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宁主义是在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不就方略（策略方案）层面，仅就主义（原则主张）层面而言，列宁的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主张灌输论，以集中制为建党原则，其实质是从政见型政党到意识形态型政党；二是帝国主义论、一国胜利论和民族自决权理论，列宁之后通过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论充分表现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倾向；三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建国原则，确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其实质是从政社二元化国家到政社一体化国家。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后，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余脉”，而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列宁主义构成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中介。
关键词：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型政党；国际主义；民族主义；政社一体化国家
一、引言：只有一个列宁
国外学界对待列宁，正像对待马克思一样，试图将一个完整的人格分裂为两个或三个。南斯拉夫的德拉古京·列科维奇早已提出“两个列宁”说：一是具体环境中的列宁，一是本质的列宁。法国的弗朗西斯·科恩也提出了“两个列宁”说：一是抽象的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的列宁，一是行动者的列宁。俄国的尤·布尔金还提出了“三个列宁”说：十月革命的列宁、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列宁和1923年初的列宁（列宁“遗嘱”中的列宁）。上述“两个列宁”说大致是从身份上分解，而“三个列宁”说则是从历史上分期。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好”“坏”“两个列宁”：“坏的列宁”是指《怎么办》（1902）中的列宁，主张集权主义，把党作为从外部向工人阶级灌输和启蒙的职业知识分子精英，这是“恐怖派”拥护的“恐怖主义”的列宁；“好的列宁”是指《国家与革命》（1917）中的列宁，主张废除国家，人民自己管理公共事物，这是“经济派”赞成的“经济主义”的列宁。但是，无论肉身上还是灵魂上，无论事实判断上还是价值判断上，只有一个列宁。当然，列宁不是书呆子，而是活动家，他不会从抽象原则出发去制定行动方案，而会随具体境况变化而改变行动策略。我们应该将原则主张与策略方案相对区分开来：后者是具特殊性和暂时性的“方略”，前者是具普遍性和长久性的“主义”。同样，列宁不是投机者，而是思想家，他不会因个别境况而出卖一般原则。因此，研究列宁，正像研究马克思以及任何一位具有“原则高度”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一样，切忌从我们自身需要去裁剪其理论和实践，乃至任意梳妆打扮；切忌从我们自身需要去选取只言片语，乃至任意引申发挥。列宁之所以是列宁，列宁主义之所以是列宁主义，是因为其主要原则主张，不是与他人类似、一致的思想火花，而是与他人区别、对立的理论体系。
理解和把握列宁主义必须首先理解和把握其对立面——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是在反对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这样概述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尖锐对立：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上，修正主义主张通过资本主义改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列宁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同样，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上，修正主义强调资产阶级民主，列宁主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确立了这样一个划分的标准：“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是20世纪俄国革命形势愈益高涨的产物和表现。巴黎公社之后，西欧、北美革命形势愈益衰落，而俄国革命形势则愈益兴盛。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这样预测。马克思说：“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但是，“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考茨基这样描述：“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新的世纪（二十世纪——引者）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
列宁主义首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同时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强调了列宁主义的时代特征，抹煞了它的国情特色，也就是说，强调了列宁主义的普遍性，抹煞了它的特殊性。历史证明，列宁主义和当时俄国的整个境况不可分割。但是，这个定义表明，所谓列宁主义主要就是列宁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
二、意识形态、灌输论和集中制：从政见型政党到意识形态型政党
列宁主义首先给予人们的深刻印象是他的建党原则。现代政党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政见型政党，二是意识形态型政党。它们之间区分的关键在于其以政见还是以意识形态凝聚党心、组织同志。资产阶级政党绝大多数是政见型政党。无产阶级政党起初多半是政见型政党，比如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仅从赋予“意识形态”语词语义上，列宁就与他的前辈旨趣有别：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是“颠倒的意识”，在恩格斯那里是“虚假的意识”，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列宁这里则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色彩并不鲜明，只是一般强调无产阶级的“联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因此，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的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并未形成意识形态型政党，还是政见型政党。然而，列宁为了将经济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反对自发性，强调自觉性。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意识形态建党依靠的是“灌输”。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了著名的“灌输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这种“灌输论”已经显露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端倪。根据某些学者考证，“灌输论”的首倡者是法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théoddre dézamy）。马克思、恩格斯的“灌输论”并未展开，考茨基的论述比较系统化且有一定原创性，但灌输思想最终却因列宁而实现理论提升。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典型。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强调建立“职业革命家团体”，建立“先锋队”。他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列宁的格言是：“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按照列宁构想，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团体（先锋队）不能采用“广泛民主原则”，因为其“两个必要条件”（“完全的公开性”“一切职务经过选举”）在秘密工作的条件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无法充分满足。相反，列宁强调的是“专业化”“集中化”：“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资本主义工厂训练出来的，这是产业工人比知识分子更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之所在，应当“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当然，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经常随党的处境变化而改变提法，先后计有五种不同提法：“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极端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但其核心不在“民主制”而在“集中制”。
