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患失而无不可为者，识之所及，志之所执，习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为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无出于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于身而不能自已。
—— 王夫之《宋論》
在今日“宋热”的社会思潮中，人们很少会思考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与宋代有什么关系。“宋热”热衷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惊人的城市化程度、优雅精致的士大夫生活方式和传统精神文化的高度（陈寅恪称道的“宋学”）。
宋是中国历史一千年来的关键时代，因为它的经济、文化成就，更因为它致力于对外自弱致国族忍辱负重而终至覆亡，故决定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命运。
宋人对外自弱，其于国民心性有根本性的奠基，最大的影响就是“苟且”心性。
“苟且”在国民性研究中是一个被忽略的主题。其生成奠基固远，成因复杂，然其深入定性，洵为宋代之作为。
一.循默苟且的本质问题
何为“苟且”？
苟且的问题本是宋人自己发现的。
嘉祐四年（1059）三月，欧阳修称：“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熙宁变法的主角王安石表示，其变法就是针对苟且之势：“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临川集》卷四一）
朱熹也说：“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法制》）
因循末俗之弊带来的就是精神之运的沉落、士大夫官僚集团耽于空名而不务实事。
“精神之运不加”一语击中了命脉。
在众多批判中，叶适的反思最为透彻，高度概括了整个宋朝的缺陷：
“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余，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提防扃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哉？”（《法度总论二》）
一面是儒术文治使宋人心性柔弱怠惰，另一面是专制法禁过甚过严，致人人皆以懦弛的品性与繁密的法禁周旋，尤以小心翼翼、因循苟且为保身之策略。而南宋的法制，士大夫的议论，对国家权力关要尤其提防，矫枉过正而趋之保守紧缩。
文治是“仁治”吗？与专制法禁完美结合的文治，恐怕是赵宋创造的更精致的“儒法一体”的统治术而已。看看新、旧党几十年互相迫害的历史，详细了解一下宋代文官政治斗争的内幕，对宋人“精神之运不加”会有深刻的认知。
从宋人自我批判的论述看，其心性包括循默苟且、颓堕宽弛和耽于空洞。
后来王夫之则用一“弛”字概括这种苟且委顿的总体大势：
“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仁宗之弛已旧，仍其弛而固不可，张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犹可为也，过此而愈难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进富公与谋，而无以对也。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可于此而决之矣。（《宋論·神宗三》）”
就是说，宋朝之亡，乃“弛”（苟且）势因之。
苟且是一种心理性格，它的基本意义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草率，不认真；马虎，敷衍；勉强。
苟且是中国人的一大本性，它源于“出死入生”的农业民族根性，这是一种“活命哲学”。中国人视生命和稳定为最高原则，可以牺牲其他，尤其是精神上的价值，包括勇敢、独立、自由、尊严、快乐、平等、公正、理智等。在苟且心性系统里，常常用好死不如赖活着、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态度来表达其价值观。
苟且是不择手段地暂时求存，不惜为奴，遗忘耻辱。努力修炼自己以柔软的姿态接受任何不堪甚至灾难。它更包括无所作为的态度，道家即宣扬这样的人生哲学。
苟且性格与懦弱、委顿、因循、短见、偷安、贪欢、奸巧和奴性等心性融合成一个人格系统。其根本在于私和患、懦和惰。
宋人精神之运不加固有很复杂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1.祖宗家法致懦弱苟且
2.文人政治致困顿苟且
3.道理最大致空洞苟且
这三方面因素贯穿于319年的整个宋代。
苟且的人格心理是与社会制度的残酷统治控制互为因果的。
有宋一代祖宗家法，是由太祖、太宗确立的宋代皇帝统治赵宋江山的根本精神、原则和做法的总称，它完全得到士大夫官僚阶级的认同和维护，主要通过文人官僚集团来执行。这些祖宗家法大致包括：
核心精神是：事为之制、曲（小事）为之防。具体做法包括：守内虚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尊重士大夫；以文驭武；压制宦官外戚；权力分立；不杀言事臣僚，等等。
