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以利玛窦东来为标志，本年是西学东渐四百年祭。这是中华民族在严峻的挑战中磨练和提升文化生命力的四百年。这是中华民族在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虽然中间插入一个清朝康乾盛世，实际上在世界竞争中走了一条w型的曲线而逐渐衰落，终至全面复兴的四百年。历史将自己的意义写在举世瞩目的沧桑巨变中，历史不会忘记，中国是在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进行这“西学东渐四百年祭”的。
四百年一头连着利玛窦来华，一头连着上海世博会开幕，构筑起一座巨大的历史拱门，展示了中华民族艰难曲折又可歌可泣的历程，敞开了中华民族元气充沛又鹏程万里的天空。有意思的是，行程中间有一座碑，是出现在康乾盛世的《四库全书》。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这一历史事件告诉人们，四百年变迁的一个关键是中西文化的对撞、互渗、选择和融合。
一、四百年祭之三维度
1582年澳门窗口就放进了一个中西文化初恋期的情人利玛窦，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异样的色彩。300年后，郑观应《盛世危言》从商业富国的理念出发，主张“设博览会以励百工”，是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倡导上海办世博会的第一人。
利玛窦的价值在哪里？在于他是这四百年之始携西学入华，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标志性的第一人。利玛窦1582年8月7日进入澳门,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万历皇帝御准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坟地（今北京行政学院内）。碑铭是“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万历壬午年（万历十年，1582）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万历二十八年，岁杪已是1601）来都，万历庚戌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在世五十九年（1552-1610），在会四十二年。”碑文采取汉文与拉丁文并列的方式，象征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沟通中西文化的身份。
四百年前，利玛窦在中国内地传教交友二十七年，传播基督教文化，学习儒家文化，剃发去髭，换上僧袍，又改穿儒服，愿当中国子民。1592年利玛窦在南昌着手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注释。他由此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证明基督教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盛赞孔子为“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者，使其“同胞断言他远比所有德高望重的人更神圣”。正是遵从这么一条入乡问俗、调适传教的温和的文化路线，利玛窦在肇庆被称为“利秀才”，在南昌被称为“利举人”，在北京被称为“利进士”，他的中文修养渐趋精深，获得愈来愈多的体面的认同。他翻译“四书”比王韬1862年在香港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四书五经译为英文早了270年，成为中西文化缔缘的先驱者。
澳门在十六、十七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圣城”，由于葡萄牙国王握有天主教保教权的缘故而被视为“东方梵蒂冈”，是中国人看取西方希腊、希伯来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早期文化的一个有历史关键意义的窗口。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门是让人出进的，窗打通了大自然与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窗口也可以放进小偷和情人。1582年澳门窗口就放进了一个中西文化初恋期的情人利玛窦，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异样的色彩。
在考察利玛窦与《四库全书》遭遇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他300年后的一位澳门邻居，也就是清朝末年杰出的维新改良思想家郑观应。郑氏历尽商海风波之后，1884年也就是利玛窦离开澳门进入中国内地302年后，以32岁盛年退居澳门郑家大屋（距离利玛窦学习中文的圣保罗学院一公里外），思考中国的前途和拯救的方法，写成《盛世危言》。书中对利玛窦颇存好感，称说“明季利玛窦东来，徐光启舍宅为堂，有奏留其教之疏，实为华人入教之鼻祖。而明史称其清介，亦未因入教而受贬也”。这里提到的徐光启，是晚明松江府上海县人，60岁后“冠带闲居”故里，著《农政全书》，身后归葬之地称徐家汇。他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文明的先驱者，徐氏之汇，汇向今日上海世博会所张扬的“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精神理念。郑观应《盛世危言》从商业富国的理念出发，主张“设博览会以励百工”，是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倡导上海办世博会的第一人。
