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将资本作为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同样，资本也可能将社会主义视为宿主，如同在沙漠中借主人帐篷取暖的骆驼，一点点挤入帐篷，并希望有朝一日，把主人赶跑，自己独占这个帐篷。
这个比喻并非危言耸听。资本这只骆驼已经不是原先那个可爱的宠物了，它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资本的体量与其能够影响的经济规模都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
资本增殖的方式也越来越体现出其腐朽性、垄断性的一面，这种变化还在与日俱增，使人不禁追问：资本要走向何方，这对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就其本性而言，资本不会满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限定的结构，它正努力挣脱加在其身上的社会主义束缚，日益要求成为不受束缚的，既自主、自在又自为的力量。
（一）底层侵蚀：新基础结构的私有制
底层结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的基础结构不再是公有制了。土地、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主要是工业时代的基础结构，而平台经济是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构成了其他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与共用的生产资料，平台经济是由私人资本绝对掌控的。互联网平台的用户规模、经济体量都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
例如，2019年，线上综合购物平台天猫“双十一”一天的成交额为2684亿元，超过了海南省一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2018年为1717亿元）。这种类型的互联网企业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大型企业加以看待，而是具有“准公地”特征。
同时，互联网平台具有其他经济活动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外部性以及以平台租为收益的特征。
互联网企业前期大量“烧钱”，就是为了搭建平台。互联网平台倾向于自然垄断，是由于它的价值取决于使用者的数量，平台的用户规模越大，平台的价值越大。
竞争对手之间一定会不断压低价格来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导致平台前期不但完全免费，还给用户大量的补贴，而小企业根本“烧不起钱”，最终占据市场的是少数巨头，它们发现联合比竞争更有利，会进一步推进市场垄断。
这和地方政府通过“三通一平”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再招商引资的方式是一致的，但是规模要大得多。平台和基础设施一样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大。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所以只有给企业垄断经营权的时候，企业才愿意投资；而平台的收益是外部性的内部化，企业前期“烧钱”，后期如果成功站稳脚跟，几乎会一劳永逸，能够获得巨大的回报。
平台收入并非传统企业的利润，而是平台租与平台税。平台租是垄断租金，是用户使用平台进行经营、交易活动付给互联网平台的租金，由于平台是自然垄断的，这种租金也是垄断租金。
由于法律框架和强制性机构执行的市场交易保障机制，被技术手段所替代，平台的收益还包括平台税，这也使它的利润率远高于传统企业。
（二）中层分化：贫富分化与阶层对立激化
如同陨石要受到地心引力作用的影响，社会分化趋势也受到私人资本的“地心引力”，在一个螺旋运动中日趋严重。
我国已经是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超过国际警戒线，2008年最高达到0.491，随后有所下降，到2019年降到0.465，但这主要是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造成的，资本和劳动差距扩大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
根据《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身家超10亿美元的富豪有1058位，比美国多696位，居世界第一。考虑到我国gdp按照汇率计算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这一数据是很令人惊讶的。
与此同时，我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者报酬比重比美国低十几个百分点，比德国、日本也都低好几个百分点。[2]
更严峻的不是收入差距问题，而是财富差距问题。资本与经济虚拟化、新技术、全球化的结合空前放大了财富差距。
21世纪以来，全球都经历了金融深化过程，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比率，以及全球外汇交易量与全球贸易量的比率不断提高。与全球虚拟经济的海量交易活动相比，实体经济规模压根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大量群体就是靠收割金融财富积累了巨大财富。
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房产等资产快速升值，而穷人非现金资产很少，难以分享资产升值收益，富人则集聚了大量财富，使社会财富差距快速拉大。
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形态也发生了巨变，从工业、大工业到平台经济、注意力经济、智能经济，使财富向市场竞争头部赢家集中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互联网平台在短短几年间集聚的财富，超过传统企业上百年积累的财富。
