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准备和条件。当前，我国有约3000多万港澳台同胞、5000多万海外侨胞，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已接近1亿人，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海外的就有约2000万人之多。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在海外得以充分展示的重要途径和标志。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暨南大学时特别指出，要关注海外5000多万华侨。栗战书委员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也强调，海外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地，是中华民族联系各国、增强世界人民友谊和团结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此，关注海外华人的信仰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在当下的中华文化重建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充盈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会同时需要精神文化生活，向往一种提升自我、超越自我之境界的精神文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中国、信仰中国的共在，这也正是吸引、凝聚海外华人的中华之魂、中国之心。
海外华人的信仰需求
可以说，海外华人的信仰应该包括政治信仰、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和宗教信仰等，但总体来看，我们以往对这些信仰诉求关注、重视不够，缺少专门的研究。实际上，华人社区对其信仰的专注性、忠贞性使之与中国有着剪不断的文化关联，对持守中华传统信仰文化显得特别执着，但其复杂性似乎也让人困惑、很难看透。华人的政治信仰具有多元并存的情况。必须意识到，今天在政治信仰上，全世界的华人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在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方面，有必要在文化信仰上寻找共同点。而这种文化信仰关涉中国人的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
当今人类为了在地球上的共同生存和发展，正在不断努力实现多元一体、或多元共存，特别是世界上的不同信仰也在“为了共同利益而寻找共同点”。其基本共识就在于承认每一种信仰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传统，应该承认和尊重那些能够彰显不同价值的信仰传统，由“各美其美”达至“美美与共”。这也就启迪我们应该在华人中寻找、树立并强调这种“共同点”。不过，我们迄今仍忽略了这种审视，在我们的文化战略中仍然缺少关注海外华人信仰需求的这种必要考量。
老子言，“上善若水”。我们寻求共同点的境界要高，应追求“上善”“止于至善”；但在文化包容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却需要身位之低，必须汇聚于“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特别是在信仰问题上，不可自视掌握有“绝对真理”，居高临下，反而需要虚怀若谷、以一种“低”“下”的姿态使“江河汇于大海”。仅就宗教而言，宗教信仰所指导、规范的社会实践标准和社会伦理规范显然与政治标准有所区别，但不一定就与社会政治层面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必然矛盾、相悖；这是因为宗教信仰之思曲折地反映出人的现实需求和理想追求，其向往的真、善、美、圣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当然可以与社会需要的真理、完美、和善及神圣求同、共在。我们在与海外华人交往中，应该大讲、特讲这种认知，引发共鸣、达成共识。
应该说，信仰包容及共在虽然主要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而言的，因为我们的共同关注实际上应该立足于今生、此岸、这个世界及其现实需求，但其进路、入口恰恰可能通过文化、精神甚至宗教信仰而曲径通幽，让全世界华人走到一起，从而殊途同归。其实，许多海外华人的故土情、中国心是通过其传统宗教信仰来表达和持守的，中国传统宗教是其思乡曲、华夏情。这些华人华侨虽然移居海外，却长期留存着眷念故土之心，而最具吸引力、感染力和凝聚力的则往往是其一代一代相传的来自故乡的宗教信仰，这已经成为其中华精神认同的象征符号，是其文化生存和精神生命之依托。
正因如此，我们在国内对宗教展开的商榷、讨论、争议或批评，应该在认识论层面上具有开放式探讨、研究的平台。要对其进行意识与存在、理论与实践、建构与基础、思想与社会等关系上的必要思考，也必须辩证地、整体地、相互关联性地对其进行研究。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仍然保有宗教信仰的国际环境中，这种开放性、对话性的沟通非常之必要。我们在全球范围、国际舞台上也应该全面、辩证、客观、科学地看待“有信”“无信”，“有神”“非神”之辨。这在我们的华侨工作中尤应如此。我们不能把宗教信仰与其社会现实的生存相剥离，不可只是肤浅、表层地指责和批评宗教信仰，而不去从深层上深刻、透彻地看到并反思宗教信仰所反映和基于的社会现实存在。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一些源自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虽然今天在中国已经处于“消失”之境，但海外华人仍然保有这些宗教信仰，而且其作为社区文化在当地社区建设中还作出了独特贡献，已被当地社会所认可和包容。对于这种境内外的反差，我们一定要认真思考和研究，体悟其处境化在海外的社会意义和其根源性在中国的文化价值，以便找出最佳适应或应对之策。同样，我们应该鼓励海外华人所在国的领导人及其民众尊重中华文化传统、了解中国精神真谛，为海外华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更好的条件。
海外华人信仰的文化意义