细析其要点，发现其关键词不断重复的是：
制，防，守，驭，治…
赵宋宗室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军阀频繁颠覆的教训，为了守住一家一姓的天位，取历史逆反的国策，不惜固执地自废武功，严格地执行“守内虚外”的祖宗之法。
其中显示了其心性的逻辑链条：
深植“患失天位”的心态→取“守内虚外”的国策→苟且以致陷入“习得性无助”的轨迹→劣性循环浸弱浸削而至于亡
王夫之这样叙述北宋百年中的苟且状况：
自从与辽朝缔结澶州和约之后，宰相毕士安撤掉了河北的军防，以休息调养的名义开启了宋真宗假造太平盛世的享乐心理，在大祭天地鬼神和营建工程中度过了18年。宋仁宗以柔道为保国策略，辽使一到，就马上给辽朝增币，在辩论纷争中空耗了41年的时光。宋神宗以迂腐错谬的妄图，既搜刮百姓财富而使之凋敝不堪，又驱使未经训练的士兵到边疆攻打西夏；辽朝来索取土地就慌忙割让，始终没有制敌取胜的实际策略。宋哲宗以来，新旧两党一直争论不休，根本不考虑北边的敌人，蹉跎岁月又过了20多年。边疆无可任用的将领，军中无可作战的士兵，城池堡垒坍塌，戍兵逃离散去。宋徽宗只知道游玩，败坏国家法度，忘记了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这样的日子将近有100年，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势：想进攻而没有进攻的能力，想救援却没有救援的力量，想镇静处之而无法镇静。没有一个人有保卫国家的谋略。（《宋論·徽宗三》）
苟且如此，但对国家英雄却有斩伐杀绝的残酷无情：
岳家军在战场上完胜金完颜兀术，差点就要收复汴京时，高宗与秦桧密室商议，要否制止岳飞的军事行动。高宗踌躇之际，秦桧问了高宗三个问题：
1，陛下，你真的相信岳家军能消灭金军吗？这才仅仅过了十几年啊！（靖康之难时宋兵溃不成军，金军所到之处，宋军纷纷投降。岳家军的厉害和战功应该是吹嘘出来的）
2，陛下还记得前两年的淮西军变吗？（岳飞有兵变的危险）
3，太祖龙兴之前也是忠臣吧？（忠臣在皇位面前都会叛逆）
于是高宗即同意秦桧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宋高宗曾经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后来做了皇帝就越来越胆小恐惧，对金人表现出奴颜卑膝的臣服懦弱。但他对臣民却非常凶残。整个宋代的皇帝唯独高宗敢于违背“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家法，处死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和平民欧阳澈。
秦桧深谙主子的忧患心理，在高度猜忌和控制武将的用心方面，与上有共同的意志和目的性。他将岳飞几次与部将议论朝政的对话罗列出来：
第一条是：“皇上不修德，国家没救了！”
第二条是：“岳飞问，这天下的事怎么办啊？张宪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三条是：“我跟太祖爷一样，都是32岁当节度使。”
以中国人猜忌别人心思的本领来看，这三句话就是岳飞想谋反当皇帝的用意。于是高宗颁“赐死”圣旨。
高宗和秦桧代表的士大夫官僚集团，宁愿苟且偷安，也要杜绝武将坐大的可能性。
王夫之对宋朝的根本問題一言以蔽之：
宋朝之所以那么白白地承受其弊害，根本在于皇帝们为了永远守住帝位，忌讳大臣把持权力，所以死死地將权柄掌握在手上，行使神秘莫测的威势恩福。赵普当初給太祖出主意控制武将，而人主猜疑之心不仅行于武官，甚至连文官也不能免。结果皇上们自取孤独困危的处境。后来的皇帝反而被权相蔡京、秦檜和贾似道之流控制而误国直至国家沦亡，受他们蛊惑一生。制定的法律愈严密，而奸佞之权术愈精巧。宋太宗颠倒玩弄大臣的权术，只是控制了国家良臣的才能，使他们无法为国家展现他们所有的本领。（《宋論·太宗十》）
对于统治地位的保守是一种绝对的意志，他们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结论：宁取苟且，不可颠覆。
二.患得患失的心魔与猜忌控制的权术
“总天下之彊，而獎之以弱，则以自弱而丧其天下，赵宋是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
宋太祖有两个关要之处决定了弱宋的国运。
众所周知的“杯酒释兵权”有其宣示效应，此举无异于告白了北虏各族，宋朝放弃了强国国策，不再有抵御强敌的英雄了，贵军任意南侵必具优势。另一面是对内宣示，所有武官将没有成功出头的机会，实际上宋朝的武官极难升职，亦没有掌握军队的权力。出兵作战，多由文臣总领军权，再遣太监监军，临时安排将领带军，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严厉防范武将，遂冷了天下英雄之心，解散了国人的英雄气概。
另一件事同样重要：宋初，名将曹翰向太祖提议夺取幽州，以作国家边防之长城。幽州，负西山，带卢沟，沓嶂重崖以东迤于海。占有幽州，则河朔之守可撤；不能控制幽州，则赵、魏之野即国家的边境。曹翰之策可决定国家安危的关要。太祖谋之宰相赵普。赵普说：“翰取之，谁能守之？”太祖说：“即使翰守之。”赵普说：“翰死，谁守之？”太祖无语。
诛心而问：宋太祖和赵普都没有从幽州的战略重要性和国家安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很奇怪。
潜意识的念头是：守幽州的猛将，将是中央的心头大患。
