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是历朝历代决策的依据，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如此。对于信息的搜集、处理、掌控、传布，统治者从来不曾掉以轻心。在历代史料中，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制度化举措，以及君臣之间长期持续的若干“热点”议题。其中，有关防范壅蔽、穷尽实情、言路通塞等话题，始终处于聚焦的中心。
所谓“言路”，广义上是指传统社会实现下情上达的制度化渠道，狭义则特指官员上呈消息、意见的途径。就宋代朝廷而言，获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决策，进而下达、反馈，是一复杂系统；牵涉到整体的层叠式布局、内外机构的设置、相关人员的选用、政务文书的运行、多途消息的汇总核验、文牍邸报的散发、上下之间的互动沟通，等等。种种表象背后，关系到施政者的意图、官僚体系运转的内在机制；制度运作的实态，也让观察者注意到当时的“制度文化”氛围。
宋人将制度视为“纲纪”。应该说，在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安排下，宋代对于信息的搜集汇聚方式有其独特之处。例如百司官员的“转对”、“轮对”，对地方官员在任表现的巡视“按察”，强调实地调查的“察访”闻奏，鼓励多方询访体问的“访闻”，专人专项覆实事由的“体量”，比对核验信息的“会问”、“照勘”，等等。此外，君主御用的渠道及伺察手段愈益广泛，诸如扼守信息沟通要路的通进司与閤门司，亲从近臣掌控、在京师侦伺讥察的皇城司，宦官任职、传递内廷信息的御药院，作为“廉访使者”、按刺物情的走马承受，博访外事的军校、密探，登闻鼓检院的设置；亦有帝王出行时偶然兴起与民庶的接触……诸如此类，无不反映出帝王面对政事民情的渴求与焦虑。
对于上述内容，学界已经有所研究。①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1)作为重要信息通进渠道的宋代“言路”建设，(2)“言路”上的活动与滞碍，(3)“言路”通塞与制度文化的关联。
一、信息与言路：防范壅蔽的努力
(一)中古时期的“信息”
中古时期的“信息沟通”，发生于当时各类人际交往活动中，包括君臣之间、朝廷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敌对势力之间、各类关系网络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往复传达，消息探访、递送与交换。可以说，信息是时人思考的依据和产物，也是一切政务决策的基础。
说到“信息”，需要注意的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音信，指命令、消息、数据、符号等传递的内容与包含的知识；其次，信息大多具有时效性、流动性，凡提及“信息”，大多与“通”“塞”、“传递”“隔绝”相关联，显示出其沟通传播的本性及渠道途径的重要。②
在中古时期，“信息”一词作为音信、消息的概括语，至少在唐代已经频频出现。类似的说法，宋代则更为常见。臣僚章奏、官府文书、私人信函诗作中，常有“信息浓”、“信息稀”、“信息疏”、“无信息”一类表述。③当时人对于信息的渴盼，予人以深刻印象。信息承载的既是音讯，也是周边畅通与隔绝的表征；信息的沟通对于民情抚慰具有重要意义，而渠道的封闭阻断，则是人身禁锢或环境动荡的体现。学界通常讨论的社会网络，正是由有形的人群、观察可见的人际关系和无形的信息流动脉络组合而成。网络中的活动，既有物品人情的往来，也有大量消息、言论、品评的交流；网络中心，往往就是信息漩涡议论场。
对于国家政治而言，信息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历代朝廷对于军政信息、社情民意动向都十分关注。④熙宁十年(1077)五月，宋神宗亲笔批示，令前线指挥战事的李宪“候董毡有信息，及措置鬼章见得次第，发来赴阙”。⑤元丰七年(1084)正月辛亥，神宗手诏李宪，再度流露出对于前方“信息不通”的深切担忧。⑥靖康年间，东京“信息不通”，内外困敝，人心惶惑。⑦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军政活动中信息通塞关系攸重。
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最为拘狭的；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程度，却是前朝所难于比拟的。宋人在颂扬本朝集权成就时，称道“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⑧而连结这“身”—“臂”—“指”的脉络神经，显然包括流淌在其中的信息。朝廷对于实际权力的把握，对于地方官员的督覈，对于民间动态的掌控，都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⑨
渠道通塞，包括上下双向甚至多向流通的顺畅或阻滞；本文关注的“言路”，主要指信息的向上汇聚渠道，尤其是官员的进言途径。
(二)戒惕壅蔽的“言路”
中国古代文献中，无论政书会要、编年史籍还是人物传记，对于臣僚“言事”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人向有“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⑩之说。好谏纳言，历来被认为是君主政治开明的反映，而其背后的深层关切，则在于防范壅蔽。所谓“防范壅蔽”，不仅是防范基层信息收集不及时不畅通，更是戒备高层臣僚的选择性报告或揽权阻塞。唐初魏徵向唐太宗解释“兼听”意义时，明确地说：“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11)话语中所指的戒惕对象，应该说十分清楚。(12)
宋王朝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的沉重压力。从培根植本、防患未然的意义出发，宋人对于开广言路尤为重视。孝宗朝名臣罗点曾说：
祖宗立国以来，言兵不如前代之强，言财不如前代之富；惟有开广言路，涵养士气，人物议论足以折奸枉于未萌，建基本于不拔，则非前代所及。(13)
南宋后期，张端义曾比较历代治政特点，称“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华，本朝尚法令议论”。(14)相对而言，宽容议论、鼓励进言，确实是宋代治国特点之一。欧阳修在其《镇阳读书》诗作中，自称“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15)“言路之通塞，系乎人材之消长”，(16)这样的意见成为朝野共识。尽管后世有“(宋之)儒者论议多于事功”之讥，(17)而在当时，这既是士大夫报效社稷、建树风采的途径，也是君主宣导下情、补益聪明的方式。
吕中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中说：
祖宗纪纲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总之，给舍正之，台谏察内，监司察外。(18)
这种纪纲，很大程度上是靠言责来维持的。从执政臣僚、给舍、台谏到各路监司，对于朝政得失、官员臧否、内外物情，无疑都负有言责，这具有监察意义，也是朝廷信息来源所在。(19)民意的把握、政策的制订、制度的调整，正应以此为据。
尽管历代都强调官员言责，但“言路”一说的集中出现，是在宋代。宋代的进言渠道应该说是多层多途的，也有各类临时性加急性的特别处置。南宋后期魏了翁曾回顾说：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20)
这段话常被学者用来证明宋代君臣沟通的途径，所列举的方式，在历史上确实都能寻得例证。诸如御前会议、近臣宣召、官员入对、书疏章奏、经筵咨询、私下访谈，都提供了君主了解外情的机会，也都曾行之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魏了翁这一说法，即便在宋人引以为傲的“祖宗朝”，也是“非常”的现象；他出于对下情不通的忧虑，才以集萃的方式将“祖宗旧典”合并托出。
进言渠道中，首当其冲的言事者，应该是宰辅、侍从等，也就是吕中所说“大臣”。正因为如此，真宗朝的“圣相”李沆，才因其寡言而被批评为“无口匏”。(21)一般来说，宰辅进言、与皇帝对话，会有当时的记录；像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曾布的《遗录》、李纲的《建炎时政记》、史浩所记《圣语》、周必大的《思陵录》《奉诏录》等，都是宰辅近臣对于政务对话情境、往复进言及皇帝旨意的笔录。“论思献纳，侍从之职”，(22)侍从臣僚亦“于事无不可言”。(23)我们在宋代史册中看到，每逢重要的人、事调整，政策变更之际，往往有这些大臣的若干章疏及连篇累牍的君臣对谈。
不过，在宋代，“言路”一说有其特指。所谓“言路”，是指官员向皇帝进言的专有途径，也是指担负言职的机构及官员。时人通常会说，“言路，台谏给舍也”，(24)这可以说是狭义或曰严格意义上的言路官职。所谓“台谏”，是宋代监察部门御史台、谏诤部门谏院的合称。有关二者的职任区分与关联，学界已有许多研究，(25)今不赘。就其突出的“言事”功能来说，二者责任有所区分，谏官职在论奏谏正，而台官则是弹举纠正。(26)所谓“给舍”，则是指从属于宰相机构中书省、门下省，担当草拟诏旨与审覆封驳职责的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北宋元丰年间官制改革之后，二者分处两省，职事既有分工合作，亦有先后程序中相互防察处。中书舍人“掌行命令为制词……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27)给事中“掌读内外出纳之事。若政令有失当，则论奏而驳正之”。(28)给舍的缴驳通常伴随进言，“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29)给舍之言常被视为“公论之气”的代表。(30)
