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北亚国家间关系渊源已久，丰富而复杂，历史基因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重大而直接。冷战后，本地区开始以非意识形态方式尝试融合，在走出相互隔绝、经济人员往来增多的同时，尚未完全消化的敌对与矛盾也日渐细碎化、具象化于现实，原有认知分析框架失灵，形势错综复杂，准确把握、妥善处理难度加大。东北亚要实现与历史的“共生”，既要有仰望星空般的远大目标，又要有务实高效的政策举措，通过各领域合作成果的持续积累与相互了解的不断深化，最终走向建构主义所说的相互认知与身份认同的重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日韩三国肩负重大使命。
关 键 词：东北亚 历史问题 领土争端 安全机制 民族主义 中日韩合作
我们所生存的东北亚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地区，历史悠久、国家间关系丰富而复杂，爱恨情仇，都能追溯到很久之前。在当今许多现实问题——无论是传统抑或非传统安全问题、地区热点问题、安全机制的缺失及构建、国家战略走向问题以及民族主义的碰撞、领土争端——的背后，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
对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而言，历史何其悠久，而且一直存活，它包含二战、冷战，但又远不止于二战、冷战。正如某位中国学者所言，“仅仅依靠日本侵略东亚邻国这样一个单纯的视角，并不能有效建立和解释东北亚区域的现代国际关系，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并不足以单独构成东北亚区域(当然也包括日本本身在内)内部有机联系的媒介”。[1]同样，仅靠华夷秩序或者冷战的视角，也不足以准确解读东北亚。思考东北亚地区的和解与合作，需要“大历史”的视角。
从“中日韩合作”出发思考、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无疑最具有现实性。而且从全球视野看，东北亚合作可能正面临着又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本地区的任何合作都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展开的。这就要求政治领导人首先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谨慎、妥善处理好重大敏感问题，为合作创造出必要条件。中日韩三国应当从战略高度把握彼此关系，坚持深化合作的大方向，注重汲取历史对现实关系的正能量；围绕各种重要议题推动各个领域、各种层级、各种形式的战略对话，包括就地区秩序的未来愿景展开探讨；加快经贸、投资、物流、环保、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而将东北亚合作与亚太地区“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相互衔接。
一、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基因
东北亚国家需要“与历史共生”，这包含着两层含义：1.对东北亚地区的现实而言，历史因素将长期存在并持续产生重要影响。历史犹如画布，无论现实政治如何挥毫泼墨，都脱离不了她的底色。换言之，现实永远处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这是东北亚国家的“宿命”。2.政治领导人在处理现实政治问题时需要有历史感。具备历史意识，才能具备政治担当，才能处理好现实战略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和解合作才能够真正实现。
(一)东北亚地区历史悠久，文明具有连续性
历史上，在多个民族、多个国家长期多重互动的过程中，东北亚逐渐形成了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并存在密切经济联系和移民往来的综合共同体。“东北亚”的概念不仅是地缘的，更是文明文化、观念性的，也包括经济交往与人员往来等各个方面。其中，文化的相似性不仅证明东北亚地区具有内在相通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且是各国之间逐渐形成本地区特殊的地区秩序的基础。①
中国史学界研究成果证明，东北亚特别是其南部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石器时代，其发展水平堪与黄河流域相比肩。作为古代东亚文明孕育出的第一个国家，中国正是在东北亚与黄河流域这两个相对发达的区域文明的互动与交融中产生的。在周边关系中，东北亚历来是中国交往最频密、关系最发达的地区。从汉代开始，中华文明在由大陆中原向四周拓展的过程中，向北遭遇游牧民族的阻力，向西遇到阿拉伯文明的屏障，在航海技术欠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至少在宋代以前)，与陆地相连的朝鲜半岛南部、“一衣带水”的日本建立往来、形成密切关系就成为自然的选择结果。东北亚地区成为华夷秩序——古代东亚地区性国际秩序——重要体现的区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这种明显的地缘方向性，作为历史基因一直深刻影响到当今的中国对外关系。
(二)国家间关系丰富而复杂，对后世的影响高度多样化
东北亚各国拥有友好交往的历史，具有文化相似性，同时也有过对立、冲突和战争。以中日关系为例，周恩来总理曾以“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描述中日关系史，这是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高度概括。历史本身要复杂得多，而详尽深入考察恰恰是研究者应承担的责任。在1894年到1945年这“五十年”之前，中日之间有过多次战争，其中规模最大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是公元7世纪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之间的白村江之战，二是16世纪明朝、朝鲜联军对日本的“万历之征”。
