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以经学方法为主体，历经千余年演变而独具特色。自19世纪中后期起，传统学术方法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开始发生变革。学术界出现了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中西学术方法并用的“结合派”，以王国维、陈垣为代表的改良传统学术方法的“变新派”，以陈寅恪、饶宗颐为代表的发展传统学术方法的“传统派”等不同流派。前辈学者的学术实践为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和重构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产生于东方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古典学术具有迥异于西方学术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因此在重构当代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体系的过程中应从东方学术特点出发，以整理、会通古代典籍为基础，将中西学术方法结合起来进行义理研究，重构具有“东方本位”的学术方法体系。
关 键 词：学术方法；西学东渐；东方学术体系
作者简介：郑杰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 济南 25010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现代学术方法、学术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学术界并被运用到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中去。西学方法与理论在为中国古典学术研究提供新视角、开拓新领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产生的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迥异，故在运用西学方法、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过程中难免产生“方枘圆凿”或“削足适履”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学术“本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过程中，回顾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发展历程及在近代面对西学方法冲击时的反应，不仅可以为中国当代古典学术研究提供有益借鉴，而且有助于在西学体系之外构建独具特色的东方学术体系。
中国古典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主体，经学研究方法的产生则始自孔子。孔子早年继承“官学”系统中“信而好古”的学术理念和“述而不作”的学术方法；晚年由于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改为“信古为今”的学术态度和“改作言教”的学术方法。
西汉起，经学方法经历了五种历史形态：在继承孔子晚年“改作言教”学术方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汉今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微言大义”方法，在继承孔子早年“述而不作”学术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两汉古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章句训诂”方法。
延至南北朝，南、北学者各持己见，经义注疏混乱，“南北之学”矛盾不解。唐代“大一统”局面下，南北纷争的学术亟需统一，故唐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①。此外，贾公彦撰有《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撰有《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撰有《春秋榖梁传疏》。它们与《五经正义》合称“九经义疏”。“九经义疏”等注经成就使得“书证式”的注疏之学发展到顶峰，后人难以超越；而释、老二学泛滥所形成的对儒学的强力冲击又使得以捍卫中华文化命运为己任的知识士子倡起“毁佛”之风。于是，在这种固守中华学术本位的新历史文化背景下，唐代宗(762-779年)前后出现了与“笃守古义”“各承师傅”的经学传统颇异其趣的两大学术倾向：“舍传求经”与发挥诸经义理。这种学术倾向成为宋代经学的先声。
宋代经学典籍整理和经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自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对立和发展。汉唐以来大量陈陈相因的传笺与疏解，使得经学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使得怀疑旧注、重新探求经文原义的宋学应运而生。宋学破旧注、发新说、重义理，具有大胆怀疑精神，取得诸多成就，但其进一步发展，由改经注发展到径改经文，如王柏著《诗疑》而删《诗经》“淫奔诗”30余首、蔡沈作《书经集传》臆改《尚书》等，这实际上是今文经学家的治学传统；加之陆九渊宣扬“六经注我”②，有点全部推倒儒经注疏甚至经文的味道，因而使得今文经学方法逐渐被学界舍弃，遂有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
清代学者对宋学的增字解经、妄为“叶音”甚至径改经文等解经方法不满，故重倡汉学，复用举例为证的古文经学方法并加以发挥，引用众多的古书实例，来证明字义、注释音读、校理错字错简，从而推求经典义理，被称为“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这种书证方式中融涵的扎实考证精神，为后人注书立下了一种可靠范式，但由于清儒注书过分单一地使用书证归纳法，而不知运用其他方法，故亦有让人诟病之处。因此，传统学术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③。
