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仁"而爱人爱群爱国，因"智"而能寻救国救群救人之道，因"勇"而全力于职业教育事业。黄炎培本人一生中积极倡导、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思想与实践即是这种精神的充分体现。
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仁、智、勇"是代表完善人格的形象，是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托，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利器。1930年黄炎培在为沪江大学所作的校歌歌词中，他寄希望于同学们，以"仁、智、勇"的精神，肩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在另一首诗《吾爱》中的末两句，黄炎培再次使用了"仁、智、勇"三字，期望国人以这种精神拯救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中华民族："维吾大仁大智大勇兮，保我中华国命之绵长。"对"仁、智、勇"的推崇，无疑是黄炎培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表征。在黄炎培看来，中国的文化生命赖"仁、智、勇"以延续，而发展中国职业教育这一具体的事业同样需要这三个字。
晚清以降，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的力量来挽救国家的知识分子并非始自黄炎培。1895年，严复在论述他维新思想的《原强》中，对"仁、智、勇"进行了结合当时背景的现代诠释。他提出，"以今日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认为，国家的盛衰强弱基于国民是否具备这三大要素: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1938年，黄炎培在与张东荪长谈人生观时，解释了他对"仁、智、勇"的思考与理解："宇宙之大；万物之繁；生死之故。此三者属于'智'。念我恃众以生；念众人之苦；念人方为尽其天职而捐生命。此三者为'仁'之原。即知即行即是'勇'"。
在这里，黄炎培也强调"勇"所包含的"强健身体"之意，故其强调增强国民的身体素质，提高国民的"活泼性"。但他更多的是结合包括发展职业教育在内的事功的角度来论"勇"，即强调与"知"合而为一之"行"的意志与毅力。此外，与严复所强调的对"民"的"教之育之"的教化色彩相比，黄炎培显示出了更多的人道主义的"启蒙"的意识：他希望人们从"宇宙、万物、生死"等中去体验仁爱、智慧；而只要具备了"仁"和"知"，也就知而能行了。
"仁、智、勇" 是黄炎培对国人的要求，更是对自己的要求--他一生职业教育实践探索极其准确地诠释着这三个字，而其职业教育思想也可以从这三个字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三个字不仅是黄炎培人生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理解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的一把钥匙。
一、仁者之爱
黄炎培是一位有大爱的教育家。对人、群以及国家充满真挚之爱是黄炎培为人处世的写照。俗话说，"大爱无疆"。综观其一生，他即是以"爱"指导自己一生的言行，并试图以此去影响他的学生、他的同事以及社会大众的。他的《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赋我以知，更赋我以爱。有生而爱其身，因生生相倚，而爱其家，爱其族，爱其国。知物我之平等，而爱一切物。大哉生也，善者爱也。"
结合黄炎培一生所作所为所思，他就是一位身着俗装、信奉儒家学说的虔诚的佛教徒。黄炎培的爱不仅是彻底的，也是极端真诚的。这种彻底而真诚的爱源自于他自小的苦难经历以及所受的教育，尤其是他自小就受到慈母的言传身教，生就一个菩萨心肠之人。据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的回忆：
有一事我自己也不了解，有人说给我听。我还在提抱中，一天，姑姊辈捉得一只很美丽的五色蝴蝶，用绣花针把它钉在庭柱上，蝴蝶两翅扑个不停，她们抱我近前看，向引我喜欢，不料我大哭，哭之不休。把蝴蝶放走了，再抱近前看，不哭了。
藏于黄炎培内心的佛性之善还体现在，他不仅对人，对物也是深怀着怜悯之情。如张载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中年时期自一次偶然的经历后开始食素而至死不弃。据他回忆：
一九一七年六月游新加坡海滨，亲眼看到捕鱼人出海归来，船上满载活鱼，渔夫一一将鱼破腹，挖掉内脏，投入另一空船，鱼儿跳跃几次才死去，人类为了果口腹，这样地残杀生物，使我感触很深，立下了素食的志愿。"
可以看出，黄炎培的人生观既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民本主义的影响，也深受来自民间的朴素的佛教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黄炎培自己称之为"广泛的、天真的人道主义"。