《盛世危言》专设《赛会》章，给中国人的脑筋增加一根世博会的历史和壮观的弦，它交代：“溯赛会之事，创之者英京伦敦，继之者法京巴黎，嗣后迭相举赛，萃万国之精英，罗五洲之珍异……美人赛会于芝加哥，其气象规模尤极天下之大观，为古今所未有……此会拥九州万国之珍奇，备海澨山陬之物产，非此不足以扩识见，励才能，振工商，兴利赖。”写《赛会》之时，适逢1893年美国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年”为主题，举办芝加哥世博会，盛况空前，其大道乐园启发了后来的迪斯尼乐园，爆米花、蓝带啤酒、口香糖刺激着饮食时尚。其时美国的gdp已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面对一流大国的气象规模，郑观应心存忧患，反省“中国之商务衰矣，民力竭矣，国帑空矣”，进而警醒国人，“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有意思的是，有美国学者名为“华志建”者，把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比拟，认为那届世博会把世界的眼光聚焦到美国，而这届奥运会使美国人看中国的目光，就像当年欧洲人看美国崛起一样，既震惊又怀疑。这样的话用在上海世博会，更有可比性。
这样，我们就清理出思考“西学东渐四百年祭”的三个维度：一是利玛窦—徐光启—上海；二是利玛窦—郑观应—世博会；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这第三个维度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教训，它将引领我们走进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处。
正史对利玛窦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行为的反应，蕴含着开放意识和儆诫意识的交织，是西学东渐初期根柢深厚的中国正统文化系统的反应。当万历皇帝痴迷西洋“方物”的时候，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在老大的帝国胖墩墩的嬉皮笑脸下滑走了。
二、把正史的眼光与皇帝的趣味一道反思
那么，历史是怎样记载利玛窦这个文化初恋情人呢？《明史》在《神宗本纪》中只记利玛窦一句话：“（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大西洋利玛窦进方物。”记载是记载了，但是与午门受俘、灾民为盗、群臣请罢矿税并列，并不特别打眼，反而有几分冷漠。冷漠的语言背后，却隐藏着这位传教士文化情人带来什么令人眼睛发亮的定情物（信物）和嫁妆。
1601年1月27日，利玛窦以“大西洋陪臣”的身份，依靠澳门资助，进贡的方物有天主像、圣母像、天主经、《万国舆图》、大小自鸣钟、三菱镜、大西洋琴和玻璃镜等等。（顺便说一句，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邀请苏绣圣手沈寿挥动神针，用110种颜色的丝线绣成《耶稣像》参赛，荣获金奖，实现了西方宗教与华夏工艺的精美结合。是利玛窦进方物，耶稣像入中国300年后，带上中国色彩的西行。）万历皇帝在利玛窦进献的方物中，对自鸣钟尤为痴迷，在大内建筑钟楼保藏，还专门选派太监向传教士学习管理操作知识，多次诏请传教士入宫修理。皇帝好钟表，全然为了解闷猎奇，以消解他胖的发愁的寂寞。皇太后要欣赏自鸣钟，万历皇帝就让太监弄松发条，以便能留下来自己享用，把“以孝治国”也丢在脑后了。直到解放前的上海，利玛窦还被供奉为钟表行业（还有客栈）的祖师爷，可见自鸣钟着实是个了不起的洋玩意儿，但皇帝老子却没有安排相关部门仔细考究它的精密原理，进而借鉴制造，只知享受文明，不思创造文明。至于世界地图，也只是复制分赠给皇子们，挂在墙上作奇异的图画来欣赏。而对于世界地图蕴含着多少未知的可开发的领域，对于其他珍宝蕴含的光学原理和机械制造之利，王朝决策者蒙蒙然毫无用心。当万历皇帝把这些“方物”当玩物的时候，潜在着的取法西方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在老大的帝国胖墩墩的嬉皮笑脸下无声无息地滑走了。
然而，利玛窦进贡的礼品所蕴含的科技价值，还是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深刻的精神震撼。这位传教士文化情人带来的贡物嫁妆中，最抢目，最使中国士人精神震撼的是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地图取名于《易传》“坤为大舆”，坤为地、为母，为人类驰骋发展的大车，隐喻大地孕育滋生万物。利玛窦所作《万国全图·总论》中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它震撼着中国文化精英脑袋里根深蒂固的“天圆地方”的天地模式，使人们猛然惊异于世界之大，有五大洲，中国仅是万国之一，并不等于自己整天盘算着“治国平天下”的那个天下。利玛窦的地球中心说，属于托勒密系统，未能汲取哥白尼学说，但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已起了颠覆的作用。它将中国画在地图中央，左为欧洲、非洲，右为南北美洲，投合了中国人的中心意识，这种布局在中国地图学中沿用四百年。这种新的世界观给中国知识界敞开了一个无穷的未知空间，长久地刺激着人们的求知欲望，由地理视野转化为一种崭新的文化视野。