传统学术方法改革的内在需求，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之风带来的西学方法碰撞融合，导致了近现代学术史上学术方法的变迁。乾隆盛世后，清王朝急剧衰落，内政腐败，外侮入侵。历来以“担道义”为己任的知识士子，忧心如焚，寻求救治良策。于是，改革朝政的呼声高涨起来。政治风气变革与文化学术风气的变化相表里，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代表的学习西方科技的主张，“西学东渐”的文化劲风开始在中国疾吹。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学及学术研究方法渐次介绍到中国。最早传入的西学是天文、历算、机械制造等应用科技知识，其次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再次是法学、教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最后是学术方法。在西方学术方法和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方法发生了深刻变革。
西方学术方法对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如邹伯奇、陈澧、杨保彝、张惠言等晚清学者在整理研究《墨经》的过程中，已注意利用西方科技成果来比照墨学内容④，但他们仅仅是用西方科技知识部分地代替了传统的书证内容，所用仍是“书证式”注墨，未在方法层面作出根本性突破，更没有析论式的墨学义理研究论著。真正将西学方法引入墨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首推梁启超。梁启超在其所著《子墨子学说》一书中结合西学方法注墨、研墨。
从论述结构上看，《子墨子学说》前有《叙论》，以下分六章依次梳理了《墨子》所包含的诸种学说和影响，以及墨学传授系统。每章下再分节论述。这种结构方式，是西方的论著方式。从所用语词看，该书每章的章名、节名以及内文论说，多借用西方词语，如章目取“墨子之宗教思想”“墨子之实利主义”“墨子之政术”等，又如节名称“中西宗教家哲学家爱说之比较”“墨子兼爱说之梗概”“墨子兼爱说之批评”等。从考论方法看，也有借用西学方法者，如第一章第一节中仿日本高濑武次郎《杨墨哲学》，将中国古籍中所论之“天”，综合分析为“有象”“无象”之天；“无象”之天又析为“有灵”“无灵”之天；“无灵”之天又析为“运数因缘”的“命”天，与“原则理性”的“理法”天；并使用了列图表现方式⑤。这是借用西学方法中的析论方式。另外，梁启超还使用了西方的比较论析方法。如第三章第一节中，将印度“外道”的爱灵魂不爱躯体、希腊阿里士帖菩(aristippus)和伊壁鸠鲁(epicurus)及中国杨朱的绝对自爱而不顾他人、儒家的亲亲尊尊等差之爱、墨子及耶稣的无等差之兼爱、佛家的普爱众生，逐一列出以作比较⑥。这实际上是仿效西学的比较方法。
但细读《子墨子学说》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类新的论述方法的使用，在书中少而又少；大量使用的，仍是清儒排比书证的论说方式。大部分章节下(第四、五、六章不分节)，都是先提出一论点，接着排列《墨子》书中相关原文，然后略加综说。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古文经学家“循经求义”注经方法和今文经学家“发挥经义”解经方式的引申⑦。因此，梁启超虽然较早地接受西学方法并加以使用，却没能很好地将中西方法结合起来。
相比于梁启超，胡适对西学方法的接受与运用则娴熟得多。胡适于1917年至1918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基础上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继承宋学方法中的“怀疑精神”，将杜威的五步思维法与汉学、清代朴学的书证法有机结合，融汇中西学术方法⑧，创设了实验求证的材料考辨、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发展流变的历史评价的“三步研究法”。
胡适遵从杜威实验主义规范，从事学术研究时首重材料考辨。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强调，研究哲学史的“根本工夫，叫做述学”⑨，即研究材料的考辨和整理。他把研究材料分为“原料”(各哲学家的著作)和“副料”(有关哲学家及其著述的其他材料)。两者在使用前都须考辨真伪。考辨方法有五种：史事真伪法、文词特点法、文体特点法、思想鉴别法、旁证法。审定后的材料须经校勘、训诂、贯通(即会通材料内容，理解思想脉络)的三步功夫。至此“述学”完成，才进入明变、求因、评判的研究阶段⑩。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在论说诸子学说时，十分注重对各家学说的渊源、产生、发展、变化、影响的线性论述；而在这样“明变”的同时，又将“求因”贯穿其中，作逻辑的横向研究，分析某家学说产生及变化的社会背景、学术原因；从而作纵横两方面的论述和分析。并在论述和分析中使用了比较法(如儒家对立观点的比较)、考证法(如墨子年代考)、解析法(如对“三表法”的分析)、表谱法(如对墨辩逻辑辩式的解说)等。这就是胡适“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
胡适不把某家诸子学说当作一种孤立的学术存在，而是把它置于先秦诸子学说发展系统中作历史的考察。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以先秦诸子的哲学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次研究老子的无名论、孔子的正名论、墨子的论辩逻辑、庄子的思辨逻辑和荀子的名辩逻辑，并试图寻绎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线索，试图在梳理先秦哲学方法诸命题的发展递变中，凸现某家学说的历史文化作用。这是胡适哲学史研究中“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
在胡适所创立的实验求证的材料考辨方法、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中，体现着中西学术相融的文化精神。
除借用西学方法、西学概念以研究中国古典学术外，在中国近代学术界特别是古典学术研究界，传统学术方法仍有顽强的生命力。除胡适、梁启超等中西学术方法并用的“结合派”以外，不乏立足于传统学术方法并对其进行改良、修正或延续传统学术方法的学者，前者有以陈垣、王国维为代表的改良清代“书证式”学术方法的“变新派”，后者有以陈寅恪、饶宗颐为代表的延续传统学术方法的“传统派”。
清代“书证式”方法的优点是寻求尽可能多的书证来作注释、考证和研究，作者主观上想用完全归纳法，但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他们实际上做不到完全归纳而实际上在使用枚举归纳。这一方法到陈垣手中，却寻求到一种新途径——部分完全归纳法，即划定一定材料范围的“完全归纳法”。如陈垣对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汉王父母妻子”条的校正，即为运用部分完全归纳法的显著一例(11)。