中国远古哲人史伯早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而不可“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这意味着“共同体”的实现只能靠“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诚然，信仰所要求的单一和专一使之具有排他性。不过，不同信仰却必须面对其共同存在的现实，因此，相互之间的对话、谈判应为常态，因为在社会层面形成或构建信仰的存在共同体是可能的，但也需要信仰之间的宽容和包容。我们所提倡的，是在多元信仰中求同，即使有不同也应是和而不同，这就是“和同”，而非“剸同”。海外华人处于多种信仰文化的交界、交接之境，对信仰意义上的多元通和会有更多的比较及鉴别。
宗教信仰关涉永恒与现实之间的“间”性、之“际”，但更多侧重于现实即人的历史存在。对此，我们倡导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关注宗教信仰问题，关键在于对信仰者的人生经历及社会参与的关注，是其今生今世而不是什么“彼岸”之“神”的无谓之争。并且，这些无谓之争在海外华人的信仰生活中，反而会增加其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之“际”的冲突或融贯等体验及感悟。
应该承认，“神”之有无、何为“心”“物”，我们应该将之主要视为哲学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而并非社会存在论问题的最主要关注。当然从纯学术层面可以不断地探究这一问题，但在社会政治层面则可以对之扬弃、超越，不必过度纠结。所以说，我们对宗教信仰问题，有必要从哲学理性认知及社会政治效果这两个层面来认真研究和界说。哲理上可以持续存疑，社会政治上则时不我待、必须考虑及时达成共处共存。特别是在对待海外华人宗教信仰问题上，首先应该关注其社会政治效果，然后再去探究哲学理性的认知。这是一种全球范围统战审视的大视野，我们需要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的大统战。
综合宗教学理解和社会政治理解，宗教信仰说到底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即有没有宗教信仰文化、其内涵和内容是什么的问题。此即世界宗教文化讨论之真谛，而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思考上，则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中国的宗教信仰文化跌宕起伏、历久弥新，在慎终追远、反躬自问的精神梦寻和文化回归中逐渐露出自己的本真面目和自我意识。海外华人在地缘上可以做到背井离乡，在精神上则不可能摆脱其信仰家园。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亦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其特点就在于对“神”之独特体悟、上下打通。无论是政治者追求其事业的神圣性，还是宗教徒“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超然敬畏之神往、以及因“神道设教”而生发出的神圣建构，都显示出“神州”的本色。当然，中国人在神、俗之间并无绝对界限，而且其现实关切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人各层面的宗教信仰有着特别的趋同性、共构性、人文性、乐观性和浪漫性，人们不太强调此岸、彼岸的截然区分，神人之间也不像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那样有着无限分离的距离。这些特点在海外华人的宗教信仰中得以充分体现，并和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形成不同与张力。不少国家及其民众正是在与海外华人的精神相遇中，认识并体悟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特色，找到彼此沟通之交汇点。同时，这种宗教信仰传统及共识，使海内外的华人更容易心比心、心连心。
中国的宗教信仰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本来在一些宗教中不敢想象的对人性本真之神圣追求成为可以实现的理想。此即中华人本神论的信仰根基，而海外华人则使这一根基不断得以加固，使之始终牢固。例如，中国的圣贤崇拜在海外经过华侨的精神生活而得以奠立，比其所在社会宗教中的圣徒崇拜更多体现出了人文的内容、社会的蕴涵。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进入宗教信仰的神明体系之中。同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成为宗教崇敬的对象。海外华人的神仙世界彰显出这些特色，在当地形成与众不同的信仰体系。这也是我们研究海外华人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海外华人社区对中华传统信仰文化这种更多、更好的保留与传承，在感染、升华自我的同时，也使其周边的人群对中国精神文化中的神人之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对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理应珍视。
中国的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都体现出追求“大一统”即整体共在的这一奥秘，这对中华民族的维系至关重要。海外华人以其宗教信仰实践保留了对中国社会独特、持久的整体性和一统性传统及其发展惯性的注重和神圣化。这种统一性更说明中华民族具有跨越国家、民族之界限的特征，这种民族意识及其中华文化意识是全球各地华人的共性及标识。全球范围的中华民族“四海一家”“多元一体”，具有共同的民族秉性及精神气质，有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使命。中国社会体制本身在世界政治史范围中乃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超稳态、持久型的“大一统”社会。正是中国社会所持守的这种“海纳百川”“天容万物”“多元通和”及“多元一体”的圆融、共构精神，使一种神圣“大同”世界有了可能。这种“大同”即不同而和的共融，为今天中国社会所倡导的“和谐文化”奠定了基础，也是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起点和基点。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传播者和持守者，可在文化传承意义上保持一个“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之存在。这种“文化中国”的愿景，使海外华人不断在身体力行中感动世界，并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作者系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