王夫之指出：“故普之说，口诚给（口才确实敏捷）也。普于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无可疑也。’普则曰：‘舍翰而谁可弗疑也？’”
赵普之奸巧深矣！皇上说了曹翰不用怀疑，他不驳斥，却说，谁不可以怀疑呢！这就是“口诚给也”的意思。
历史上直北塞垣之地是叛军称乱之地，如果驾驭控制得其道，则即使有桀骜之夫也不难芟刈。即使出现割据称雄者，亦且离且合，自守其疆域，则可为国家藩棘。不能审明这一点，在小节上不能忍隐，而宁愿将此关乎国家命脉的战略重地丢给敌人，以自贻凭陵之祸。赵普对所有的将臣四顾怀疑，密谋而安于弃割。
赵普作为幕客之雄，深得帝宠，睥睨笼罩于众将士之上，他无法使武将们信服他。陈桥兵变，攻取江南，收获西川，荡平南粤，都是武将们的功劳，赵普都不曾参与。当时推诚戮力之功臣，都高傲地斜视赵普而愤恨于他倾轧众将。赵普与将军们有不可并立之势，故日思夜想怎样损害和替代这些猛将以自安。
结果是：
“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
“则划河自守，鞭易及而马腹无忧耳。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宋論·太祖八、九》）
王夫之一阵见血：赵宋立国之初即采取了“局蹐喔嘶于闺闱，而甘于朒缩（退缩不前）者也”的对外自弱与对内猜忌严控的国策（守内虚外）。
宋代皇帝们的私心和致命弱点，正是赵普利用的死穴。历史逆反大势的趋向，也导致宋太祖、太宗和赵普合谋采取了苟且的护国家法：
“兵者，非可乍用而胜者也，非可于小康之世，众志惰归而能当大敌者也。宋承五代之余，人厌干戈，枭雄之气衰矣。”（《宋論·太祖九》）
“枭雄之气衰”就是当时所有宋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性格。王夫之一言而成知人论世之警语。
这几个关键词后人不可不加着重号：
众志惰归；枭雄气衰；忮害小慧；壹于猜忌。
将当时的国际形势、宋对外的国际战略和对内统治的方针三者结合起来思考，将会产生巨大的疑问。
宋代正值北方各少数族群进入半农业半游牧军事化强盛的时代，赵宋集团不可能认识不到这样的国际形势。主动采取放弃进取的刚勇态度，取示弱守势，应该会意识到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长久的残酷挑战，尤其是刻意削弱本国军事实力。
凡所决策选择，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本性使然，二是经比较之后而选择心中最着意的目标。
赵宋皇帝们心中最着意的事情就是天位固守的问题，至于国家遭遇的外来危机，他们认为使用金钱贿赂完全可以化解。宁愿在这种不断的危机中、而完全消除内部颠覆的可能性，才是万全之策。这个自私的算盘通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获得了默契，君臣为此不惜苟且而共享斯文富贵的岁月。
以性格与历史关系的观念去看宋史，意味深长。赵匡胤本人是带着斯文气性的军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是“被”黄袍加身的，登基后对待旧部很久都没有表现出皇帝的架势。他并不像历代雄主那样屠戮功臣，反而礼臣约法、偃武扬文。他欣然接受赵普“天下唯道理最大”的说法，刻意建设一个讲道理的国家。以这样的心性，自然地顺应着历史逆反的社会心理思潮而以过度的文治重新建构历史趋势。宋代的所有皇帝，没有一个有勇武气质的。
斯文性格本性上就有消极避让、被动苟且的本能。
宋太宗正式表达了“守内虚外”的国策：剿灭了南方割据势力后，他曾两次北伐，均败于辽军，于是放弃了北拓的努力，他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
这是宋朝开国皇帝经过内外危机对比后作出了孰轻孰重之国策选择，是对“守内虚外”的政策确认。为了预防内部颠覆，他们不惜默认北虏侵略勒索的模式。于是一代一代的皇帝们，对北虏不断迁就服从，其反应反复表现了“恐惧、无奈、被动、放弃”的习得性无助心理，因此鼓励了迭代的北虏强盗 主子的野蛮行为。
澶州之役宋获大胜，宋真宗竟主动赔款贿赂辽国。这是对北虏默认了“愿意被讹诈凌辱的讨好心态”，互相维系着一种操纵和被操纵的关系，夹杂着战争恐惧症，渐渐生成了主动取悦北虏的心理症候。北方强虏一直具备压倒性的精神优势来控制宋朝，洞察宋人的软弱恐惧心性，深谙对方的自弱国策，深信宋人定会服软认输，定会无原则讨好妥协。这是西夏、辽、金及后来蒙古人的通识，而成就了北虏吃定宋人的历史大势。
苟且和委顿、软弱是孪生兄弟。没有勇敢坚定的意志，就会自动放弃，越放弃，越会以畏惧为软肋，先自我毁灭斗志，然后百般逃避，渐渐颓堕懦弱成了习得性心性。文臣阶级对北虏特别畏惧有加，此种懦弱心性传染到整个军队甚至整个国家，此即“精神之运不加”的本质。
靖康之难时，金军8万人挥师南下，战鼓一响，14万驻守黄河的宋军自我解散，逃得无影无踪。金军渡过黄河，如入无人之境。之前童贯率兵与辽作战，宋军一听说辽军来了，掉头就跑，奔走于崖洞，自相践踏，死者数万人。
另一方面，宋朝皇帝们对武将们的猜忌控制之心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尤以宋高宗为最。南宋初，高宗度过了被金兵追剿的噩运，一直向南逃窜，徘徊于海上四十几天，反复向金人磕头称小，极尽奴颜卑膝之态。后南宋经过若干年的恢复，中兴四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和岳飞各自拥兵渐盛，再与金人较量，节节取胜。随着南宋军力超越金人，高宗的猜忌控制之心日益膨胀，于是通过秦桧操作，将三大将领召回朝廷，加官进爵，褫夺其兵权，这就是宋朝第二次的“杯酒释兵权”。
