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约束，无论多么沉重和深远，都必须以那些受制于它们的人的某种默认为前提，所以我們多少能普遍地注意到控制的辩证法。
—— 安东尼٠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疫情爆发以來，很多人强烈地感受到被“控制”的痛苦了。人们忽然发觉，控制体制下，平庸之恶表现得堂而皇之而广泛了，人们深感控制是很落后的管治方式，进而开始思考：在一个两难困境中，控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
对于某种文化来说，控制是一种惯性命运。一切都起源于控制体制和控制心魔的生成。
控制的演进，可以归纳为如下一个逻辑：
控制体制→控制心魔→控制极致→控制错觉→失控
一.控制体制与控制心魔
在民主法治制度下，只有出現混乱和恶劣狀况時，才应急使用控制方式，但控制必须合法赋权，要以人道为前提，而且控制只是短期管理的手段，这是基本原则。
在专制极权社会，会发展出以全面控制作为长久统治的常态模式，行政目的变成了垄断权力。
人们未必知道，统治技术的成熟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尤以“控制”为关键。控制体制和控制心魔是以强大高明的控制能力为前提的，中国古代法家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非常发达，三个字概括控制的精髓：法、术、势。
法是制度（此“法”是恶法，其制度是严刑峻法的制度），术是权术，势则是整体有形无形的影响力，包括集体习惯、运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压力。“势力”一词表明势具备席卷裹挟的能量，有控制性、推动力和征服的权威。
控者，拘禁也；制者，制裁也。控制是一种强制性压迫和剥削性的权力方式，而不是合作性的制度管理和行政协调互动模式，强制和剥削都旨在剥夺人的独立自由和天赋所有的权利。
控制欲是人的一种天性，家长基因在家庭机制内发酵，人在社会体制内激发出权力欲和“气概之争”的基因，众多英雄和理想主义者都以控制人和集体达成目标作为毕生事业的虚荣。
蒙台梭利认为成人与儿童存在着一种根本上的隔膜与矛盾，由于成人的监护人职责和超越儿童能力的特殊条件，使成人很难抑制住控制儿童的欲望，成人的主人意识和支配潜意识混合着热爱和不满心理，往往不能理解儿童的自发活动和天然的心理，越是热爱，则越是事事加以控制，而对儿童心理性格造成严重的深层次伤害。这些控制包括无微不至的安排，无意识地打断和阻止儿童独立的活动，禁止儿童表达自己的意愿，凡事皆由家长决定，用成人的立场去看待儿童的错误，带着侮辱性意味过度地责备，要求儿童依附和服从，甚至用专制暴虐的方式表现对儿童的占有欲和权力欲。
成人对儿童的控制欲会潜移默化地发展为控制心魔。这种控制欲必然会迁移和投射到社会行为中。控制心魔出于控制型人格，甚至是“极权主义人格”。治、禁、防、守、封都是这种心性的特点。
心魔是一种过度强大的情绪、想法和意志完全控制了自我、占据了整个心灵，使人失去了自制力。它陷入了无知的两难困局。意识里的执着、忧虑、怨恨、愤怒或想望成为心理阴影，归根结底是某个无意识的观念像魔障一般地狂热，形成障碍，侵犯到意识状态，使人念念不忘。
控制体制与控制心魔是一个互动的机制。控制权力者出于权力系统的制约和极权主义人格，常常陷入控制心魔。
控制心魔所创造的最高境界是在受控者心理建立起一种“自控心魔”，使ta时刻处于自我束缚的惊弓之鸟状态，ta自控的程度比控制者的控制还要严厉，念念不忘，形成神经质的自我防御机制，阻碍自己去做出主人禁止的事情。
权力社会中的控制心魔会发展到極端程度，在热爱错觉下隐藏着主人意志和控制欲望。热爱错觉是指將占有欲、控制欲幻觉为热爱的感情，在控制中获得成就感。
对控制的迷信，使人产生控制心魔和控制错觉。
政治寓言小说《1984》表现的就是这种控制型社会和控制型文化，它的中心词是“控制”。
在第三部第三章，英社核心党员奥勃良、一个粗犷残忍的高职位负责人，一面用酷刑折磨温斯顿，一面对他进行思想敎訓。 奥勃良说：党只对纯粹的权力有兴趣。权力就是目的。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专政。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个人必须完全绝对服从，摆脱个人存在。奴役即自由。我們控制了思想，所以能够绝对控制物质。