《明史·神宗本纪》对利玛窦只记载了一句话，意味着他对王朝政治无多大关系，但《外国列传》中几乎把利玛窦等同于大西洋意大利，用了千余字，称述“意大里亚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乃墨瓦腊泥加州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这是可以动摇中国传统以本国为中心、环以四夷的天下观的。撰写《外国列传》者，是清朝康熙年间由博学弘儒科而成为翰林的浙江通儒毛奇龄，他对于利玛窦通过宦官“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是不敢苟同的。毛奇龄认为，以为古书未载的就不存在，是最不通的，“六经”无髭髯二字，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的胡子是汉朝以后才长出来的。因此他推断利玛窦“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不可诬也”。但《外国列传》不排除是经过史馆总裁官修改定稿，其中也有官方口吻的担忧：“自利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自利玛窦东来后中国复有天主之教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不过编纂者多为东南文士，毕竟感染西学东渐的气息，行文还是采取分析态度，指出“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为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声中土”。其实，大地是否为球体，世界是否有五大洲，并非书斋里的推理问题，中国人应该迈开双脚，到世界五大洲去实地考察，去证实，去发现。当上海世博会迎来全球240多个参展国和国际组织，从而办成空前规模的世博会的时候，谁还会怀疑世界有五大洲，对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不再会怀疑其真伪，只会发现其粗疏了。
《明史》馆臣属于康熙、雍正朝的文士，在其视野中，利玛窦主要给中国带来两样大西洋异物，一是世界地图，打开中国人看世界的视境，但他们还感到“荒渺莫考”；二是带来天主教，虽然个人聪明特达，不求利禄，但其“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担心造成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危害。正史对于西洋天文、历算之学，还是欢迎的，如《明史·天文志》说：“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正史对利玛窦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行为的反应，蕴含着开放意识和儆诫意识的交织，这是西学东渐初期根柢深厚的中国正统文化系统的反应。但是，透过一层思考，这种过分自持的文化反应，无异于以管窥天，难以在科学技术领域掀起轩然大波。人家有巨浪，你却无大波，累之以日月，老祖宗的本钱也会吃光的。“荒渺莫考”的西洋科技和工业，距离17世纪的东方古国似乎太遥远了，只在有限的人群中呈露星星点点，又无国家意志的推助，难以激发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三、《四库全书》之“副册”、“另册”——西方文化归入中华文化框架
《四库全书》是以中华帝国官方正统的文化眼光审视利玛窦的传教行为和携带的西洋文化的。当你把别人的文化归档之时，你自身的文化前行的姿态和命运反过来也被归了档。
那么康熙、雍正以后再过半个世纪，到了18世纪的乾隆朝，情形又如何呢？利玛窦传播西方文化，即所谓基督教远征中国之行，引起的最集中的反应是遭遇160年后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一批儒者、汉学家集体完成的乾隆钦定的国家工程，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在其《总目提要》中展示了数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文化史。它是以中华帝国官方正统的文化眼光审视利玛窦的传教行为和携带的西洋文化的。它自有一种规范，是以一种内蕴的价值观，通过立体的、等级的目录学体系，以及对群书的分类定位，著录提要，存目或禁毁，来判别它们的正邪、优劣的文化价值等级。利玛窦的中文著译存世者在20种以上，收入《四库全书》有4种，未收而存目者6种。收录的4种为《乾坤体义》、《测量法义》、《圜容较义》、《几何原本》，收入子部算法类。存目6种为《辨学遗牍》、《二十五言》、《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交友论》、《天学初函》，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如果说，《四库全书》也如《红楼梦》太虚幻境的册子之有正册、副册，再加上另册，那么从以上对利玛窦中文著作的处置来看，它们未入正册，而天文算法类书入了副册，传播教义类书则入了另册。这就是西学东渐初期中国文化的对话姿态和西方文化遭遇的命运。当你把别人的文化归档之时，你自身的文化前行的姿态和命运反过来也被归了档。
在利玛窦使中西文化联姻的过程中，这位传教士碰上了一种前所未遇的古老而深厚的东方文明。他不可能像对某些所谓“蛮族”那样，面对文化空洞高傲地大肆传教，他面对的是一个丰足而儒雅的民族，必须使自己也变得儒雅而不鄙陋，才能在这个古老深厚的文化体制中获得受人尊重的身份。他想对中国文化施以压力，中国文化也对他施以反压力，相互之间都有一个文化辨析、认知和选择对话方式的过程。有一种所谓“利玛窦判断”，他发现中国所存在的东方人文主义，特点在于宗教不发达，没有完备的神学，有的只有道德哲学。这使他对基督教东征之旅抱有信心，又对东方的道德信仰心存畏惧，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面对东方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他不能显出简陋，于是搬出天文算法这类西学的优长所在，他甚至一再敦促罗马教会增派一些精于天文星相的教友来华，以备中国皇帝每年编修历法的咨询，以博取中国学者的青睐和折服。《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收入利玛窦的四种书，是作为实用之学加以评价的。《四库总目·子部总叙》将天文算法类图书放在医家和术数图书之间，属于实用之学，但不是纲纪之学。西方的天文算法这类科技著作，被嵌镶在中国儒学的学术价值框架之中，受到了格式化的处置。这套框架是由《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具体设计的，带有北方学术宗师的典重的规范性。