元丰后即常见给舍、台谏并提：
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设为给舍、台谏之官，以封驳、论列为职，所以弥缝其阙，纠正其非，归于至当也。(31)
也就是说，给舍掌管封驳，台谏职在论列。就时人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言，给舍、台谏在言路上发挥着前赴后继的接力递补作用：
政事归于庙堂，而言路通于天下。庙堂之有所失，给舍得言；给舍之有所不及，台谏得言；台谏之有所不能言，天下能言之矣。(32)
给舍与台谏，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官员；前者位于行政体制之中，后者则属于监察规谏体系。(33)二者得以并提，与宋代“言路”的运行机制相关，既反映出二者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职能互补，也凸显出这些部门共有的进言作用，强调在其位者针对朝政发表意见的权利。朝廷重大事务的运行链条，离不开出令—审覆—执行—监督的关键环节。中枢决策形成过程中，给舍若有不同意见，或封还词头，或封驳诏令，是其进言机会；颁出的政策内容失当或朝政措置疏舛，台谏可以规谏廷辩。这些做法，既是为减少决策过程失误，也对居于“庙堂”之高的君王宰执构成某种牵制。
我们经常看到官员“极言时政”、“极论阙失”之类说法，一般是指不惮风险竭力陈说。宋人常说，“任言责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34)事实上，位于言路之上的官员，有刚劲者，亦有猥懦者。(35)谏说之难，自古以然。(36)司马光曾经比较裴矩在隋炀帝、唐太宗时期的表现，评议说：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37)
总体上讲，宋代朝野风气相对开放，士人意识到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亦追求清誉，当时“虽庸庸琐琐之流，亦为挺挺敢言之气”，以致“失在谏垣，救在缙绅”。(38)即便不在言路的官员，像翰林学士、六曹长贰，也是“职在论思”，“虽非言责，亦未尝不因事献言也”；(39)其他官员也会利用朝廷求言、轮对等机会进言。士人间的清议评骘，亦是朝廷得知外情的途径。
为防范来自“在位者”之壅蔽，宋代帝王容忍甚至鼓励朝廷上“异论相搅”。(40)绍圣四年(1097)五月，枢密院奏事时，亲政数年却仍涉世不深的哲宗，询问知枢密院事曾布：“大臣所见，岂可不言？言之何害？”老于官场世故的曾布，顺势谈起“先帝”神宗皇帝的御臣之术：
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愿陛下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41)
按照这一逻辑，允许上下之人持有“异论”，是为避免“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
尽管如此，广开言路在宋代并非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政争中控制言路，封锁消息；灾伤时“递相蒙蔽，不以上闻”；(42)日常事务中大事化小，敷衍应对……利益驱动使得官员们瞒报虚报的动力从来不曾缺乏；君王态度的好恶，更成为群僚窥伺的焦点。围绕言路通塞问题，朝廷之上始终呈现着拉锯战般的状态。元符三年(1100)，面对登极伊始的徽宗，目睹多年朝政翻覆的晁说之带有几分激愤地说：
言路之通塞，岂一夫独鸣之力哉！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其博古今、达治体、善议论者几人，其骨鲠谅直、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43)
南宋初建，被召为宰相的李纲，回顾北宋末年的情形，也指出：“靖康间虽号开言路，然议论鲠峭者皆远贬，其实塞之也。”(44)
(三)广植“耳目”的努力
信息征集背后，是控制效力的问题。无论从君主还是朝廷的角度，掌控信息来源都是严峻的挑战。以朝廷君王为体，“耳目”作为视听的器官与途径，成为与信息沟通分不开的关键词。广植耳目成为“明目达聪”的重要方式，即仁宗所说“善治之主不自任其聪明，以天下耳目为视听”。(45)
不仅“台谏给舍皆耳目之任”，(46)执政、侍从、讲读官与京都长官等，都被视为帝王耳目。元祐三年(1088)，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苏轼，苦口婆心地提醒太皇太后与哲宗：
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外，仍以侍从近臣为耳目，请间论事殆无虚日。今自垂帘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外，更无人得对。惟有迩英讲读，犹获亲近清光，若复瘖默不言，则是耳目殆废。(47)
两年之后，苏辙陈诉本朝故事说：
每当视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谏更迭进见；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所以为上耳目者，其众如此。然至于事有壅蔽，犹或不免。(48)
除台谏外，兄弟二人先后列举了宰执、在内两省、侍从、诸司官长，在外监司、郡守、走马承受等众多的君主耳目。这些耳目，遍布朝廷、地方。
“耳目”服务的对象不言而喻。当政者都利用耳目，也控制耳目。宋人会在章奏中提醒皇帝，言路乃圣上耳目之官，不能作执政鹰犬之用。(49)实际上，言路不仅可能是执政鹰犬，更是君主鹰犬，挟主上之势纵威逞虐，攻击不肯驯顺之人。宋代党禁等政治整肃中，此类事例颇多。君主不愿意直接出面罢斥臣下时，也会诱使台谏官上言。英宗授意傅尧俞弹劾蔡襄、哲宗授意陈次升再劾章惇，(50)尽管并未如愿，仍可看出，言路的作用绝非限止于“耳目”，帝王意欲用作喉舌、鹰犬。而此类作用的强化，必然会打破君主—行政体制—监察体制之间的制衡关系，(51)使制度沦为权势意志的附庸。
南宋蔡戡曾经说，“夫监司者，号为外台，耳目之寄”；(52)其沟通内外的功能，不仅在于入奏之际。来自地方路级监司、州郡长贰的上报讯息，对于地方事务、地方官员“访察”、“体量”的消息呈递，都是事实上的言路。官方的民政系统、巡视、探报、邮递进奏，都围绕信息上传下达而有所建设。
帝王御用的“耳目”，并不限于体制之内、“言路”之上的正规职任。“掌宫城出入之禁令”(53)的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54)以致被呼为“察子”。(55)仁宗年间，臣僚进奏称，“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56)宦官入内内侍省，“通侍禁中，役服亵近”，(57)亦会通进讯息。仁宗曾问入内内侍省都知王守忠，
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但朝廷好官美职及清要差遣，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置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58)
在宫廷中“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的御药院，(59)搜讨进呈消息、沟通内外，(60)“素号最亲密者”。(61)此外，太祖太宗朝信用的史珪、丁德裕、柴禹锡、赵镕等军校亲随、藩府旧僚，伺察外事，侦人阴私，也被用作耳目之职、鹰犬之任。孝宗朝，士大夫曾强烈批评皇帝对侧近佞臣的宠遇，事实上，这正与他对此类私人消息渠道的倚信有关。
历代都有许多敏感信息是靠正式体制之外的方式，靠皇帝“私人”打探传递的。貌似繁复重叠的信息来源各有其特殊意义。这些讯息通常不经正式途径，不公之于众，类似清代的秘密奏折，是皇帝个人的“直通”信息渠道。这类情形之所以在宋代被视为正常，如苏辙所说：
盖人君居高宅深，其势易与臣下隔绝。若不务广耳目，则不闻外事，无以豫知祸福之原。(62)
“广耳目”以“闻外事”，随其意旨拓宽信息来源，看上去是人君特有的地位优势；而实际上，“居高宅深”决定着他们在信息获取中根本性的劣势，也迫使他们多方寻求获得外情的机会。
(四)召对咨访与经筵赐坐
从面对面“询访”与“进言”的角度来看，宋代的百官转对轮对无疑是富有特色的制度。参与转对轮对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这种进言的途径在宋代亦不被直接归为“言路”；但其议政意义却不容小觑。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63)本文不赘。在常程制度之外，宋代君王与臣僚的面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帝王而言，侍从近臣皆系亲擢，“时赐召对，从容讲论，以尽下情”(64)理应是常态，时间、场合亦不受限制。但君臣之间“从容讲论”的情形，显然并非普遍。从留至目前的材料来看，北宋的太祖、太宗、神宗，南宋的孝宗、理宗等，与臣僚直接讲论较多；谈话的对象，包括宰辅之外的切近臣僚。政事得失、外廷是非、民间情伪……凡皇帝牵念系怀而在庙堂之上未便公开从容议论之事，往往利用各类机会探询。宰辅重臣无不关注这些对话内容，对话者通常也有所记录，以便留此存照。
