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刊界与学界、编者与作者，就涉及一个问题：他们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长期以来人们讲，编者和作者是嫁衣和嫁女的关系，编辑就是做嫁衣裳。有嫁衣，当然就会有嫁女啦。什么是嫁女？在这里，只能由作者及其作品充当嫁女。嫁女，可能她的服饰、化妆还不到位，还不太漂亮，那需要谁来为她打扮呢？按照嫁衣和嫁女这一关系，只能由编辑们替她打扮了。自然，这种关系，也是人们非常期待的关系，无论作者还是编者，都很期待。特别是作者，文章写好了，就是自己的产儿，就会敝帚自珍。据说法学界有位先生，某次文章杀青后非常兴奋，情不自禁地拍着大腿连续说：“好！好！好！”可作者自许的再好，拿到编辑手里，就未必一定好。编辑会站在他的角度，向作者提出一系列问题：或者你脸上的脂粉抹得还不够，或者你有的地方抹得太厚了，有的地方抹得嫌薄，还需要继续揉一揉，搓一搓……在这种关系中，编辑起的就是这种作用，尽量使作者的文章修改的更好，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是大家公知、也非常期待的编者和作者之间的一种关系。
但是，人们也深深地感到，近年来，我国编者和作者、刊界和学界之间越来越变成了另一种关系：猫和老鼠的关系。辛辛苦苦地奉献学术智慧的学者变成了老鼠，而本应做嫁衣裳的编辑变成了猫。一位老学者写好一篇有见地的文章，在比其年龄小许多的编辑面前，也要毕恭毕敬、毫不马虎地把文章递给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理所当然，但一位老作者和年轻编辑的关系总不应变成这个样子吧？但是很遗憾，现在学界与刊界的情形大体就是这样，至少大多数刊物就是如此对待作者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学论坛》、《学习与探索》、《求是学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京行政学院学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这六家不错的刊物，能够把编辑和论文作者、学者共同召集在一起，有针对性地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我觉得他们用心良苦，我们获益良多。这是对目前刊界流行作风的一种自觉抵制，我非常欣赏这样的做法。尤其各家刊物注重对青年学者的栽培和扶持，更令我感动。
谈到这个话题，我不妨略微展开一点。在刊界，我们都知道《文史哲》，五十年代就创刊的当时国内三大名刊。说到《文史哲》，就要谈到青年学者的成长问题。我深深地感受到，当今中国的青年学者无论其所面临的生存状态还是学术生态，困难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其学术生态！有些青年学者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结果还是走投无门。想到这层，有时候真想为他们掉眼泪。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文史哲》。《文史哲》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就在刊界声名鹊起。现今它已有六十多年的办刊历史，但仍是一份非常不错的刊物。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刊物中，其发行量是最大的之一，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发行。但是当年它起步时所发表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呢？或者它以培养什么样的人物为职志呢？它关注的是还没有在学界登堂入室的“小人物”！大家知道，当代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领袖李泽厚先生，他的处女作就是在《文史哲》发的；当代中国红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希凡和蓝翎，他们的处女作也是在《文史哲》发的。这些文章在《文史哲》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也引起高高在上的伟大领袖的关注。当然，他关注不关注并不一定说明问题，但是作为“小人物”的一篇论文，能够引起领袖的关注，足以说明《文史哲》本身发现新人、栽培新人的能力和职志。在前不久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举办刊庆六周年时他们邀请我去。我在发言中，就首当其冲地对导致刊界不良习气和学术不良生态的制度环境作了检讨。今天，绝大多数刊物动辄要求“大家”、名家的稿件，什么老陈的稿件、建宗的稿件、友根的稿件、玉鸿的稿件、学贤的稿件，还有滥竽充数的老谢的稿件……那么，在座的那么多年轻人的稿件、全国那么多博士生、硕士生的稿件，刊界为何不用慧眼去发现他们的优秀？
