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惧。
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
此数句言辛亥革命前之朝野情形。清末政坛风雨飘摇，已经十分危殆，而朝野沉酣如故，居然不觉有异。一如燕筑巢于帐幕之上，浑然不知帐幕随时撤去之危险。“巢燕何曾危幕惧”一句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云：“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此实指清末政治根基不稳，有釜底抽薪之深忧。陈寅恪素持社会制度与文化乃彼此依存之关系，此二句即写制度之危机。冲击封建制度者即君主立宪制。清廷迫于当时舆论，将当时预备立宪之十年减去一年，故陈寅恪诗中有“俟九年”之说。“庙谟”即清廷对战事的谋划并不周密，而只是孤注一掷而已。“争孤注”用宋人典。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在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下大举南下攻打北宋，进逼都城汴京。宋真宗及不少大臣主张南逃避兵，宰相寇准则力主抵抗，并劝说宋真宗渡过黄河到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最终打败辽军。辽国提出议和，宋真宗也急于求和，结果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以北宋每年赔付银与绢的方式签订了议和条约。此后寇准政敌王钦若指责寇准以宋真宗为“孤注”，成语“孤注一掷”便由此出。陈寅恪用此典故，意在表明清廷未能未雨绸缪，意識到即将到来的家国崩塌之危险，而是临到事起，匆匆忙忙孤注一掷，结果便也可想而知。故从人才储备而言，虽然清末“京华冠盖萃英贤”，然在上者若不能瞻前顾后、统筹其事，则纵有英贤也难得其用矣。
羽书一夕警江城，仓卒元戎自出征。
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
此数句具体言说辛亥革命之时，清廷“争孤注”之情形。“羽书”原指古代插有羽毛的紧急军书，这里是指武昌起义之事起而带来的消息，“江城”乃指武汉。“元戎”即主帅，此处指荫昌（1859—1928），时任清廷陆军部大臣，曾受命率兵至武汉，结果一战而败。这直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清廷显然没有意识到武昌起义对清王朝的颠覆意义，一开始还以为是地方性的小叛乱而已。“潢池”即水池，典出《汉书·龚遂传》。结果这场从武汉引发的战火，令帝都也为之惊恐不已。
养兵成贼嗟翻覆，孝定临朝空痛哭。
再起妖腰乱领臣，遂倾寡妇孤儿族。
陈寅恪尝语蒋天枢云：“‘养兵下四句全诗纲领，清室之亡可以此四句简括之。”可见此四句在全诗中的纲领地位，乃具体言说清室之亡的过程和原因。诗中“贼”指黎元洪（1864—1928），本应张之洞之命在武昌组织新军，并由管带升为协统，清廷重视、厚待黎元洪可见一斑。然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居然被迫出任军政府大都督，则反清者乃是清廷要员。此“养兵成贼嗟翻覆”一句之意也。袁世凯出任总统后，有宋育仁（1857—1931）者著《共和真谛》一书，劳乃宣作序，要旨在说明“共和”二字，乃因为周厉王失位，共伯和暂时摄政，等周宣王年长，再归政周宣王。宋育仁的意思十分明确，从“共和”二字的源头以及当下的现实而言，袁世凯也理当在宣统年长后归政宣统帝。袁世凯则陈述自己出任总统，因“孝定景皇后临朝痛哭”，乃不得已也。宋育仁、劳乃宣等皆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共和真谛》有此政治背景，故袁世凯一怒之下将宋育仁等递解回籍。昔杜甫《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有“魑魅魍魉徒为耳，妖腰乱领敢欣喜”之句。“妖腰乱领”即有应予以腰斩、斩首之罪，“领”即颈也。陈寅恪“再起妖腰乱领臣”句，即如今同样出现了应当痛杀之乱臣贼子，此“臣”即袁世凯。“寡妇孤儿”指隆裕太后（光绪帝后、宣统义母）与宣统，指责袁世凯欺负弱小，巧取豪夺了最高权力。而慈禧在病危时，曾诏袁世凯等人，希望他们共扶宣统幼帝，结果袁世凯后来不是扶持宣统，而是取而代之。故王国维《颐和园词》与陈寅恪此诗，皆极为鄙视、痛恨袁世凯其人。此数句从清廷亡于清臣之手，哀叹清王朝的不幸命运。
大都城阙满悲笳，词客哀时未还家。
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
此数句言江山易主初期留居京城之王国维之情形与心态。“大都”乃北京旧称，清朝覆没，京城一片悲声。而王国维并未在这个动荡时刻回到海宁，而是与罗振玉一起留居京城。“词客”指王国维，此时王国维已经有《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人间词话》等著述，以词与词话鸣于同仁间，故以“词客”相称。当时王国维正从事戏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故诗中“琴书”当指戏曲。琴书原本属于中国民间艺术中的曲艺，因主要以扬琴伴奏演唱而得名。王国维留守京城，原本估计自己在整理与研究戏曲文献中，度过人生中的这一段寂寞时光，哪里想到要远渡重洋去经历数年的异国生涯呢？京城悲凉，静安哀伤，原想以学术遣生涯，没想到居然要远渡日本。此数句言东渡日本初非王国维之本心，清廷覆亡，王国维固然哀伤满怀，然尚欲以学术遣有涯之生，未料人生波澜接连而至。