关于楚汉相争中项羽所拘刘邦家属包括何人？陈垣遍查《史记》及《汉书》有关此事之全部记载，发现《史记》提及此事七次(12)，三次称“父母妻子”，另有四次称“太公、吕后”或“太上皇、吕后”；《汉书》提及此事五次(13)，四次称“太公、吕后”，一次称“父母”。因而得出“父母妻子”、“太公、吕后”“此两语可以随意使用，不能依此作为刘邦有无母子在楚军做人质之证据”(14)，从而对“顾炎武《日知录》据《汉书·高帝纪》所称之‘太公吕后’，认为只有刘邦之父太公及妻吕后，并无刘邦之母”，与“赵翼《廿二史札记》据《史记·高祖本纪》之‘父母妻子’，则认为除太公及吕后外，尚有刘邦之庶母及庶子肥”的争论作了纠正和补充(15)。
这样，陈垣在使用清人注释古籍的“书证式”方法时，先依据所研究对象的“时间性特点”和“地域性特征”来划定某一“合理性考察范围”(如上述考楚汉相争中项羽所拘刘邦家属包括何人是以《史记》及《汉书》为考察范围)，然后穷尽此考察范围内的所有“书证性”材料，即在某一特定“合理性考察范围”内实现“完全归纳”，从而解决“枚举归纳”的“证据或然性”问题，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来弥补清人“书证式”方法的缺陷。
为扩大“书证”范围，王国维受罗振玉启发，突出强调出土文献在文史研究中的作用。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演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16)以“地下之新材料”弼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对于古典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学术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其一，可补充传世文献内容的不足；其二，可为传世文献的作年考证提供“时代坐标”而提高其利用价值；其三，可启发我们部分还原随着时间的一维性特点而从当代研究者视野中消逝的“文献、文化、作者三位一体”关系的链接，从而使我们打破传统的学术思维惯势，启迪我们去发现传统研究视角、传统研究课题之外的新问题。不管是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也好，还是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传入的民族学、民俗学方法而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三重证据法”也好，都可算是对清人“书证式”学术方法的改良，对于古典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在近现代学术史中，延续和发展传统学术方法的学者，可以运用“诗史互证”方法的陈寅恪和倡导“融通各方”的饶宗颐为代表。
文史不分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显著特点。战国秦汉人解《诗》已用“诗史互证”法，如《诗序》谓《诗经·硕人》诗“闵庄姜也。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17)，试图以庄姜失宠的历史故事来解此诗；而汉人解《诗经》中之历史诗更多用此法。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穷搜史实及楚地风俗礼制以解之。如解《天问》“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四句，引吴王阖庐夺王位一段史实解之(18)。杜甫诗自宋人起称为史诗，后来研究者多索隐其中史实，最有成就者为钱谦益《钱注杜诗》，以考证杜诗与史实间的联系为主，将史诗互证广泛运用(19)。
陈寅恪将这一方法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方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即从《钱注杜诗》中得到启发，关注唐诗与唐代史实间的关系，于1935年作成《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以李商隐《无题》中“万里风波一叶舟”一句考订李德裕归葬日期(唐宣宗大中六年即公元852年夏)，此为据诗考史之始。他于30年代末以八年之功作成《韦庄〈秦妇吟〉校笺》，考出这一敦煌卷子中发现的唐代长诗所含的史实——黄巢进长安时，作者从长安东奔洛阳，经汴路逃于东南。并考东南因军阀混战，阻断水陆交通，人民困苦不堪。并由《旧唐书·杨复光传》《新唐书·王重荣传》所记两军合攻黄巢事，考证韦庄此诗所记秦妇之遭遇，有《北梦琐言·李氏女》事官军之隐情，故韦庄事后蜀王建后，因其手下大将多官军旧将，因致此诗不敢流传。1950年，陈寅恪作成《元白诗笺证稿》，考二人诗中所含唐代史实。最后，陈寅恪移志于明末清初钱、柳诗，作成《柳如是别传》，以明末清初钱谦益和柳如是的诗歌为研究对象，杂以柳如是与陈子龙关系，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考证钱、柳、陈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变迁以及人情风俗等，以大量诗文资料考证三人的心态品性，从而将那一段江山易代的历史风云再现在读者面前(20)。
总体看来，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方法有如下特点。
其一，诗史互相考证发明，以史实证诗，以诗句证历史。如考《琵琶行》白居易是否真与琵琶女同船，洪迈《容斋三笔》之《白公夜闻歌者》条，以不合礼法谓白居易未入，而陈氏《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中分析：“惟其关于乐天此诗者有二事可以注意：一即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21)，即相当于“同居”，社会舆论不作为茶商之家人，可入；二考唐代受胡风影响，不拘礼法，确入。这是以史实证诗。以诗句证历史，则上已举数例。
