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网络不仅是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也是其回流后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初期在城市，农民工需要依靠原生社会网络有效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更快适应城市生活；同时需建立新生关系加大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但因原生网络的单一性、封闭性以及再生网络受到多重困阻，使社会网络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难以发挥有利效应，最终促使“回流”行为的发生。“回流”后，农民工需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包括重塑原生社会网络，构建次生社会网络等，来应对这一群体回流后所遇到的资金限制、政策脱节、文化约束等困境，最终实现“回流”群体的社会作用。
关 键 词：社会网络 回流 农民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社会网络是个体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这种网络动员和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而它的实质是一种社会资本；并指明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越能够为成员带来利益。表面上看，农民工既具有乡土原生社会网络的根源，又具有再生城市社会网络的契机，其社会资本应成为社会融入的有利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如此。乡村“根”的断裂，城市“根”的阻生，使其城市发展遭遇阻碍，生活艰辛，“回流”现象频发。如何发挥社会网络作用，促进其在“回流”后的发展，助力社会作用的发挥成为必须关注之处。本文在浙江、贵州、安徽三地调研资料基础上，深入探索社会网络在农民工“回流”行为发生以及对其在农村发挥作用的影响，借以提出相关建议。
一、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资源
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的整个外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熟人带熟人”，还是“出门靠老乡”，都深深地体现出了“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农民工当下在城市的社会网络资源主要是乡土“原生”社会网络的部分延续和城市“再造”社会网络。
(一)乡土“原生”社会网络的部分延续
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以地为生，长期居住，搬迁性小，他们以血缘、交换、互助等形式，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建立起了“你来我往”“守望相助”“鸡犬相闻”的交往模式，并以此为资源获取的基础。这种主要依靠初级群体建立的社会交往关系是强关系，极具稳定性、内敛性、封闭性、同质性。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促使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在这一迁移行为中，原本的乡土社会网络关系远离，信息获取成本增加，行为风险提升；城市生活中的“原子化”个人思想，更是使他们陷入信任危机。难以就业、拖欠工资、被骗等无不成为人们必须担心之处。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中曾指出强关系有利于照顾的获得，而这正解释了农民工务工初期主要依靠“老乡”关系的原因。以“先历者”为中心的“老乡”群体，在习惯、熟悉、相似性的作用下，具有相近的行为规范，易相互理解、达成共识，为农民工提供了强大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与此同时，“熟人带熟人”的外出模式，也为其提供了一系列的实际帮助，包括就业、住房、教育等信息的提供，减少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的适应成本、交易成本等经济压力。调查中被访者对此均十分认同，以下为个案一的叙述摘要。
案例一：
杨先生，贵州人，1961年出生，20世纪90年代因家庭经济压力开始外出务工，主要从事建筑行业，2015年村里引进扶贫项目后，回村成为养殖户。当笔者问到当初外出务工的场景时，杨先生略显无奈：“那时候家里住的房子很破旧，一家四口都靠种地，孩子慢慢长大，不出去上不了学啊!”想起以前，杨先生摇了摇头，叹口气说：“那时候一想到要出去也担心啊，什么都不懂，也没钱，还好当时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工头，回来招人，大家都认识的，跟着他一起家里也放心。后来我们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就一起出去了，去的是遵义。在那里我们都住一块，工棚。每天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6点，就是造桥梁，都是体力活，累啊!”笔者接着问到是否会想家时，杨先生笑了笑：“肯定想，但是没办法，家里房子快塌了，孩子们要上学……不过那时候我们几个老乡都在一块，那里的工资还是可以的，一天有130～150元。后来我就介绍我的一个亲戚也来了，互相就有个照应，有什么事，叫一下都会帮忙。我们空下来的时候还喜欢吹吹打打，一个地方来的，差不多都会点，这样就挺热闹的了，有时候也会有个小聚会什么的，开心也还是开心的……”
