览日本东京劝业博览会记》的东京特派员函，和4月20日发表的题为《记日本振兴实业之一斑》的旅东社员通讯等，都为国内的工商业资本家提供了有关国外经济发展情况的最新资料，起了参考借鉴的作用。在一些评论文章中，该报还经常就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希望民族资本家“注意种棉织布之方法”，努力发展民族轻纺工业。强调一切有关“生计”和经济上的问题，“本民族不可不自为谋”，否则“他民族之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制本民族之死命”［19］，鼓励民族资本家和外商展开必要的竞争。该报创刊初期，粤汉、川汉、西潼、津镇、广九和江西、浙江境内的几条铁路干线正在计划修建，在官办还是“商办”问题上，众说纷纭，意见分歧。对此，该报先后发表了《为西潼铁路敬告全秦父老书》(4月15日)、《津镇铁路果归商办乎》、《主张国有财产之异闻》(4月16日)、《论江西铁路公司与中外日报之争当以仲裁定判不当兴讼》、《路哄》(4月30日)等评论和来稿，揭露了路政的黑幕和封建官僚们虚糜公帑贪污工料等腐败情形，反对官办或官督商办，力主“纯用商办”，给正在筹备成立的各地商办铁路公司以舆论上的支持。该报的这些有关经济方面的宣传，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了舆论上的鼓吹，反映了成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为他们提供和交换经济情报，充当他们的“传播工具”，成为他们的有力的代言机关。从维护民族的利益出发，《神州日报》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和帝国主义朘削掠夺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种种罪行，也作了广泛的评论和报道。日俄战争以后，中国正面临着新的被瓜分的危机，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向中国这块肥肉伸出毒手。面对这一危急形势，该报经常向读者发出救亡呼吁，鼓动他们奋起御侮，和列强的侵略活动作斗争。它所发表的《列强对华政策》(5、6月)、《日本现在海军》(4月13日)、《俄人设置黑龙江舰队之计划》(4月28日)等介绍帝国主义磨刀霍霍情况的通讯和译论，提醒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要保持高度警惕。它所发表的《日本关东州行政近闻》(4月9日)、《台湾之一斑》(5月24日)等介绍沦陷区人民血泪生活的通讯报道，用现实的例子来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当亡国奴！它所刊载的《记陈君天听蹈海事》(6月6日)、《刘鸣博吊陈天听文》(6月7日)等一组有关留日学生陈天听在归国途中怒斥日本侵略者“蹂我疆土”，高呼口号，奋而蹈海的通讯报道，用死者的壮烈事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对帝国主义无孔不入的经济侵略活动，该报始终给以密切的注意。它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主要是反对日本对我东北路权的掠夺。先后刊登了《日本南满洲铁道会议》(4月27日)、《论奉新吉长之路约》(5月7日)等新闻和评论，并发表了中日官方新近签订的《议订奉新铁路约》的全文。提出所谓的满铁株式会社，“虽用民有形式”，实际上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侵略我国的“第二政府”。认为新签订的这项路约，是“断送东三省之符券”，是日本进一步侵占我东北的重要步骤。愤激地预言：“请抉吾之两目，悬于长白山巅，以验从今以后日本之大侵满洲否也！”它坚决反对列强对中国矿权的掠夺。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对俄国掠夺我“满洲炭矿”，英国掠夺我山西煤矿、太行山金矿、安徽铜官山铜矿，法国掠夺我四川江北煤矿，日本掠夺我本溪、兴京等地矿产的活动和各地人民纷起“对付”的情况，都作了详细报道，声援了当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占和觊觎我矿藏的斗争。它坚决反对清朝政府擅举外债。对邮传部，两江、直隶、东三省督署等中央和地方机关以各种名义擅举外债的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该报并不一般地反对利用外资，它反对的是那种没有计划，不受监督，不顾偿还能力，“借入额数，借入方法，使用方法，偿还期限，偿还方法，一切出于当事者之任意”［20］的那种外债。