其二，由小证大。陈氏不管是以史实证诗也好，还是以诗句证历史也好，绝不像清人那样仅止于字词考释，仅止于个别史实的考求，而是能由小见大，由小证大，从中探索历史规律，或解释某种社会现象，或解释某种文学特点。如其考韦庄《秦妇吟》，由此证唐末东南之乱，由此揭官军中掳掠妇女之苦。又如从其研究杜甫诗的三篇文章《以杜诗证唐诗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籍〉诗》中，分别将诗中“杂种”“朔方健儿”“无赖”等词句与史书所记唐代史实相印证，考证唐代的军事建制、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在这样的考证中，陈寅恪特别强调考证事件之时间、地点、人物间的有机关联，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其三，反对以今逆古。诗史互证在于求言外之意，故有后人以自己所处之环境逆求古人之意的穿凿附会之弊。如上举洪迈《容斋三笔》之《白公夜闻歌者》条所犯即此类错误。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指出，在整理和排比考证材料时，“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22)。为避免此弊端，陈氏所用方法有二：其一，充分占有资料，有人统计《柳如是别传》引书达千余种；其二，持实事求是的谨慎态度，他往往从文字考释入手对研究对象作自己的解说。
其四，将诗史互证扩展到散文与历史互证、小说与散文互证。如其《读莺莺传》得出两点结论，一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由此以说明元稹在《莺莺传》中自我标榜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态度，是社会风气所然，故不被同行耻笑，此其一；其二，“唐代贞元、元和时小说之创作，实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23)。前者，是作者与两《唐书》、唐散文、唐诗歌及其他笔记小说互证所得；后者是作者将《莺莺传》中文词与散文对比研究所得。由此，作者将诗史互证扩展到古典文献各文体类型的互证。
陈寅恪是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清华研究院是古文经学派学术方法传播的大本营之一，故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被学者特别是受古文方法影响的研究者所推崇、仿效。游国恩在《楚辞》研究中与上古史互证、缪钺《杜牧年谱》中以晚唐史证杜牧诗、邓广铭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中文史互证、周汝昌在《红楼梦研究》中以史证小说、程千帆《古诗考索》中以史证诗等，都是此一方法的运用。
与陈寅恪所用方法相似者还有饶宗颐“立中融外，汇聚诸法”的研究方法。众所周知，饶宗颐学贯中西，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诸领域都有重要成果，其中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宗教史等方面的论著更被同行注目。在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他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强烈使命感。加之他所居住的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点，因而其研究方法进一步呈现出“立足国本，融会中外，跨越学科，诸法并用”的特点。
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自序中，饶宗颐提出考史与研经合一的学术观念，说“史”记载的是事物原本，“经”承载的是从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因而提倡“经”“史”互证互补的研究方法(24)。在具体研究中，他推重乾嘉朴学重书证、重原典的研究方式，说自己的研究首先从反复“研磨”原典和原始材料入手。在研究考证中，他提倡“文、物互动”的多角度考证方法，将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材料相互证明，相互补充。
总之，近现代那些以中华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为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而向西方学习，不断引进西方文明以求救世。“西学东渐”的文化劲风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术认知体系，出现了新的学术评价系统和学术研究方法，近现代学者面对中国古典学术，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优长，吸取西方诸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学术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我们重构“东方本位”学术研究方法体系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阶级分析法”、“经济基础决定论”逐渐发展成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强势”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在“拨乱反正”思想潮流的带动下，“面向西方”的人文学界不断引入西方新兴研究方法，不但“现代主义”方法被重新使用，诸如“旧三论”“新三论”“后现代”“接受学”“叙事学”等也被用来研究中国古典学术。但是，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古典学术那固有的异于西方学术的本质特点，不是用西学思想来比附和单纯用西学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的。20世纪某些“以西框中”来解说中国古典学术而失败的例子(25)，应给我们的古典学术研究以诸多启示。“以西框中”的研究方式，只会使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徒有形式上的“新变”，难有实质性的创新(26)。
中国古典学术相对于西方近现代学术来说，不但思想内容各不相同，在表现手法上也有较大差异。这是因为，其一，中国古典学术所使用的表述语言是汉字，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六书”中的“假借”、“转注”之法，又使得多数汉字具有一字多义性；汉字字义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同一汉字文词可有两种或更多的合理解释。再者，古汉语文词又甚为简括，此种简括性增加了中国古典学术典籍文句的含蓄性，从而使之具有较大的可扩展性。这种可扩展性，使得对中国古典学术的解说和研究具有多义性特点。
其二，中国古典学术典籍特别是早期儒家经典多由短小章节缀成，难以通篇连贯理解，这也造成了解说和研究具有多义性。