杨先生的外出经历在农民工中很常见。有熟人带动，首先能够有效降低心理负担。杨先生和老乡“喜欢吹吹打打，有时候也会有个小聚会什么的”，这不仅可以抵制“孤独”情绪的产生，延长务工时间；而且能有效完成农民工的心理调适，以类似文化形成保护圈，为适应城市提供缓冲期。其次能够保证“成功”的复制。杨先生是跟着村里在外面做工头的人进城造桥梁，后来他又介绍自己的一个亲戚也进城造桥梁。城乡经济差异是进城务工的主因，而“先历者”的经历及建议作为“成功”的捷径，为农民工在外出前便指明了后期的发展道路，并为其提供了保障，使农民工安全感、成就感提升。
因此，以原乡土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血缘、地缘、亲缘为基础形成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社会支持网络，成为农民工城市社会网络的“原生”部分，为农民工在城市提供了支持与保障。
(二)城市“再生”社会网络
以血缘、地缘、亲缘为核心的原生社会网络有利于农民工初期的社会适应，但是这一关系网络的单一性及封闭性不利于农民工长期的社会发展。相对于农民工进城前的“原生”强关系社会资本，“再生”弱关系社会资本在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中的作用更大也更为持久。弱关系所承载信息的异质性，使信息的价值更大，对社会流动及资源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王春光曾在《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一书中所指，日常生活结识的邻居、工作中结识的同事或业务伙伴、休闲场所或偶然机遇结识的朋友，都可以成为建构或扩充自己社会网络的重要资源来源，而这一社会资本往往可以提供一些潜在的就业机会信息，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援。
可见，农民工要想成功立足于城市，实现社会职业的向上流动，必须“再生”社会网络，加大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以弱关系、次级关系为主要发展对象，建立新的业缘、友缘社会网络。
二、导致农民工回流的社会网络原因
在经济、自我发展等动力源的推动下，农民工向城市迁移，与原有的乡土社会网络相隔离。初期农民工主要依靠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原生”强关系社会网络在城市中的延续，较快建立起小群体，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这有助于城市的短期适应。而这一网络关系所具有的单一性、封闭性，不利于社会风险对抗以及自身的社会流动。因此，建立以业缘为基础的“再生”社会网络，以此发挥弱关系网络作用，增强异质性，加大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十分必要。但是在社会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农民教育及培训等的影响下，农民工重新建构社会网络非常困难。
(一)“原生”网络的局限
1.“原生”网络的单一性
乡土社会网络在城市的延续大大降低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心理及经济压力，但是这一“熟人”模式下的“打工行为”易造成“地缘聚集”，形成了都市社会里的“隐形村落”，如北京的“浙江村”、深圳的“平江村”、广州的“湖北村”等，以及“安徽的哥”现象的出现。而大量同区域人口在城市部分地区、行业的聚集，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交流与沟通，造成信息的局限，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关系趋于单一，甚至造成“城市病”和社会割裂现象的发生，使农民工生活呈现“孤岛化”，信息、资源再生性差，发展机会少。
2.“原生”网络的封闭性
格兰诺维特(granovertter)曾指出弱关系网络对于就业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流动十分重要。弱关系网络中的异质性能够促使大量信息的流入，在群体间形成快速、高质的信息交流，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农民工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这一同质性能够给予个人归属感与安全感，但是却会形成封闭空间，使信息的获取受到限制，甚至形成一定壁垒，进一步加强与城市居民间的隔阂。异质信息的传播受阻，造成了社会阶层流动机遇减少，使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更为艰辛。
总之，原生社会网络关系对于农民工迁移行为发生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一旦将其固化，便会对后期发展造成阻碍；同时，城市认同感、归属感的缺失，也不利于他们实现市民化。
(二)“再生”网络的艰辛
曹子玮曾指出，农民工中，再建构社会网络的收益大于无再建构社会网络。农民工“再生”社会网络的建立十分必要，但在自身、社会双方多重因素的制约下，建构却十分艰辛。
1.关系网络发展乏力
农民工自身教育、经济、技能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初期不得不依赖于强关系网络，但要想真正实现社会流动，则必须大力拓展弱关系网络。然而，农民工因自身人力资本限制及社会环境影响，从事的职业普遍存在工资低、缺少权益保护等特点；而集中居住区则存在“脏、乱、差”等特点；还有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的不完善之处，这些形成了与城市居民间隐性的“沟壑”，为农民工留下了一定不良刻板印象。使其遭受边缘化待遇，在城市的生活艰难，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大多都有这一体会。农村与城市居民的差异从最初的生产方式不同逐渐转化为社会地位的不同，社会阶层存在固化趋势。
2.结构洞垄断下的弱势