东北亚国家之间具有很强的文化纽带，但地区秩序层面很少出现过稳定、持续的“一统”局面。日本长期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除明朝时期一度正式进入外，在政治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日本对该秩序若即若离，或侧目旁观，或正面挑战，并最终在明治维新后挑战成功。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内部力量，日本与来自西方的外部势力内外夹击，颠覆了中国主导的一元化、等级制的华夷秩序。
东北亚国家之间有着长期的相互交融、相互学习的历史，但是也有相互隔绝的历史。同样以中日关系为例，从唐末到明初约500年间，中日之间几乎没有官方往来。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200多年，对华往来再度断绝。二战后，在美苏冷战背景下日本被纳入西方阵营，与大陆中国长期隔绝，直至1972年邦交正常化。而邦交正常化又是在当时特殊的国际战略背景以及迥异于今天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实现的，以战略需求为基础的“政府主导”色彩很强。由于过往极少处在同一个秩序框架之下，中日之间缺少平等、对等交流与交往的历史经验，在观念意识、战略文化等不少方面“似近而远”。不仅中日关系，中韩关系、日韩关系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问题。
(三)地区秩序曾经历从“一体”向“多元”的转变
在华夷秩序早期，无论观念还是政治上，东北亚地区都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在中国的示范作用下，各族、各国逐渐走向文明，形成相对稳定的国家形态。作为次生国家，中国之外的其他东北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处处模仿中国，与中国具有同构的特点，包括政治体制趋同，这是各国认同中国主导的东北亚华夷秩序的观念与政治基础[2]。
至清朝中叶，随着体系内各国的发展，华夷秩序模式被东北亚其他国家所接受，成为各国处理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关系的基本模式，中国周边于是出现了一些“小中华”。16世纪末日本统一后迅速开始对外扩张，率先从内部挑战东北亚地区秩序的统一性。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东北亚实际形成了多个中心、多重秩序体系交错并存的复杂局面。[3]从外部环境看，1648年欧洲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欧洲在重建国家体系的同时，掀起对外扩张的高潮，至19世纪中叶逐渐建立起世界性殖民帝国体系。欧洲对历史的“纵向突破”和在全球的扩张，从根本上冲击并改造了多元中心并存、多个地区秩序并行发展的世界历史格局。
19世纪中期以后，日本一边面对的是咄咄逼人的欧美列强，另一边面对的是颓势尽显的东亚邻国，它最终选择了与欧美共进退，侵略、殖民、掠夺东亚邻国的道路。如果说“西风东渐”、鸦片战争是从外部冲垮了东北亚传统的地区秩序，那么，1874年入侵台湾则标志着日本从东北亚内部对华夷秩序的摧毁，而甲午战争基本完成了它对该秩序的最后一击。面对内部冲击与外部挤压，东北亚华夷秩序无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四)近代至冷战的历史，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矛盾的尖锐复杂性
近代以来，俄罗斯、美国成为东北亚地区主要外来介入者。俄罗斯的扩张激化了本地区列强争霸的矛盾，也直接开启了俄日领土争端的源头。二战后，东北亚成为美苏冷战对峙的前沿。美国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西方阵营，与苏联、中国、朝鲜对峙。美国从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朝鲜采取遏制、封锁政策，而对日政策则在极短时间内(1945～1947年)实现了从“削弱”到“扶植”、重新武装的彻底逆转，同时对韩国及台湾地区加强控制。②
冷战制造了东北亚的分裂，为东北亚各国带来更多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并且给本地区后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它直接导致中日官方关系的空白(直至1972年邦交正常化)、妨碍了中韩交往的恢复(直至1992年建交)，也直接酿成了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暧昧”。③日本利用美国对它的战略需要，以相对低廉的代价“重返国际社会”，并得以逃避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彻底清肃。在吉田茂路线下，日本引导国民将目光聚焦于经济恢复和增长，在回避触碰“国家”、“战争”、“军事”等敏感政治问题的同时，也回避了历史，错失了就历史问题进行一场辩论、整理与反思的社会运动的历史机遇。
在地区格局层面，战后东北亚并没有形成“规范的”美苏两极体制，而是处于复杂的持续变化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相对于美、日、韩“南三角”的中、苏、朝“北三角”不复存在。中国成为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进而在20世纪70年代与美、日改善关系，推动地区战略格局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至冷战结束，在地区结构仍相当程度上保留冷战特征的同时，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对峙向“一超多强”的转换，在东北亚地区也有所体现。伴随俄罗斯超级强国地位的丧失，东北亚地区格局逐步演变为美国、朝鲜各占一端，而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居于中间的三层格局。
纵观近代以来的东北亚，各国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不同的国家命运，有着不同的历史体验。日本在一战后跻身世界列强，发动军国主义战争侵略东亚邻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经多次革命，与“改良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朝鲜半岛彻底沦为殖民地，丧失了民族独立，二战后又在冷战背景下分裂为南北两部分。这种历史体验的不同直接导致观念与认知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大到对历史、对现实的基本认识，小到对某些微观文明符号的理解，如原本相同的某些汉字词汇在不同国家逐渐演化出不同的释义解读。