这里从天文算法类中，选择利玛窦两部书的提要加以考察。其一是《乾坤体义》，属于自然哲学著作。上卷讨论地球和天体构造，以及地球和五星相互关系之原理；下卷列举几何题十八道，用来证明数学图形中间，圆形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比一切图形都完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评述说：“《乾坤体义》二卷，明利玛窦撰。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委曲详明。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圜、椭圜互相容较，亦是以补古方田少广所未及。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当明季历法乖舛之余，郑世子载堉、邢云路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始尽精微，则是书固亦大輅之椎轮矣。”
提要肯定了利玛窦天文算法的简明详实，以及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颖之处，但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看不出有多少以西人为师的输诚之心。另一层的意思，反而有些西学中源之意，从大概是汉代的天文算学典籍《周髀算经》，以及宗教文学类的著作中寻找科学的源头，折射了某种“西学东源说”的投影。这种投影在居于《四库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榜首的《周髀算经》的提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其中提到《周髀》“其本文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原”，又说“明万历中，欧罗巴人始别立新法，号为精密。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西法多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对于传统学术，固然不应数典忘祖，应看到它在古代曾经领先，但是更不能总像阿q那样得意忘形地夸口“先前阔”，而矮化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技术的进展。尤其应该看到，世代沿袭的正统学术倚重人伦修养，排斥奇技淫巧，从学统和体制上未能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置于国策的地位，于此时际反而津津有味地编制尧时畴人传为西学的神话，不知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不知改革为何物，实在令人感到可叹可悲。
其二是《几何原本》六卷，乃是欧几里得《原本》的平面几何部分，利玛窦根据其师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评注本翻译成中文，1608年刊行。《四库提要》说：“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以此弁冕西术不为过矣。”所谓弁冕，都是古代男子冠名，吉礼戴冕，通常礼服用弁，四库馆臣是把《几何原本》看成西方学术之冠的。徐光启（教名保罗）从一个谙熟“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进士，转而与利玛窦翻译科学名著，并把逐渐理解该书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当做享受的过程，其后又以这种科学思维写成《农政全书》60卷，这种“徐光启转换”在晚明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史和科学史意义。他强忍父丧之痛，与利玛窦反复辗转，求合原书之意，三易其稿，终成精品。他对此书的逻辑推理方法和科学实验精神甚为折服，在《几何原本杂议》中说：“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其推崇可谓备至，使这部书成了明末清初揣摩算学者的必读之书。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徐光启、利玛窦借用“几何”二字，重新命名“形学”，谐音英文geo，促使中国这门学科与西方接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又称四库全书馆臣多嗜算学，“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其影响之大，刺激了后来的墨学、尤其是蕴含科学和逻辑思维的“墨辩之学”的复兴。只可惜当时的体制不能使科学研究与创造发明相结合，众多的聪明才智依然浪掷于以八股求利禄之中，因而无法打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四库全书》的价值系统只把天文算法类的《几何原本》等书作为一家之言置于副册，没有将之作为正册的独立的科学体系而置于国家文化的正统地位。社会机制不能互动互融而出现文化脱层现象，乃是一个大国全面协调发展的大忌。