意识形态型政党最典型的范例是列宁创立的，它通常叫作“列宁党”（“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叫作“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1903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讨论党章第1条入党条件时，大会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分歧。对于将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作为入党条件，没有异议；但是列宁主张将参加党内某一组织作为入党条件，遭到马尔托夫等人反对。结果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但是在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时，列宁派占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派占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后来两派决裂。所谓列宁党（布尔什维克党）是意识形态型政党，就是这个政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组织，通常叫作“战斗堡垒”。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列宁党（布尔什维克党）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因为它是一个有机组织（战斗堡垒），其他党大多是“一盘散沙”。胜利必然是属于列宁党（布尔什维克党）的。
总之，在建党问题上，列宁强调的是政治斗争、理论的自觉性和集中制，而不是经济斗争、运动的自发性和民主制，其实质是将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成一个意识形态型政党，而不是政见型政党。这个根本特点不仅将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对立起来，而且将列宁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它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国情的变化。当时，俄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无产阶级不像西欧国家居于多数，而是少数。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人数，托洛茨基有这样一段话：“什么是俄国无产阶级？充其量就是百分之二十七点六的人口。但是，应当从革命的算盘上去掉农业工人，因为他们愚昧和落后，去掉仆人和短工，因为他们分散，这就剩下320万人的工商业无产阶级”，“总之，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至十一”。在这样一个落后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和平、改良与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战争、革命与专政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
对于列宁所提出的建党原则，第二国际甚至连左派都抱有批评态度。卢森堡就批评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她认为这是一种“雅各宾和布朗基运动的组织形式”。
但是，列宁建党原则满足了如俄国、中国等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需求，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型政党组织社会，进而通过意识形态型政党组织国家。金观涛、刘青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儒士整合社会，建构儒家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这一结构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解构，从而出现两个替补型结构：一是通过中国国民党整合社会，建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建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而中国共产党则比中国国民党具有更加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功能。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宗教和教会的强大整合力量，在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士的整合失效后，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是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这就是两大意识形态型政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源。金观涛、刘青峰指出：“列宁主义政党（包括国共两党）的三大功能：保持党员的意识形态认同；将党员转化为军人和各级干部；组织群众运动在基层确立新意识形态权威。这三项功能恰好是实现中国重新整合的必要条件。”
列宁是信奉“实力”（“强力”）原则的。对于列宁来说，这个实力（强力）根源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自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宣传和组织。他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自从1905年俄国革命开始，俄国革命形势就越来越显著了。
三、帝国主义论、一国胜利论和民族自决权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帝国主义理论源于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2），加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这两本著作是研究帝国主义的重要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中，布哈林、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理论因列宁而声名卓著。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集中体现。
列宁系统地研究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列宁的基本论断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因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
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列宁“修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国胜利论”，提出了“一国胜利论”。恩格斯曾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但是，列宁根据“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一“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俄国，为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提供了最宝贵的历史机遇。
“工人没有祖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考茨基号召各国工人“保卫祖国”时，列宁提出了一句相反的著名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他说：“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列宁与卢森堡之间有一个争论，就是卢森堡主张民族文化自治，列宁主张民族政治自决。他和威尔逊一起，是民族自决权的倡导者。列宁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因此，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列宁是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谈论“民族自决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更进一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帝国主义论预见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由此，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国胜利论以及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国际统一战线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列宁主义既有国际主义倾向，也有民族主义倾向。他的帝国主义论表现了一种理论上的国际视野，而一国胜利论和民族自决权理论则体现了一种实践中的民族路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原本是将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结果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成为主流。民族主义具有内在悖论：任何一个民族既有可能被其他民族所压迫，也有可能压迫其他民族。因而民族主义是一种无法“一以贯之”达到“原则高度”的意识形态。
