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川普上台，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中美力量对比悄然变化，历史必然记住2016年，一系列偶然正加速趋势的转变。刘军红老师几年前就已经窥探出秘密，中美此消彼长的对比背后，是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尤其是中国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未来将成为世界的“商品吸收器”、“资本供给源”，甚至“最后放贷人”。驱动历史的车轮的真正主角是人民。
刘军红，1962年生于辽宁沈阳，法学博士，国内知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日本经济、中日经济关系、东亚亚太区域合作、国际金融与货币体制、气候环境能源政治经济秩序等。
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冲击后，世界经济的增长结构发生了时代性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萎缩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快速成长，呈现新兴与发达的结构转换。随之而来的是，支撑经济社会成长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呈现历史性的“世代交替”。而这种反映人口结构的中产阶层的推陈出新与结构转换，犹如岩浆涌动，推动国际社会的治理体系板块漂移。
世界在走过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际，全球秩序开始走向以往的历史经验无法预知的方向。
亚洲中产阶层崛起
根据国际相关机构的定义，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层、中间所得层），是指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快速步入经济发展主流，并扮演经济发展主要力量的阶层，从人均收入上看，一般是指年收入在5000美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到35000美元（约合21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人群。
2009年版的《日本通商白皮书》估计，2008年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中产阶层”（中间所得层）已达8.8亿人。其中，中国约4.4亿人、印度约2.1亿人，东盟5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约1.9亿人，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约4000万人。与2000年比，中国约扩大6倍，印度约5倍，东盟5国约2倍。《通商白皮书》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中印经济快速增长，推动低所得和贫困层的收入急速增加，形成了“中间所得层”快速扩大的局面，由此也推升亚洲经济增长结构巨变。
日本前任经济企划厅长官、70年代大阪世博会的筹办者堺屋太一就曾指出，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中间所得层”的形成，必将与大阪世博会推动日本经济走向内需主导型增长结构一样，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步入个人消费主导的内需增长轨道。
2010年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印、东盟5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总人口将由2010年的31亿增至35亿，随之，中等收入层也将进一步扩大，成为支撑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对此，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府提出要将亚洲内需与日本内需一并看做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面汲取亚洲人口，尤其是中等收入层的增长红利，确保日本经济可持续增长。如今，安倍政府更加重视亚洲的中产阶层，尤其是由此带来的环保诉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乃至生活质量提升愿望，将其视为促进日本制造复权和服务升级的地缘能量。
2010年东亚完成了“日本—东盟”、“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澳新—东盟”及“印度—东盟”五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东盟为基点，形成了事实上的地区产业圈和消费体系。以地区互联互通为导向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由此形成的高铁、电力、通信体系，不仅将形成新的市场需求，更将成为支持中产阶层大发展的基础。
新兴国家的力量
进入2013年，全球性企业的视野不再仅仅盯住亚洲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也开始转向包括非洲的全球42亿人的更大规模的新兴国家人群。
据麦肯锡日本公司预测，到2025年世界消费市场将扩张至60万亿美元（约合360万亿元人民币），约为2012年的2倍。而新兴国家将占30万亿美元（约合180万亿元人民币），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其基础消费力量是从底层到中间层的消费人群。该公司认为，中印两国的人口规模是十九世纪英美产业革命时期的100倍，而中印的经济增速达到当时的10倍，这意味着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正在实现相当于当时产业革命时期1000倍的经济增长态势，可谓“经济发展大爆炸”。而其基础性动力则来源于新兴国家蓄积的庞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及其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费力。其消费能力并不亚于发达国家。
麦肯锡预测，2025年新兴国家的消费人群将增加18亿人，达42亿人。而到202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口大国。麦当劳已瞄准新兴消费人群，决定在全球110个国家新增3万家分店。
事实上，2010年新兴国家gdp已占世界的36%，而全球百强企业在新兴国家的消费市场份额仅占17%，今后，抢占新兴国家巨大商机的空间还非常巨大，而竞争的焦点，则是对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追求。一般而言，当家庭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约合6.1万元人民币），开始步入上级中产阶层后，其对汽车、餐饮、医疗、教育、教养、娱乐等服务的支出随之增加。2009年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达15亿人，2020年将达30亿人。印度每年新增中产阶层4000万人，相当于阿根廷全国人口。而中印两国的汽车普及率只有5%，仅相当于日本1961年的水平，潜力巨大。
发达国家中产缩小
与新兴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开始缩小，支撑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支撑其民主社会的传统基础开始分化。奥巴马在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始终强调“要实现可以回报中产阶层的社会”。其背后所指的事实上就是危机后美国社会分层引起的忧患。
去年，美国家庭所得的中间值是5万美元（约合30.5万元人民币），刚刚接近1995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在最近的十余年里，美国家庭收入实质减少。而另一方面，占美国人口1%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却达到全国总收入的20%，为过去90年来的最高水平。收入不平等与中间层分化在美国同时发生，纠正“社会收入失衡”已成为美国的政治课题。而创造就业、追求“美国再制造”事实上成为奥巴马的“新新政”。
而欧债危机下，南欧各国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增速持续下滑，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高失业率，成为欧洲中产阶层分化，甚至低收入化的直接动因。欧洲社会阶层的分层化，导致“政治大众化”，在欧盟启动、欧元诞生，欧洲社会治理多层化结构下，事实上衍生了欧洲政治基础的分化。社会消费基层的变化，导致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呈现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必将引发世界贸易结构和投资导向的新变化。
“50亿人总中流”
资本和市场历来是社会治理，甚至包括全球治理的两大工具。收入、消费基层的变化，必将从市场厚度和资本流量流向的层面，引发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权利的转移。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依靠贸易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构建了世界性的生产、出口地位，扮演商品供给的角色，发达国家则形成了资本输出、进口消费的结构。今后，随着中产阶层的规模扩大，新兴国家也将扮演世界的“商品吸收器”、“资本供给源”，甚至“最后放贷人”的角色。这种角色转换，似乎并不需要等到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形成中美经济规模逆转才会发生。波士顿顾问公司预测，这种角色转换将在2015年发生。
40年前，日本曾迎来1亿人的中产阶层时代，被称为“1亿总中流”。而冷战结束，新兴国家迎来补课型经济快速增长时代，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进入长周期，由此，以新兴国家为主导的全球“50亿人总中流”的时代也将不会是幻想。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社会总是分为富裕层、中间层和贫困层，而中间层越大的社会越稳定，这意味着“中产阶层”、“中等收入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发达国家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诚然，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社会差距的变化，也因西亚、北非和巴西的动荡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至少目前还没有实证性研究结论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新兴国家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必然引发社会动荡。
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规模消长，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变化，或许是人类历史经验所难以预测的，可谓不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适应社会变化而变，才有发展的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