其三，以儒生为主流的中国历代知识士子多讲求社会参与意识，多追求用所继承的思想学说来指导执政者确立统治理论以治理万民，即所谓“立万世法”“为帝王师”。这样，便使得中国古典学术大多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特别是每当新王朝讲求稳定、寻求调节社会矛盾的指导思想时，以儒生为主流的中国历代知识士子多会依据执政者的新需要和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实际，综合运用文、史、哲各学科典籍，引申和发挥其本义，改造旧说，追求自己所继承的思想学说的社会价值的重构。这也使中国古典学术的解说和研究具有内容多义性特点，并具有学科并包性特点。
这样一来，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执政者对古典学术的不同要求，以儒生为主流的中国历代知识士子对古典学术之社会价值进行重构的愿望，便在中国古典学术典籍的文字、语词、文章特点造成的释义的可扩张性上找到了结合点，从而造成了中国古典学术表述手法的多义性和含蓄性，也使得内容具有指向多义性、内容并包性、学科交叉性等特点。
因而，它与以语言指义明确、内容表述专一、学科界限分明为表现特点的西方近现代学术在研究路径选取、研究方法使用上就不能不有所区别。所以，我们不应以西学方法为本位，而应从东方学术特点出发，应在历代学者研究我国古典学术所积累的传统方法的基础上，以整合成功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西学方法中那些适用于研究我国古典学术的成分，来整理历代古籍，来研究古典学术，来重构“东方本位”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以下结合古典学术研究过程来看“东方本位”学术方法研究体系的程式和方法。
（一）古典学术研究应从整理古籍入手
中国古典学术的主要载体是古典文献。在研究古典学术前，我们应借鉴“考辨为先”“扎实考证”“作品会通”“文献实证”等古文经学方法，对研究对象即各类古典文献进行整理、会通和考辨。
(1)借助目录，确定版本
整理古典文献，首先应借助于历代古籍目录著述(27)，和前人序跋题记，理清它的流传、存佚情况；自己作部分必要的对校，理清其版本源流；参照前人总结的“时代早”“内容全”“校勘精”等条件，确定底本、主校本、参校本。参照陈垣总结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校书四法，作存真(或求古本之真，或求事实之真)、校异(文字异同，以及书的行款、版式、收藏图章、纸质、圈点等差异)、订讹(误字、脱字、衍文、错简及旁记字混入正文、正文与注文混杂、后人妄删妄改等)等工作，以得出最接近原作之文本。
(2)运用各法，考辨真伪
整理古典文献离不开考辨。我国古籍辨伪有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时代》以为书籍辨伪起于司马迁作《史记》，但已难考稽线索。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书，疑书有伪者16种(28)。其辨伪方法有“文辞辨伪法”“史事辨伪法”等。东汉马融辨《尚书》中《泰誓》之伪，从三个角度，曰文章浅露，曰其中有些内容与孔子思想不合，曰前人引《泰誓》不见今本者颇多(29)。其中前后两条即“文风辨伪法”“引文辨伪法”最可注意。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辨李陵、班婕妤五言诗之伪，创“文体辨伪法”(30)。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论《山海经》中有伪，创“地理沿革辨伪法”(31)。唐代《法苑珠林》作者释道世在《辨道经真伪表》中又明确提出“著录源流辨伪法”(32)，而为后世辨伪所最常用。柳宗元《诸子辨》之《论语辩》又创“称谓辨伪法”(33)。宋代朱熹之辨伪方法，白寿彝先生为《朱熹辨伪书语》所写序言中总结为6条，其中“以文章气象辨伪”最可引人注意(34)。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总结前人辨伪方法，提出辨伪八法：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5.核之文以观其体；6.核之事以观其时；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35)。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辨出伪书570余部，其所运用的辨伪方法，杜泽逊教授归结为20种(36)，可谓集辨伪方法之大成。
辨伪对于学术研究的作用，在于它理清了研究对象产生的真实年代，以对研究对象作切合实际的探讨和评说，此即辨伪的目的及学术意义所在。否则，若不进行研究对象的辨伪，如胡适说的“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37)。
（二）古典学术研究应以熟读、会通古籍为基础
古典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是与现代汉语字义、词义、标点甚有区别的古汉语。要把握其意义就要会通古籍。会通古籍时应借鉴古文经学方法，按照“由词到句到篇”的顺序，逐步深化理解。首先要诂字、训词。诂字、训词一定要按照写作时代的已有义项去理解，才能寻查出作者的句意、段意，直至连缀成篇意。
会通古籍，欲正确深入地理解古籍蕴义，对其所涉人物、事件、物品、礼仪、制度、风习等的考证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举文学典籍的会通性考证为例，袁世硕先生曾考《聊斋志异》之《马介甫》中“杨万石怕老婆”之本事，以及蒲松龄在宝应县令孙慧处辅政时与孙慧所买小妾顾青霞之纠葛，因而在《娇娜》《连锁》《白秋练》诸篇之吟诗精灵中有顾青霞的影子等(38)。这种借助酬和诗文以及方志、正史记载所作的文学作品的会通性考证，确可加深对《聊斋志异》所涉事件与人物的理解，为深入分析作品奠定了学术基础。其他古籍的会通性考证，也应如此。
（三）古典学术研究应对研究对象作“四维时空互动性”考证