我还想举第二个刊物——《学习与探索》的例子，尽管朱磊已返哈尔滨，但我必须要谈谈这家刊物曾经是如何样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得。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学习与探索》被称为是“青年思想家的摇篮”。我们有大量的学者，包括经济学界鼎鼎大名的朱嘉明、黄江南，以及政治学界的远志明，还有法学界的梁治平、武树臣，包括老陈和我谢晖的处女作或者一些重要作品，大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回想起来，它当年做的实在太感人了。我在1984年上大学的时候，与同窗好友刘晓阳合写了一篇文章，叫《劳动力商品及其二重性》。毕业后经过再修改，寄给《学习与探索》，他们经济室编辑很快就给我回信说：“你们的文章，我刊准备刊用……”接信后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我把用稿通知拿给这位同事看看，又拿给那位同事看，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年轻人毕竟都有虚荣心嘛，我们的文章居然被这样重要的刊物采用了！可直到后来，这篇文章未被采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虽然结束了反异化、批精神污染，但又赶上了“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让人不无感动的是：该刊以“经济编辑室”的名义给我写了封较长的信，不但叙述了文章未能发出的背景和感慨，而且给我们作了真诚的道歉。长期以来，那封信我都保存着。无论如何，这都让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刚二十一二岁。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比这个年龄要大。各位可以想想，那时候《学习与探索》就是这样注重发现和培养年轻学者的。回头看看，我们现在刊界这样注重年轻学者的又有几家？
我还要谈到敬奎曾做副主编的《求是学刊》，我认为在培养新人方面也做的非常好。我40岁左右的时候去黑龙江出差。他们刊物的主编李晓娟博士知道后告诉敬奎：一定要把谢晖请过来，我要见见这位“老先生”。一个中午，晓娟安排我们一起进餐。在餐桌上，晓娟甚至带来了她的先生，大名鼎鼎的中国“日常生活哲学”研究的代言人衣俊卿先生对我的问候。我当时非常感动，甚至有些感激涕零。由此可见他们对年轻人成长的刻意关注！如上例证表明，刊界是学者和学术发展的关键，尤其青年学者和他们学术的成长，刊物起的作用是如此巨大，刊物的一次欣赏，可能是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终身动力和自信基础。但是，究竟如何发现人才，尤其发现学术新生力量和优质稿件？确实应是所有刊物需要认真考虑的。
讲到这里，又让我想起有些刊物的做法。例如我非常欣赏的《人民论坛》——为什么欣赏它？因在去年的“反宪思潮”中，《人民论坛》率先组织了多篇稿子为宪政正名、辩护。今年它再次组织8位法学专家，谈法学界的关注重点。我申请写的是“法理与宪政”，写了篇《法治与宪政：法学家的终极关怀》的文章。编辑似乎满意，但结果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一开，该刊来信要求：请您按四中全会的精神把论文改一下。我对此要求断然拒绝。这不是说它的要求不对，因为根据它的立场和处境，也许是对的。但你设定前提让我修改，我宁可不发表。因为其要求已经干涉了我的意思自由。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编辑要作者精益求精是指的什么？如果是逻辑上、修辞上、行文技术上、错别字上、材料真实性上的问题，作者自然要服从，但如果修改要求涉及作者的立意，我认为不能接受。现在一些编辑，特别是一些所谓大刊、名刊的编辑，动辄要求作者在内容上、立意上修改论文。作者在立意上按编辑要求修改论文，那还是作者在写文章吗？编辑替作者写不就得了？毫无疑问，文章不厌百回改，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像小韩寒或老韩寒那样写文章从不修改的传说，我估计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是编辑对作者的修改要求，最好主要是技术层面的，不要动不动就让作者伤筋动骨、重新立意。这是我对刊界的一个建议，也是我借探讨刊界和学界的关系引申的第一个话题。总之，我们这场刊界和学界跨界的会议开得非常好，特别是各家刊物体现出的对年轻作者的关怀和栽培，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这次研讨的主办单位，由于对主体、主题、问题意识等都安排得十分周备妥当，因此，在研讨的方式问题上，也安排的别出心裁，并因此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批评效果。研讨中，既有论文作者的发言，也有评议者非常深入的评议和批评。而在评议者当中，既安排了一位刊界的代表在技术上把关批评，也安排了一位学界的代表在内容上批评。这样一种安排不仅别出心裁，而且收获颇丰，不仅对在场的青年作者们有价值、有意义，而且对其他学者很有启发。在一定意义上，刊界同仁对论文作者提出的意见，或许比学界同仁提出的意见更有价值，因为我们作为作者，通常更多地考虑的是文章的学术思路，而对编辑可能关注的技术思路等关心不够。这次会议，显然给我们在座的所有作者，也给我本人提出一个要求：在写作并企图通过刊物发表一篇文章时，一定要考虑编辑的方便和要求，要考虑编辑规范和刊物的内部规则。通过研讨不但让我们收获了思想，而且还收获了论文的技术规范或学术规范。
（本文为2014年12月21日在苏州大学召开的“新兴（新型）权利与法治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谢晖教授所做的会议总结，由中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生李义辉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