猜忌武将文臣之心，源于“患得患失”的心魔。
心魔是一种潜意识的阴影，完全攫取了人的整体意志、目的、情感和性格，以其深刻的忧虑、强大的渴望、耿耿于怀的魔怔和决定性的控制力，不得不如此鬼使神差地执着而行之。
王夫之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患失心魔”的逻辑状态：
孔子说：“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担心失去你最在意的东西，就会不择手段至无所不用其极，无论你的认知，所坚持的志向，所安于的习惯，所生成的性格，都以这个“怕失去的东西”作为安身立命最重要的考量。天下道理皆出于此。深切地担忧着，好像疾病困扰着身体不能自控而没完没了。故你结交的朋友，就会以你的患失来亲近讨好你。你所侍奉的君主，就以是否迎合“患失”作为服务忠心的标准来宠幸你。为了满足朋友患失之心而依附偏袒朋党，就会以奸邪手段危害善良者，为朋友巩固其荣利的资本。为了满足君主患失之心，会秘密谋划做险恶之事，戕害天伦，以满足君主邪恶之心。你揣测他们所忧虑的，与他们同心同德，用迷惘引导迷惘，于是陷于大恶而不能自拔。忧患之情那么深切，就会不断加剧而产生没有尽头的“患得”（担心得不到、得到的不够）了。（《宋論·太宗三》）
赵宋宗室和士大夫官僚阶级共治天下，对天位、名位患得患失的心性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以患失之心，宁对外行苟且之事，而对臣下民众无一丝宽容，将猜忌控制的专制权术，发挥到荒唐愚昧的地步。
宋朝的军事制度充分说明了赵宋统治者的自弱是有意为之而自取祸害的昏招：
赵匡胤对历史的逆反认知是这样的：“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由此建立了宋代独特的兵制。
“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宋史·职官志》）一切兵权总归于皇帝。
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分散在不同官员手中，他们往往相互掣肘。文臣领兵，太监督军，主帅无权，只能按皇帝的既定政策指挥作战，于是与北虏接战，屡战屡败。凡北虏皆深知宋朝致命软肋。
宋代的军队分禁兵、厢兵及乡兵，边境还有蕃兵。禁军是朝廷最重视的正规军，编制最庞大，一般占总兵力五成以上，守京师、备征戍、护天子。厢兵是地方军，多用于劳役，事后勤补给。乡兵是民兵，蕃兵则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
朝廷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兵力布局原则，中央禁军强大，地方军队弱小。然而在战场上，蕃兵熟悉边情，骁勇善战，乡兵则誓死保护自己家园，悍不畏死，反而中央禁军表现最差。
禁军战斗力如此不堪，与其募兵制有关。宋常在灾年大规模募集灾民应征，以防灾民造反，并扩大军队规模。军士带着家属随军，兵懒将疏，战斗力极差。大量军饷浪费于闲养庞大的冗兵惰军，国家财政日蹙。
皇权对军队的把控无以复加。中央禁军庞大而散漫，地方军队羸弱而疏忽。虽防止了藩镇割据，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却构造了一个可笑的布局：自私胆小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集中了庞大的军队紧紧地守护在身边，而将国家四野让给强盛的外敌肆意进入。在“维稳”与“强国”中他们选择了前者，维稳的军队战斗力很糟糕，一旦兵临城下，众皆如鸟兽散，皇族文臣乖乖授首以降，浩浩荡荡地被押解到荒凉的草原上做异族的奴隶。迨至北宋亡南宋立，各地民兵四起，中兴四将才成为自发强大的抗敌英雄军队，可惜皇帝和文臣们再施故伎，褫夺兵权，并果断斩杀抗战名将。
太学博士胡安国解说《春秋》，呈送高宗，传阅于群臣并传播天下，他两次提出“兵权不可给予外人”。胡安国以学术的形式再次确认了这一国家大法。君主首要防范武将，文臣们则坚守此朝廷的制度。
在此患得患失的防贼似地“戒武”心性下，在外来侵略像不可知的暴风雨打击威胁中，宋代怎得不弱、整个天下怎能不渐渐笼罩在懦弱的性格和恐惧的心理中？
王夫之指出宋朝失败的根本原因即“孤立无援”，他痛心地指出宋朝“无人”的残酷事实：天下危机，没有人为国家担当。宋包有九州之地，北面要控制凶暴的契丹，西面要抵御反叛的西夏，可是各州却没有安抚地方的大臣，郡内没有善于选拔人才的长官，军士成了罪犯的桎梏，租税要交给朝廷的府库。一方为官的，只是暂且到那里漫游一下而已，任期一满迅即离去。一旦国家倾覆，君臣无处藏身，只好孤零零地逃亡到江岸，潜伏在海边以安身。宋朝自从在各州安置通判一职，用以剥夺知州的部分权力，大臣出任地方州郡长官的，或因年老，或因降职。以致富庶的江南无胜任者管理；险要的巴蜀无胜任者驻守；扼制要冲的荆南、襄阳无胜任者把守；中心地区的淮阳、徐州无胜任者镇守。而大臣们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整天安逸恣游，皇帝还很欣赏这样的状况，说这些人虽然没有才能，但他们不至于互相怂恿来夺取我的皇位。于是，当大敌压境，众皆以逃跑为安全，以与敌讲和为幸福。（《宋論·高宗二》）
北方胡虏在几百年里与宋人不断重复这种心理游戏：胡虏们不断来破坏宋人自我陶醉的斯文安逸生活。（对）“宋之君臣，可以虚声恐喝而坐致金缯，姑以是胁之，而无俟于战也。”（《宋論·真宗三》）宋朝如此一直忍辱躲避、无原则妥协地苟且维系着统治，直至北虏强大到终于可以颠覆中原王权时，才结束了他们的腐败统治，但苟且的心性却遗传了下去。
