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国维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享年仅为半百，而一生著述多达六十余种，手批手校有关著述一百九十多种。其治学范围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史学、甲骨金文、古代器物乃至前人极少涉猎的“四裔”之学[1]等多个领域。这位主要以史学大师著称的大学者，还是著名词人和词学家，兼通英、日诸国文字并有大量译作的翻译家，以及对教育和教育学颇有卓见的教育家。王国维的学识真可谓博大精深，著述宏富。
非常难得的是，王国维的学问不但所涉范围甚广，而且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独创性的贡献。举例来说，他的《红楼梦评论》，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引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研究这部“宇宙之大著述”的长篇专论；他的《宋元戏曲史》，是可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称的我国第一部戏曲史专著；他的《殷周制度论》被视为他个人“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之归纳的结论”，而此文“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2]；他的《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集林》卷十三），考出匈奴的族祖是殷代的“鬼方”（即“畏方”），“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3]；他的《论教育之宗旨》（刊《教育世界》56号），论证教育的宗旨应是“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该文在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包括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
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像王国维这样成就卓著、贡献甚多、影响很大的学者是罕见的。他的学术文化遗产内容非常丰富，很值得研究。
王国维为什么能够在学术研究上达到如此广泛、高深的造诣和成就呢？他毕生刻苦治学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会是唯一的原因。否则另有一些同样也是孜孜不倦、治学不辍的学者，其学术建树为什么就难以跟他比肩呢？这就需要了解和探讨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全面研究王国维的治学思想和方法，阐述他治学的智慧和经验，不是笔者个人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任务，这里仅就其有关的一些重要论述，略抒己见，共同研讨。
二
王国维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和方法，他认为天下事物，有“全”有“曲”，“无大小，无远近”，学术研究目的和方法无他，就在于对之求真、求实。他在《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中说：
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
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着重点引者所加）
这段文字有几层意思。其一，天下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的“全”与“曲”（适按，“曲”字在此作局部解）、“大”与“小”、“远”与“近”都是相对的。因此，科学研究的题目可以有远有近、有大有小，只要研究得当，均有必要。因为“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不了解全局，难以真正懂得这一全局中的局部；反过来，不深入了解局部，也难以真正认知包含这一局部的全局。“全”和“曲”的关系，其实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王国维在哲学上并不是唯物的辩证论者，但他从自己对天下事物的观察和研究学问的实际体会出发，认识到天下事物（含学问）本身存在着“全”与“曲”、“大”与“小”、“远”与“近”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很有益的见解。
其二，研究天下的事物和学问，其目的和任务就在于求真、求实。“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则必定“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事物虽然千殊万异，多种多样，有其各自的形态和本质，但学者对它们的研究都应当力求揭示其真实的本质和面貌。为了求真、求实，也就必须求深、求细，因为只有深入细致地了解事物的全部和细部，才能彻底揭示事物的真实状况及其本质规律。“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这“有所”二字很重要，王国维认为研究学问必须顾及问题的两方面，即为了求真求实，研究工作者必须进行深刻的思考和细微的考索，同时又必须避免徒托空言、胡思乱想，或穿凿附会、徒滋纷扰。他并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地提倡凭空玄想或“迂远繁琐”。
其三，学术研究本身是人类一种具有长期性、连续性的理性活动，对待学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当持有历史的眼光，避免对之提出立竿见影、即时有用的要求。天下万般事物以及研究这万般事物的种种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流动的长河，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其研究所得都不可能彻底到达这条河的尽头，各时各地各人的研究成果，及其所达到的成就、水平，是互相启发、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己不能竟其绪”是正常现象，这并不要紧，好在“他人当能竟之”。今天我们研究的问题，不能获得完全的或较为完全的解决，所获的结果一时不能产生作用，这也不必着急，只要认真、扎实地研究，其价值将会在今后的研究中这样或那样地体现出来。这里两个“当能”，反映了王国维对于学术研究承前启后的规律，对于学术研究的艰难以及学术研究的价值，具有深刻的理解。