孝宗赵眘，是南宋历史上最为注意君臣沟通的帝王。不仅正式上朝理政与臣属直接对话，晚间也会个别宣召咨访。(65)胡铨绍兴年间因力主抗金被贬，孝宗即位后召回。在其《经筵玉音问答》中，详悉记载了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閤”的情形。孝宗优渥礼遇，嘱其修订答金人书稿，当晚赐酒宴唱曲词，谈话直至凌晨。次日胡铨对朋友称，有“归自天上”之感。(66)乾道年间，胡铨再以侍讲夜对，孝宗嘱咐他说：“卿直谅，四海所知，且留经筵。事无大小，皆以告朕。”(67)反复叮咛，让人感觉到君王心中难以排解的隐忧。翰林侍读学士刘章夜对时，
上(孝宗)从容问曰：“闻卿监中有人笑朕所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对曰：“圣主所为，人安敢笑！若议论不同，则恐有之。”上意顿解，亦曰：“止是议论不同耳。”(68)
对于信息阻滞的警惕，对于外朝讥笑的担心，成为孝宗“访问不倦”的动力。楼钥在为其舅父汪大猷写的行状中，说到汪大猷乾道年间兼权给事中时，君臣间“造膝启沃”的情形：
孝宗厉精民事，访问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从容导公使言。……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尔每遇夜对，上多访以时事。尝曰：“卿为侍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论。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语，正欲知朝政阙失、民情利病，苟有所闻，可极论之。”公悉进所欲陈者，奏对明白，曲尽情伪，上多耸听而行之。(69)
君王对于政务的急切，对于臣僚的赏识及笼络，产生了明显的回馈效应。理宗朝，吴泳曾经回顾孝宗“故事”，不无渲染地说：
故事，禁从讲读官及掌制学士更直递宿，以备咨访。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恩意浃密则就澄碧殿锡燕，职业修饬则上清华阁赐诗，从容造膝过于南衙面陈，先事献言加于路朝显谏。(70)
当时的兵部尚书宇文价、中书舍人陈骙、直学士倪思、侍讲金安节、马骐、侍御史周操等人，都曾经在夜对时就朝政提出建议。由于君王特示宠渥，场合比较随意，彼此态度放松，对话也相对从容深入。当时即有人援引李贺的诗句，称进言者“帝前动笏移南山”。(71)尽管如此，对话中的引导者显然是君主，君主意旨所向，常在臣僚观察揣摩之中。
宋代的经筵讲读，也是君臣沟通的机会。(72)讲读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但经筵进读完毕后，通常“复坐赐汤而从容焉”。(73)真宗咸平时，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日给尚食珍馔，夜则迭宿，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74)利用此类机会“亲近老成”。杨亿在杨徽之的行状中描述讲读时的情景，说：
执经待问，前席畴咨。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借筯之画莫非沃心，更仆之谈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温树不言，其慎密也如此。(75)
看来君臣之间的谈话内容既深且广，有涉机密者。
其后的君主，也经常利用经筵之机询访讲读官员的意见。宝元年间，李淑在经筵，仁宗皇帝即“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76)南宋建炎时，高宗接受翰林学士朱胜非的建议，允许侍读官“读毕具札子奏陈”。(77)光宗时，黄度进言，“乞令侍从讲读官反覆议论治忽所系”。(78)淳祐年间徐元杰在经筵讲读《论语》，赐茶之后，理宗与其一番对话，君臣之间的问答往复达47次之多。(79)
司马光的《手录》中，保留着他与宋神宗谈话的原始记录。熙宁元年至三年，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在迩英阁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课后，神宗经常征询他对于朝廷事务的意见，不仅问及擢用台谏州县官、赈灾、郊赉等事，也常问及对于新法乃至对当政诸臣的意见，甚至“历问群臣”，询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应对无所顾忌，甚至当面指教皇帝说：
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以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耳。(80)
有学者认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十分坦率、诚恳，简直像朋友一样”。(81)
南宋后期留至今日的相关材料更多。目前存世的曹彦约《昌谷集》、真德秀《西山集》、魏了翁《鹤山集》、刘克庄《后村集》、徐元杰《楳野集》、姚勉《雪坡集》等，记录了大量的君臣对话，场景栩栩如生。即如真德秀文集中，不仅有任职地方时的章奏，有应诏所上封事，也有面对君主直接上呈的上殿奏札、轮对奏札、内引札子、直前奏事札子、朝辞奏事札子、召还上殿奏札，更有与皇帝对话的记录(如“得圣语申省状”、“得圣语申后省状”、“奏对手记”等)。对话时，包括前线战事、敌使礼仪、地方安危、官员选任、财用窘困、军籍虚额、福建盐法、楮币得失，乃至诚意正心等等，都在君臣议题之中。端平初，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四书章句并进呈故事，随后理宗问及与蒙古议和事：
赐茶毕，上问“虏人议和未可轻信”，奏曰：“臣适尝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杨恢书，云在襄阳闻虏酋元不晓‘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将投拜之语改为讲和。”其说颇详。上然之。奏云：“朝见一节如何？”上曰：“且候使人到来商量，待从吉后引见。”李奏：“虏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测。”奏云：“此臣所谓鸷鸟将击之形也。”遂退。(82)
这些对话，明显体现出身居九重的帝王之深切忧虑。当时的经筵讲读，似乎并非君臣着意的重点，反而是读毕之后的赐茶对谈，才反映出皇帝关注的重心，也是讲读臣僚期待进言的时分。
二、端点与关节：滞碍的关键
在帝制社会中，帝王显然高居于权力顶端，制度设计、人事安排、官员驱策，无不围绕这一核心构成。而正因其处于“顶端”，相对明智的帝王自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政治上的独尊，并不能保证充分的知情与驾御。信息通进的路径不断增加，技术手段愈益多样，投注的心思缜密繁复，但沟通中阻滞仍旧，渠道通塞不常。
进言渠道的延展卯合方式，大体上契合于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83)网络中的次第关节控御着开闭的可能，位于不同位置的言者，有活动有顾忌，从中亦可观察到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南宋程珌曾说，“今天下利害所当施置罢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于其言未必上闻，闻之未必下行耳”。(84)前一“未必”，滞碍出在言路关节，九重之内的君主最终获取的信息，实际上是次第筛选的结果；而后一“未必”，则显示出君主的态度与抉择。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筛选”与君主态度是否相关，渠道自下向上的滞碍究竟如何形成。
(一)制度与人事
王安石在为《周礼义》所作序言中，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85)也就是说，制度规定与人事操作二者密不可分。这里的“人事”，是指人的主观作用，包括君主的意向，官员对君主旨意的领略、对朝廷趋向的忖测，以及官场交际网络对于制度的影响。进言制度是否能够按照设想实施，除去必要的机会安排与技术手段外，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官员面对可能的效果与风险之考虑；更有许多情况下的制度变异失灵，并非由于贪鄙者作弊、怠惰者失职，而是朝廷政治取向、官僚层级操控下的必然结果。
朝廷能够得到的信息，显然并非完全；在很多情形下，也并非真实。考虑到信息上达带来的效应，各层官署、官僚从来不乏欺瞒的动力。例如，财物账目稽违侵隐；(86)“内外之官虽有课历，率无实状”；(87)“法出奸生，令下诈起”；(88)各级官员利害相关，上司巡视，下级“刷牒”，因而“检按失实”。(89)军机要事，同样有此类情形。韩侂胄北伐前派陈景俊使金，本为审敌虚实，金人强硬告诫“不宜败好”，陈自强却窥探上峰意志，“戒使勿言”。(90)