三.习得性无助感与苟且心理的生成
宋人最大的问题是“软弱的性格和恐惧的心理”，软弱和恐惧是在“习得性无助感”中逐渐养成的。
在宋代文化现象里，深深地透露出“习得性无助感”的心理特征。譬如治心养性的人格修养，崇尚平淡隽永、清旷超逸、清静闲适的文化风格，追求向内收敛的老境美，尤讲究在精致优雅的艺术生活方式中体验无为清享的境界。无荣辱无焦虑，无过去无将来。“逢人不喜谈时事，养性惟便读道书。”（李昉）“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苏轼）这是一种很高雅的苟且状态，因循而不觉因循，是在习得性无助感后高明的熨平焦虑的升华。
苟且心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精神阳痿症，精神阳痿在心理学上称之为“习得性无助”。
在一个处境中不断受到无法避免的压迫、控制、虐待、惩罚和攻击时，人会逐渐习得了一种“无助感”，会放弃任何希望和努力，被动地接受其遭遇，产生一种认知：这是注定的命运。这是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创造的“习得性无助”的理论，它导致人的“认知崩溃”，即学习的念头已經被关闭。
“习得性无助是一个放弃的反应。”解释风格是习得性无助的核心，对失败的解释风格成为了内置的思维方式，悲观的态度冻结了它们的行动、想象力和主动性。
“解释风格”是你对某事怎么会这样发生的习惯性解释方式。
宋人对北虏建立了一种彼凶悍我柔弱的认知结论，他们固然是主动选择了一条斯文之路，并且从整个系统上采取自弱的国策。一旦人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弱者，他就会处处选择懦弱无能的应对方式。自我心理暗示没有能力了，就感觉到衰老了。后人冠以“弱宋”（王夫之）之说法，不仅仅是结果上的软弱，更是他们在性格上表现了过度的懦弱。这是一个自证预设的循环路径依赖。
靖康之难时，徽宗派给事中（监察官）李邺到金营讲和，李邺一入金营，被金军气势震慑，几乎瘫倒在地。回来上奏徽宗，说金人“人如龙，马如虎，上山为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而“中国如累卵”。
文艺皇帝徽宗无比胆怯，立即把皇位内禅给儿子，带着亲信和财宝往南方逃跑。太子赵恒无数次推辞，哭昏在地，不想接任灾难时期的皇位，被软硬兼施罩上龙袍，成了看守皇帝钦宗。整个朝廷慌乱做一团，偌大一个宋朝，被区区金人摧枯拉朽，然后太上皇徽宗和新任天子钦宗、所有皇后妃嫔宫女大臣皆为奴隶，皇室财富洗劫一空，被浩浩荡荡驱赶出塞。北宋顷刻灭亡。
李邺典型地表现了自欺欺人去吹嘘金人的恐怖之文人夸饰习性，也是他本人及其文官懦弱性格的流露。这危言耸听的说辞竟无人识破：金人在北方苦旱之地，终生不习水性，后来韩世忠在长江上就靠着水军大破金军，完颜兀术大军几乎葬身水上，从此一战定南北和局几十年，金人怎么可能“入水如獭”呢？李邺将自己的畏惧感受作为一种恐怖解释，但竟然人人置信，遂使宋朝君臣军民皆胆战心惊。整个文官集团获得了强烈的习得性无助感而放弃了抗战的反应，此即举国摧折了勇敢自强的心志后的精神自毁。
或认为，中原人在军事上就不是金人的对手。“不是对手”的时候完全是宋人自弱、自我堕落的结果，并非天然就是弱种。只要你自我放弃了，将自己定位为斯文阴柔的种子，你就会越来越文弱。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就会按照“我本文弱、彼本刚悍、我固必败”的逻辑来解释事情的因果关系，“失败必然论”成了你对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习惯性解释方式，久而久之就在内心里建构了一个“习得性无助”的认知模块。
“必然失败论”是个伪命题。南宋中兴之将风起云涌，刘锜、吴玠、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等对金兵无所畏惧，节节取胜，金人视之为神将克星。
靖康之难时，金军以区区8万军力，根本无法将整个汴京城包围起来，汴京城内有百万军民守卫，何况可以紧急集结各地军队前来勤王。但是钦宗身边的文官宰相却严令各地军队驻扎原地、不得前来勤王！
死到临头文臣们依然严守“守内虚外”的祖宗家法，宁向外虏投降，不予本国军人保家卫国的机会！
钦宗和权臣们放弃抗战，而相信妖道郭京的谗言，企图以作法保城。郭京夸口以六丁六甲之术可退金军。一面作法，一面大开城门。固若金汤的汴京城本可以抵御不善攻城的金军，却自己洞开门户，于是迅即沦陷。
习惯由意愿、认知和技能三者构成，自弱首先失去的是战斗的动机，继而丧失发展战争能力的努力，在认知上则每一次都会陷入“必然失败论”的死穴。宋军与西夏、辽、金、蒙古军队的对比，并非数量上或战斗力的问题，而是保家卫国的意志和战争胜利的认知要害。宋朝以人口计算，宋徽宗年间户口超过2000万，总人口达1亿。在徽宗朝之前，宋军往往有50-80万兵力，徽宗与其奸臣们淫荡挥霍，使军队处虚额空置几乎解散的地步，各地边防仅剩不足10万兵力，金人围困汴京时，城内守军仅得3万。这样完全放弃武备的堕落，委顿到极点。他们完全不考虑任何危机问题，得过且过心性和“习得性无助感”到了放赖的地步。
当朝廷决定了和谈意向，宋军之不堪一击则毫无悬念。皇帝和文臣的恐惧和投降心理像病毒一样传染到军中。帝臣欲降，众军瓦解。
不是北方胡虏有多坏，而是中原汉人的精神性格有多腐败。