正因为有大爱，在黄炎培的个人字典里找不出对他人的仇恨、私怨等字眼，尽管他平生中所受到误解甚至不公正待遇不在少数。1938年5月18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
到东山里。罗静远、佩秋叔侄来访，共问渔与之畅谈。佩秋东大毕业，为陈果夫江苏主席时秘书长。果夫向对我不谅解，对职教社主张停滞补助经费，今下台矣。舆评有对之不满者，佩秋因问我与问渔意见，我乃直答以：'果夫主苏政，一、提前禁烟；二、导准，导准虽失败，然两事同为善的动机，用人亦能去恶从善，惟党见未尽除耳。我不愿以私人情感抹杀希真是非。'问渔复直揭果夫对我、对职教社误会太甚，然吾辈总主张公道，不介意也。"
从上可以看出，黄炎培绝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之人。他真正达到了诚如古人言之"宁让天下人负我，我决不负天下人"那种境界了。对于陈果夫的所作所为，黄炎培宁愿相信只是"党见"所致，即便有偏狭之处，但也要看到他的可取之处，因而坚持以直报怨，绝不肯以怨报怨，更不会落井下石。
这种极其难得的宽广心胸与宽厚人格，也正是他一生得友无数而树敌甚少的根本原因。江恒源在《黄炎培诗集》序言中说:"任之先生是天生一副侠骨慈肠、锦心绣口。就他一生来说，得之于天者，真是有厚而无薄，可是得之于人者，就不能不说是厚薄相间了。此处我要特别声明一下，所谓'得于天'，是指他的性格天分，所谓'得于人'，是指社会对他的待遇，并不如通常人所说的先天后天。"江恒源强调，《国讯》社的四信条，"便是他老人生观的写照。"
作为素食者的黄炎培，其人道主义观念由物及人，进而由人及群。尽管中国人固然有他所认为的"贫、愚、私"等诸多弱点，但黄炎培既不是像一些文化精英由此去鄙视、批判民众，也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改造"他们，而是去同情他们、体恤他们。
1941年5月28日黄炎培在成都对四川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第五期学员班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律己与爱民》。他在讲演时作《爱民歌》一首，要求地方行政干部在工作中要做到同情、体恤农工大众。
农工劳苦，而我休闲。
杭战以来，白骨如山。
尔我同胞，骨肉相关。
吾身独安，吾心何安?
同时，黄炎培还积极的心态参与到民众之中，去做耐心的"唤醒民众"的工作，希望民众知晓职业教育、理解职业教育，自觉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通过职业教育来实现改变自己。为此他说，"天赋吾忍杀生之一点仁心，如获得强有力的援军，扎成了硬寨，不可动摇。中年以后素食，实伏根于此。从此，吾思想、吾行为，都归宿于一点，即如何造福公众是也。"
对人之爱、对群之爱，自然也延伸至对国之爱。被称作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黄炎培是当之无愧的。曾任黄炎培秘书的尚丁认为，"他的一生，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爱国主义的红线。" 1965年，黄炎培去世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在追悼会上宣读悼词的第一句话就是，"黄炎培先生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
1894年，黄炎培的父亲去世，同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两件事给十七岁的黄炎培以沉重的打击和强烈的刺激。尤其是后者，在心理上影响了他一生。事实上，甲午战争对于国人的自尊心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但也由此激发了中国人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此事对于黄炎培的影响亦不例外。他说，"吾年十七，值甲午对日作战，一时爱国心勃然而起，追涉猎古今中外学说，兼受国内外种种戟刺，而国家观念，遂占领方寸的主要部位。"
1901年，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特班，选读外交科。在南洋公学，黄炎培受教于热心于西学传播、倡导新式教育的蔡元培。蔡元培进一步启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并启示了"教育救国"的道路，黄炎培未来一生的职业方向就此奠定。其间应姑父沈肖韵的邀约，黄炎培结伴与其去南京应江南乡试，结果榜上有名。中举之后的黄炎培并没有走封建卫道士的做官发财的老路，而是毅然回到南洋公学去追求新学。
1903年年底，流亡海外的黄炎培一听说国内情形已然缓和就回到了上海，在杨斯盛的帮助下，重新倾心于教育救国的实践，很快就在上海和江苏教育界崭露头角。局势日益发展，社会要求改变政治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已经不容有热血救国之心的读书人置身于政治之外。"新场党狱案"的险剧使黄炎培对于黑暗的满清政治日见不满，1905年，在蔡元培的激励和介绍下，黄炎培加入同盟会，从而开始了以教育家、政治家双重身份参与的社会改造活动。这就是黄炎培后来所说的"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其后提掣革命者吾师"。