平田茂树在《宋代的言路》一文中，曾经讨论以言路官为中心形成的政治势力作为“政治促进者”的作用，他认为“几乎可以明确以宰相、言路官为政治之两极，以两者的结合为核心形成的元祐时代政治结构”。(91)这两极之间的互动，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者通常注意到宋代台谏对于宰相的牵制，而所谓牵制，从来都不是单方单向的。宋人对庆历、元祐的言路评价甚高，回顾本朝故事会说“本朝给舍台谏，庆历元祐时实赖其力”。(92)而求诸史事，欧阳修庆历时批评“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聋瞽群听，杜塞人口”；(93)元祐年间苏辙更说：“今陛下深处帷幄，耳目至少”，“惟有台谏数人”却“又听执政得自选择，不公选正人而用之”。(94)如此看来，言路官得以独立进言的机会，即便庆历、元祐也非寻常；言路受到干预限制、政治运行“不正常”的状态，帝制时期反而属于常态。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时任敕令所删定官的陆九渊在轮对时，精心准备了五份奏札，阐述个人建议，其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孝宗：
(陛下)临御二十余年，未有(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95)
进言之时，君臣之间有从容的对话，陆九渊感觉甚好。后来他对友人说：
去腊面对，颇得尽所怀。天语甚详，反复之间不敢不自尽。至于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与也。(96)
两年之后的十一月，陆九渊又近转对之日，忽被改命为将作监丞，因而失去了面奏的机会。对于此事，陆九渊自己后来说：
某去冬距对班数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给事遂见缴。既而闻之，有谓吾将发其为首相爪牙者，故皇惧为此，抑可怜也。(97)
预先将可能不利于己的进言者调离，恰恰是当政者密切关注既往信息，予以及时反应的结果，通向君主的信息链条由此阻断。正如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百官转对”条所说：
士大夫不为大臣所喜者，往往俟其对班将至，预徙它官。至有立朝踰年而不得见上者。盖轮其官而不轮其人，此立法之弊。(98)
执掌朝政“大臣”的这种做法，利用了制度法规的漏洞，手段颇为高明。某些骨鲠敢言的臣僚因此失去了面奏机会，而当政者刻意壅蔽的努力，却被遮掩在制度如常、轮对依旧的表象背后。
(二)“玉音”与“玉色”
谈及信息的“壅蔽”，不能只将问题归咎于逐级官僚。“防范壅蔽”说法的潜在前提，显然预设君主和朝廷是真正希望了解各类实情的——无论“信息”带来的是喜是忧。但事实上，君主与朝廷的执政倾向，可能助成或者说导致了某些实情的滞碍乃至隐瞒。宋人文集、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君主言谈(“玉音”、“圣语”)、神情(“玉色”)的细致描述，反映出臣僚的小心观望。
早在建隆三年(962)二月，太祖就曾表示“渴听谠言，庶臻治道”，要求百官“无以逆鳞为惧”。(99)真宗天禧元年二月的诏书中，也明确表示，谏官奏论、宪臣弹举时，“虽言有过当，必示曲全”；并且安抚群僚说：“是为不讳之朝，岂有犯颜之虑。”(100)这样的说法，被包拯、刘随、陈次升等人多次征引，称颂的同时，是希望“圣朝广开言路，激昂士气，不以人言失当为虑，而患在人之不言也”。(101)
“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102)多数情况下，君主出于对信息的关注、对舆论风向的在意，会表示容受意见的姿态；但对臣僚影响更为直接的，显然是姿态背后君主对于进言的实际态度。征诸史实，即便勤政如太宗者，当田锡任职谏垣时，也在其章奏《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中批评说，今来谏官寂无声影，御史不敢弹奏，给事中不敢封还，“给谏既不敢违上旨，遗补又不敢贡直言”；中书舍人于起居之日，“但见其随班而进，拜舞而回，未尝见陛下召之与言，未尝闻陛下访之以事”。(103)仁宗朝的谏官也曾批评“陛下虽喜闻谏争，然考其施用，其实无几”。(104)
君主初政或是政策调整之际，常有“诏求直言”之举。元符末年，徽宗即位，下诏求言，而“时上书及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105)政治取向逆转导致的高层态度翻覆，不仅在当时直接阻塞了言路，而且示后来者以忌讳。
军政情势紧张时，君王对于信息的焦虑更为突出。但这种渴求并不等于对进言内容、通进渠道的真正重视。靖康年间，金军围困开封，钦宗“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复沮抑言者。故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谚”。(106)一“开”一“闭”的状态，活脱勾勒出君王面对言路的复杂抉择。
孝宗朝是政治相对清明的阶段。乾道初，针对中书舍人洪适的缴奏，孝宗明确表示：“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缴来。”(107)而时至淳熙，罗点还是痛切地指出：
国无尽心瘁力之臣则事不济，今皆悦夫背公营私者矣；国无危言极论之臣则德不进，今皆悦夫偷合苟容者矣；国无仗节死义之臣则势不强，今皆悦夫全身远害者矣。(108)
光宗朝，秘书省著作郎卫泾批评“言路尚壅”，“听纳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109)理宗时的殿中侍御史杜范批评皇帝“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110)表面崇奖台谏，实际阻抑直言。这正如刘子健先生在《南宋君主和言官》一文中指出的，南宋君主对于言官，除去控制之外，常用拖延敷衍的手段，或是调护、抑言奖身，虚伪应付；意欲利用言官名望，却不听从合理主张，结果是上下相蒙，人心涣散。(111)
帝制时期，尽管有对于信息渠道的建设，有对于纲纪制度的强调，但归根结底，纪纲“总于人主之威权”。(112)言路为人主所需，其“建设”必定要服从人主与官方的期待；言路既无法超越君主威权，“独立”言事、“开广”范围，必定有其限制。南宋后期，吕中在讨论台谏职任轻重时，指出差异的关键在于“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还是“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113)
统治者历来警惕言路批评“过度”，更不容其站到君王意志的对立面。台谏官员常有畏葸避事者，不敢“论天下第一事”，而“姑言其次”，藉以塞责。(114)言官“沽名”、“陵犯”，皆涉大忌。仁宗亲口告诫御史中丞王拱辰说：“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115)绍兴八年宋金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等人出面抗议，朝廷下诏严厉指责说：
初投匦而未出，已誊稿而四传。导倡陵犯之风，阴怀劫持之计。倘诚心于体国，但合输忠；惟专意于取名，故兹眩众。(116)
引惹高宗、秦桧不满的原因，既是胡铨对和议的抵制，也是由于文稿四传，导致“陵犯之风”，触犯了朝廷忌讳。孝宗历来被认为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但他对于“议论群起”的警惕，与高宗如出一辙。隆兴元年，时任中书舍人的周必大、给事中金安节，因论列近臣龙大渊、曾觌等，被宰相呼召至都堂，
宣示御札，大略谓给舍论大渊等，并为人鼓惑，议论群起，在太上时岂敢如此。(117)
就统治者看来，即便需要“言路”，这进言的路径也只能是通向他们一端；若有溢出，则被认为是鼓惑眩众。这种戒惕，较之“壅蔽”，毋宁说更为切近肌肤，刻骨铭心。
言事禀承上司意图、人主风旨，本是台谏之戒忌。宋高宗曾经告诫张九成，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九成回答说：“以臣观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亦不可承人主风旨。”(118)而事实上，御史“承望要人风指，阴为之用”的情形十分普遍，(119)台谏往往“取旨言事”。(120)在宋代史料中，常会看到官员由于“领会”上意、“体恤”上情而刻意迎合，乃至隐瞒实情的做法。朱熹曾经说：
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121)
逢迎谄佞、畏缩不言之例皆非鲜见。更可喟叹的是，一些忠于职守的官员，也会出于避免朝廷困扰的立场，倾向于回避实情。哲宗元祐中地方财政吃紧，朝廷派员调查，范祖禹出面反对：
臣伏见近遣户部郎官往京西会计转运司财用出入之数。自来诸路每告乏，朝廷详酌应副，其余则责办于外计。今既遣郎官会计，必见阙少实数。若其数不多，则朝廷可以应副；若其数浩大，不知朝廷能尽应副邪？(122)
他主张让地方自行处理，朝廷不宜过问“实数”，以免面对实际窘困带来尴尬。
乾道时江西水灾，孝宗全不知情，事后追问，参政蒋芾解释说：
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闻今陛下询访民间疾苦，焦劳形于玉色，谁敢隐匿！(123)