我这里谈一个学术史上的事例，用以佐证王国维的论述。我校著名史学家、古文字专家戴家祥先生，是王国维先生当年的及门弟子。戴先生在其《王静安先生与甲骨文字学的发展》一文中，曾经谈到卜辞上的一个词，经过半个世纪多位学者的努力方才解释清楚的过程。原来，在今存的卜辞中，多次出现过“亡×”一词，这第二个字是什么字呢？首先是丁山提出解释，认为这第二个字是“尤”字，“象手欲上伸而碍于一”（《殷契亡尤说》），其后朱芳圃等人都从其说。但戴先生不赞同，认为卜辞那个字的字形有点像“戈”字，又不完全像“戈”，到哪里去找出从“尤”的声源来呢？所以戴先生1934年著文时，对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有关说法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丁山之说只能作为“假定”，不能遽信，以免“有背多闻缺疑之旨”。后来朱芳圃受到孔广居的启发，知道“‘尤’，‘古’字，从‘又’、‘乙’，像赘，‘又’亦声”（《说文质疑》），朱氏便肯定：“‘尤’为初文，从‘又’、‘一’。‘又’，手也。‘一’指赘。”（《殷周文字释丛》，第162页）戴老认为把“一”看作指示性的符号，在六书中隶指事类，这就解决了该字的形和声的问题。
戴先生又进一步从《周易》《诗经》《老子》《孟子》《说文》《释文》《左传》《汉书》等书中找出大量例句，考证出“亡尤”其实就是古代成语“无尤”，即是“无咎”的同义语。并指出朱芳圃将该字训“过”、训“异”，不若训“罪”更觉明确易懂。故戴老说：“‘亡尤’是1928年10月丁山提出来的，朱芳圃在形声上把它核实，我又在训义方面加以补充，经过半个世纪的时光，三个人的思考，在形、声、义三个方面，才获得完满解决。”[4]卜辞上“亡尤”这一个词在古文字学界逐步求得完满解释的过程，具体生动地说明了王国维上述有关治学思想方法和学术研究前后承续的论断是切实的。
三
王国维治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就是学问“无新旧”“无中西”，二者可以互相比较，“互相推动”。
王国维认为，学问之事只应问其是否正确、是否真理，不应割裂开来，仅从是“新”还是“旧”，是“中”还是“西”来立论，更不应该只从“新”或“旧”、“中”或“西”而简单地加以褒贬取舍。所以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明确地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这个很重要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世界上的学问是相通的，那种“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并提出了中学、西学应当“互相推助”的主张。他说：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着重点引者所加）
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他还说：
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见的陋儒，固可决也。（着重点引者所加）
王国维毕竟是一位既有历史眼光又有世界眼光的大学者，他关于学问“无新旧、无中西”，中学、西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不应厚此薄彼，随意褒贬，研究中学、研究西学应当“互相推助”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他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王国维的这些看法和主张，特别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引进西方学术的思想和方法的做法，使他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因素，激活了他的学术思想，因而能够提出新的见解。譬如，历史研究应当研究什么呢？按照他个人的看法，研究历史其实就是考察、阐释事物“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他不无自许地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比前辈学者有所发展，并说明这跟他吸取西方学术的思想方法有关。他说，他的研究方法“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5]。
确实是这样，由于王国维能够将古今、中西的知识打通，又吸取了自然科学研究和西方学术实证研究的方法，所以他的不少文章，具有熔中外古今于一炉，观察全面、讲究逻辑的特点。他的文学论文《红楼梦评论》固然是这样，他的许多哲学、美学、史学论文也是这样。
王国维早年有一篇文章，题为“哲学辩惑”，针对“南皮尚书”张之洞和“管学大臣张尚书”张百熙的有关奏折，及其所引起“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的种种谬见和迷惑，便写此文为“哲学”进行正名、辩惑。全文除引言及结语外，共分五段，先叙“哲学非有害之学”，次叙“哲学非无益之学”，再论“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复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又论“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文章篇幅不长，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甚有说服力量。其中针对“哲学既为中国所固有，则研究中国之哲学足矣，奚以西洋哲学为”？他回答说，“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但“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再次指出“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文末又说，“余非欲人人为哲学家，又非欲使人人研究哲学”，但他强调了哲学的重要性，指出“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这些都是很有益的见解和主张。
当年张之洞等人主持拟定的《重订学堂章程折》，其中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根据这样的“立学宗旨”，学校的有关科目必然是尊孔、读经，排斥西学。王国维却从学问“无中西”的观点出发，认为研究宇宙、探索人生，是不分中人西人的，其有关的学问、知识是共通的，不应硬行划定“此土”“彼土”之界限。他提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破中外之见”。[6]他还为经学科开出了一份全新的科目表：“一、哲学概论，二、中国哲学史，三、西洋哲学史，四、心理学，五、伦理学，六、名学，七、美学，八、社会学，九、教育学，十、外国文。”
王国维开出的这一份科目表，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新奇，但要知道当时还处在清朝末年，掌权的大臣们又是主张尊孔读经，固守中学、排斥西学的张之洞等人物，那么，王国维这份科目表的提出，就足以显出其破旧立新的学术勇气和创造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7]