奥勃良说：党控制权力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群众都是软弱的、怯懦的可怜虫，他们不知道运用自由和正视真理，必须要由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加以统治，进行有计划的哄骗。无产阶级永远不会造反。党是弱者的永恒的监护人，是为了善的可能到来才作恶的一个专心一致的派系。为了最终目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直接取来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髓）
权力就在于给人带来痛苦和耻辱，把人类的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我們所选择的样子再粘合起来。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狂怒、得意、自贬和仇恨之外，没有别的感情。其他一切都要摧毁，摧毁以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割断家庭和朋友的联系，要消灭掉性的快感。除了对党的忠诚和爱老大哥，没有其他的爱和忠诚。不再有艺术、文学和科学，要消灭其他的乐趣。我們控制着生活的一切方面，人性也是我們创造的。我們在制造一个世界。
小说里的大洋国是一个被严厉控制的纯粹的社会，它只有一个政党“英格兰社会主义”（简称“英社”），政府机构分四个部控制全社会和所有人：真理部控制思想、宣传、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控制人们的记忆和改写历史；友爱部控制法律和秩序，对人们进行拷打和镇压；富裕部控制经济事务和分配；和平部控制军备和战争。
在每个地方都会有监视人们的“电幕”，每时每刻不断输送宣传的内容和监视人们的言行和表情，每个地方都张贴着一张招贴画，是一个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的巨大的头像，始终在凝视着你，下面写着：“老大哥在看着你。”老大哥是这个国家金字塔社会结构顶峰的人物，他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老大哥的领导和感召，但没有人见过老大哥。“老大哥在看着你”是控制每一个人最有效的精神威力。
在街上不断有警察巡逻队，还有更可怕的“思想警察”。私生活被禁止，24小时要置于警察监视之下，掐断一切交往，舆论完全划一，所有人完全顺从国家意志。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围城的气氛，实行战争计划。总是以满足所有人最低需要的程度为度，生活必需品有一半长期短缺，有意把人们控制在艰苦的边缘上徘徊。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宣传标语明确写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党严格控制党员们的思想能力。对他们实行“双重思想”的控制训练，即在思想里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一方面扭曲改变记忆，篡改现实；另一方面相信被扭曲篡改后的样子就是现实。用最正义的名义，而按相反的方向去实践，名与义、言与行完全相反，但狂热地相信这是真实的。
党控制着党员们的情绪和智力，他们必须是轻信、盲目无知的狂热信徒，主导情绪是恐惧、仇恨、颂赞。要求智力分裂，以战争歇斯底里和对敌仇恨的强烈情绪为主。
大洋国采用了全部经过改造的“新话”，传统语言全部作废，只能够使用整齐一律简单正统规范的新话表达和交流，新话与传统所有的知识完全切断了，历史已經重写，掌握新话的人也没有再阅读传统知识书籍的能力。
对民众进行早期内心纪律训练，这种训练叫做“犯罪停止”，即要求孩子们具备在产生任何危险之前要出于本能悬崖勒马的能力，要求不能理解类比，不能看到逻辑错误，不能了解与英社原则不一致的最简单的论点，厌倦任何一段思路。“犯罪停止”意味着起保护作用的愚蠢。
在大洋国里，供给控制、现实控制、私生活控制，还有思想控制、教育控制、舆论控制、心理控制，还有控制记录，控制记忆等等。
大洋国的控制体制达到了极致的境地。它使控制的心性成了整个民族的魔咒，始终紧紧地锁住國族的命运。
二.控制极致与控制错觉
控制极致有几个标志：
其一是使控制无处不在、无时无刻、无微不至和无所不用其极；