二、历史如何影响国家关系
随着冷战结束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资本和流行文化的冲击下，东北亚开始走向以非意识形态方式实现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在改变了冷战时期相关各国之间不相往来的局面、促进了经济合作与人员交流的同时，也把尚未完全消化的敌对和矛盾细碎化、具象化到现实中来了，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从这一角度看，冷战时期东北亚内部的紧张关系反倒是相对单纯、易于理清的，而在后冷战时期，错综复杂的地区矛盾反而变得不易准确把握，过去意识形态式的认识框架、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开始失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呈现上升势头，并体现在以下三种基本路径：
(一)路径之一：塑造现实利益
东北亚地区诸多问题中，不少是历史的遗留物、特别是战争历史的遗留物，是由历史在过去的某个时点上塑造的。领土争端尤其如此，往往与战争的历史密切相关。日俄争议领土在两国之间多次易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现实战略因素又使历史塑造的领土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不易解决。美国战略因素在中日岛屿争端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如此。
美国在“重返亚洲”过程中，基于“防止大国或地区集团崛起、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出于多边制衡中国的战略需要，同时鉴于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避免与中国正面相撞的考量，给予其区内主要盟国日本以更高的安全地位、鼓励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将日本推向对华牵制的前沿。同时，美国又要扮演地区“终极平衡者”的角色，对中日关系采取“区间震荡战略”——一方面不乐见中日真正和解，使美国失去在东亚战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中日矛盾失控，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3]。小泉政权后期，美国对他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表现出明显的不悦，就是出于后一种考虑。当下，美国明显在把钓鱼岛争端作为影响中日关系、平衡地区力量的战略抓手。美国利用日本对它的战略依赖、也利用中国对美日同盟的顾忌，通过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强化解释强化自身的存在感与发言权，而最终结果，是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的长期化。
(二)路径之二：塑造观念与行为方式
不同的历史体验塑造不同的观念。基于冷战时期长年“合伙”的历史体验，美国完成了对日本的认知重构过程——从昔日的死敌到密切的盟友。尽管美国也对日本保守派、右派政治家的历史观、政治信念心存疑虑，但这种疑虑并不像第三方国家印象中的那么强烈。相反，战后长期相互隔绝的局面，连同历史上缺乏平等、对等交往的经验一起，使得中日之间相互准确认知变得困难。从日韩关系看，两国战后从满目疮痍和被占领先后走向了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两国自身的发展成就以及冷战政治的日益复杂化(包括中苏交恶、美苏关系缓和、美中建交以及‘尼克松主义’)都促使这两个盟国基于自身利益扮演更加强势的角色”。[4]
就日本而言，它关于侵略战争历史的认知与东亚邻国广泛存在分歧，明显地反映出彼此自近代史以来在国家命运、战略选择上的不同。仅就战后而言，日本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④，养成了“透过美国的眼睛看世界”的思维惯性。当前自民党安倍内阁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的表现，尤其集中反映了右翼保守势力偏颇的“战后国际秩序观”。
一是无视该秩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逻辑起点。诞生于二战尾声的《联合国宪章》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体现了盟国清算、惩戒及限制轴心国，防止其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复活的正义意志，并以此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日本战后将“the united nations”(联合国)译为“国际连合”，刻意淡化昔日的轴心国形象、消弭与盟国曾经的敌对关系，竟至陷入了欺人亦自欺的幻境。
二是将美国视为联合国，将日美关系上升为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日本以《旧金山和约》、《冲绳返还协定》为据，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然而，奠定战后国际秩序法律基础的，是规定日本归还中国领土、限定日本版图范围的《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日本自己对此也是接受的。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书宣示，“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从而也就承担起了履行《开罗宣言》的义务。日本1956年加入联合国、1972年与中国邦交正常化，都是在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下实现的。