蔡元培的教诲，使黄炎培终身受益。如果说，在此之前黄炎培的活动主要还是局限于上海川沙一地，那么在此之后他的视野、他的舞台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他在《吾师蔡子民先生哀悼辞》中说:"斯时吾师之教人，其主旨何在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之观念近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
黄炎培一生抱定救国兴邦的理想，始终把个人命运和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说："名，吾所不求；功，吾所不争，将吾整个生命献给我国家、民族生存工作上。"爱国、报国是他的信仰，也是他致力于发展祖国教育事业的强大精神支柱。
1929年8月25日，黄炎培再次遭到了国民党的打压。他的好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写信告诉黄炎培：上海市党部已对他进行指控，国民党中央还命令教育部对其进行监视。黄炎培当天也看到报纸的相关报道："控我头脑冬烘，学术荒芜，又控我为国家主义中坚分子，请通缉。"第二天，即8月26日，黄炎培即写信回复蒋梦麟，表明他坦然之心迹："奉读手书，盛意可感。弟虽不以革命家自榜然曾经沧海，二十七年来，此身一寸肉，此心一滴血，矢愿全部贡献于社会。"
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黄炎培"四时史宅会议。到史宅，史量才正和一群朋友打牌。我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我大怒，一拳猛击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在此后的日记中，黄炎培密切关注时事进展，对当时日军进攻以及中国军队抗战之事多有记载 。
黄炎培不仅身体力行其爱国报国之情，也期望激发更多的学生、听众的爱国热情，参与到救国报国的事业中去。1933年，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成立15周年纪念会上，号召学生:"无论已毕业、未毕业，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国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社会、国家效用。"当时正是民族矛盾上升，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黄炎培要求学生摒除职业教育不问政治的倾向，强调"求学为服务，服务勿忘爱国"。
在中华职业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黄炎培先生写给诸师生的信中提到"吾们为的是什么呢？吾们是有信仰，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吾们想以生产报效国家，想以科学开发生产，想以人才运用科学。顾名思义，一切一切靠的是中华，一切一切，为的是中华。"为此，黄炎培经常以"职业教育有利于中华，我们要用力"相号召，要求大家把职业教育与国家兴亡盛衰联系起来，把接受职业教育与为国为社会服务结合起来，投身到社会改进运动中去，为复兴民族国家而奋斗。
诚然，爱国是黄炎培毕生致力于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思想动力。不无遗憾的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无论是从事职业教育还是参与政治活动，一介书生的黄炎培深感其纵有满腔爱国救国之志，但是其作为仍是极其有限的。1932年，黄炎培赋诗五首赠予其妻王纠思。其中一首是，"欢乐年来百念抛，只余一事苦思焦。卅年卖尽平生力，报国无成恨岂消。"表达了他报国无成的无奈与遗憾之情。
二、智者之识
作为智者的黄炎培，他一方面笃信并追求现代科学，为国家的文明富强找到了一条比较现实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中国传统的处世智慧，机智而有效地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向前发展。
在未接受新教育之前，黄炎培就有着朴素的现代科学观念，绝不相信乡间流传的鬼神之说。据他回忆，有一次他从东乡到川沙城里去，见到有个妇女在家里摆起香案，有时大喊大叫，有时喃喃絮语，说是有鬼附在身上，能治病赐福，许多人去叩头，求福，为病人求药，一把香灰用水调和了吞下去，谎说病就好了，竟然门庭若市。黄炎培闯到香案前，哗啦一声把香案掀了个四脚朝天，高声大喊："如果有鬼，来找我！"
十八岁时，黄炎培在姑父沈肖韵家获读英人赫胥黎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自是始知有西学。"结合此前一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使得他恍然间大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黄炎培此时虽然还没有接受系统的新教育，但已经开始了对国家命运、世界发展的认真思考。