在列宁提出“一国胜利论”，“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国胜利论”后，托洛茨基提出“不断革命论”，进而提出这样一个论断：“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将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相反，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即“一国建成论”）。从1924年 起，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论首先以公开辩论的方式进行。按照托洛茨基所澄清的双方立场，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的“方针”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进一步胜利以前在单独一国从经济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方针“否认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支持下去的可能性（武装干涉问题）；否认苏联用本国力量在本国境内克服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经济落后问题和农民问题）；否认能够建成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分工问题）”。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官方”的“方针”是“建立一个孤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之内’”。这个方针认为，“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如何发展，只要帝国主义者不用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苏联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即使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用使‘资产阶级中立’的办法就可以保障苏联不受侵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必须认为是可靠的。对世界经济依赖性已经被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济成就消除了”。这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布尔什维主义。
总体来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立的关键正是所谓国际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对立，所谓国际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对立。托洛茨基之所以主张国际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反对民族革命和民族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不相信工农联盟，而只相信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他的理论必然要求“输出革命”，这一世界革命理想并不符合民族国家现实。此外，托洛茨基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恺撒主义、波拿巴主义，甚至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按照布哈林说法，这就叫作“反革命”。反之，斯大林则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即大民族主义。托洛茨基的失败和斯大林的成功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向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轨道。
四、国家学说、阶级专政理论和政党领导权理论：从政社二元化国家到政社一体化国家
列宁的国家学说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则来自黑格尔的国家学说。
政治国家是公共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是私人生活的领域。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中，马克思已经证明，黑格尔企图以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市民社会去奠基作为公共生活领域的国家是徒劳的。无论政治国家中的王权（“君主立宪”）、行政权（“官僚政治”）、立法权（“等级会议”）都不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因为他们都是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从私人性中不能生长出公共性，从特殊性中不能生长出普遍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从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这一黑格尔命题中，更进一步发现作为政治国家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基础。“这里的特点只是，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这就是无产者等级和劳动者等级，他们是作为政治国家基础的市民社会基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是社会的异化。因此，扬弃这种异化，国家消亡，回归社会，是历史的必然结局。“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列宁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出发来研究国家问题，包括国家的起源、本质、形式、消亡诸问题。他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他区分了两种国家类型：“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 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就是消灭阶级的“半国家”。总起来说，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列宁的国家学说更加强调国家的阶级性和暴力性。这成为他理解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理论基础。
基于他的国家学说，列宁认为：民主是国家的形式，专政是国家的本质。资产阶级国家不管形式怎样，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不管形式怎样，一定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由此认为，民主包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是少数人的民主、富人的民主，是“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第二阶段，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是多数人的民主、穷人的民主，但还不是“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第三阶段，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国家消亡，才有“真正完全的民主”，但也就意味着民主消亡。“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和表现。他说：“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列宁来说，民主是国家的形式（政体），是国家本质（国体） ——专政的反映。因此，民主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大众民主：“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苏维埃政权就是联系群众、代表群众的组织。二是程序民主：“民主意味着平等”，“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此外，列宁认为民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工具）。这里包含两点：第一点，利用资本主义民主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第二点，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两个方面，民主都是手段（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列宁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探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对于列宁来说，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专政。“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是将“议行分离”改变成“议行合一”亦即将民主制改变成集中制或民主集中制，以便无产阶级专政。“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实干的’机构”。列宁确认，“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但是，他更注重“原始”民主亦即直接民主。