它要求立即停止那些“损权辱国”的借债活动，并对那些擅举外债的疆吏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对一些帝国主义武装人员和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当时活跃在奉天地区的日本守备队和日本浪人，依仗治外法权强奸妇女，侮辱过往客商，屠杀我官兵百姓的种种暴行，该报也都在新闻和评论中进行了揭露和控诉。指责那些暴徒们“文明其口，而野蛮其心”，怒斥他们“蔑视我国家，蹂躏我主权，至极至极！”［21］与此同时，该报还对所谓高景贤事件，作了专门的报道。高景贤是一个在日本关东州租借地的一家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籍职员，因为在盖平一带持枪行凶，被当地中国政府捕获处死。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州都督府公然出来干涉，自称“都督府于中国人随意出租界时，于某种范围内，应有保护之责任”，并以此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赔偿。事情发生后，《神州日报》立即发表了《高景贤案传闻异辞》、《高景贤事件法律问题》(5月2日)等新闻和通讯，详为报道，并在编者按中驳斥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中国人既至中国地方，应为中国法权所辖，乃国法上之正理。日本所持，殊为强暴”。两天后，又专门发表题为《论高景贤事件》的社论，引证了大量国际公法的有关条款，批驳了日方的无理要求，认为这件事完全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无可许日本人容喙之余地”。社论述谈到“关东州”的法律地位问题，明确指出所谓的关东州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租借地，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本有要求复归之权，绝不允许“以租借地为变形之割让”，也“绝不允许以租借地居民为变形之归化人”，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气焰。这一类评论、报道和前举有关列强掠夺和侵占我领土主权等罪行的评论报道，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强烈义愤和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反抗精神。对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然而，限于主客观条件，该报的记者和评论作者们当时还不可能对帝国主义有本质上的认识，他们只是就事论事地对帝国主义者的一些罪行，进行了揭发和控诉，也还没有提出响亮的反帝口号。对明火执仗的侵略者，他们是深恶痛绝的，但对披着宗教外衣以学者、教育家和慈善家名义进行文化侵略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如李佳白等人，就缺乏警惕。对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狼狈关系有所觉察，但是认识得并不那么清楚。这些，在他们的评论和新闻报道中，也都有所反映。在一般新闻的报道上，该报比较重视的是有关教育方面的报道。上海的中国公学、复旦公学、健行公学、爱国女校、务本学校、中西女塾和外省的安徽公学、江南上江公学等几个学校的动态消息，经常见报。国内外一些学校的章程和教育界人士所作的某些学校办学情况的调查报告，也经常在要件栏全文发表。所刊广告也以文化教育方面的为多。反映了办报人和教育界的密切关系，及他们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当时流行的看法不同，这个报纸的评论作者们并不认为只要多办学校多开民智就万事大吉。他们看到了当时存在的“学校愈林立，则人才愈衰，教育愈普及，则国势愈弱”，“日日言教育而其实一切不举”［22］的状况，认为当时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多办几个学校的问题，而是办学方向的问题和教学内容的问题。否则学校办得再多，也不过是“奴隶之教育”，“即普及亦不过养成数十兆无耻之鄙夫已耳”［23］。这是他们比同时期的一般教育救国论者高明之处。