在南洋公学接受新学对黄炎培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黄炎培后来回忆道，"中国到十九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黄炎培从此博览群书，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宗教、天文、地理等众多方面。辛亥革命以后，黄炎培又利用行政官员、记者等身份对国内外教育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在国内，黄炎培足迹遍及我国的大江南北；在海外，远涉重洋，游历美国、菲律宾、日本、南洋诸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经历 为黄炎培日后创办教育、修治学问打下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同时也大大开阔了黄炎培的眼界，尤其是通过中外教育、社会发展之间的比较，逐渐领悟到人类世界发展之大势，以及救济国家之"方药"。
1939年l月，黄炎培专门给中华职业教育社诸同志、同事和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就他长期以来对世界、人类等问题所做的思考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故标题命名为"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他在《公开信》中说:
吾人既深信世界的万事万物，因天然的演变与人类的要求，而日日在前进的途程中，我不求生存则已，否则思想与行为不可不随时随地把自己痛加鞭策。……如果不断地用力，有生一日，前进一日，眼前既不能辜负这空前大时代，而未来世界，任何演变，因思想之不断前进，亦且从容应付而有余。
那么，世界怎样进步?社会怎样进步?黄炎培看到了世界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从物质文明的兴起。在经过国内外的考察以及对比，黄炎培看到了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不可同日语"的差距。那就是，"东洋人精神文明则优矣，物质文明则不足。"尽管这种认识自鸦片战争时就为国人开始体认，但到了70年后的民国时期，此种落后的状况仍未得到改善。为此他感叹，"十年以来，吾国民思想不可谓吾开拓活动之进步，而独至物质文明，则奄然无声色。识者忧之，谓殊与救国之道相背驰也。"
黄炎培认为，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对物质文明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已进入民国共和时代，世界已进入工业生产时代，国人之眼界也较之前为大开，但悠远的传统观念却难以改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根深蒂固。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时代的中国，工、商的地位极低尚不至于影响国力，但在工业机器化大生产时代，这种鄙薄物质生产、轻视物质文明的倾向显然是落伍的。
如何去改变这种现状，救济国家、社会之困，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呢？黄炎培自信地认识到，现代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科学。在他看来，工业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科学的产物。而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对于科学的认识以及对于科学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有所不同。科学造就了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科学的缺失则导致了东方社会的落后。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要在观念上要认识科学，树立科学意识。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要向西洋学习、向东洋学习，黄炎培认为其本质上就是学习西方科学，以发展物质文明。"工业革命的根据，在科学。……老实说来，他们所欲输送的，为科学所造成的种种事物，而我们所需求的，乃在造成这种种事物的科学。欧化！欧化！他的中心，无非是科学罢了。"
在黄炎培看来，在东西交通，列强竞争的环境中，首先是要以科学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欲求农工商与凡百实业之发达，必先求科学之发达"。否则"无科学之头脑，断不能生存于今世界。"因此，黄炎培提出，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要以科学态度以及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一切。