比起《哲学辩惑》这篇短文来，王国维的《孔子之学说》则是一篇长达三万字左右的学术论文。此文在相当程度上实践了作者自己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和研究西洋哲学可以“互相推助”，在中国哲学思想论文中引进西洋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主张。如该文第一编“形而上学”之第一章“天道及天命”其中有关自然之理法与宇宙之本原，论及孔子《论语》和《易经》以及叔本华等的提法，并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说：“孔子亦以宇宙间一切现象，自时间、空间、因果律三者规定之，是实千古之卓识，而与叔本华氏稍相合也。”其中有关孔子“天”“天道”“命”以及有关中外学者对人类自由意志、自然理法和人间命运的关系的解释，王国维在比较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语》载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王国维说，对这两句话，“往往有解为极端之宿命说者，然绝非孔子之意。顺当生之道而生，顺当死之道而死，是自然也。顺道而得富贵则善，不得则从吾所好而安命，是亦自然也。孔子之有命说，当如此解”。王国维还在文中比较了自由意志论和宿命论，指出宿命论之弊端是使人“流于保守退步，志气委靡”，而自由意志论走向极端亦非无弊，其弊就在于难以防止一些人据此行恶，因为为善既可“自由”，为恶也可“自由”。
接着王国维进一步评说：“比较前所言，则孔子之说，既非极端之宿命说，亦非极端之自由说，盖居于此二者之间，尽吾人力，即顺自然理法之道以行动之为者也。即可进则进，若不能则已，安吾素以乐吾道，极平和之说也。然而后世腐儒等，不能知生物的进化，唯以保守的解释之，亦非夫子之旨也。”（着重点引者所加）我们不能够说，王国维这些解释，没有约略地勾勒出孔子的面影和他处世之道的特点；也不能够说，王国维对后世腐儒所提出的这种批评没有道理。
此外，该文第二篇《伦理说》论述道德问题时，王国维不赞同将孔子之“仁爱”说等同于英国学者的“爱他”说，而是有分寸地指出，“惟孔子重感情之处稍与彼说相似”；他认为孔子是提倡“理性之直觉论者”，“自其克己严肃处观之，实与希腊斯特亚学派（适按，通译斯多葛派）及德之康德之说有所符合。盖孔子之说为合乎情、入乎理之圆满说也，其伦理之价值即在于此”。论及孔子中庸说时，他很赞同，并说：“中庸之德，希腊之阿里士多德氏亦尝言之，其说曰：勇在粗暴与怯懦之间。”他说孔子提出“中庸”，是由于“孔子恐人之行为之走向极端”。又说，在“克己”的道德实践中，孔子并不“尽绝诸情”，所以他的“克己”说跟西方的西尼克派的极端克己说并不相同。后者颇有对于“情之一面，弃而不顾”的缺点，“如西尼克则此弊尤甚，独孔子能以中庸防此弊耳”。我们很难说，王国维将孔子的学说跟西洋哲人的学说的对照，都做得非常准确，但可以说他这种中西比照的方法，至少是在孔子学说的研究上显示出一种新的眼光、一种新的角度，使人们的观察和思考有所启发。可以说，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学西学比较和交融的一种新的尝试。
四
王国维的治学，又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和方法，这就是他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性。他注意从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提炼出某种治学方法，不但身体力行，并且宣示于人，引导人们按照一定的治学方法去进行研究活动。
这里首先要讲到的就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古史新证》[8]的《总论》中，王国维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着重点引者所加）
简单地说，“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一重是指“纸上之材料”，另一重是指“地下之新材料”，前者即通常所说的文献，而后者是指出土文物上的甲骨文、金文，“二重证据”就是使二者互相印证，以考证文献上的有关记录。“二重证据法”是一种历史考证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提倡和运用，充实、扩大了历史研究方法，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古史研究中，过去一般都是以文献记载为据，如果文献无征，古史研究著述也就无从谈起。许多学者只重文献记载，而对古代文物及其上面的文字，并未予以重视。到了宋代，金石之学兴起，赵明诚就指出文献记述和金石刻辞二者有别，对于古代历史上人物事件的记述，“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录序》）。他充分地肯定了金石刻辞在史学研究上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价值。
王国维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这个方法论的命题是在20世纪20年代，其实他早在自己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就已经运用了这种方法。他撰著于1917年的著名历史论文《殷周制度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其中就成功地利用实物史料来佐证文献史料。清代后期，我国古代地下文物大量出土，特别是殷墟甲骨的发现，更为举世学术界所瞩目。到了清末民初，出现了一种疑古思潮，有些学者（如顾颉刚）就对古书上有关禹的记载产生怀疑，认为禹并非实在的历史人物。王国维则在当时“疑古”和“信古”的争论中，根据春秋时代“秦公殷”“齐侯”二件出土文物铭文，佐证《尧典》《皋陶谟》《禹贡》《诗经》上有关禹的事迹的记载，批评疑古派关于禹可能是“鱼”或“虫”的说法，证实“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古史新证》）。
除“二重证据法”外，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中还有一段有关治学方法的话，他没有专门为它起个名，我们不妨称为“比较参照法”。王国维说：
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日之知古代，不如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着重点引者所加）