有种观点认为，“从后世的视角来看，中原帝国选择与草原帝国合作，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是个最低成本的选项。中原帝国由此无须面对外部威胁，不需要强大的动员与控制机制，于是社会层面有着高度的活力。”
这种观点无法从实际计算上得出哪一个成本更划算的结论。每一次外族入侵造成的国家震荡、百姓伤亡、流离失所和经济破坏的后果，都会被统治者轻轻抹去。假如立国之初赵宋夺回幽云十六州，彻底巩固强大的边防，岂不一劳永逸地解决几百年的忧患和被勒索掠夺的财富及战争成本？遑论一旦遭遇靖康之难的境遇时，这种极高成本的选项不知又如何算计？“早以财匮自沮，乃夺穷民之铢累，止以供无益之狼戾，而畜其所余，以待徽宗之奢纵。”（《宋論·神宗三》）
赵宋假如有清晰的国际视野和长远的历史眼光，应当知道处其时宋正面临着北方各草原帝国此起彼伏的兴盛时代，对待西夏、大辽、金和蒙古，以今日之贿止息一时之胁，永无穷尽之时，短视之算，非久远大计。中国之接受北方蛮族的南侵，是自古而然的命运问题，故抵御北虏乃立国最基本的考量。不必穷兵黩武扩张，但坚壁四野，更能保证环宇之内社会的蓬勃发展。宋人大力发展了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勃兴了城市化和推行了新的金融制度，农业改造引进优良品种引致生产率高涨，在和平有保障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取不多的国家资本来巩固边防，以绝北虏骚扰。
问题很清楚，因患得患失天位颠覆的内忧，而主动放弃了强军御敌的国策，“守内虚外”一言尽矣。
王夫之的判断很精彩：畏倾而倾必及之，否岂有自消之理哉？（《宋論·徽宗六》）
“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是个低成本选项”的说法，更无法论证民族精神性格上沦落的重大代价。
今日一种浮浅的言论不断渲染，说中国知识人最想生活的时代是宋代。的确，宋代士大夫的待遇是历代官员之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很多人并不能真正深入到其中去认知其真相。
宋朝除了加强版的中央集权制和日益独裁的皇帝，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文人政治的恶劣。宋朝正式全面实行科举选拔官僚制，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统治阶级登场，过去由贵族阶级、武将、皇室外戚和文士官僚各个阶层共同管理国家，多样化的政治资源和不同的性格博弈合作，而宋整个内阁清一色文官集团云集。文官集团“道理最大”，精于权术巧智，全部心思用在道德空论和政治内讧方面，高论滔滔，人事纠缠，党争激化，一事无成。宋朝将谏议御史大夫独立出来，听命于皇帝，来对付内阁。言官风闻言事，可以无事实根据而发表宏论横议，且不承担任何责任。清流势力作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专门的反对机关弄潮于朝廷，就是从宋朝开始。因此文人政治斗争趋于极严峻的状态。
庆历改革流产，熙宁变法失败，整个过程及后来连翩不息的新旧党之争完全演化成了恶劣的权力之争和门户之斗。在党争中，那些善于随机应变、阿谀君主和玩弄权术的小人常常得势。于是一个严重的转向出现了：
士大夫阶级的经世致用之理性思潮（有为的思想）在政治改革失败后转向了“治心养性”的文化思潮。从此治心养性成了有宋的一代之学。治心养性是人生彻底的逃避退缩态度。
黄庭坚绝句《寺斋睡起二首》概括了当时的政治环境：
（一）小黠大痴螳捕蝉，有余不足夔怜蚿。
退食归来北窗梦，一江风月趁鱼船。
（二）桃李无言一再风，黄鹂惟见绿匆匆。
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吾欲东。
此诗用蝉螂鹊人的层递暗算来比喻一方去害另一方，不料又为他家所害，巧用小黠，实为大痴；以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的典故比喻巧诈相倾、智愚相角的派系斗争。人们说九件事，就有八件涉及严密的法律，遭受弹劾攻讦，动辄得咎。在此瞬息转换的恶劣之政治环境中，人们顿生退食北窗、风月鱼船的逃避退缩打算。
文人政治之无能事事而人事算计巧智翻波，也是造成宋朝政治文化苟且无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轼遭遇的迫害只是整个政治险恶环境之一个突出例子。正是世事的忧患和人情的炎凉，把他一步步推向空门。其时整个文人阶层都开始进入了一个崇尚清旷思想的时代，清旷是不为物累、不为情牵，用般若空观化解世俗情结，得性自清净的禅悦。崇尚清旷的思想是以庄佛超物我齐生死的老境心性以化解人生的忧患，含有士大夫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独立的意味。
这种被宋代文人修炼到极致的人格、艺术生活方式和学术文学意境，在后人看来乃精致优雅的美境，可惜蕴涵了复杂残酷的苟且状态下忘掉痛苦之用心。极聪明的苏轼用“无思之思”表达了这种退缩到完全忘我的苟且超世境界。
他们要超脱的是一个内在衰退而险峻的政治环境。其内在的衰退表现在高度集权专制、对外软弱退缩和文人政治的残酷。事功无望，士大夫精英强烈地感受到整个大势的衰亡，进取精神衰竭，人们逐渐养成了脆弱伤感的性格，一种潜滋暗长的无可奈何之世纪末悲凉情绪弥漫无止。
故宋代的文化基调是治心养性、内省自静、彻悟人生而思虑深沉的老境美，文士们做一个独善其身的明白人罢了。黄庭坚说“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看透历尽，宁默不作，守成求稳，不争不张。人生的最高境界成了心灵的证悟自得，襟怀淡泊，闲情逸致，静似懒，达似放。