这就是说，在众多消息之中，地方官员选择“上传”的内容，取决于他们对君主“玉色”及朝廷态度的揣摩。这种对于“玉色”、“玉音”的小心观察与测度，记载中比比皆是。凡当奏闻之事引惹“上变色不悦”时，通常“同列皆止之”。(124)真德秀在《讲筵进读手记》中，曾经记录下他读“汉成帝荒淫一节”时，对于理宗态度的观察：“敷陈之间语颇峻切，仰瞻玉色略无少忤。”(125)而遇到皇帝“玉音峻厉”、“玉色怫然”(126)之际，则少有敢于坚持进言的官员。
这种情形不能简单归结于官员个人素质问题，而是由制度周边的整体氛围、由深入脊髓的“奉上”、“唯上”文化所导致。尽管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制度设计的核心、官员取舍的依据、冲突周旋的落脚，却是效忠君主，顺从上峰。这是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的选择倾向。
余论：信息通塞与“制度文化”
信息渠道的路向、制度的针对性及运作形式，显然受到政治局势左右。宋代日常治理体系下有百官转对轮对，有给舍台谏进言、监司郡守禀报，庆历熙宁等变法活动期间则会集中出现成规模的按察巡视，不同方式并存互补。而信息的通达与否，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相应的输送呈递渠道；即便渠道设置周全，亦不意味着信息沟通流畅。(127)
一般说来，高踞于臣民之上的“人君”，明白居高宅深的不利，开广言路是其延展视听的重要手段；当政宰辅亦须了解内外信息，以便施政。有关“直言朝廷阙失”的表态及相应规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但从现实中，我们看到，宋代既有“养臣下敢言之气”的呼吁，(128)也有对言者“沽名卖直”的反感；既有敢批逆鳞而得青睐的事例，也有言事忤旨谴谪贬斥的情形；既有“谏官御史为陛下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的说法，也有“言事者数与大臣异议去”的状况；(129)既有“明目张胆”的危言正论，也有专意迎合的欺瞒诞谩；帝王与朝廷，既为信息焦虑，又惧怕面对“不乐闻”的现实……凡此种种，构成了一幅幅盘根错节的万象图。
信息渠道本身无所谓“通”“塞”，造成通塞的是其中发挥作用的“人事”。渠道不畅、信息不实，当然与国家的实际能力有关，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例如交通条件差、讯息收集传递不便等；也有措置安排的原因，例如言者得知讯息的途径有限、处理人手数量资质不足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纵横交错的等级体制下，渠道层级的接卯处或曰权力枢纽处，都是信息的筛选流失处。
本文讨论的“言路”活动，涉及各层级官员对态势消息的解读、对政策方针的建议。其中传递的信息，通常经过筛选提炼加工，以供决策。构成这一路径的诸多环节上，少有原始消息，多是经由处理的信息；既有信息收集迟滞片面、缺漏模糊带来的影响，又是特定制度环境下官员主观抉择造成的结果。言路的阻滞、信息的扭曲，往往并非出于忽视，反而出于官员对其重要性的体认；不仅来自权相佞臣，也来自顾及仕宦前途的各层级官员。庸散不职者、作伪蒙蔽者、奉承逢迎者，无不在信息申报选择上下功夫。判断抉择与官员追求相关，仕途生涯的选拔任免虽有规矩准绳，而长官举荐、君相赏识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前程既然操控在上，规避个人风险自然要向上窥伺。
有关言路的规定，提供着施行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事态的走势；而施行的实态，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计者通常希望制度便于把控，而任何制度一经推出，其弹性空间，其内在罅隙，都会在施行过程中逐次显现，其溢出效应与潜在风险可能是制度推出者始料不及的。史籍记载所呈现的，往往是被当作“国家之典法”被记录的应然状态，希望以此“垂劝戒、示后世”。(130)我们不能仅依据条目规定及二三范例，就认为制度实施有效；同时，也不能因为制度变形扭曲，就以“具文”一语草率交代。制度实施的“万象图”，应该说与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直接相关。
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或可径称为“制度文化”。(131)笔者所谓“制度文化”，不是单纯指特定时代创制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影响制度实施的环境，指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观察制度文化，不能忽视制度设计者、执行者、干预者、漠视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朝廷意志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围绕言路有着不同的认知与多方实践。张力与转圜的结果，可能深化制度的影响力，可能消解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也可能导致制度的更新。从这一角度，或许能观察到影响制度走向的多种因素。一方面，特定制度的实施会影响到文化的趋向，制度上包容言者，台谏才会养成“元气”；另一方面，制度也为“制度文化”所包裹，例如对于进言利害的认知、进言者的声望、纳言者的公信力、以往进言的影响等因素，都左右着制度的预期和运行的结果。制度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弥漫性的政治生态环境，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纵观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按照其设计模式原样施行；调整修正甚至于变异走形，大致是其常态。或许可以说，制度面临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是否制订过相关的制度，而是被称作“制度”的那套规则和程序，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体系如何执行(或曰对待)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如何感知这套“制度”。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显然是与官场文化交叉迭合的。“官场”是制度相关者集中活动的场合，是官僚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基本空间。与官僚制度、官僚生存状态相关的惯例习俗、潜在规则，其特有的能量气息、风气的浸染与传播方式，都体现出官场作为“场”的辐射及感应特征。
信息制度的建设，无疑是政治权衡的结果；利害取舍、轻重缓急，取决于判断与抉择。制度注重程序，而许多背离流程的逆向措置，可能被包装在顺势的外表中。即便被认为成功的制度，其路径中亦可能有诸多变形，可能看上去端点与初衷形似，也可能勉强达致表面目标而伤及深层。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习用而不可或缺的运行方式。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其渠道不畅，当年的操控者在意这系统格套俱在，可供驱使。
官方“言路”的节点留有层级式的阀门，掌握开关者，既有不肯尽职甚至刻意壅蔽者，也有忠于体制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后者，对于节门启闭的方式程度无疑也需要斟酌，除去触逆鳞带来的风险之外，上下之间失察不报是风险，打破安宁平衡同样是风险。其间深层的考虑往往在于预期的“政治秩序”(尽管实际上可能带来民情不安甚至社会动荡)；而这些判断与抉择，正与抉择者身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
进言事，从来被认为是“朝政之大者”。(132)宋廷有关言路建设的意向不乏清晰表述，但作为加强专制皇权的手段，这“建设”的指向性十分明显。言路承载着言论开放与意见进呈的特定方式，是士大夫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但根本上讲，其运行从属于政权的需求。研究者会注意到，宋代官员的进言活动及其效应，有明显的运行曲线，其波峰高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133)当轴者关切的，主要是控御的维系及朝政的安宁；作为言路及其延展，如给舍台谏之封驳进言，轮对、经筵等君臣对话机会，按察、体量等信息搜讨途径，节门启闭、开放程度，都被制约在这一限度之内。有制有度，这正是“制度”一语的另一方面意义所在。
注释：