这里首先指出，“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一方面揭示文从字顺的规律，另一方面也是解除读、研古代文字的畏难心理。既然《诗经》《尚书》等文献上的文字和彝器（适按，彝、尊均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酒器）上的铭文，其实也是古代通行文字，也应是文从字顺，有规律可循，可以读得懂的，那么就很可以除去畏难情绪，树立读懂它的信心。其次是解释今人之所以感到古文字难读，是由于今人对于古代的情况了解太少，这就抓住了难点之所在。再次，王国维就提出了解决这个困难的几种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如“考之史事与制度，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经》《尚书》，以求其文之义例”，等等，并指出这几种方法不要孤立运用，而应当结合起来互相参照，这就是“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经过这一番功夫，就可以逐步解决起初所存在的“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的问题。最后，王国维又指出，自己上述这些方法也不是万能的，实践中还是会碰到一些难以解释的文字。对待这些难字或难题，不应主观武断、妄加猜测，应当是“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留待以后求得可靠、切实的解决，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特别是从事考据工作的人不应背离的多闻阙疑之旨。王国维这段有关治学方法的文字，既帮助青年学者克服畏难心理，努力从事学术研究；又帮助人们树立从事学术研究所应坚持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五
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我们上面谈了三个方面。不能说王国维的有关论述尽在于此，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把王国维主要当作一位学者来考察，那么他有关学术研究方面的这些重要的观念、原则和方法，也就很值得重视了。
王国维在治学方法及其运用上，带有一种自觉性，这正是一位学者学术上经验丰富、理念成熟的表现。他治学的思想和方法，帮助他的学术研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他本来国学根底就很深厚，再加上他自称“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这就使这位有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的学者，得以贯通古今、融会中外，比一般学者在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里取得更为卓越的成就。正如冯契先生所言，王国维“既有对思辨哲学（他所谓‘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正因如此，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治学方法，使得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两方面，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9]
治学方法从治学实践中来，治学方法一经确立、成熟之后，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科学性，只要运用得当，反过来又可以对治学实践活动产生积极的作用。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已成为一种学术遗产，对它进行批判性总结，吸取其积极的成果，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会有助益。以我们的《红楼梦》研究来说，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它，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红学界不是总有这种那种似是而非的问题，并且争论不休吗？那么，听听王国维有关治学的说法：天下事物“无大小”“无远近”，学问“无新旧”“无中西”，研究为的是求真、求实，考证尤应严肃从事，等等，难道对于我们没有一点启发和帮助吗？
治学方法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它并非万能，也不是超时空超思想的东西，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尤其如此。我曾经说：“对于一个学术工作者来说，思想、学识、方法都很重要。治学方法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学识不够、思想不端正，空谈治学方法如何重要、如何正确是没有用的。”[10]一般说来，一个学者，当他的思想、学识、方法三者结合得好，处于融洽和谐状态时，其研究将取得最佳结果；反之，当三者处于矛盾、分裂，无法统一的时候，其研究及结果也将受到扭曲和损害。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反映了他治学的智慧和经验，很值得我们分析研究。但任何治学方法，哪怕是最好的治学方法，只有跟我们个人诸条件相结合，“化”为自己所有之后，才能产生积极的作用。
（《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辑）
[1] 四裔，四方边裔。“四裔”之学指有关我国古代西北历史地理研究、突厥文碑铭研究、蒙古史研究等。
[2]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刊于1928年出版的《国学论丛》王国维先生纪念专号。佛雏《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附有所撰《〈王国维先生年谱〉订补》，可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林斡：《王国维对匈奴史的研究》，载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4] 戴家祥：《王静安先生与甲骨文字学的发展》，《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辑。
[5]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
[6]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静庵文集续编》。
[7] 关于王国维的教育思想，以往较少研究，李国钧、杜成宪的《试论王国维的教育思想》对此评价颇详，可参。文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 《古史新证》是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大学讲学时所编撰的一部教材。此书收入了他加以修改的完成于1915年的《三代地理小记》，以及自1917年起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重要历史论文，是他以甲骨文考证古史的代表作。
[9] 冯契：《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与治学方法》，载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0] 拙文《胡适的治学方法论及其他》，《学术月刊》1996年1月号，收入《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