三是忽略战后国际秩序的道义、道德层面。国际秩序不仅包含权力分配、制度设计等硬件部分，行为规范、道德诉求也是其重要构件。战后日本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和冷战时期美国的保护下，实现了“经济神话”，而对国际秩序中那些它认为于己不利的方面，却日益明显地采取修正主义立场。2013年4月安倍首相提出“侵略定义未定论”，不仅跌破了道德底线，也直接构成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
(三)路径之三：成为现实矛盾的附着物
东北亚地区处于矛盾多发期，尤其是日本与邻国、包括韩国的海上争端格外引人注目。这一现象有其深刻的现实战略背景。首先，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矛盾受到抑制，一切以集团利益为重。冷战结束后，这些矛盾失去了外在约束，得以尽情释放⑤。其次，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各方战略心态的重大变化。日本在经历“失去的20年”后，直面中国的超越与韩国的追赶，战略焦虑感日益明显，对外姿态出现重大变化。不仅是右倾阵营，即便“中道”势力阵营，也主张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化”。而在以何种方式实现正常化目标这一点上，近年来也有重要突破，从迈克尔·j·格林所谓“不情愿的现实主义”[5]转向“积极和平主义”，对在海外行使武力不再绝对回避。
当现实利益冲突之际，历史的记忆就会被重新唤醒，历史问题被重新点燃，反过来又对现实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确，“历史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之中。一旦现实出现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历史就回来了。历史一回来，政治人物的最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6]这已经成为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形势中的常见现象。
中日之间“战略的碰撞”尤其明显，两国在国家目标、地缘政治、地区主导权等方面存在分歧和冲突，2009年以后日本民主党在3年3个月的执政期内两次对外关系危机都发生在与中国之间，有其必然性[7]。而安倍首相关于历史问题的态度，包括“侵略定义未定论”、参拜靖国神社、支持修订历史教科书以及否认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无疑对中日现实矛盾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钓鱼岛问题尤其如此。该问题涉及国际法问题，涉及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信誉、战略互信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但从中国角度看，它首先涉及历史问题。钓鱼岛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于1895年1月被日方窃取的。它不属于马关条约的一部分，而明显属于开罗宣言所规定的“日本所窃取自中国之领土”的一部分。二战后，美国擅自扩大了对琉球的托管范围，1972年又在处理琉球问题时将钓鱼岛的“施政权”擅自“交还”日本，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
三、历史延伸中的地区现实
冷战结束使世界得以从两极对抗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对抗与“恐怖和平”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如同地壳运动中的火山喷发。在东北亚地区，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问题此起彼伏。关于历史，在东北亚国家、社会之间“至今仍然没能为感情记忆的现实功能找到清楚的定位”，“还没有对感情记忆进行有效的清理和转化”，在这种情况下，现实问题的合理、理性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一是海上领土争端。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冲突点很多，复杂尖锐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是其中之一。从产生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入手，是厘清问题起源、把握现实状况与未来走势的必要环节。
日俄争议领土，日本称之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该问题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8世纪。至1875年，日俄签订《桦太与千岛群岛北部互换条约》，将日占库页岛南部与俄占千岛群岛北部相互交换。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回了换给俄罗斯的库页岛南部。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规定，“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些岛屿须交还苏联。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不仅收复库页岛南部，还夺取千岛群岛全部，包括南千岛群岛的国后、择捉、色丹和齿舞四岛。领土问题自此成为日俄(苏)两国长期争执的一大悬案。
日韩争议领土，韩国称之为独岛，日本称为竹岛。日本主张，17世纪初，日本渔民曾因遭遇暴风雨而漂泊至郁陵岛，当时该岛为无人岛。1905年1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过去所称的“松岛”改称为“竹岛”，隶属岛根县。韩国主张，朝鲜王朝成宗皇帝时(1471～1481年)，独岛(时称于山岛)即属郁陵岛群管辖。1667年日本在《隐州视听合纪》中承认独岛是韩国的领土，1896年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朝鲜国交始末内深书》也标明独岛是朝鲜领土。二战后，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盟军司令部发表有关从政治和行政上分离日本若干周边区域的决定书(通称scapin第677号)，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把“独岛”移送驻韩美军管辖。