其二通过连坐制、检举制和过度训导方式，建立一个规训的互动监督网络系统，使受控者处于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狀况，而全体形成孟德斯鸠所说的“平静”（死寂）局面；
其三是不惜使用暴力使一切問題防患于未然，控制极致伴随着无情、残酷和恐怖；
其四是最高境界，在每个人的心里建立起“自控心魔”，让人们自愿自覺、念念不忘自我控制。
为了防止失控，控制者会将全部精力、時間和所有手段都用在控制上，变为目的和手段重叠的权术主义者。
《1984》里奥勃良明确声言：“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所以控制的目的就是控制。
中国古代的整体控制，它包括社会基层控制、官吏控制和士人知识分子的控制，还有精神心理的控制。
自秦始起历代帝国统治最有效的是“基层控制”，相当发达和严密的社会组织制度，是乡—亭—里（保甲）体系，里、社、单合一，里是行政组织，社是祭祀组织，单是民政和社会组织，每个基层组织都有功能齐全的官吏控制着编户齐民的社会。（秦晖）
商鞅发明了“民无得擅徙”令，將底层民众控制于本土。此即两千多年来实行的户籍制之起源。
商鞅认为治国要诀是“弱民”和“胜民”，国家对民众要具有绝对的强势，不断在经济、社会组织、思想、性格方方面面压制和打击民众，使民众成为可以轻易控制的弱者。
韩非子发明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和“言谈者必轨法”。他的“法”不是英国基于习惯法和契约精神的自然法，而是皇朝制定的严刑峻法。
《商君书٠去强》提出“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政府雇佣流氓恶棍的奸恶之吏为善良人之“师”，王粲说“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没有教养的酷吏善于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黑暗残酷手段施之于控制。
以直接管控压迫民众的恶吏担任民众的“道理敎訓之师”，这是控制极致最狠辣的一招。恶吏品性卑劣蛮横，以愚蠢敎訓百姓则百姓会更愚昧而懦弱，这就是平庸之恶的根源。
治民之外，最重要的是控制官吏。《韩非子》提出，法、术、势“上尽制之。”“制在己曰重。勢重者，人君之渊也。”控制在韩非子的具体解釋是制、握、操、治、令、使、敕、禁、防、牧、畜、劫、服等等。
韩非子说：“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國乃无贼。…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財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主道》）
邦之利器不可示人。使其绝望，破灭其意志，禁止其欲望。君主的心思和目的不能让任何人猜想知道。擅自行动者杀。君主要控制君位，控制恩德，控制威权，控制英名，控制支持的党羽势力。
韩非子制定出成熟的“七术”教导君主去控制大臣：
多方面去验证臣下的言行；严惩罪臣以显君威；奖赏功者使臣下竭尽才能；一一听取臣下的言论以便督责其行动；用可疑的命令诡诈地使用臣下以考察其忠诚度；拿已知的情况来询问臣下以测试他们言论的真假；说相反的话、做与实际相反的事情来刺探臣下的阴谋。（《内储说上》）
韩非子提出控制全民的思想、控制言论和控制活动：“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
韩非子的统治聪明在于以“禁心”为最高诀窍。现代人深谙其心得。有一种方法是用超出法规范围的禁止令使受控者不知所措地畏缩，不敢越雷池半步。另一个方法是用抽象宽泛笼统的告诫、警示和训导，让受控者自己想象被禁止的东西，不敢乱说乱动、比规定的还要守规矩，禁心就成功了。在强大的“禁法”威势和控制团队各个击破的阵势之下，人们默认自己是一个弱小的可怜虫，控制极致就达到了。
当控制达到极致境界時，控权者的心魔导致他进入控制错觉的心态，其效果是产生盲目的自我欺骗。结果变成自己的困局。
控制错觉指人们深信个人有能力可以影响某一不确定性事件的结果。（埃伦٠兰格）行为经济学集中研究对事件产生控制错觉的問題，针对賭博、股票、投资、决策、规划和预测，有详细的理论解釋和案例分析。
社会学和政治学所关注的，是对人、社会组织和精神心理的控制错觉。
错觉（illusion）是感觉的扭曲，是大脑对刺激的错误分析。在心理学研究中，意指假性幻觉所呈现的状态。错觉表示着事实上的不可能。
控制错觉是一个深刻的概念，它揭示了控制这种权力行为事实上的不可能与主体却自以為是的困局。