与四库馆臣咬文嚼字的思维方式不同，历届世博会致力于办成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比如，一些世博会把“人类、自然、科技”、能源、水源、海洋，以及反复地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象征的“发现时代”为主题，它们的思维方式都是指向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就拿《几何原本》中赞不绝口的那个“圆”，在189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上变成了菲力斯摩天轮，在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变成了原子球建筑，在196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博会上被富勒宣称宇宙建筑的形，必然是球体，而赋形建美国馆，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冲击或启示。上海世博会上的中国馆，就以方形阶梯式的斗拱建筑，调动了地球环绕太阳自转的光线投射，在光影调动中赋予冬暖夏凉，简直称得上巧夺天工。从《四库提要》到上海世博会的设计，中国以开发的胸襟显现了思维方式从古典到现代的根本性转型。
四、如何处理国家尊严与开放姿态
文化对撞之流，总是一股混合型的浊流，鱼龙混杂，源流和因素多端，动机和效果各有追求。利玛窦携带的西方文化来自两个体系，一个是希伯来文化，为传教义之所据，另一个是古希腊体系，为传天文算法之所据。古老而深厚的中国文明似乎有一股历久弥坚的免疫系统，对传教士利玛窦的文化行李进行分析、排斥和选择，将文艺复兴重新激活了的古希腊以科学见长的文化系统，如《几何原本》之类，纳入钦定《四库全书》的副册，加以著录。而源自希伯来系统、经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传教著作则列入《四库》子部杂家类作为存目，受到四库馆臣的讥讽和抵制，在某种意义上作了另册处理。这大概就是西学东渐初期，中国正统文化的“非开放之开放”、“非理性之理性”的反应。
列入存目，是否有归入另册之嫌，还要略为辨析。《四库》著录和存目的分野，绝非只看学术标准，不看政治标准。比如元代散曲大家张可久（字小山），曾被明代曲家将之与乔吉比为“曲中李杜”。但《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说：“张可久之《小山小令》，臣等初以相传旧本，姑为录存。并蒙皇上指示，命为屏斥。仰见大圣人敦崇风教，厘正典籍之至意。”因而将其从著录贬为“集部词曲类存目”。这里采用的是“敦崇风教”这种政治伦理标准。利玛窦的传教著作也不是因为质量标准，而是因为政治考量而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的。
对于这种文化碰撞中的甜酸苦辣，利玛窦早有实感在先，他因而反对西班牙籍的耶稣会士桑彻斯所谓“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的强暴传教方式，而主张“交友传教”的方式。他建议：“所有在这里的神父努力学习中国文化，把这作为一种很大程度上决定传教团存亡的事情看待。”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在江西南昌，应万历皇帝的堂叔建安王的要求，辑译的西方哲学家的格言集《交友论》，语录一百则，也透露了利玛窦以交友方法传教的文化策略。时人冯应京（安徽泗州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为之作序云：“西泰子间关八万里，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与也笃，而论交道独详。嗟夫，友之所系大矣哉！……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然而一二百年后的钦定《四库提要》却对此并不领情，认为“万历己亥利玛窦游南昌，与建安王论友道。因著是编，以献其言，不甚荒悖，然多为利害而言，醇驳参半”。这些说法就未免有点儒者排斥异己的不靠谱的意味了。《交友论》说：“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友之与我，虽有二身，二身之内，其心一而已。”这些话都带有上帝造人，其心如一的信仰，至于“德志相似，其友始固”，也强调交友应该提倡志同道合，看不出有何等“多为利害而言”的迹象。不能因为他是传教士，就把他介绍的西方伦理哲学都废弃不顾，儒门不是也讲究“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吗？《礼记》还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偏执地批判交友之道，有可能关闭开放的心灵，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拿世博会来说吧，它倡导的“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理念，高度重视交友之道，欢迎天下友朋，共办共享这个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分隔的人类文明盛会。
在文明对话中，利玛窦传教的策略，本有援儒斥佛的苦心，他“小心谨慎，竭尽努力从中国历史和信仰中采纳可能同基督教真理一致的一切”，对中国人祭孔、祭祖的礼仪，也采取理解的态度，而集中力量抨击佛、道。徐光启称这种文化策略为“补儒易佛”。但四库馆臣对此并不认同。比如《二十五言》本是伦理箴言集，以25则短论宣说“禁欲与德行之高贵”，《四库提要》反而认为：“明利玛窦撰。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言，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又评《辨学遗牍》，谓“是编乃其与虞熙论释氏书，及辨莲池和尚《竹窗三笔》攻击天主之说也。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同浴而讥裸裎耳。”这里把天主教和佛教，都看做异端外道，通通排斥，以维护儒学的纯正性。其用语相当刻薄，觉得两种先后来华的宗教相互排斥，只不过是一同在澡堂子里洗澡，你笑人家裸体，岂不知你自己也光屁股呢。