中日争议领土，中国称之为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中国早在明朝时期即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趁清朝战败之际，于1895年1月窃取钓鱼岛。1943年12月《开罗宣言》指出，(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72年，美国向日本“交还”琉球群岛的施政权，把钓鱼岛等岛屿也划入归还区域。中国政府对美日的这一私相授受行为表示了强烈抗议。
二是民族主义对立。东北亚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各国在历经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先遭外部势力侵扰，再受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洗礼，综合实力在地区格局中时有波动，民族自信起伏不定，民族情感内涵丰富。从某种角度讲，东北亚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各自都有民族主义上扬的“理由”。
在华夷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曾经充满自信，直至近代遭遇百年屈辱，自傲的情感为忧患所取代。冷战结束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主要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弱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国民对近代屈辱历史的深刻记忆以及网络的出现”。换言之，“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国国民的主要意识形态。”[8]
反观日本，二战战败对近代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日本国家主义——这一极端民族主义构成致命打击，其民族优越感甚至转变为一种民族耻辱感，使日本社会开始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然而，自1992年进入“失去”轨道后，经济发展逐渐丧失为社会提供缓冲空间的功能，对外政策日益被国内政治绑架。在此背景下，“近期日本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大多不是来自经济成长的需要，而是民族情感的宣泄。”[8]
在朝鲜半岛，同一个民族被塑造出两种民族主义，而它们同样源于一个被割裂的命运。韩国战后曾创造出长达30年的“汉江奇迹”，然而冷战后全球化浪潮，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造成了巨大创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韩国经济的过度管理干预，伤害了韩国社会自尊，激发了民族主义。面对朝鲜半岛民族分裂的现状、中美日俄“大国环伺”的国际环境以及起伏不定的南北关系，已经跻身发达国家的韩国，民族自信依然不足。
事实上，东北亚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民族情感因素，而民族情感又成为政府决策与行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东北亚缺乏安全机制与集体认同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更趋向通过民族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国家也会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争取到政治支持和社会稳定”。因而，东北亚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经由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染提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潜在演变为国家政权更迭导火索或者国家之间摩擦与矛盾诱因的可能。[8]
三是安全机制缺失。总体看，与亚洲其他部分譬如东南亚相比，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战略竞争也更为激烈。在东南亚，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等地区外大国，都支持在东盟框架内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东盟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地区组织，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与大国打交道的经验。东北亚的情况则不然，在本地区，地区格局尚未形成主导力量，战略多头博弈明显加剧，合作与对抗的趋势都在发展。尤其特殊的是，东北亚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彻底摆脱冷战的影子，冷战结构仍然残留，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在地区安全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离开中俄特别是中国的合作，美日韩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很难成事，但美国依靠日本、韩国来主导地区安全事务的趋向日益明显。
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的首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定位为美国在亚太的“关键盟国”，称中国、印度的兴起“将重塑国际体系”，强调“美国在继续担当主角的同时，必须加强与主要盟国及友邦国家的合作，以构建与维持和平安全。”为此，美国“将鼓励盟国和友邦国家提高自己在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在地区常规多边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报告提出，在亚太地区，“历史性的条约联盟依然是美国军力存在的基础”，美国将与日本“等盟国紧密合作，促进共同计划的执行，共享建立双边、地区性、全球性联盟的意愿，增强联合遏制和防卫能力”。[3]