控制错觉是一种潜意识的幻觉，通过流畅的默认机制，人们会一直抱着这种控制错觉去判断决策和努力行事。错觉的麻烦在于，它们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反思自己，不了解错觉在控制着自己，即使屡遭挫折也不会想到，这是错觉惹的祸。
因为某种渴望或理想愿望而产生自我堅持的深信，这是产生控制错觉的一个原因。
根据经验和文化模式的成功慣例而形成了一种有把握得到预想结果的控制感，这是产生控制错觉的另一个原因。
但对自我能力的过度自信才是控制错觉的主导因素。
控制快感和专制结果也会加剧控制者的错觉，看到人人默认和服从，秩序整肃，处处逢迎，控权者感到正是因为控制才会有这样的理想效果，因而盲目和自以為是。
控制心魔与控制错觉互为因果。控制欲望越是疯狂着魔，越是有强大的控制错觉。而当控制错觉控制了整个人時，他就会陷入一种过度依赖控制获得成就感的心魔状态。
2022年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决策者凭着之前克里米亚的胜利和俄罗斯军事实力世界第二的信念，认为完全可以一周内完胜乌克兰，在西方世界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時，使一切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他们的控制错觉：知己不知彼。其控制错觉还认为欧盟的大佬德国法国一直对俄罗斯采取绥靖政策，整个欧盟在石油天然气方面严重仰仗俄罗斯。可惜一切都与主观的控制错觉逆反。乌克兰从2014年失去克里米亚之后，7年来在北约的训练下，军队已經脱胎换骨。更出人意料的是，支撑着乌克兰军队灵魂的，是美军全新的新军事革命的数字化战争模式和先进的战争装备。俄罗斯以二战传统的大兵团作战模式对付乌军后现代的去中心化小分队灵活的电子战模式，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更沉重打击俄罗斯控制错觉的是，整个欧盟不顾一切损失，坚决站在乌克兰一边，并制裁俄罗斯。
控制的有效性永远是一个有限度的带着蒙蔽性的幻觉，在它背后，依赖着很多错觉的支持。
控制错觉的生成由一个错觉的系统提供了强烈的控制感：
技能错觉、有效性错觉、因果关系错觉、替代错觉、预测错觉和积极错觉等等。种种错觉都是认知偏见。
什么是替代性错觉呢？就是处于困境或面对难题時，渴望胜利或过度自信，直觉会自动尋找一个较容易的問題，以替代眼前的难题，于是产生了替代性错觉。它会影响控制错觉的出現。
动机性推理和它引起的乐观错觉可能是高度适应性的，大多数人持有一系列的积极错觉。积极错觉是指自我知觉过度突出优点，夸大自己控制生活事件的程度，对将来的期望不切实际地乐观，这样有利于产生普遍的愉快感和幸福感，积极的预期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社会认知》，p172）
动机性错觉→动机性推理，在现实中不可能加以验证。
积极错觉包括自我优越感错觉、控制错觉、乐观期望和自我实现的预言。
事实上控制错觉与过度自信紧密地链接在一起，过度自信源于主观自负的心性。这种心性逻辑线索是这样的：主观自负→过度自信→乐观偏见→控制错觉。
自信是一种感觉，它能反映出某条信息和处理该信息時所体现的认知放松的一致性。由衷地承认不确定性乃明智之举，但如果有人声称自信满满，只能说明他在脑海里已经构建了一个连贯的情节，当然这个情节未必是真实的。（《思考：快与慢》，p192）
我們总是自信地犯错。人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支配日常生活，所以把这种错觉扩展到不确定性的事件上。
任何认知谬误既是智力活动的不足，更是心性品质上的缺陷。
控制错觉的固执有一个原因：控制信息而堵塞了下情上达和平衡分享资讯观念想法的渠道，层层控制者无法获得失控領域之负面信息，无法考量多元性备选方案，总是产生过度自信的控制幻觉。
控制错觉本身暗示了控制-失控的必然性。人的自欺能力是无限的，当错觉成为一种心魔，就会成为一个魔咒。
控制错觉的悖论在于，它以错觉的蒙蔽毒害着主体的心性，即主体永远存着一种只有控制才是最理想的方式之幻觉。人民一旦过得好一些，得到多一些自由、社会略有活力而同时自然而然产生一些复杂混乱的现象，统治者就越有强烈的控制意识，仿佛控制到万籁无声才是理想的境界，控制是他们神圣的天职，相信在控制中最安全。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失控更加强了严控死封的义务感。此种错觉的魔咒始终无法解构。即使历史反反复复以控制-失控的周期性循环颠覆再现，其民族精英还是不能走出这种信仰的闭环怪圈。