职业教育即是以百业进步为追求，解决国计民生的事业，当然也应用科学来解决。为此，黄炎培说，"职业教育直接求百业的进步，间接关系民生国计大问题，并不会在科学以外别有解决的新方法"。黄炎培1915年考察美国后，对美国社会、教育发达之程度深有所感。他认定，"苟诚为社会国家谋幸福，惟有培养本原，尽力教养其青年，俾各有生活之能力。"作为"本原"的职业教育发展了，百业进步了，国家也就自然富强了。他在日记中充满憧憬地写道，"他日知识发达，生计发达，焉知不且超而过之。"
另一方面，黄炎培所面临的难题是在中国如何有效地推行职业教育。如所周知，在中国，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制度化的职业教育完全是一个新鲜事物。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分子，对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成见是极深的。因此办好职业教育，需要对国情民情有着深刻的洞悉。他曾经常说，职业教育决不能由"书呆子"来办理。书呆子的问题不在于书本知识的不足，而在于不体察国情民情，一味凭着"应然"的理论去蛮干，肯定会办不成事。其实不仅职业教育如此，几乎事事如此。为此，黄炎培在1933年12月写信给远在美国留学的儿子黄万里，告诫他不能作书呆子："专门学者必须熟悉人情世故，才行得通，否则全无用处。"
那么，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如何避免"书呆子"办职业教育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黄炎培睿智地处理好了"庙堂"与"江湖"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从而为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挤"出了一条通道。
辛亥革命后，出于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失望，一大批有文化的人都自愿或不自愿地离开了官场。而离开官场之后，个人的选择是不相同的，有人继续选择政治抗争的道路，坚持从政治改造入手挽救危机，而黄炎培因有"教育救国"的思想背景，此刻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单着眼在上层，而不注意下层根基培养的倾向是危险万状的。
黄炎培始终是以职业教育家的身份对现实政治保持关注，参加社会活动，在这个时期，他的主旨仍然是"教育救国"，他有限度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表达个人对于政治现实的观点，实质上都是服务于他的教育事业的。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黄炎培所着力维护的教育事业是十分脆弱的，因此要保有狭小的生存空间，他就只有加倍小心，因为这样的背景，他在顽强坚持内心原则和理想的同时，必须对政治现实做一定的妥协。为了保护脆弱的教育事业的发展空间，黄炎培与当政的北洋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还算良好的合作关系。
1922年，北京政府多次邀请黄炎培入阁，出任中央政府的教育总长，总统黎元洪和在京的江苏议员也多次劝说黄炎培赴任，黄炎培坚决地拒绝就任，多次发表通电，"声明矢愿以在野之身，略为职业教育效奔走"，表示"年来国家椒扰，究其症结，实惟人民生计与知识两大问题，炎培矢愿于职业教育，勉服微劳，藉谋根本补救，在朝在野，其为服务正同"。"愿为职业教育勉服微劳，藉谋社会国家根本救济"。
然而疏离政治活动并不意味着对现实政治不闻不问，高高挂起，这种纯粹意义上的"出世"态度是为中国知识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不许的，同时中国黑暗的政治现实也使这种选择成为不可能。由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黄炎培投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同样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的驱使，黄炎培在刻意地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不介入现实政治的同时，仍保持着对政治的关心，在纷乱变幻的年代中，始终保持着他对于政治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
有论者说，黄炎培是上海"土著"，却生得圆面大脸，口方鼻正，身材壮硕，典型的南人北相。生活中的黄炎培也的确是兼具南北之长，有上海人之精细，有北方人之豪迈。智圆而行方，思密而胆炽。因而，他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过往甚密，也与袁世凯、蒋介石、孙科、张群、杜月笙、张啸林等枭雄周旋裕如；他和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冯玉祥是朋友，又同张謇、康有为、蔡元培、陶行知私交甚笃。这种合纵连横、长袖善舞的为人之道，鲜有比肩者。