为了对古籍及古籍所载人物、事件等作进一步深入研究，还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四维时空考辨”。就古代文学研究对象来说，大概不外乎作家、作品和文学专题三类。作家研究，不论是单个作家的研究，还是以地域或流派区分的作家群的研究，都必须先厘清他(他们)所处的空间位置即具体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以便为之后研究他的思想情怀、写作动机、艺术修养等的生成原因提供学术基础。同时，这种种环境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这就需要对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具体时代进行考辨。而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具体时代中不断变换的一个个时间段上的各种环境也必定不断变化而又因果相关。因而，对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考辨，必须和作家或作家群所经历的不断变换的一个个典型事件之“时间段”的考辨结合起来。即这种考辨，必须是对一个个相对独立而又有机连接的“典型时间段”上产生的一个个特征有异而又因果相关的不同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综合环境”的“四维考辨”。时间变化和空间变换紧密关联，空间环境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而又因果相关，是“四维时空考辨”的显著特点。只有这样的考辨，才能明了作家或作家群的思想情怀、写作动机、艺术修养等的生成环境特别是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那么，“四维时空考辨”应是作家或作家群研究中最具基础性的学术先导工作。
同理，作品研究，不论是一部作品的研究，还是某作家全部作品的研究，抑或是某一文学类别作品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厘清它(它们)所处的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着的一个个的空间位置，即先作好某作品“四维时空考辨”，才能进而作其他深入研究。文学专题研究，不论是一个文学概念的研究，还是一类作品流变的研究，抑或是某一历史时段各类文学作品的综合研究，亦复如之。
若以研究对象如作家或作品为线索，将一个个时空考证联系起来，可做作家编年或作品编年。对作家行事逐一考证编年，将此研究对象“细化”，可更为细致地把握作家的性格变化和思想演变轨迹，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作品思想和风格的生成、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对一类作品进行编年，将研究此对象“细化”，可更详细地把握某类作品的演变轨迹，探查致其演变的各种复杂原因。如我们读《左传》和《史记》，发现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呈现出由“纪事为主”到“写人为要”的重大变化；而正是通过对《战国策》各篇策文的考证和编年，才发现此变化是通过《战国策》所收录的200余年间产生的近500篇策文的不断演化而逐步形成的。前人没有厘清这种演化过程，主要原因是他们没对《战国策》所收策文的所作时间逐一考证，没对《战国策》所收策文作系统编年。
总之，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四维时空考辨”、作品的会通性考证以及作家作品的编年考证，都是十分必要的。
（四）古典学术研究应结合中西学术方法进行义理研究
在熟读、会通古籍的基础上，可结合中西学术方法来进行义理研究。在孔子晚年“信古为今”学术态度和作《春秋》时的“改作言教”方法的启发下，后世儒家生发出“文以载道”的古典学术理论，即以古籍和古籍所承载的古代文化和古代思想为现实社会服务，为社会政治教化和人心道德重塑服务。在此古典学术理论影响下产生的我国古代文史哲典籍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关联特别明显。因而，若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思想潮流、风俗习惯、民生民情等去考察文学作品，其研究便难以深入。所以，在古籍义理研究中，对在诂字、训词基础上得出的作者的句意、段意直至篇意的理解和研究，一定要与典籍生成时的社会政治现状、思想潮流、风俗习惯、民生民情相结合，才能把握真旨。
若从表现类别角度讲，古典学术所涵盖的义理可分为“社会性义理”和“人生性义理”两大类。“社会性义理”所涵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客体，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探索的是社会的运行、组织、调控、管理、规范和发展之类的社会性问题，如法律、道德、伦理、习俗等，多与社会物质性生活(本能性生活)直接关联，具有直观性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物质运动规律的制约，西学中的调查、观测、解析等社会学方法乃至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的方法等，可以用来对这类“社会性义理”进行研究。而“人生性义理”所涵盖的研究对象是人文世界，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研究的是人对生命意义和生命目的的追寻，探索的是人的生存与关怀、人的信仰与情感、人的自由与幸福、人的价值与发展等等，其与社会物质性生活(本能性生活)多无直接关联，具有超越性特点。由于其与社会物质不直接关联，故而物质的、本能的动作规律已经不再适用于它，因此西学中的调查、观测、解析等社会学方法乃至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并不适用于“人生性义理”的研究，但中国传统的感悟、意会、推断、类及等“体悟式研究方法”就有了用武之地。
古典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历史，那么此类的“人生性义理”研究就要用“体悟式研究方法”去作历史性体悟。这种历史性体悟的主体对象应是经过了整理、辨伪的各类古籍。对这类古籍经由会通而对其所载作历史性体悟时，首先要经过想象和联想，归纳、升华出推测性的论断——“假设”，然后收集各种相关的“历史事实”的记载——“书证”来检验“假设”，经反复修正和检验，历经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逻辑过程，最终得出符合社会历史实际的结论。今文经学康有为总结的“大胆设想”等方法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已对此多有论说(39)。
（五）古典学术研究应做好建立在历史发展观上的学术价值评说
古典学术研究中有各式各样的研究价值评价方法。在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学术研究价值评价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强调教化价值，强调彰善瘅恶，强调经世致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研究价值评价也曾有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古为今用”的功利性评价阶段。