不能够理解逆反效应的精英很难走出控制心魔的闭环。
三.控制的逆反效应与失控
从控制到控制错觉只有一步之遥，但从控制错觉到失控，却是一部长篇小说。控制极致和控制心魔必受制于控制辩证法的规律。
控制辩证法有两个意义：
其一，“所有的约束，无论多么沉重和深远，都必须以那些受制于它们的人的某种默认为前提，所以我們多少能普遍地注意到控制的辩证法。”(吉登斯)
其二，控制辩证法本身蕴涵着逆反的深刻规律。控制过度必使受控者放弃默认，而以颠覆控制为出路。集权性格的控制者一定会发展到控制心魔而过度自信，控制错觉爆棚，將控制推到極端状态，最终导致失控。
控制的灾害在于逆反的历史运动和受控者精神的萎缩。
在一个极致成熟和严密的政治控制系统下，控制的逆反效应是否屡试不爽呢？
我們以宋代文化模式作为例子看看。
宋代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转折点。誉之者称宋为中国进入近代化的门槛，陈寅恪甚至称之为华夏文化造极之时期；批判者则认为，宋代是影响中国之后一千年失败的文化模式之奠基时代。
人们都知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鉴于五代滔滔不绝的武将篡弑颠覆的政变敎訓，宋太祖的逆反措施就是尚文治而抑武权，用文官控制武将。宋代第一个家训是“不能让军人操握政权”；第二个家训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文驭武”。
宋代对武将和军队是全方位的严密防范：其一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將，將不识兵”。对武将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法令约束。实行“将从中御”法，剥夺武将在战场上独立自主的前敌军事指挥权，皇帝在宫中颁赐阵图，遥控千里之外，又派宦官监军或出任主帅。严格控制武将对部属的节制、处分权，不许将帅设置亲兵。这种防范武将如敌国的政策，使武将们都以建功立业为祸，以免遭猜忌为福。宋室宁愿每年输送巨额財物給北方少数民族侵略者来购买和平，也绝不敢壮大军队实力。精锐部队全部驻扎在京师周围。
宋代严密控制军队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失败以致两次覆亡。
人们津津乐道于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士人通过科举成为天下的合作统治者，文官升迁很快，机构设置非常多，文臣控制着武将，地位远在武官之上，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財取于万民，不留其余”。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但事实上，文臣士大夫也受到精心設計的制度之控制。
宋代的政治制度最没有建树（錢穆），但却在控制方面“非常有建树”。
首先是把宰相的大权分割为几块：军权交枢密院，财政权设三司专责，部分行政权交参知政事（副宰相）。
其次谏官机构独立，不属宰相管。谏官本是谏诤皇帝的，現在谏议大夫和御史大夫合起来纠绳宰相和政府，皇帝就免于被议论批评了，但宰相和政府万事皆受掣肘。宋代的政治决策特别繁琐，“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说的就是宋代文官被互相控制所缠夹，决策不成，事事阻碍，而聚讼盈廷。王夫之批评说，“坐销日月于议论之中，轻纵迂谬之妄图”。（《宋论》）清议之恶劣风气，就是在宋代开始的，清议就是与行政作对头。宋太祖設計这样的制度，旨在利用文官控制武将，再通过文官分权制衡互控，达到由皇帝总控的目的。只要能够控制，不怕冗官膨胀而全无效率，只要不会危害到最高权力即可。
錢穆指出，宋代皇权剥夺相权，是其政治制度最主要的傾向。宰相不能管财政和军事，也不能管人事，因为另设了一个考课院（审官院）。唐代是宰相拟好政策最高命令（熟拟，即深思熟虑后详细拟定的决策命令），由皇帝签字；到宋代，变成宰相拟好几种办法，写成意见节要，再到皇帝那里“面取进止”，当面听取皇帝决定，宰相再根据皇帝的决定回去拟旨。最后决定权在皇帝，不在宰相。皇帝控制宰相，君权重，相权轻。
又其次如是控制地方政权。州县长官由中央朝廷命官兼任，知州、知县都是临时差遣，不是本职。继之置诸州通判，凡地方军民政务，均须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即用通判控制知州知县。各州又置转运使，处理各地方财政，除诸州度支经费外，悉数输送京师，不得占留。地方财政尽归中央控制。