黄炎培始终强调"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毕其一生确实也做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了。一方面广交社会各界，拥有强大的人情资源，发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影响，以保全并维持职业教育事业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在野之身，摆脱无聊政治和无聊政客的干扰，从而可以不遗余力推动职业教育。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游走。可以说，黄炎培将"智"一字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的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行为之中了。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才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并且出现数次运动高潮的盛景了。
三、勇者之韧
黄炎培曾多次谈到他改号的原因。他原号楚南，在流亡日本时，改号"韧之"。"韧字的意义，刃是刀，韦是牛皮"，用刀割牛皮，要有一股韧劲，意思是激励自己，要像刀刃那样锋利、像牛皮那样有韧性地倾心报国。辛亥革命后，又改号"任之"，他解释说，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认为应当担当得的责任，毫不推诱，勇于承担，善始善终；另一层意思，对于别人的议论、非难、听之任之，随它去，自己认准的路就要走到底。正是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勇气使他在探索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达到前人未曾企及的高度，创出不朽的业绩。
一种与原来的科举制度完全不同的新的教育制度的产生，当然不能再继续沿用原先的做法，而是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方法。因此，发展职业教育的方法是很重要的，既要摆脱传统的经院方法，还要超越民间师徒相授的方法。但是强调方法的重要并不意味着有了新的（主要是来自先发国家的经验与理论）新教育就自然可以办好了。方法之于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国情不一，因而是不可以套用的。有效的的方法还得从本国的实践得来。而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需要这种扎扎实实的实践并从中探索出经验方法出来。而其前提是要去做，去尝试。
事实上，当时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革新过程中，人们过于迷信新方式、新手段。对于这种现象，黄炎培提出"精神比方法更重要"的命题。他指出，"世界各国之教育，余所见而知之者，日本教育也、美国教育也、菲律宾教育也，上海有外人所立学校以教其国之侨童者，若日本、若英、若法、若德、若美，余皆尝参观焉。令人发生一大感触，即教授管理种种，凡关于方法上，各国容有不同，而有一点焉莫不同。凡关于方法上，吾国与各国差度虽大，总不若此一点差度之尤大，此一点维何？活动之精神是也。"
结合当时职业教育发展迟滞，黄炎培认为，这不仅仅是方法上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即缺乏合理的认识、发展教育的热诚以及坚韧的毅力。正是这种精神的缺失，使得早期加入职业教育的推动者一批一批地退出职业教育领域，一批一批的职业学校在试办了一段时间后由退回到办理普通教育。有鉴于此，黄炎培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培植一种精神。
本来教育不易见效，吾人须立坚固之基础，如造屋然，图样绘成，基础立稳，按步进行，不管他人之怀疑，自己亦不必怀疑，勿抱消极，尽力合作，一旦大功告成，怀疑者即无形消灭。
这种精神就是"韧"。 如果说"外圆"体现的是黄炎培的睿智，那么"方"则体现了他的"韧"的精神与风骨了。
"韧"首先表现为作为一种踏实的工作作风。黄炎培在《怎样办职业教育》一文中说，"办职业教育，万不可专靠想，专靠说，专靠写，必须切切实实去'做'，原来一切教育，都没有允许我们凭空想，说空话，写空文章的；不过职业教育，尤其重要。"
在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二十四周年之际，黄炎培著文《从困勉中得来》对职教社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他将成绩归结于一种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是"一种主观方面的努力"，是在认清了客观的形势要求之下的"作风"，这种作风具体体现为"一种做事的态度，一种处理事物的规律，"而中华职业教育社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正是一班人"不厌不倦，用全副精力去干。"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即使是最理想的、最好的，也不会有多大成效。"