但是，学术研究价值评价具有历史性、复杂性和客观性。学术研究价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社会的变革而改变。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不同的时代特点就会导致人们的价值思想、人生观发生很大的变化。另外，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学术研究价值评价的复杂性，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只有从正反两方面出发，才能公正、完全、客观地作出评价。此外，学术研究价值评价的主体是人，人在评价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带着主观感情色彩。那么，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在历史发展观基础上的学术价值评说体系与方法。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循序渐进的。所以我们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应重在看其对其前学术研究成果超越的“质”和“量”。
首先看其对前代学术成果掌握全面与否，能否把握前代学术研究的本质问题和规律性特点。然后看其能否在前代学术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进行创新性研究。如相比于前人，他提出什么样的学术新见，此见解是否可靠，对此新见作论证的证据是否充分，对此新见作论证的方法是否合理。
其次看此见解对后人的学术影响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是否为学界提供了重大的突破性学术见解，是否为后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他的学术见解和方法论指导的历史作用是阶段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是否具有前瞻意义和作用？与同时代其他成果作比较，在他自身所处的时代里，是否提出他人难以发现的学术见解，使用了他人还未使用的研究方法？经过这样纵横比较，来确定它的历史性学术价值。
总之，中国古典学术的指向多义性、内容并包性、学科交叉性等自有特点，使得上述学术研究过程具有互含性和互动性。我国古典学术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硬套”西学方法去研究它。我们必须从我国古典学术特点出发，立足于我们的传统学术观念，运用我们的传统学术方法，再灵活吸取西学研究方法中的可用成分，来重构“东方本位”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进而建构东方学术研究体系。
①《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页。
②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四《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9页。
③关于古代经学形态的演变，详见郑杰文：《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及《中国汉语古籍整理研究方法的递变》(《文献》2010年第3期)二文。
④详见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6-348页。
⑤详见梁启超：《子墨子学说》，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4-5页。
⑥详见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30-31页。
⑦关于梁启超治墨学方法的流变，详见郑杰文：《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历程》，《文史哲》2001年第6期。
⑧杜威的“五步思维法”即“疑难的境地——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胡适：《实验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⑩关于胡适治学方法的论述，参见郑杰文：《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历程》，《文史哲》2001年第6期。
(11)载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9页。
(12)《史记·项羽本纪》载二年太公吕后遇楚军、四年归汉王父母妻子，《史记·高祖本纪》元年迎太公吕后于沛、二年取汉王父母妻子、四年归汉王父母妻子，《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四年九月太公吕后归自楚，《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审食其事时有曰“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
(13)《汉书·高帝纪》二年太公吕后遇楚军、四年归太公吕后，《汉书·项羽传》二年太公吕后遇楚军、四年归汉王父母妻子，《汉书·张陈王周传》记王陵事时有曰“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
(14)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第9页。
(15)按此文关于陈垣史源学方法的论述，主要参考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的“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以归纳法、假设法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一节。
(16)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7)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卷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2页。
