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不仅需在知识论上进行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中西平行比较研究和渊源、流传的影响研究，还需从认识论上破解因不对等对话而导致的不同文论主体对待他者文论的态度、立场、策略与方法问题。导致“中西文论互传互鉴中的不对等对话”的原因有很多，如知识上的“不相同”、价值上的“不平等”、发展上的“不平衡”等。在这种不对等对话面前，中国文论如何在“中学西传”中获得对等、平等的主体性地位，成为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梳理演进历程
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研究属于“中学西传”的论域，其研究对象的主体部分是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在近代以来西方不同国家的接受以及西方形成的中国看法、中国形象和中国想象的学术研究。自明中叶以来，西方国家就通过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开启了中学西传的历程。晚清洋务派和改良派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学术思想。五四时期进一步全面翻译和消化西方文化思想，现代学科也根据西方科学体系而建立。20世纪80年代至今，更深入系统地引进消化，使中国学术思想已经可以与西方进行对话。中国对西学的引介、吸收、内化和建构已基本上与西方文化思想同步。
我们在两百年来对西学的接受、消化和转化的基础上，应该有自信去反思和批判西方学术的话语生产范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方式。但是，“中学西传”还处于初步的译介、接受阶段，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想象性层面，更不要说全面系统地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因此，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研究实际上进行的是“中学西传”背景下整个西方文化与文论界对中国文化和文论接受及其深层机制研究。洞察西方人接受和消化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和模式，他们如何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哪些中国文化要素，我们就能更好地输出中国文化和文论，改善和塑造新的中国形象，建构与西方对话基础上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把握知识背景
“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是两种几乎同步展开、相向互逆的过程。尤其是西方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中西交往极其频繁。在相当长时期内，“西学东渐”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学西传”则处于零散随机的状态。因此，这种“中西文论互传互鉴”是以“西强中弱”的不对等（包含不平等）方式进行的，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模式严重遮蔽了中西文论互传互鉴中的诸多复杂面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明显。我们该如何总结两百年来“西强东弱”状态下的“中学西传”经验？在“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当下是否仍然是“西强东弱”的状态？抑或已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可能？抑或这些强弱对比只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幻象？这些都需要我们谨慎把握。如何充分认识这种“不对等对话”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充分呈现其动态性和复杂性，并在“东升西降”的大势中寻求中西文论互传互鉴的对等性、平等性，实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目标也变得愈发迫切。而这些也需要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研究在文化战略规划、知识体系建构、影响接受方式等各个层面上作出努力。
呈现“中国经验”
笔者曾将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的主体区分为“西方主流学界学者”“海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三大类。不同的文论主体在“中学西传”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很多西方学者会在自己的学术发展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他者”来看待。那么，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的学术思想脉络中确立“中国问题”的性质和地位的？他们是通过何种渠道和媒介接触并接受中国？关注到了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聚焦于中国的哪些问题？形成了何种中国形象？对哪些中国问题进行了怎样的阐释？进而，这些中国因素是如何渗透并影响他们的学术思想体系和方法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却被我们关注不够的问题。我们需通过持续不断的交往、对话，传递中国学者的思考，呈现更为全面客观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
长期以来，我们都将海外汉学视为“西学东渐”的主体部分，甚至曾有中国学者将海外汉学等同于西学本身。虽然海外汉学确实有着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的倾向，但同样重要的是，海外汉学也是“中学西传”的重要媒介。在西方主流学术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思考和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海外汉学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同样地，我们曾将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误读和曲解归因到西方文论身上，忽略了大量运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经验的恰恰是中国学者自己。长期以来，“精神分析视域中的……”“存在主义视角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之类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充斥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各个领域。因此，我们要追问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如何确立自己的研究立场和方法？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在这种“感觉被看”的不对等对话中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如何讲述好中国故事”的命题不止于“中国人讲述好中国故事”，还包括“如何让外国人也讲述好中国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外国人也能够充分理解并按照中国自身的逻辑来讲述中国故事”。
探索会通路径
中西文论互传互鉴中的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研究，需探索一系列超越“不对等对话”的路径与方法：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大背景下，考察西方文论思潮中的重要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辨析其接受中国因素影响的渠道和来源，剖析其对中国问题关注的视角和立场，探究这些接触、阅读和思考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分析其如何将“中国问题”进行美学转化。
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反对用西方文论既有的结论简单套用、强制阐释中国问题这种粗暴的阐释方式。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当我们用中国问题参与西方文论议题的讨论，也是中国学者在共同问题讨论中发出中国声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时，应该逆向思维：面对这一问题，中国问题提供了哪些独特性？还有哪些问题是这一理论、这一话语所不能包含的？如果不能包含，那么，我们该如何修正这一话语乃至这一理论？由于不同文化区域的传统、语言及表述模式存在着差异，因而对不同模式的参照就可能起到互补和激发的作用。文学研究既可以从本学科、本文化的语境出发进行纵向研究，也可以从跨学科及不同文化语境进行横向探讨，而二者的结合往往更有意义。中国研究外国、外国研究中国、中国研究外国对中国的研究已十分自然和迫切，因此，可以通过互传互鉴、多元共生超越中西之别，实现中西文论的会通。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