刘子健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
宋代值得自豪的斯文统治蕴藏着另一种失败：
发轫隋唐至宋成熟的科举制是法家统治传统的成功创制（秦晖）：
其一，以士制民：天下精英成为控制全民的得力官僚工具；
其二，控制士人：以“儒学吏化”使士成为体制中人，断绝了他们在社会上独立自由挑战皇权之路；
其三，控制道统：士大夫成为道统和思想生产的御用工具，將新儒学发展为控制天下人思想的有效工具。
这是政治大一统更重要的成熟整合：从大臣到士人到愚民，从组织到族群势力，从行政执行到精神心理，都纳入统一控制的法、术、势系统中。
如此发达的政治控制权术，其结果是：
从此中国的知识精英阶级失去了灵魂、骨头和创造性，过度斯文的文治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性格。日本人对此有清醒的批判。
刘子健说，南宋“新的文化模式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滲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
宋代的“政治控制”之恶果也很突出：
其一，以文驭武的国策导致宋人总是在被侵略的危机下懦弱地生存着，社会心理流行着颓丧、伤痛、厌弃和忧患的潜意识，只能通过放纵的文雅享受来排解莫名的幽怨。从此形塑了中国人柔弱内向的国民性。
其二，平民士子构成的庞大的官僚统治阶级，结成各种党派，在互相制约的体制下，在党争中内耗，加剧了专制统治，旣一事无成，又积淀成保守的政治管治模式。
王夫之对宋朝的根本問題一言以蔽之：
宋朝之所以那么白白地承受其弊害，根本在于皇帝们为了永远守住帝位，忌讳大臣把持权力，所以死死地將权柄掌握在手上，行使神秘莫测的威势恩福。赵普当初給太祖出主意控制武将，而人主猜疑之心不仅行于武官，甚至连文官也不能免。结果皇上们自取孤独困危的处境。后来的皇帝反而被权相蔡京、秦檜和贾似道之流控制而误国直至国家沦亡，受他们蛊惑一生。制定的法律愈严密，而奸佞之权术愈精巧。宋太宗颠倒玩弄大臣的权术，只是控制了国家良臣的才能，使他们无法为国家展现他们所有的本领。（《宋论》，p46）
宋代的过度控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文化的方向：从阳刚转变为阴柔，从开放转变为收缩，从自由转变为集权。
宋代的坏影响在于，其政治控制开启了一个新传统，在明清变本加厉，专制统治更加成熟，一直到国家灭亡，完全失控。人类最怕的就是，某种坏惯性开了头，就会成为后人继承的劣质传统，甚至成为路径依赖。
作为大一统中国的专制统治，其无与伦比的控制系统在历史上获得的是什么逆反结果呢？
以“儒表法里”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政治组织和精神性格的控制结构，以法、术、势专制权术控制所有人的权利和言思行，即严刑峻法、狡诈权术和恐怖威势，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它造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两千年来周期性崩溃之治乱循环规律：控制得最严密最残酷的秦朝寿命15年，西汉215年，王莽新朝14年，东汉195年，曹魏53年，西晋52年，东晋103年，隋37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元97年，明276年，清267年。
控制的辩证法表明，控制得越有力量，则局势越僵死，而被控制方的逆反心理越强烈，反控制越烈。“官逼民反”即此意。
过度的强权控制无疑是为渊驱鱼。控制型人格的极权统治者不会理解也不会理会别人的逆反心理反应。社会的核心主题就是互动，强权压迫只能引来同等程度的对抗。这就是莎士比亚说的“一报还一报”。
以勢震人者，其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坚。（王夫之）
孟德斯鸠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在默认受控的时候是死一样的“平静”，在颠覆恐怖的时候是更大的恐怖。想想张献忠屠蜀以及历代农民起义屠尽官家和滥杀无辜的惨况，可见在极度控制严治下爆发的逆反心理何其巨大！
控制既是目标，也是手段，这是控制这种行为自我窒息的根本原因。为了控制而控制，目的是让被控的对象死亡于控制之中。控制成功之际，即被控方失去活力之时。