此外，这个报纸也刊载一些有关失火、失窃、车祸、拐骗、凶杀、路劫、盗墓、流氓拆梢和民事纠纷等之类的社会新闻，暴露了社会的动乱不安。《神州日报》和同时期的《民报》、《中国日报》一道，大造革命舆论，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有力的影响。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一个重要的讲坛，它是有贡献的，有成绩的。但是，它在宣传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弱点，主要表现在它的理论宣传严重不足：没有正面地系统地阐述过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没有正面地系统地解释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积极地参加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报刊之间的那场大论战。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环境的限制。它不能像在日本出版的《民报》和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那样的言所欲言。正像它的主编人后来在小结它的第一年工作的时候所说的，“所得言者，不及十之三四”［24］。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还有主观上的原因，即它的绝大多数编辑撰稿人本身就缺少民主革命的理论准备。同盟会是一个在反满的旗号下集合起来的包括各派政治力量在内的松懈的政治联盟，纪律不严，各行其是，总部又没有一个对所属报纸进行具体指导的常设机构，这也是《神州日报》在宣传上和其他革命报纸步调不那么一致的一个原因。
三
在新闻业务上，这一时期的《神州日报》也有不少改进。它很重视编辑工作。对新闻实行分类编辑；重要的电讯用比一般新闻大一号的字体印刷；社论前刊有类似内容提要的“今日本报目录”；新闻的标题如《锡署藩之大笑话》、《苏州巡警殴辱学生之骇闻》等，都很生动浅豁。印刷也较精美，是我国最先采用机制新闻纸对开直长式分栏印刷的日报之一。从报纸的外观看，和现代一般的直排式对开日报已经没有多大区别。它很重视记者工作。把派驻各地的访员视为“扶助本社最有力之人物”，努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告诫他们：“一报之名誉，一报之价值，乃至一报之精神命脉，皆悬于诸君之手。”要求他们“对于本地，俨然为各种社会之监督，凡于其地发生之事件，害群者，必纠弹之；利群者，必扬励之。”希望他们密切联系当地同情民主革命的基本群众，做到为“一地之真同志”所熟知，为“一地之非同志”［25］所不知。它很重视新闻和评论的写作。把以下四种文字称为“四弊”：“既论甘而忌辛，亦无敌而放矢”；“箴贬乏术，无补于膏肓”；“采齐东之谩语，为中朝之故事”；“昵乡曲之宴私，淆品评于月旦”(《发刊词》)。反对把文章写得“承平粉饰”，言不及义。为了活跃版面和便于读者阅读，该报先后开辟了六十多个栏目。属于新闻电讯方面的有：宫门钞、紧要新闻、中央新闻、直省新闻、边事新闻、地方新闻、华侨消息、本社专电及社外、路透电报等专栏。属于通讯报道方面的有：通信、京师通信、各省通信及欧洲、东京、美洲通信等专栏。属于评论方面的有：社论、代论、时事短评、半哭半笑、批评、实业时论、外论一斑等专栏。其他方面的还有调查、问对、列强政策、列强政海、欧美社会事情、实业丛谈、译丛、学林、小说、神州诗话、神州学术片片录、陆沉杂识、杂俎以及奏折、要件、来稿、来件、选稿、纪事、余录等等。成为这一时期栏目最多的报纸之一。其中以半哭半笑、时事小言等短评专栏，神州诗话、词林等文艺专栏，最受欢迎。较有特点的是问对专栏。据4月27日发表的《本报增入问对一栏启事》介绍，这个专栏是在一些留学生的倡议下设置的，由留德学会担任主编，专门负责解答读者提出的有关政治、法律、教育、军事、财政、农工商矿等各方面的问题，以“启迪新知，破除隘识”，其性质有点类似后来的“读者信箱”。