①参见朱瑞熙：《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2—121页；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林松涛、朱刚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189页；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参见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③参见《苏轼文集》卷53《与王元直二首(黄州)》，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87页；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卷14引李清照：《上韩公枢密诗》“只乞乡关新信息”，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46页；王庭珪：《卢溪先生文集》卷16《辰州僻远乙亥十二月方闻秦太师病忽蒙恩自便始知其死作诗悲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34册，第593页下栏b—594页上栏a；《杨万里集笺校》卷36《寄陆务观》，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66页；等等。
④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中，朱瑞熙先生专门辟出“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一节，对此予以讨论。(第102—121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辛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918页。
⑥李焘：《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辛亥条，第8222—8223页。
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1，靖康二年(1127)二月十八日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609页下栏b。
⑧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22《转对条上四事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276页下栏b。
⑨参见邓小南：《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实迹”：要求与现实》，《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132页。
⑩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41叶b。
(11)吴兢：《贞观政要》卷1《君道》，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页。
(12)北宋中期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之《魏徵传》(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9页)中，此处表述作“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从“贵臣”到“奸人”，显然是有意的更动：从道德判断上看，是缩小了圈子，划定了范围；从人员层次上看，不再限于“贵臣”，则扩大了警惕的对象面。
(13)袁燮：《絜斋集》卷12《签书枢密院事罗公(点)行状》，《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9页。
(14)张端义：《贵耳集》卷中“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津逮秘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下。
(15)《欧阳修全集》卷2《古诗·镇阳读书》，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5页。
(16)楼钥：《攻媿集》卷31《荐沈端叔王度札子》，《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8页。
(17)《宋史》卷173《食货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7页。
(18)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22《徽宗皇帝》“小人创御笔之令”，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2页。
(19)有关宋代多层多途的信息处理机制，参见鄧小南：《多面的な政治業績調查と宋代の情報处理システム》，平田茂樹等編：《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ユ二ケーション》，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97—130頁。
(20)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58页下栏b。
(21)《宋史》卷282《李沆传》，第9540页。
(22)《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5页。
(23)《苏轼文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第487页。有关宋代侍从官员的范围，可参见王宇：《试论宋代“侍从”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浙江学刊》2011年第2期；张祎：《宋代侍从官的范围及相关概念》，《国学研究》第3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4)赵升编：《朝野类要》卷2《称谓》，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页。
(25)参见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对于言路上信息的来源、相关机构设置、言路官的选任及考核等问题，亦可参见这几部著述。
(26)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55，崇宁二年(1103)八月条，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74页。
(27)《宋史》卷161《职官志(一)》，第3785页。
(28)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20《给舍门》“给事中”引《神宗正史·职官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39册，第698页上栏a。
(2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80引《宋续会要》，第2981页。
(30)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经筵进讲故事》“七月二十八日进”，《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页。
(31)袁燮：《絜斋集》卷6《策问·封驳》，第71页。
(32)林駉、黄履翁编：《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2“君权(揽权不必亲细务)”，台北：新兴书局，1970年，第994页。
(33)元丰改制后，谏官曾经分属中书、门下两省，“自中兴建炎间，诏谏院不隶两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78引《宋续会要》，第2980页)，恢复为独立的言事机构。
(34)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6“谏垣”，台北：新兴书局，1970年，第814—815页。
(35)参见《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807)十一月，李绛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68页。
(36)洪迈：《容斋随笔》卷13《谏说之难》，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5页。
(37)《资治通鉴》卷192，武德九年(626)末，第6142页。
(38)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6“谏垣”，第815页。
(39)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贴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54页下栏a。
(40)李焘：《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第5169页。
(41)李焘：《长编》卷488，绍圣四年五月，曾布语，第11581—11582页。
(42)张田编：《包拯集》卷7《请差灾伤路分安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4页。