回望觚棱涕泗涟，波涛重泛海东海。
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由天。
此数句言东渡日本时居海之思。“觚棱”原指宫阙转角处方角棱行之瓦脊，此处借指京城和故国。离开故国，居海回望，江山易主，不仅涕泗横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王国维曾在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半年，因脚气病发作，而于当年夏回国，故此用“重泛”二字。后两句本其尊人陈三立《无题》“生逢尧舜为何世，微觉夷齐更有山”，而稍加变换字句而成。一方面感叹曾经的安逸时代已经远去，即“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之时代已成记忆;一方面只能自我安慰，像伯夷、叔齐在商亡后以食周粟为耻，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而食。现今普天之下莫非民国之山川，只能远赴日本，以明气节和心志。“各由天”三字，意在表明王国维的人生历程，在冥冥之中，好像有天意在安排。此数句不仅可明王国维对清朝覆灭的悲凉之感，也可明王国维对民国的排斥态度。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中也引用孔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认为“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参见《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虽从自杀角度立论，与陈寅恪言说王国维如伯夷、叔齐一般隐遁于日本不同，但伯夷、叔齐与王国维的关系，在当时也确实有不少人从中联想的。
江东博古矜先觉，避地相从勤讲学。
岛国风光换岁时，乡关愁思增绵邈。
此数句言初抵京都时，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学术开始趋同，而异国之感、思乡之情也逐渐萌生。“江东”原指唐代罗隐，自号江东生，此处以“江东”代罗姓，實指罗振玉。罗振玉在小学、金石文字等方面学识渊博，而王国维此前精力多用于研究中西哲学、文学等方面。居东后，罗振玉三复劝说王国维“反经信古”，转治传统经史考证之学，王国维经过慎重考虑后，欣然接受了罗振玉的建议，并从此一步一步走向国学大师的殿堂。诗中“矜先觉”即指罗振玉在学术上对王国维的引导作用。金梁《王忠悫公哀挽录书后》即云：“辛亥冬，从上虞罗氏避居日本，罗氏博古于金石龟甲文字，神悟多创获，每有发端，公辄为会通贯串，成一家言。故世论今之古学日新，发前人所未发，启之者罗氏而成之者公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由此看来，罗振玉的“矜先觉”也确乎是一种事实。罗振玉对文献的敏感与王国维对史实和理论的敏感，使得他们的“古学”研究成就了彼此，并蔚然而成彼一时期新学术之峰峦。作为岛国的日本虽然风光优美，但当旧年将逝，新年将至，还是不断唤起了侨居国外的王国维的故国之思，而且在日本年头越长，这种乡关之思便也越来越强烈。“去作夷齐各由天”，把首阳山换成日本，不免过于理想化了，终究是在他国故土，显然无法享受到当年伯夷、叔齐一般的安心与自在了。
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
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沉商史发幽光。
此数句言王国维因为得到罗振玉的大力支持，而在国学研究上初具格局和气象。大云书库乃罗振玉在京都所建藏书楼，因内中有北朝《大云经》残本，殊为珍贵，罗振玉因拈以为藏书楼名。书库有各种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另有古彝器、古器物千余品。王国维每天沉浸在对这些藏书、铭识、拓本以及古彝器、古器物的玩赏之中，其学术之灵感渐生，其考释殷墟甲骨文字，创获甚多，并由此勾勒出三代历史模糊或缺失的部分，厥功甚伟。一般来说，“钩沉商史”指王国维所作著名的“两考一论”：《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此三文确大开甲骨文与上古史研究的新格局。但也有认为陈寅恪此处“考释殷书”乃指《殷虚书契考释》一书。陈寅恪早期似也认为《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乃王国维作，而罗振玉以四百元购得署名权与著作权。这方面的情况，傅斯年多有披露。傅斯年《殷虚书契考释》批语云：“民国十六年夏，余晤陈寅恪于上海，为余言王死故甚详。此书本王氏自作自写，因受罗赀，遂畀之，托词自比于张力臣，盖饰言也。后陈君为王作挽词，再以此等事叩之，不发一言矣。”“今日又询寅恪，此书王所得代价，寅恪云：‘王说罗以四百元为赠。亟记之。十九年七月二七日晚。”（转引自《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三，中华书局2010年版）如果傅斯年所记属实，则陈寅恪在撰写挽词前后，都深信《殷虚书契考释》乃王作罗名，故此处隐约其辞，或有为王国维抱屈之意。