为什么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给出“两个主要原因”或者“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剥削者的反抗”（“剥削者的财富”“在组织能力上和知识上的优势”）；二是“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等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来实现的。”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其次，列宁的一个争议性提法是：“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论断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的，但我们也应该在具体历史境况中给予必要的理解。再次，列宁甚至将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持续“战争”状态。他提到了“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的强大”尤其“小生产的力量”：“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最后，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关系的著名论述，构成其政党领导权理论。他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1917 年，俄国首先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接着，在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7年成立苏俄，1922年成立苏联）。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引起了众多的批评。考茨基认为列宁的看法就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就是一种“救世主”的观念。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要害就是少数人取得政权，没有得到多数人同意，因此不是依靠民主的专政，而是“废除民主的专政”。“这个专政有两条道路可以考虑：耶稣教团的道路或拿破仑主义的道路”。前者是政教合一的道路，后者是军事独裁的道路。在考茨基看来，十月革命“虽然其出发点是要求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内的一党的专政”。最终，这个“一党专政”甚至不是“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专政”，可能是“个别人的专政”。普列汉诺夫赞成考茨基观点。他将列宁“集中主义”等同于“波拿巴主义”。他指责布尔什维克党说：“他们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了。”他说：“不可能有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资本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农民是工人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事业中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工人……他现在是少数，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多数”。连卢森堡——虽然反对考茨基——也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她说：“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1918—1919年，在德国和匈牙利，都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结果都失败了，关键在于德国和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没有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尽管卢森堡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批评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斯巴达克同盟领导的德国十一月革命却遭到了失败。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尤其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表明了列宁晚年的一个重要转向。其中的关键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譬如，列宁就提到了利用泰罗制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晚年的另一重要转向是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问题。他说：“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列宁提到了一些消除官僚主义的办法，引发了后人的思考。
1919年，列宁创立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由此，列宁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指南。即使列宁所缔造的政党——苏共下台，列宁所缔造的国家——苏联解体，列宁主义至今仍然是各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之一。
总之，列宁创造了一种新型政党和新型国家，就是通过组织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政党，进而组织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国家。所谓政社一体化，就是打破资本主义政社二元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合一，而政党则是联结国家—社会二者的纽带。这种意识形态型政党具有双重职能：就是通过社会主义科学意识形态教育它的党员、干部，首先组织社会，进而组织国家。这应答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难题，也应答了恩格斯的社会扬弃国家异化的难题。
五、结语：还是回到列宁
卢森堡对于修正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左右开弓”，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端绪。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后，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余脉”，而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脉”。概括地说，修正主义偏重于经济维度，列宁主义着重于政治维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侧重于文化维度。
阿隆（raymond aron）早已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1955），贝尔（daniel bell）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意识形态终结”就意味着“非政治化”，它的替代观念，或为“专业技术人员主导论”，或为“文化多元论”，这也构成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面对这样一种境况，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策略，主要包括三重向度——“用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用文化政治替换革命政治，用身份政治替换阶级政治”。这种策略就是要求我们遗忘列宁。
但齐泽克（slavoj zizek）在《重述列宁》（2001）中却提出了相反的策略：重述列宁，一要恢复笛卡尔式的“我思”，认清资本主义隐性的思想控制实质；二要回归拉康式的“无意识”，采取瞬时行动，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以行动的列宁主义为武器，对抗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解构全球政治旧秩序，构建全球政治新秩序。“列宁的遗产”，就是真理的政治，也是行动的政治。行动是挑战不可能，要求不可能，上演不可能；行动是政治的，而非实用主义权宜之计。无疑，齐泽克只是想象列宁，表达了“回到列宁”的激进姿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列宁主义构成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中介。今天，我们既可以说早已超越了列宁的时代，也可以说仍然内在于列宁的时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据说早过去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据说已到来了。然而帝国主义不过换了几副“马甲”而已。不仅革命还不能“告别”，甚至专政也不能“告别”。列宁主义不会过时。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列宁的时代要求。有鉴于此，有些学者提出了建立“东方列宁学”以便回应“西方列宁学”的倡议。这一倡议应该纳入整个“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规划之中。这一规划就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特别是他们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