(43)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第44叶a。
(4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1127)六月甲子条，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2页。
(45)《宋大诏令集》卷194《政事(四七)》“诫约台谏诏”，司义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12页。
(46)李焘：《长编》卷489，绍圣四年七月甲寅条，曾布语，第11609页。
(47)李焘：《长编》卷414，元祐三年九月戊申条，第10057页。
(48)苏辙：《栾城集》卷45《论用台谏札子》，曾枣庄、马德富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95页。
(49)参见李焘：《长编》卷437，元祐五年正月己丑条，第10538页。
(50)参见《杨时集》卷11《语录·余杭所闻》，林海权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24页；李焘：《长编》卷510，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条，第12148页。
(51)王夫之鉴于明代亡国教训，曾经回溯宋代中叶的上书言事，愤懑批评“以赏劝言之害，较拒谏而尤烈”。(《读通鉴论》卷10，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
(52)蔡戡：《定斋集》卷2《乞选择监司奏状》，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续编》，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第22页下栏a。
(53)《宋史》卷166《职官志(六)》“皇城司”，第3932页。
(5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4之21，天禧元年(1017)八月十五日，第3860页。
(5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事始》“探事察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56)李焘：《长编》卷162，庆历八年(1048)正月，第3913页。
(57)《宋史》卷166《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第3939页。
(58)张纲：《华阳集》卷22《进故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第135页下栏a。
(5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9之13“御药院”引《两朝国史志》，第3553页。
(60)参见友永：《御薬院考》，《别府大学短期大学部紀要》第6号，1987年；程民生：《宋代御药院探秘》，《文史哲》2014年第6期。
(6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丙子条，第2755页。
(62)李焘：《长编》卷448，元祐五年九月丁卯条，苏辙语，第10767页。
(63)例如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161—189页；陈晔：《北宋政情、政风下的转对制》，《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10—112页。
(64)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7《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48页下栏a。
(65)相关情况参见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66)胡铨：《澹庵文集》卷2《经筵玉音问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第25页下栏b—29页下栏b。
(67)周必大：《文忠集》卷30《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337页下栏b。
(68)楼钥：《攻媿集》卷77《跋刘资政游县学留题》，第1049页；《宋史》卷390《刘章传》，第11959页。
(69)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第1194页。
(70)吴泳：《鹤林集》卷19《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181页上栏a—b。
(71)楼钥：《攻媿集》卷77《跋刘资政游县学留题》，第1049页。
(72)有关宋代经筵及经筵官人选等问题的研究，参见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邹贺：《宋朝经筵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
(73)邹浩：《道乡集》卷39《苏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522页下栏b。
(74)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6，咸平二年七月“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条，许沛藻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0页。
(75)杨亿：《武夷新集》卷11《杨徽之行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册，第300页下栏a。
(76)《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12页。
(7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建炎元年十二月丙子条，第292页。绍兴十二年以后，秦桧把持朝政，“每除言路，必兼经筵”成为其控制进言途径的举措。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3《官制一》“祖宗时台谏不兼经筵”，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16页。
(78)袁燮：《絜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第212页。
(79)参见徐元杰：《楳野集》卷1《进讲日记》“四月十二日进讲”，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第667页上栏a—669页上栏a。
(80)参见司马光：《手录》“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李裕民、佐竹靖彦编：《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1，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27页下栏a；罗从彦：《遵尧录·司马光》，《罗豫章集》卷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正谊堂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页。
(81)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前言”，第11页。
(82)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8《讲筵进读手记(二十六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94页下栏a。
(83)有关宋廷与进言渠道相关的行政与信息网络设置，参见朱瑞熙：《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01—121页；以及邓小南：《略谈宋代对于地方官员政绩之考察机制的形成》，《邓广铭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9—247页；《“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00—924页；《从“按察”看北宋制度的运行》，柳立言主编：《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53—104页。
(84)程珌：《洺水集》卷13《上执政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398页下栏b—399页上栏a。
(85)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84《周礼义序》，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3册，第695页上栏b。