《神州日报》还没有专门的副刊，但是散见于各版的文苑、神州诗话、词林、神州文献摭余、学林、海外琐闻、杂俎等栏的文字，实际上都是副刊文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诗词掌故。其中有不少宋明人的爱国诗词，明末遗老怀念故国的诗文和有关清初文字狱的掌故逸闻。（2）小说。属于创作的有乌衣的《新神州》、秋水的《奇囚》、伤的《断肠花》、寒灰的《叶哄》、鹿园众生的《狮子吼》、恍然大悟者的《做好事》等。除《奇囚》外，多数是一次刊完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不少是以时事为题材的。属于翻译的有兰梦译的《一点钟之夫妇》，心一译的《木冬枝缘》、《隐身法》，吴竟译的《红蕉洞》等。其中有不少是小仲马、杰克·伦敦等欧美名作家的作品。（3）科学珍闻和知识小品。《五官倒用之奇女》、《饲蝶奇谈》、《植物学之新发明》等，就属于这一类作品。题为《五官倒用之奇女》的那篇短文，介绍了一个妇女“以布重裹其目，以纸置耳际，则历历诵读竟无谬误”的事迹，是我国报纸上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最早的报道。这些副刊文字，有的直接服务于民主革命的宣传，有的则侧重于开阔读者的眼界，极力“搜求新知识以饷遗国民”(4月2日《题词》)，都很受读者的欢迎。新闻摄影和时事漫画也受到重视。该报这一时期先后刊出了近20幅铜版照片，包括人物、建筑、古迹、风景等各方面的题材。其中如4月28日刊出的《北京崇文门大街克林德牌坊》，下附文字说明：“此为庚子乱定后敕建德使牌坊以谢罪也，创痛犹存，京华冠盖出入其下者曾忆其为纪念物否耶。”5月23日刊出的《安南亡国后之富绅》，下附文字说明：“剖腹藏珠，谥为至愚，卖国窖金，僇为人奴。殷鉴不远，而财是守耶，我同胞盍视诸此。”都有激励读者毋忘国耻和奋起御侮的积极意义。漫画作品也间有刊出，见于这一时期报端的有五幅左右。其中有一些和新闻、评论配合得十分紧密。如4月7日刊出的一幅无题漫画，正中是一位翎顶辉煌的清廷大员，右手握一卷“度支册”，左手持一纸“陆军部公文”，口中引出一句话：“你们程度不够，办不了地方自治！”两侧各有一个伏地而坐的“小民”，其中一人口中引出一句话：“等到你许我地方自治，我已饿杀了！”很明显，是在讽刺清廷预备立宪的虚伪。
这一时期的《神州日报》有一支力量比较雄厚的作者队伍，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编辑部同人之手，其中主要的有于右任、杨笃生、王无生、汪允宗这四个人。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陕西三原人，出身于商人家庭，青年时代就有“家国兴亡之感”。1903年中试陕西秋闱。1904年以所著《半哭半笑楼诗草》有痛诋清廷方面内容和“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等激烈词句，遭到地方当局缉捕，逃往上海，肄业于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1906年为筹备办报事，前往日本，同年11月13日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就着手办报。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报刊活动家之一。于右任早在1903年就开始为报刊撰稿，右任这个笔名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使用起来的。《神州日报》则是他亲自创办和主编的第一家报纸。在主持此报工作期间，他同时兼任中国公学的教育，每天“早起去吴淞教书，下午归来办报”(于右任：《如何写社评》)，工作十分紧张，因而不能以全力从事写作。但是报纸上的一些主要文章，包括那篇著名的发刊词，都经过他润色审定，一些未署名的重要社论如《论本报所处之地位并祝其前途》(4月4日)、《论近日执政者之宅心》(4月18日)等，也都出于他的手笔。此外，他还主编了半哭半笑、神州诗话两个专栏，为这两个专栏撰写了不少时事短评、旧体诗词和文艺评论作品。他的文章笔酣墨饱，富于感情，诗词也写得激昂蹈励，寄托遥深，在当时读者中有一定的影响。杨笃生(1871—1911)，原名毓麟，号叔壬，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时期担任过时务学堂的教习，此后又参加了自立军的起义活动，失败后逃往日本，先后在弘文书院、早稻田大学等校学习，并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和暗杀活动，1906年6月加入同盟会，是一个从改良派营垒冲杀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杨笃生就积极参加报刊活动，担任过改良派机关报《湘学报》时务栏的编撰，到日本后，又担任了黄兴创办的《游学译编》的编辑，并出版了宣传民权思想的小册子《新湖南》，是《神州日报》编辑部一班人当中最先参加报刊工作的一个人，并担任了该报的总主笔。