与此同时，在“经济人”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成员逐渐趋于原子化，社会成员之间的距离加大，而社会信任机制的不完善更导致了信任危机的出现。作为外来的迁入成员，农民工在城市尤为处于孤立境遇。人际关系的建立关键在于结构洞的把握，结构洞的拥有意味着人际关系及资源信息的掌握。在信任危机蔓延的当下，城市居民之间长期接触所形成的弱关系网络形成了对结构洞资源的垄断，农民工处于弱势。这一现象在城乡间居民经济纠纷中特别明显。
案例二：
李先生，安徽人，1960年出生，在外务工多年，主要在江苏、浙江一带。1992年在务工期间发生事故，残疾，现在村里做临工。在与李先生的交流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江浙那一带经济比我们这边好很多，公园、图书馆很多，虽然不识字，有时候我也会去那边走走，看着就是开心啊。”在被问到为什么没有留在城市时，李先生显得很激动“想留啊，想得可多了，还想在那里买个房子、车子，把孩子也接过去上学。但是没钱什么都没用。”笔者接着询问在城市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李先生想了下，说：“其实在城里生活还是给我很多回忆的，有好，也有不好的。比如我在苏州时租房子住，要搬走时，房子还没有到期，就想着先和房东打个招呼，这样他也可以提前找下一个租户，结果还没等到我搬走，房东就趁我不在，把东西都搬出来，租给了下家。我和他吵，他就找人来了，我害怕，就找车把东西拉走了。哎，他们是城里人，不知道都有哪些关系，惹不起啊！”说到这次经历，李先生表现出了明显的无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像我们去城市里打工，难啊，没人，你遇到点事根本没办法，只能听他们(城里人)的。你看我的手(残疾)，1992年在城里做下水道工作时，右手的四个手指搞掉了，有一个是后来接上的。老板当时说我残疾太严重，直接开除了。我也想过要打官司，但老板是当地人，认识很多人，我搞不过他，后来拿了他给的4万块钱回老家了。”
从案例分析看，一些农民工随着不断适应城市生活，对城市产生向往，向城市靠拢。但城市居民并不容易将该部分群体纳入自身生活圈，对农民的不良刻板印象以及双方信任的缺乏，使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鸿沟。一旦发生冲突，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人脉，便会因其结构洞的掌握而占据上风，处于下风的农民工同时因为相关法律知识匮乏，维权途径欠缺，最终导致弱势地位进一步显现。
总之，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处于无根状态。既与原有社会网络中的亲戚、朋友等联系减少，又无法重建起以同事、兴趣爱好为基础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沦为城市漂泊者，社会融入艰难。“无根”状态的出现极易造成农民工心灵的孤寂、不安与烦躁，甚至催生出农民工亚文化，对城市社会产生不满与敌对，进而加深与市民间的隔阂与不信任。一部分农民工认为城市再好，也不会成为自己的家，被动选择了“回流”。
三、影响回流农民工发挥作用的社会网络因素
近年来我国正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最终目标。但是当下农村存在地域间资源不平衡、人力资源缺乏等困境，使得发展乏力。农民工“回流”似乎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首先，回流农民工，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打工积蓄，这些钱投入农村建设，可增强农村的发展动力。其次，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现代化并改变自身的机会。工厂就业使他们了解了产业化经营模式，社区化管理使他们理解了基层自治，维权经历使他们知道了保障的重要性，而城市生活的接触则使他们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更趋近于现代化。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领先于在地村民(在地村民是指没有过进城打工经历的当地村民)，回流后具有显性的价值。但实际上，回流的劳动力带着在外出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回去，为什么没有解决农村“空心化”“留守人员”等问题？他们在农村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和角色为什么没有充分发挥好？这些问题和“回流”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网络环境艰难都密切相关。
(一)从回流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看
1.回流农民工原生社会网络残缺
农民工回到农村，原来在城市以原乡土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血缘、地缘、亲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优势丧失，城市“再生”的弱社会网络断裂。他们要重新捡拾起和已经许多年不常联系的老家亲戚朋友的关系，重建乡土社会网络。而当下这一社会网络的残缺，使回流农民工在农村的发展举步维艰。创业的资金、技术缺乏，就业的路径迷茫等，都迫切需要得到来自原生社会网络的支持。
2.回流农民工和当地政府、乡村干部之间缺少网络连接
农民工回流前长期在城市打工，对家乡政策变化的知悉度不高。回乡后，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都因没有和乡村干部及时建立起社会网络，导致对农村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政策等不甚了解。创业的，有的并不知道支持政策，以致错过了申请时间，造成损失；就业的，缺乏信息获取，有的只能赋闲或耕种自家农地。没有和当地政府、乡村干部之间建立起网络连接，是政策脱节、信息不畅的主要原因。回流农民工只是从简单的以血缘为基础维系的社会关系中，打探到一些政策信息，由于在地居民思想观念的局限性，对于新政策的优势认识度有限，尤其是对新思路为主导的现代农业项目的理解度有限，常常会导致在单一信息传递过程中又叠加了“筛选”，回流农民工能够获得的政策信息进一步变窄。缺少了政策支持，回流农民工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影响。