(18)参见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114页。
(19)关于《钱注杜诗》对“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详见郝润华：《论〈钱注杜诗〉的诗史互证方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0)按此文关于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论述，主要参考了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的“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以归纳法、假设法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一节。
(2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页。
(2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7页。
(2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12-113页。
(24)详见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25)例如谭戒甫先生曾批评当时的墨辩逻辑研究“只是摆着西方逻辑的架子，再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做一个面子。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虽有些出于自然比附，但总没有独立性”(谭戒甫：《墨辩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页)。
(26)下文对中国古典学术研究方法的论述，可参见郑杰文：《也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辨伪和古典文献的利用》，《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27)官修目录如《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史志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私家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等。
(28)见《汉书·艺文志》诸书下班固注，如《太公》下注“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子》下注“似依托者也”等。(《汉书》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9页)
(29)详见马雍：《尚书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34页。
(30)详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明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6页。
(31)详见颜之推：《颜氏家训》，《诸子集成》，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37页。
(32)详见周叔迦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五十五《破邪篇》，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663页。
(33)详见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论语辩》，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0-111页。
(34)详见白寿彝：《朱熹辨伪书语》，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第1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2-85页。
(35)详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四部正讹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
(36)杜泽逊总结的20种辨伪方法为：(1)从授受源流上辨伪；(2)从被依托者辨伪；(3)从传出者辨伪；(4)从该书与作者的行事矛盾辨伪；(5)据当世人的揭发辨伪；(6)从文体上辨伪；(7)从文章风格上辨伪；(8)从特殊语词的起源辨伪；(9)从该书的声韵系统与时代的矛盾辨伪；(10)从因袭辨伪；(11)从称引上辨伪；(12)从佚文上辨伪；(13)从史实的先后辨伪；(14)从史实的伪妄辨伪；(15)从称谓上辨伪；(16)从制度沿革上辨伪；(17)从地理沿革上辨伪；(18)从该书与作者的思想矛盾辨伪；(19)以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倒置辨伪；(20)从作者水平与该书不符辨伪。详见杜泽逊：《古籍辨伪学小史》，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籍整理研究论丛》第二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
(3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38)详见袁世硕：《我与〈聊斋志异〉》，《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39)史学界多次讨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我国先秦时代的“书法不隐”在客观上推动了如实记载历史事实的良史学风的形成；司马迁为了避免历史认识中的史家主体意识的影响，撰写《史记》时坚持对史料“述而不作”，只在每篇篇后缀上一段“太史公曰”，用来记述自己的历史观点，补充相关史实，以及作一些私人评价等，而不是在史书编撰过程中通过改动历史记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尽可能避免了史书撰写中的主观性介入问题。与兰克所标榜的“如实地说明历史”的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史学的“真”没有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