1935年，在黄炎培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会邀请各方面专家拟订"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还须从大处着眼，从实处着手，把这种精神渗透在职业教育中间，才不失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工作"。
其次，"韧"还表现为一种坚韧的态度。为实现既定的目标信念，黄炎培是不避任何困难险阻的。1924年7月，在南京的职业教育讨论会上，有人因社会对职业教育并不了解，不关心，而且办事亦棘手而表示灰心，黄炎培劝勉他说:"坚毅做去，万勿灰心"，并用亲历的情形说明，"二十五年前，一般社会之不了解不信任普通教育，尤甚于今日一般社会之不了解不信任职业教育，故困难乃必经之阶段，吾人但忍苦做去，必有相当之效果，必有比较满意之解决方法。。"
黄炎培在极力推广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还受到来自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社会舆论攻击。据潘文安回忆，有许多朋友常常对我说，"你们提倡职业教育，何不直截了当提倡吃饭主义。"黄大能在一篇回忆其父亲黄炎培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创办职业教育以后，在全国教育界声誉雀起。……触犯了一些封建势力的维护者，曾饱受顽固派的打击、辱骂，骂职业教育为'作孽教育'"夏其言在40年代也回忆道，黄炎培"被当时的'正统'教育家目为'饭桶'教育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教育既不言志，也不载道。"由此，尚丁也说，"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是在骂声中苦斗出来的。"
对此，黄炎培毫不介意。他引用东大教授刘伯明君所说:"吾人愈知愈不知，做事愈做愈难，故吾人不做事则己，做事必预备遇着困难，尽心做去"，勉励表示灰心的同人。困难既是办事的必经阶段，那么办事人应该如何面对困难呢。黄炎培认为困难不但不可怕，相反正可以在困难的环境中磨练个人办事的能力，成就大事，"当今各界皆在困难之中，但吾人当战胜之，因于大困难之时，可造出极大能力，与建立极大事业。苟欲为之，必须不患难对付困难，又必头脑真静，不发怒，不操切，不然，则必招失败。"当然，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要素，即"良心稳定，自问所为之事，是否为公。"
其实，以黄炎培所经历和承受的还远非"骂"所能概括的。在此后因从事教育救国而遭受打击，不知几何。
首先是来自晚清政府的压制。南洋公学被解散。离开学校之后，深受蔡元培教育启蒙思想吸引的黄炎培决意投身教育救国的社会实践，回到老家川沙兴办学堂以唤醒民众。黄炎培办学堂的实践进行得还算顺利。在办学堂的同时，黄炎培利用集会组织演讲来唤起民众的觉醒，演讲的内容多是"国家前途的危险，外国侵略我的凶狠，快要瓜分我了，而政府不管事，老百姓睡在鼓里"，"什么赌钱、吸鸦片、女子缠足，这些都是亡国灭种的勾当"黄炎培:《八十年来》第44页。这些演讲深受群众的欢迎。但不久，黄炎培在新场演说中"骂子清帝"，惹下杀身之祸，脱难后，只得亡命日本。
接着是国民党的打击。在一九二三年，中华职业学校负责人黄炎培同时是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国民党在上海欲从地下展开党的工作，借广设平民学校名义，由汪精卫向这些负责人商请出面，把这些学校都伪作江苏省教育会设立。婉转拒绝了。不久，国民党在上海租界开大会，汪精卫当众骂这些人所办教育是"乡愿教育"。叫"学阀"。有的人还创出"不革命即反革命"的口号。到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到上海，江苏省教育会被封闭；财产被清算，清算结果，无可指摘，予以没收；同时派暴徒围困社所，捣毁了办公室，把它封闭起来，所有工作人员赶上大车逐出上海郊外。这是四月二十三日的事。隔一天，又派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将手枪指定校长的胸口，逼令交出学校和工厂。
黄炎培面临这些困难、打击，愈挫愈勇，以坚韧的意志坚持职业教育事业。黄炎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极力组织一群人参与这一事业，并试图以此带动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一事业。那就是所谓的"职教派"。尽管对于"职教派"被认为是政治组织黄炎培始终予以否认，但在宣传、推动以及实践职业教育上面，他是承认有这一"职教派"这样一个群体的。所以他说：
一系列的人受了他们广泛的、天真的人道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这些思想的驱使，前前后后奋斗了几十年，依他们的方向，找出一条路，自己先走，走通了，希望大家走，来实现他们的理想。不料中间遭遇了连续性的却是不同方向的无数阵的暴风雨，他们自始至终总是植立着，倒借了这些风和雨，磨炼成功了他们相当坚实的体格，还靠了抗毒素的加强，在漫长的岁月里，延续了他们的生命。