在政治苟且沉滞的情境中，抑制和销蚀自我的尚武精神，转向内在修养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尽情发财和享受、娱乐和优雅，丧失了勇敢气性，则没有了精神之运，渐趋萎靡颓堕，最后连在危机中求生的动力和创造性都失去了。北蛮越蛮，南文越文。得过且过，就在苟且中梦醉。借佛禅以镇静，用道德以自控。
四.从长时段历史来看苟且
宋人的苟且是在其地缘政治命运和权宜国策实施的历史过程中之习得性心性。这种心性从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精英逐渐生成，然后影响到整个社会，其标志性即“内向化”。
刘子健反对将宋代视为近代化门槛的观点，他认为：
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这种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之后，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开拓，却反而趋向了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其原因何在？这场转折成为了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
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甚至是悲观。它发展到比过去更深刻、更纯正、更高明的境界，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深深地植入了全体中国人的寻常日用之中。新儒家致力于教育和社会重建，其兴功颇巨、惠人甚众。但其努力大多遵循固有轨道，极少探寻新的方向，其创造力遭到了抑制。
经过仔细研究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刘子健发现了从北宋到南宋存在着三大转折过程：
1、震荡和反应：北宋的灭亡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和屈辱。知识分子震惊于众多闻名的士大夫们的无耻行径，认为儒家遗产亟须重建和加强。
2、转向关注道德：南宋初，知识分子将帝国衰亡归咎于安石变法及哲宗朝的绍圣绍述，朝廷由此关闭了任何变革大门。保守思潮大兴，知识分子对变法深恶痛绝，坚信道德方法是惟一出路。
3、权力粉碎了道德理想：知识分子们发现朝廷越来越专制，皇帝越来越独裁，令人窒息的氛围弥漫，理想破灭。
在整个错综复杂的转变过程中，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从未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生命力在消退，首先从政治领域，然后扩散到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深重压抑中的谨小慎微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和士大夫越来越处于观望状态，整个统治阶级随着精英的转向而转向，逐渐波及到整个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中国转向内在》）
苟且心性是宋亡国之一种重要原因。
王安石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答司马谏议書》）
朱熹的批判一阵见血：
“言定靖康之祸，曰：‘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互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积而至于靖康，一旦所为如此，安得天下不乱！’”（《朱子语类·本朝一》）
“不敢”二字，说尽严厉控制下的懦弱苟且之本质。人一畏惧，便生软肋，便处处采取迂回曲折的手段，自欺欺人，没有勇气的人注定是因循者和失败者，不惜做出种种卑劣残酷之事。
苟且是精神上的一种退行性表现、心理行为上的生命力衰退。宋词以男子作闺音，宋文化以阴柔美、老境美和闲适美为主调。整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转向空洞的道德高尚，以佛禅内修为独善其身，表明整个社会弥漫着无为谨慎的僵化状态，谁也不敢动弹地活着，这就是苟且。
从赵宋开始，中国一而再再而三亡于异国。归根结底在于宋代开始了一个放弃尚武血性、英雄气质而甘于委曲求全得过且过的时代，宋的覆亡绝非一个朝代失败的事件，而在于让一国人民从此选择了懦弱退缩、强化了苟且太平的活命哲学。
王夫之如是解释宋人的苟且：“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于亡者，始终一纲宗之言，坐销岁月而已。”（《宋論·高宗三》）“坐销岁月”即无所作为而坐等着白白消耗岁月。在此过程中，人人渐渐熬成了卑劣无耻之士。“其亡也，则惟通国之皆小人。”（《宋論·神宗七》）
宋朝以举国之力行苟且之事，为全民作出了软弱卑屈的示范，尤为可怖者，宁自毁长城，以满足一己私心，此种残酷苟且之示范，于后世是怎样恶劣的影响！