冷战历史建构了美国与中国之间战略互信的缺乏，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继续固守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地区同盟结构。但实际上，美国冷战联盟结构与当前东北亚安全现实的背离，已经成为导致东北亚地区紧张状态的重要源头。因为“冷战结束清除了形成联盟结构最初逻辑依据的条件，也就是全球地缘战略和政治经济僵局”。“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和联盟结构依然没有受到损害，这是由美国的明确政策所支持的：避免在欧亚大陆出现另一个地区霸权国家。”其结果，“在东北亚地区，现在呈现的是一系列非常矛盾的逻辑：一个是为了进一步经济融合，另一个是为了典型的安全困境”。[4]
从海上领土争端到地区安全热点，再到民族主义的对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所潜在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东北亚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地缘政治形势，造成本地区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国家”紧密相连，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依存。民族情感产生跨越国界的政治诉求时，它就要借助国家和政府来实现需求。这种以主权国家宣示民族情感的现实强化着东北亚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而且，有民族主义情绪参与的安全决策也让东北亚地区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纠缠。[4]
四、如何实现与历史“共生”
对东北亚而言，如何实现与历史的“共生”，既要有仰望星空般的远大追求，又要有务实高效的政策举措，借以不断积累务实合作成果。而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从“中日韩合作”开始最具有现实性。这是由本地区的特殊“区情”、中日韩在地区所占的重要分量所决定的。中日韩三国人口占到东亚的74％、世界的22％，经济总量占到东亚的90％、世界的20％，贸易总量占到东亚的70％、世界的20％。[9]1999年，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 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从而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 3”框架外举行会议，三方合作由此迈入新阶段。中日韩合作层级最高、领域最宽广、制度化水平最高、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应被作为进一步思考、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而从以合作促和解、最终实现与历史“共生”的战略思路出发，深化中日韩合作应重在胸怀责任、着眼大局、脚踏实地、合理高效。
(一)政治领导人应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谨慎、妥善地处理重大敏感问题，为深化地区合作创造良好环境与必要条件
如前所述，东北亚地区历史错综复杂。二战后，本地区所面临的远不仅是殖民遗产的处理；冷战后，本地区所面临的也远不仅是冷战遗产的处理。历史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海上领土问题，具有严重冲击相关国家关系的能量。1999年以来中日韩合作进程本身的起伏，也证明了这一点。2003年，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签署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这是三国领导人首次就三国合作发表共同文件，初步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领域。2004年，第六次领导人会议通过《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为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做出了具体规划。三国合作势头良好。但是到2005年，第七次三国领导人会议即因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被迫推迟。同样，2010年9月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事件发生后，由于日方坚持“按照日本法律处理”事件，在当年10月于河内举行的东亚系列峰会期间，中日未能实现正式会晤。此后，伴随着2012年9月日方坚持“国有化”钓鱼岛、2013年12月现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中日双边关系陷入僵局的同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也被迫长期拖延，直至2015年11月在韩国首尔重启。
政治问题、历史因素对中日韩合作、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影响显而易见。而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既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核心之一，是中日关系、日韩关系平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中日韩三边合作的政治基础。2010年5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强调，“我们将继续秉承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推动三国关系朝着睦邻互信、全面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10]对照“展望”，政治领导人需要具有更强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更多地从国际大义、地区利益的角度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对外关系重大突出问题。这不仅关涉国际道义、关涉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道德基础，更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地区合作能否顺利前行。