(二)从在地村民的社会网络看
这些人一直居住在村里，以血缘、地缘、亲缘为基础形成了社会网络。他们固守着村里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观念，以及由这些传统观念为重要组成部分构成的乡村文化。乡村文化因其地理环境特点，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口口相传而融入生活方方面面，对居民形成了潜在的行为约束，有效地避免了失范的发生。然而，农村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也使潜在的行为约束无限放大，不利于新事物的介入。农民工作为村庄中具备外界视角的人群。其在外经历使得他们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与在地村民间出现差异，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新事物的接受更为前卫。回流后，本应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现代思潮在稳定的乡村社会文化中却容易被置于“异端”，最终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屈服于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强舆论环境，不得不抛弃前卫趋于保守。乡村文化的保守使得农民工“回流”后思想遭遇约束，无法较好地实现在外经验的乡村落实。
四、助力回流农民工发挥作用的社会网络构建
农民工具有潜在城市色彩，长期城市生活经验、所获得的见识体会也将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而社会网络作为其作用发挥的催化剂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农村建立起“回流”群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十分必要。
(一)回流农民工社会网络的重构
1.原生网络的重塑
原生社会网络始于初级群体，长期相处使得彼此间信任，农民工“回流”初期需再次融入乡村，他们“回流”后最大的资源便在于亲缘及地缘关系的重获。在外务工期间由于地域的远离，务工时间、条件的限制使得原生社会网络出现残缺，导致信息、资源等获取途径单一。而“回流”行为发生打破了地域环境的局限，在空间的再次交融中帮助原生社会网络重新建立。而伴随网络的恢复，资源开始快速流转与获得。原生社会网络一方面能够快速建立共情系统，帮助“回流”群体的心理融入；另一方面能够快速汇聚资源信息，帮助“回流”群体的生活融入。其中资源信息包括就业信息、优惠性政策、农村发展潜在机遇以及资金的借贷整合等，从而直接助力其打破资金限制、政策脱节困境，进而完成农民工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后的对接，为其社会作用的发挥提供社会支持。
2.次生网络的发展
地缘、亲缘关系的重获使得农民工在“回流”初期能够快速融入乡村，但是这种融入却无法打破乡村保守思想的束缚。而类似的在外务工经历使得“回流”群体极易产生共鸣，从而在创业、就业等方面形成团体，进而发展出新的社会网络。这一以地缘为基础、以相似外出经验或见识为纽带组建的次生网络，在新政策推行、新项目落实以及创业经验教训交流等方面都能起到作用。首先，他们能较好地认识到新事物的可行性，并能结合外出所见所闻对项目形成基本预期；其次，见闻中的差异，以不断交流的方式碰撞出新的火花，又在城市“独立个人”的思想影响下，更尊重个人想法，最终产生创意升级，提升成功概率；最后，以团体形式出现在农村，形成一股新势力，在与农村保守势力博弈中提供舆论支持，进而打破“异端”形象，最终实现在农村建设中的社会作用。
(二)当地政府在社会网络构建中的作用
1.政策吸引是恢复原生社会网络的前提
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如果没有获得理想收入，而家乡不断出台的惠农政策就会吸引他们回到农村。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村发展出台了很多政策，为农民工回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当地政府要在农民工回流前后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以吸引在外务工状况不佳或具有创新思维者回乡发展。只有怀揣想法回到农村，才能积极主动去恢复并丰富乡村原生社会网络关系，最终助推自己在农村发挥作用。
2.乡村干部牵头是建立次生社会网络的基础
“回流”群体具有较好的人力资本基础，且见识较广，在当下各种惠农政策的推广下具有较大的发展机遇。然而，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很多人回乡后不能从事预期行业，只能打零工或闲赋在家。因此，由乡村干部牵头，建立起回流人员之间的社会网络连接，并积极组织他们与工厂、企业、种养殖大户进行交流合作十分必要。在此过程中，不仅可以找到创业项目、就业岗位，而且能够发挥城市务工经验优势，实现创意的凝聚，更好发挥“回流”农民工的社会作用。
3.文化宣传是实现共情舆论环境的途径
乡村固有的文化环境虽然有利于乡村社会稳定，但存在一定封闭性，导致发展缓慢。“回流”群体在城市的发展则恰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减这一保守性，为农村注入新的血液。当地政府可通过由村委组织的经验分享会、城市体验日、咨询会等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在“回流”群体及在地村民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提升彼此间的理解，实现共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