明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言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矣。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视风以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视世以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式道德，汉而下持世者式武力，皆其会也。逮于宋，则仁义礼乐之风既远，而机权诈力之用亦穷，艺祖、太宗睹其然，故举一世之治而绳之于格律，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循循焉守文应令，雍容顾盼，而世已治。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独其弱势宜矫而烦议当黜，事权恶其过夺而文法恶其太拘，要以矫枉而得于正则善矣，非必如东西南北之不相为而寒暑昼夜之必相代也。”
从大历史的长时段看中国人国民性的演变，会发现宋朝是一个让懦弱-苟且心性种子繁殖的开端。辽、金、元、清这些“征服王朝”（奥古斯特·魏特夫）为什么成为中国后半段历史的主人，并非这些王朝过度强大，而是因为中原汉民族加强了中央集权“儒法一体”的统治，开启了纯粹由文士官僚阶级管理国家的时代，专制统治的严厉控制 文人政治的内讧消耗 官僚阶级和人民的奴性越来越深，国家则越陷于苟且状态，则国族勇敢自强的气性越弱。
苟且之害，必须深究。
苟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心性问题，对其致命恶果，孙中山说得最切中肯綮：“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兴中会宣言》）其逻辑关系一目了然：
因循→粉饰→蒙昧→短视→积弱
晋傅咸最早为“苟且”一语定性，甚为精辟：“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参观《管锥编》p1140）
苟且的致命之处在于，为了某种低级目的，可以放弃重大而正直的原则，不惜卑劣地活着。苟者，随便、不认真地姑且幸存于世矣。牺牲长远根本的目的，不思作为，以示弱讨好取得他者的宽容，以应付眼前危机，过得当下难关便罢，永远不思振作改进。
当苟且成为集体无意识和民族的集体人格时，“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刘知几），此种泛滥传播的心性很可怕：胆小柔弱成了多数人的共同心理特征，从众观望成了集体互相依赖的惯性，共同退缩和无所作为成为保全平安的保障，并且还学会了善于从其他“美好的方面”寻找苟且偷欢的合理依据。于是纵容恶势力和认同残暴极权便是必然的逻辑。奴性就是这样生成的。
宋人不就是带着那样的精神阳痿症而自我陶醉于优雅精致的艺术生活之岁月静好么？他们为后世确认了这样的范式，并将安于现状、认同现实和相信秩序稳定大于一切是最实用主义的明哲心性遗传了下去。“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生存哲学渐渐深入人心。
苟且心性的致命之弊在于奴性的浸淫毒害。
专制强权与奴性是互动生成的。“奴性存在于心灵之中。”（高尔基）
接受强权的凌辱，愿意用金钱购买暴力的暂释，在逻辑上默认了自己的弱势和对方的凶残是正当的，接受了服从的地位，渐渐地生成一种奴性的性格。
深度心理学揭示：
“如果群体在领袖面前表现出对奴役的渴望，领袖就会进一步深化其奴役地位。如果人们试图摆脱由领袖引发的罪感，领袖就会竭力增加他们更强烈的罪感。而且，领袖自己会害怕收回撒布于群体的不法之网。事实上，领袖之所以得以对群体成员实行强制性的控制，完全是因为后者追随他从事不法行为，这让他得以高高在上利用后者的罪感，把他们进一步绑在自己的战车上。领袖利用人们的焦虑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甚至刺激人们的焦虑，利用人们的恐惧进行讹诈，让他们保持屈从。”（《死亡否认》，p131）
苟且的族群对于严重的灾难、权力的刻薄和苛刻控制、恶势力的横行霸道和外敌的凶残侵略，都会采取麻木漠视和自我欺骗的态度，忍气吞声，逃避偷生，得过且过，会失去对长远前景的认知力，对强权懦弱，而对同类和弱小者却势利欺压，以泄其仇恨的怨气。
宋人之苟且是由制度上的设计，而渐至生成一种政治行为的惯性和心理性格的本性，由祖宗之法的路径依赖和后人的性格自限性惯性，而无法走出这一心魔的闭环。
有一张照片形象地说明了“苟且”的意思：
一个碗橱里所有的碗全倒塌了，压在玻璃门边，若一开门，所有碗将倾倒于地，粉身碎骨。说明文字写道：“碗已经倒了，就差打开门让它们全部破碎掉，主人既想不出办法救其于不破，也不希望亲眼看着它们变成一地碎渣子毁在自己眼前，于是就让它们一直维持着现状…”
鲁迅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
参考文献：
王夫之：《宋論》，中华书局，2017-11
邓小南：《祖宗之法》，三联书店，2019-7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4
袁腾飞：《两宋风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4
【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5
【美】马丁·塞利格曼：《活出最乐观的自己》，洪兰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