在这个所谓的"职教派"中，聚集了一批致力于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有识之士。其核心与灵魂人物就是黄炎培，而杨卫玉、江恒源、王志莘、冷矞、邹韬奋等则是在黄炎培身边一起终身追随这一事业的人。
再次，"韧"还表现为作为顽强意志的毅力。如前所述，黄炎培在给自己所取的名字，"任之"原本为"韧之"。其意在表明自己坚韧顽强的思想品质。于他而言，这种品质是必要的。无论是撰写文章，还是演说，他始终强调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需要一种韧性。
他对于国内参加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的成员变化较为频繁--相当一部分人士在初期总是意气风发，但不久就心灰意冷，撒手不干，因此参加年会的人士绝大多数书新面孔；还有相当一部分职业教育，初期过于理想，不久就干脆回归办理普通教育。对于这些现象，黄炎培几近痛心疾首。
他对此提出严正批评，认为这是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礁石"。 "我常见有两种人：第一种，理想甚高，因为不能实现，便极端忧闷，他的行动或横决，或颓废，结果于社会并无实际补益。还有一种，抱有同样理想，却能用最大的忍耐功夫，坚定不拔的意志，曲折的一步一步达到他的目标。我可以和诸君说，我是赞成后一种人去奋斗。如果总是说苦闷啊！苦闷啊！那只是弱者的心理罢了。"
1933年，在中华职业学校成立十五周年之际，时值日本一开始发动侵华战争，黄炎培痛心撰文并极力呼吁，"痛心！痛心！痛死有什么用处？还是大家起来死里求生地干。吾同学诸君，无论已毕业、未毕业，人人需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国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社会、国家效用。而吾们同教、同事诸君，苟自信吾们所主张的理论不错，那么大家加倍的鼓起精神来，一面埋头地干……"
在诸多演讲中，他号召年轻的学子以及办理职业学校者，一定要能做到坚持不懈地办下去，"我们应该觉悟到，今后我们不但须认清努力的方向，并且要办到努力的真诚与勇气。"正因为具备这种精神，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尽管历经挫折、甚至打击，但始终坚持不懈，终于能够维持而且成绩不菲。
黄炎培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发展的经验经验，即是对这一"韧"字的极好诠释：
吾人有所见及，立试为之。虽局一隅，必倾全力。小试而成，因以大行，则自我自人，初无所择。盖知而即行，成而不居，以之勉人，亦所以自勉也。至求工作效能之增进，则集合同志，组织必须健全，纪律必须严明，生活必须整饬，劳苦皆所弗辞，盖益为信念所驱使而然也。
自1917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所属的中华职业学校等历经波折甚至灾难性的打击，但职教社同人能坚持使之延续、发展乃至壮大。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踏实、坚韧、顽强的精神。
四、结语
综观黄炎培一生，其所倡导、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思想与实践，皆可以从"仁、智、勇"三字得到诠释。因为坚守"仁"的理念，故黄炎培身怀爱人爱群爱国之情，进而矢志于救人救群救国；因为坚信"智"的理念，黄炎培终得以寻到职业教育为救国救群救人之道；因为坚持"勇"的毅力，黄炎培方能以坚韧之意志终身致力于职业教育事业。这三者是递进的。爱之深，则思之切，则行至坚。在这里，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是一种精神，亦是与之相适应的方法。
笔者认为，造成我们今天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相对滞后的制约因素很多，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不容忽视，就是职业教育中人某种精神的普遍缺失。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普遍的对国家、对社会的使命感，对人（学生）的责任感，必然由此缺乏为之寻求解决之道的动力，进而缺乏为之奋斗的毅力，势必会造成人心涣散、百业无成、国力不振的境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今天我国的职业教育而言，欲取得有成效的发展，"仁、智、勇"这三个字也是职业教育中人所应谨记并所应具备的。这也是今天国人当记住并研究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的理由所在。
（原文《黄炎培的人生观与职业教育事业》，发表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06）
喻忠恩（1970-），江西彭泽人，教育学博士，副研究员，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