(8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0，绍兴三年十一月癸亥条，第1363页。
(87)庞籍：《上仁宗答诏论时政》，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46，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66页。
(88)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22《论点选河北强壮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5册，第498页下栏b—499页上栏a。
(89)监司按察本路州县时，经常事先通知下属即将“按行”、“指摘”、“点检”的事由，号称“刷牒”。州县官吏接到通报，必然预先作好准备，这就为下级敷衍上级按察造成了方便。
(90)《宋史》卷394《陈自强传》，第12035页。
(91)平田茂树：《宋代的言路》，《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67—75页。
(92)袁燮：《絜斋集》卷13《黄公(度)行状》，第219页。
(93)欧阳修：《上仁宗论台谏论列贵在事初》，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51《百官门》，第561页。
(94)苏辙：《栾城集》卷45《论用台谏札子》，第996页。
(95)《陆九渊集》卷18《删定官轮对札子》，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1页。
(96)《陆九渊集》卷7《与詹子南》，第96页。
(97)《陆九渊集》卷10《与李成之》，第129页。
(9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百官转对”，第170页。
(9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60之1，第4665页。
(100)刘随：《上仁宗缴进天禧诏书乞防泄漏》注文，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51，第556页；又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51，第3068页。
(101)陈次升：《谠论集》卷1《上哲宗乞留正言孙谔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第331页下栏a。
(102)彭龟年：《止堂集》卷1《论优迁台谏沮抑忠直之弊疏》，《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103)田锡：《咸平集》卷1《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罗国威点校，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2页。
(10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5之7，至和二年(1055)，知谏院范镇言，第4500页。
(105)龚明之：《中吴纪闻》卷5“陆彦猷”，孙菊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106)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靖康元年春正月朔诏求言”，第771—772页。
(10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19，乾道元年(1165)五月一日条，第3037页。
(108)袁燮：《絜斋集》卷12《签书枢密院事罗公(点)行状》，第189页。
(109)卫泾：《后乐集》卷10《辛亥岁春雷雪应诏上封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603页下栏a。
(110)《宋史》卷407《杜范传》，第12282页。
(111)刘子健：《南宋君主和言官》，《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1—19页。
(112)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8《仁宗皇帝》“正纪纲 抑内降”，第171页。
(113)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9《仁宗皇帝》“台谏”，第189页。
(114)《宋史》卷387《杜莘老传》，第11894页。
(115)《宋史》卷318《王拱辰传》，第10360页。
(11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辰条，第2327页；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5“胡忠简上书”，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7页。
(117)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165《归庐陵日记》、卷99《同金给事待罪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第778页下栏b、75页上栏a。
(118)谢采伯：《密斋笔记》卷1“张子韶在经筵”，《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琳琅秘室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119)《司马光集》卷76《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整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2页。
(120)《宋史》卷247《宗室·赵子崧传》，第8744页。
(12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2《论官》，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3页。
(122)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15《论封桩札子》，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237页下栏a—b。
(12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27，乾道四年六月四日条，第8030页。
(124)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经筵进讲故事》“七月二十三日进”，第27页。
(125)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8《讲筵进读手记(初八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95页上栏b。
(126)参见岳珂：《桯史》卷8“袁孚论事”、卷9“黑虎王医师(继先)”，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9、109页；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玉色不悦”，第1198页。
(127)孔飞力针对清代“叫魂”事件，对于清政府“内部通讯体系”进行了分析，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关讨论，可参见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128)楼钥：《攻媿集》卷27《缴林大中辞免权吏部侍郎除直宝文阁与郡》，第382页。
(129)《宋史》卷311《吕公弼传》，第10213页。
(130)《欧阳修全集》卷111《论史馆日历状》，第1687页。
(131)柳立言对于“动态的法律文化”的界定与说明，参见《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节讨论受其启发。
(132)楼钥：《攻媿集》卷99《端明殿学士致仕赠资政殿学士黄公墓志铭》，第1390页；《宋史》卷393《黄裳传》作“朝廷之大者”。(第12005页)
(133)参见虞云国：《宋代政治生态视野下台谏监察信息渠道的通塞》，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菊生学术论坛：7至16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主题报告，北京，2017年11月4日。
项目成果：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17jjd770001)阶段性成果。修订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邴文彬、徐阳协助，谨致谢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