四库馆臣编书，既然有过编纂“儒藏”的动议，尊崇儒学，排斥异端，对于耶、佛二教的精蕴也就未及深入辨析。至于专门辨说和传播教义之书如《天主实义》，尽管它一再宣称非议佛、老而补充儒术，说“（佛、老）二氏之谓，曰无曰空，于天主理大相剌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谓，曰有曰诚，虽未尽闻其释，固庶几乎”，但它以天主高出儒家一筹，倡言“今惟天主一教是从”，就难以得到四库馆臣的认可。《四库提要》指出，《天主实义》“释天主降生西土来由，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也。特少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这种评议，印证了利玛窦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宗教神学的判断；同时也显示了儒学的兼容性是有主体的兼容，是以我融彼，而不是以彼融我，其间的主宾结构是不能颠倒的。作为《天主实义》的姐妹篇的《畸人十篇》，几乎每篇都列出问难者的姓名、身份，包括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翰林院庶吉士徐光启、工部主事李之藻等人，济济多士，是天主教传教中土的颇为体面的阵容。书名来自《庄子·大宗师》托言孔子答子贡：“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畸人就是奇特的人，不随俗而超越礼教，“率其本性，与自然之理同”。书名就在依附儒学中渗入某种庄学的因素，透出几分反潮流的味道。在中国正统文化的压力下，虽然有若干文士认同利玛窦为“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程氏墨苑》载汪廷讷《酬利玛窦赠言》）；但利玛窦本人还是深感“在北京宫廷，余等形同奴隶，以效力基督，直被人视若人下人故也”。
子部杂家存目中，著录李之藻汇编的利玛窦总集性质的《天学初函》，囊括了上述的十种书，总计收书十九种。《四库提要》的评述涉及了当时中国士大夫的西学观：“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今择其器编十种，可资测算者，刻著于录；其理编则惟《职方外纪》以广异闻，余概从屏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四库全书》是以纲常名教的价值观，把利玛窦传播的天主教列入不可施行于中国的另册的。在18世纪康熙朝，曾经发生过天主教徒是尊重、还是禁止祭孔祀祖一类“中国礼仪”之争，引起康熙的盛怒和雍正的禁教，乾隆朝的四库馆臣写这则提要，也就不再考虑所谓“利玛窦规矩”曾经在祭孔祀祖上随乡入俗，因而使用了“概从屏斥，以示放绝”以及“左袒异端之罪”这样严厉的话。但由此而对外来文化因噎废食，把自己封闭起来，来一个闭关锁国，则可能损害国家命运了。在文化战略上，还是多一点历史理性和辩证法思维为好。
毫无疑问，利玛窦四百年祭，是长时段地反思文化，包括中西文化对话和中国文化命运的极好命题。这四百年分为两段,自利玛窦来华到乾隆钦定《四库全书》一百几十年，由《四库全书》至今日上海世博会二百余年。反思四百年，我们用了三个维度：利玛窦、《四库提要》、上海世博会。三维度的关系是，以世博会的新世纪高度为立足点，以《四库提要》为参照，以利玛窦为原由，看取中国文化的去、今、来。在开放进取的视野中，考察了经历严峻的挑战而更见光彩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在这个长时段中，从万历的昏庸到乾隆的自信，从有识之士更新世界视野和钻研西方科学，到王朝体制妨碍科学通向实业之路，从官方政策维护国家尊严、又倒退到闭关锁国，到士人出现“徐光启式的转换”和更深刻程度的进取开拓，这四百年存在太多的文明探索和历史教训。正是在汲取历史教训和付出落后挨打的惨重代价之后，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在压抑中爆发，在挫折中提升，不屈不挠地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中迈出五大步，终于迎来了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标志的一个现代大国的全面复兴。
四百年沧海桑田的巨变，当然是整个国家民族不朽的生命力的结晶，不能只限于翻看某个人的账本。利玛窦在本质上是一个传教士，他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只是为了推进传教而自我救助的一种文化策略。但是历史的新机似乎跟歪打正着往往有缘，利玛窦由此率先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上已开始文艺复兴的“陌生的另一半”的新鲜信息，这个信息是如此重要，如此令人震撼，使之成为介入中华文明发展的一盏遥远的雾中灯。灯光虽然裹在雾中，但还是值得回忆、回味和沉思。站在今日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回眸四百年的漫漫长途，难道不可以从中寻找到某种文化启示录吗？
杨 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读书的启示》《感悟通论》《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以及《杨义文存》等40余种。近年著述有《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论语还原》，以及《文学地理学通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耕海一二三》和“文史三录”（《国学会心录》《文学赏心录》《文学哲思录》）等。主编《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国文史经典讲堂》等19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等，《论语还原》201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本文系杨义先生2010年4月在澳门大学的演讲，初发表于《光明日报》2010年5月20日“光明讲坛”（第1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