(二)着眼大局和长远，从战略高度把握地区国家关系，注重从“大历史”的角度，汲取和激发历史对现实关系的正能量
中日韩三国自近代以来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冷战期间，中国与日韩又分属不同的阵营，相互隔绝甚至兵戎相见，交流长期中断。在漫长的冷战时期，中日韩三国无论在各自国内社会政治层面上，还是在对外关系层面上，都分别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这种“隔绝的历史”使得中日韩之间“似近而远”，阻碍彼此之间“感同身受”的连带感、一体感的形成，阻碍彼此之间理性、冷静地相互认知。为此，三国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应当从古代史进一步拓展到近代史、当代史，即使难以指望能取得观点的一致，但至少可以借此增进对对方立场与观点的了解与理解，最终形成一部能够“分享的历史”。
中日韩之间应大力推动人文外交。当今世界，文化因素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日趋上升，人文外交——以人为主体来开展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凸显其强大的影响力。中日韩之间展开人文外交，有地缘相近之便、文化相通之便。尽管三国围绕一些历史议题，譬如就华夷秩序的评价存在一些异议，但是不管怎样，该秩序在古代东亚地区无疑做出了传播文明、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重大贡献。正是因为历史上该秩序的存在，今天中日韩三国之间才得以拥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关联性与共通性。而这种关联性与共通性，恰恰为今天中日韩探讨构建“文化共鸣体”奠定了物质基础[11]。中日韩之间近年来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在政府和民间层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这些成果的反面，仍存在多方原因导致的相互猜疑、信任不足以及交流不对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只能在不断扩大交流的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或淡化。
(三)坚持深化地区合作大方向，围绕各种重要议题，推动各个领域、各种层级、各种形式的战略对话
中日关系、韩日关系跌宕起伏，背景不仅是认知问题，不光是相互了解不足造成的，也是以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冲突为基础的。在国家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亚太地区、东北亚地区在酝酿着格局性变化。中日韩关系正处在历史性转折期，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在三边层面上，都需要同时经历利益的调整、战略的磨合以及心理的调试。以中日关系为例，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期的两国矛盾，人们往往对其复杂性、严峻性估计不足，预测其未来前景的角度往往过于单一。实际上，中日此前历经长年的错位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同步崛起(中国作为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崛起，日本作为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崛起)，资源要素和地区主导权之争凸显，最终形成了以历史、领土问题为载体，以地缘角逐、竞合博弈为形式的结构性矛盾。小泉政权时期、2012年9月以后，这种矛盾先后两次集中爆发。
面对严峻现实，唯有深化沟通方能有效应对挑战，唯有深化合作方能为本国以及地区博取一个光明的未来。中日韩三国应首先就东北亚地区秩序的未来愿景展开探讨。亚太地区在二战后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典型的冷战结构”，现实中以日本为重点的美国地区同盟架构又面临无法有效应对地区安全课题的战略困境。在东北亚，更是尚未形成一个能囊括所有相关国家、能供各方进行安全对话及应对安全危机的地区性制度化框架。美国在安全上纵容日本的政策不仅与美国在其他领域的政策目标缺乏整合性，而且激化了地区内矛盾。[12]为此，中日韩三国需要抓紧落实《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三国在文件中承诺将探讨建立“三国防务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以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防务或军事人员的交流合作。[10]这些合作从近期看有望缓解东北亚地区的紧张与不和谐，从长远看将为地区安全机制的形成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次，中日韩应继续推动三国之间的地区政策对话。在2011年5月于东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议举行三国亚洲政策磋商，得到日韩两国的响应和支持。2012年3月，第七次中日韩外交高官磋商暨首次亚洲政策磋商在北京举行。三方重点就亚洲地区形势、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保持磋商势头，继续探讨在亚洲事务上加强沟通与合作。[9]2013年11月7日，第八次中日韩外交高官磋商暨第二次亚洲政策磋商在首尔举行。三方回顾了中日韩合作在各领域取得的进展，探讨了今后的合作重点领域与合作倡议，同意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同致力于三国合作的健康稳定发展。随着领导人会议重启，中日韩如何克服政治障碍、尽早恢复这一系列对话成为当务之急。