在于右任主持报纸工作的80天内，他用“寒灰”这一笔名亲自为报纸撰写了19篇社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此外，他还给半哭半笑栏写了不少时事短评，给文苑栏写了一些诗词和短篇小说，被认为是“对于《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人”(于右任：《如何写社评》)。该报遇火之夜，他被迫从三层楼编辑部缘电线杆而下，仅以身免。复刊后继续为该报撰稿。杨笃生的文章议论豪健，极跌宕唱叹之致，“能以坚确之词义，抒其真挚之感情，深切地注入读者”(同上)，在当时的读者当中很有口碑。王无生(1880—1914)，安徽歙县人，原名钟麒，号毓仁，在于右任主持时期，经常用庸、庸人等笔名为《神州日报》撰写社论，其中的《中国前途之问题》一篇从4月15日开始，连载到5月6日才全部刊完，凡五续，万余言，对清廷伪立宪问题、民族生计问题、宗教问题等都有所论述，是该报早期的重要论说之一。《发刊词》也有他的一份劳绩。此外，他还经常以毓仁、天僇等笔名为该报撰写文艺方面的稿件。他擅长骈文，熟于稗史，能够以芳馨悱恻之词，达小雅诗人之旨，是该报早期有影响的作者之一。汪允宗宇德渊，笔名薶照，安徽旌德人，俞樾的及门弟子，曾经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的活动，担任过该会的董事。蔡元培主办《警钟日报》，他是主编之一。《神州日报》创刊后，他担任主笔，除参加起草发刊词外，还写过不少时事短评。他的文章曲而能达，“常能以深邃的观察，透视社会之黑暗面”(于右任：《如何写社评》)。他也是这一时期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此外，积极为这一时期《神州日报》撰稿的还有署名观复、肤、六六、听潮、容忍、寂等笔名的一些人，多数是报社内部的主笔、编辑、记者。由于年代久远，文献失征，已经难以指出他们本人究竟是谁了。于右任时期的《神州日报》虽然只出版了80天，却是这个报纸最为风光的一段时期。《神州日报》被公认为一份有影响的革命派报纸，于右任被推为一个有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报人，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原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注释】［1］末两字原缺，印作两个方框。从行文和韵脚看，可能是“天骄”两个字。载《神州日报》，19070424。［2］《本社启事》，载《神州日报》，19070403。［3］《本报特别启事》，载《神州日报》，19070405。［4］社论《本报三十七号纪念词》，载《神州日报》，19070509。［5］《饶平乱事余闻》，载《神州日报》，19070611。［6］“社外电报”，载《神州日报》，19070602。［7］“紧要新闻”，载《神州日报》，19070607；“社外电报”，载《神州日报》，19070605。［8］“社外电报”，载《神州日报》，19070602；“纪事”，载《神州日报》，19070616。［9］来论《书龙南党狱》，载《神州日报》，19070506。［10］社论《论政党之前身》，载《神州日报》，19070428。［11］于右任：《如何写社评》，载1940年《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2期。［12］《颂词》，载《神州日报》，19070419；《发刊词》，载《神州日报》，19070402。［13］《本馆迁居祝词》，载《神州日报》，19070613。［14］《美国国歌谭》，载《神州日报》，19070403；《祝词》，载《神州日报》，19070406。［15］《革命之恐慌》，载《神州日报》，19070618；《东京近信》，载《神州日报》，19070619。［16］《诮言官》，载《神州日报》，19070519。［17］均见社论《常识一》、《常识二》，载《神州日报》，19070521。［18］李宗棠：《颂词》，载《神州日报》，19070414。［19］社论《中国前途之问题》，载《神州日报》，19070506。［20］社论《论秘密外债》，载《神州日报》，19070607。［21］《论日本官兵在满洲之举动》，载《神州日报》，19070604。［22］社论《学务时论》，载《神州日报》，19070423。［23］社论《中国之前途问题》，载《神州日报》，19070502。［24］《神州日报第一周年纪念辞》，载《神州日报》，19080401。［25］社论《敬告访事诸君》，载《神州日报》，1907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