随着贫富差距拉大，人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上升通道收窄。年轻人对于“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说法越来越不认同。精英阶层一句不经意的“当我们忙着做各种青年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都会引爆网络舆情。
“996福报论”、强制加班等屡屡冲上热搜，不断遭遇网络群嘲。“打工人”“内卷”“躺平”等网络新梗热度不减，背后折射的正是不同群体阶层意识的撕裂。
智能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阶层的对立与冲突。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资本家手里飞舞的鞭子，已经进化成一个看不见的系统。其中最大的悖论是劳动者自主性的空前解放与资本对于劳动的空前控制并行。以外卖骑手（网约配送员）为例：
一方面，骑手不在特定组织中生活，不受传统科层制的纪律约束，上线就等于上班，下线就等于下班，工作时间高度自主（调查发现，时间灵活是吸引骑手的最重要原因，60.4%的骑手对此最看重）。[3]
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是以空前的缺乏劳动保护与精准控制为代价的。平台能够通过大数据、算法和精细激励体系对骑手进行精准控制与激励，骑手们通过竞争来获得更多的收入，最终都会演变成平台提高激励门槛的“内卷竞争”，而任何“数字控制与骑手自主性的较量总会以数字控制获胜而结束”[4]。
与传统的阶级对立是人与人对立不同，骑手面对的是一个数字系统，不但资本家是看不见的，连那些代表资本家进行压榨的管理人员、体制、规章都隐身了，有的只是完全理性、“公正”、精确的技术。据推算，2019年，外卖骑手已经高达1300多万人，[5]这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打工人”群体。
“被困在算法里”是他们在智能时代的生存困境，也可能是整个“打工人”阶层在智能时代共同的生存困境。
如果任由算法逻辑发展下去，未来社会也许会进一步撕裂。今天运用在外卖骑手身上的算法控制，从逻辑上完全可以用在各行各业。不论是公司白领、工厂蓝领、教师还是公务员，这些“打工人”阶层可能都还没意识到，算法才是巅峰级别的关键绩效指标（kpi）管理。
目前已经把“打工人”折磨得生无可恋的kpi还只是人工算法，而只有智能算法才能精细地衡量工作绩效，才能精准地激励个体，才能精确地实现组织目标。
（三）上层突破：资本对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渗透
不论是资本的总规模，还是资产持有者数量，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都是庞大的。今日中国，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还不能转化为政治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说，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还是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6]。但是体量庞大的资本日益表现出摆脱束缚、向上层建筑渗透的需求。
资本就其本性而言，只有构建出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才能够获得自我确证。就其本质而言，党员干部的腐败，就是社会上支配许多事物的资本逻辑向政治权力渗透的结果。
党员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商品交换的汪洋大海中，资本的那种难以抗拒的购买力量，可以说无所不在。在政治生活场域，他们能够遵循政治逻辑，但一遇到现实生活问题，许多人往往接受资本逻辑的摆布，因此出现了很多“两面人”：人前是政治面孔，私下是商业面孔。
2013年，辽宁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就是资本逻辑向政治体制渗透，冲击、瓦解党的执政底线的一个突出例子。
贿选案中的45名全国人大代表（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宣布其当选无效），大部分都是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主，如果任由这个逻辑演进下去，就变成谁有钱谁就能掌握政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
参考文献：
[1]?《“6亿人月入1000元”，国家统计局首次解释》，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0年6月15日。
[2]?参见李扬、张晓晶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3]?参见美团研究院：《从数字生活到数字社会》，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年版，第69页。
[4]?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 究》2020年第6期。
[5]?参见美团研究院：《从数字生活到数字社会》，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年版，第68页。
[6]?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仅仅是大批工人的共同经济地位和他们与资本家的共同利害关系，形成一个“自在阶级”；只有在冲突中，为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为阶级”。这里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是作为社会阶层存在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完成其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身份建构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
本文节选自《再赶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