(四)加快推动中日韩经贸、投资及物流合作，将东北亚合作与亚太地区“一带一路”构想相互衔接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发轫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从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每一次灾难都提示着亚洲国家加强区域内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日韩三国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从贸易额看，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极，但中日韩的主要出口市场却依然过分集中于亚洲之外的经济体。三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度指标只有19.4％，而北美国家是40.2％，欧盟国家更是高达63.8％。这不仅导致亚洲经济容易受到欧美的制约，也成为亚洲经济增长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中日韩加强合作、提升相互贸易份额、形成稳定的区域内市场，不仅对中日韩，也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的经济融合，也将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2015年2月25日，中韩双方完成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对协定内容进行了确认。6月1日，两国商务部长在首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韩自贸区协定。至此，历时10年、14轮谈判，中韩自贸区谈判大功告成。中韩fta生效后20年内，韩国将取消所有中国商品92％的进口关税，中国将取消韩国产品91％的进口关税。中韩经贸合作驶入快车道，将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产生推动作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望提速。
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三大主要议题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当今日趋细化、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件商品需在多个国家制作加工后才能完成，而商品在不同国家间流动的速度与效率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与经济增长。中日韩加强合作，首先需要加强可以将三国连接在一起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早已提出，中日韩三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输和物流系统，有助于降低三国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三国今后应充分利用“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机制和双边政策对话，切实推动东北亚运输物流网络建设，实现无缝物流体系。[10]
总之，东北亚地区要实现与历史的“共生”，对话与合作是朝着目标迈近的第一步。通过合作成果的不断积累，随着相互了解与理解的不断深化，最终实现建构主义所说的相互认知与身份认同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重点向东方转移”，首先是向亚洲的转移，而gdp占亚洲70％以上的中日韩三国无疑对这一历史进程负有特殊责任。三国对话与合作顺利开展、持续深入下去，不仅能为东北亚与历史的“共生”奠定基础，而且数百年来“西风东渐”的世界潮流将可能以此为契机发生逆转。中日韩三国应当明确意识并共同承担起这份“文明的使命”。[13]
[收稿日期]2016-03-28
注释：
①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见《日本史学界关于“东亚文化圈”形成问题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3期。
②有中国学者认为，东北亚的“战后”起始于东京审判。在某种意义上，东京审判确定了战后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结构。但是，它在以正义之名审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行的同时，对于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侵略战争却基本上只是进行了附带的审判，而没有与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同等对待。参见《如何理解“战后”东北亚问题》，孙歌，《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4月号。
③从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分析，冷战塑造了东北亚国家之间敌对的身份认同。由于国家身份认同严重“受制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相互关系”，二战结束后“迎来集体身份建构机遇的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参加谢桂娟《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第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版。
④关于战后日本对美追随外交，日本前外交官浅井基文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参见『日本外交 反省と転換』、浅井基文、岩波新書、1989年、ペ一ジ9。
⑤2006年4月，日韩在竹岛(韩国称独岛)海域发生大规模舰船对峙，险些酿成武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