凡是目的和手段同一的事情，决定了它的紧张心理和紧张的社会状态，“以紧张为目的之追求”是一个趋于極端的发展过程，它不能产生自我解放的动力和因素，它封闭和控制了自我，直至崩溃失败。凡是不以人为根本目的之生活政治和公共政治，必然使自己陷入不可解脱的冲突和解构关系困局。
“控制错觉”这种心理根本不考虑被控方的存在意义，置对象物为没有独立性和自治能力的被动者和奴隶，故不但取消了对象物的创造性，亦引导着被控方不外乎三种出路：
1，在僵化的过程中死亡；
2，以强烈的反控制来推翻窒息性控制局面；
3，被控方以狡猾卑鄙的巧智与控制方周旋，以潜规则和权术解构控制的效果。被蒙蔽的控主不得不越来越加大专制力度和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镇压，双方在权术、潜规则和无情的伤害斗争中耗尽心机博弈，終至全局溃败。
控制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生活政治和政治博弈中，契约合作从来都要比控制要优越。人们单方面信奉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关于操控的主义”，即管理和领导力的“黑暗面”，非合作的剥削性行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却不知道马基雅维利的另一面：他在《论李维》一书中认为共和制要优越于独裁的君主制，分权制衡和法制制度优于专权和人治。
失控的另一个概念是“去中心化”。原来以严厉控制为特征的体系改变为平等协商的制度，叫失控；不以控制为目的的体制是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共和体制。
中世纪在伊比利半岛东北部的阿拉贡王国（1035-1707），贵族们向国王效忠的传统誓言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之最典型的陈述：
“与您一样优秀的我們，向并不比我們更优秀的您起誓，承认您为我們的国王和最高的领主，只要您遵从我們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无效。”
在议会制的平等体制里，领袖不过是精英中的首席，而首先要被众精英认同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的关系是互相忠诚，对等的互相尊重，权利和义务平衡，都在共同的法律监督之下。
习惯于控制机制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契约关系中的秩序。其实“失控”有另一个深刻的含义，我們可以用凯文٠凯利的名著《失控》来概括这一思想：
生物逻辑是去中心化和反控制的，故叫做“失控”。在一个理想的自然而然的人类世界秩序里，是一种人工逻辑与生物逻辑结合的体现，即一种“协同控制的有序失控”。它是有基本规则的，就像一个优良的市场经济，在法治規則主导下，所有自下而上涌现的自组织构成一个有序生长的网络式连接。
没有中心化控制的自由自然的秩序，是人们一直在追求的理想。结论很简单：永远不要想着去控制别人，而应该学会在文明規則和精神标准里自我控制。
参考书籍：
安东尼٠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 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5
丹尼尔٠卡尼尔：《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7
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单中惠译，京华出版社，2002-6
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11
《韩非子》，云南出版集团，2017-1
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2017-11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5
錢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6-1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12-7
张宏杰：《简读中国史》，岳麓书社，2020-5；《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