若果然如此，则“考释”二句便是此诗败笔，因为《殷虚书契考释》初版之1914年，王国维尚初涉古文字学，尚无学力完成此书。而种种材料也说明，此书确为罗振玉著，初成之后，罗振玉回国，曾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日记，其中多有对此书的斟酌、修订、增补之记录，而凡王国维有所贡献处，皆在书中已有说明。罗振玉不过付资四百元请王国维代为誊清而已。可能陈寅恪将王国维“四百元”乃抄资之来历误听为获得署名米乐m6平台的版权之价，并将误听传诸傅斯年，遂致一误再误。罗振玉在接获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后复信王国维云：“往者写定《考释》，尚未能自慊，固知继我有作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观堂集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之附录罗振玉书，《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有此一信，料诸疑亦顿释矣。余旧有《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一文梳理其曲折历史，刊《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在在可证乃罗振玉所著、王国维偶有订补并有初版时的抄写之功而已。
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
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倡酬。
此数句言王国维学术交游之广泛。前二句言与王国维有学术联系的旧游与当世通人，包括了国内的一流学人与世界范围内的汉学名家。如法国的沙畹（1865—1918）与伯希和（1878—1945）师徒俩，都高度关注、评价王国维的学术，陈寅恪在巴黎拜会伯希和，便是王国维驰书介绍的。而国内的沈曾植（1850—1922）与王国维的诗歌唱和更是持续多年。余往年撰有《王国维与沈曾植》一文，详述其交往及诗歌唱和之情形。此数句说明王国维的学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是一流的。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
岂便辽东老幼安，还如舜水依江户。
前数句言王国维与国内及欧洲诸学问大家之交流，此接言其与日本学者之关系。“东国”即日本，陈寅恪列出了藤田丰八（1869—1928）、狩野直喜（1868—1947）与内藤湖南（1866—1934）三人，其中王国维最早认识的是藤田丰八，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王国维随读，因藤田丰八在课堂上屡次提及西方哲学而心向往之，并因此开始了数年的西方哲学研究。而在日期间联系最密切的应是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原名虎次郎，湖南乃其号，故以“内藤虎”称之，在日本汉学界地位崇高。王国维于1912年、1917年先后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二诗，分赠狩野直喜与内藤虎次郎。“辽东”即辽河以东地区，“幼安”乃三国魏之管宁（158—241）的字，据《三国志》记载，管宁在汉末因避乱而至辽东，山居三十余年而不应朝廷之召，故称“老”幼安。后来管宁还是回了魏国，一如王国维终究也从日本京都回到中国上海。故避乱亦为求自全也。“舜水”乃朱之瑜之号，明亡后在日本大将军帮助下，旅居江户（今东京）。在江户讲学三十余年，在日本具有极高的学术声望。“岂便”与“还如”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选择。在陈寅恪看来，虽然从避乱而又回归的角度来说，王国维寓居京都与当年管宁移家辽东甚为相似。但从精神意趣和学术影响来说，王国维更像明代遗民朱舜水，都是国变后择地而居。避乱尚是主动选择，国变后寓居海外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将王国维定位在“遗民”，意味着“殉清说”就不可能从陈寅恪的观念中完全消除，不过是解释的空间可以稍加扩充而已。
高名终得彻宸聪，征奉南斋礼数崇。
屡检秘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瑶宫。
此数句言王国维入直南书房事。“高名”乃兼指其政治态度与学术影响。“宸聪”即圣听，意谓王国维在政治和学术上的赫赫声名，引起了退位后的宣统皇帝关注，故由升允推荐王国维与杨钟羲、景方昶、温肃四人为南书房行走时，王国维很顺利地为溥仪接纳了，而且待之礼数甚崇。南书房初设于康熙年间，一般征调翰林学士当值，王国维如清初朱彝尊一样以诸生得预此选，故深有国士知遇之感。入直后，王国维奉命在景阳宫、昭阳殿等检查珍贵书籍、古彝器等，又曾在漱芳斋陪着溥仪一起观赏宫戏。“紫殿”本泛指帝王之宫殿，此处当指景阳宫、昭阳殿等。“瑶宫”本指神仙居住的地方，后比喻华美的房屋，此处当指漱芳斋。“法曲”原指隋唐宫廷燕乐之一部分，属于歌舞大曲，这里指宫廷所演之戏剧歌舞。“屡检”二句乃具体落实“礼数崇”三字之义。溥仪的礼数愈崇，王国维的报恩之心自然也就愈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