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士人是湖湘文化创造的主要承担者。湖湘士人创造出的湖湘文化成果体现为两种形态：一种客体化的文化观念形态，主要体现为湖湘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观念文化形态；另一种是主体化的文化心理形态，即本文讨论的精神气质形态，主要包括人格化的文化心理、性格气质、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等等。
从屈原到王船山，从曾国藩、左宗棠到谭嗣同、唐才常，从黄兴、蔡锷到毛泽东、蔡和森，湖南地区的士人群体一直引起学术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特别是近代以来，湖湘人材群体在思想学术与政治事功两个方面卓有成就，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风貌。虽然湖湘士人所开创的政治事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闪光点，但是最能引发人们崇敬的心情、浓厚的兴趣、热烈的赞誉的，还是湖湘士人身上表现出来、十分有特色并具有人格魅力的“精神气质”。
2《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基因》之《民性：湘人的气质之性》
由于精神气质是由“精神”与“气质”两层涵义构成的，所以我们首先考察湘人的“生理—心理”意义的“气质”层面。历史文献对此有较多的描述，史书上往往称之为“民风”、“民性”。
本土“湘人”的来源如果往上追溯，是所谓的“南蛮”。在古代经史文献中，中国分为东、西、南、北、中等不同地域，并有不同部族和不同的气质、性情与风俗，对于南方的部族，包括《礼记》在内的各种经史文献统称之为“蛮”或“南蛮”。其实，“蛮”不是某一个部族的专称，而是南方非华夏民族的各种部族的泛称，在不同历史时期，“蛮”往往与不同部族、地名连用。如在尧舜时代，“蛮”与“三苗”部族连用，称“苗蛮”；春秋战国时期，“蛮”与楚族连用，称“楚蛮”；秦汉以后，“蛮”又与湖南各地名连用，分为“长沙蛮”、“零陵蛮”、“武陵蛮”，即指这些地区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人，人们将其通称为“诸蛮”。讨论湖南地区的蛮族群体十分重要，因为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湖南人的精神气质、文化性格等等，均与湖南地区的蛮族血统及文化传统有关。
如果沿着历史长河往前追溯，湖南地区的土著部族可追溯到“三苗”部族。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即尧、舜、禹时期，湖南地区的土著部族称之为“三苗”。在先秦至秦汉的历史文献中，均有大量关于南方地区的三苗部族与中原地区尧、舜、禹的部族之间的军事冲突。“三苗”本是一个由诸多部族结合的部落集团，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后来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崇山”现在湘西大庸。地方志记载：“驩兜墓在崇山，舜放驩兜于此，死后遂葬于山上。”[1]这就是所谓“苗蛮”的来源。人们称尧舜禹时期湖南的土著部族为“有苗”、“苗蛮”等。
苗蛮部族的性格、气质普遍表现得骁勇、刚强、自慠。人的气质、性格往往通过其社会交往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各种历史文献中，均大量记载“苗蛮”、“有苗”或“三苗”与中原部族首领尧舜禹之间的长期而激烈的战争。为什么苗蛮与中原部族之间有这样长期的战争？《尚书·大禹谟》称：“有苗弗率”、“苗民逆命”；《竹书纪年》载：“有苗氏负固不服。”另，孔颖达疏《尚书·周书·吕刑》云：“三苗复九黎之恶，是异世同恶。”这些记载说明，苗蛮是一个刚强、坚勇、自慠的族群，他们不服强大的中原部族，长期与中原部族展开激烈、顽强的搏斗。正由于他们骁勇、倔强的性格气质，故而大禹与三苗的战争一直进行得残酷与激烈，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折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另外，其他历史文献均有关于大禹与三苗之间激烈战争的记载。这均反映出苗蛮部族是一个有着刚强气质的部族。
到了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湖南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荆蛮”与“楚蛮”。无疑，这个时期的荆蛮、楚蛮与尧舜时代的有苗、苗蛮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有苗、苗蛮的后裔是荆蛮、楚蛮族群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楚武王熊渠为什么会自己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2]他明确将自己的族群归之于南方的蛮夷族群，并鲜明地表达了其倨慢、狂傲、强悍的气质。无论是荆蛮，还是楚蛮，他们的气质、性情仍然与苗蛮有着相似性，即不像中原华夏部族形成了所谓的“文教”与“德性”的文化，而是更多地保留着其自然的性情和刚勇的气质。他们在和中原部族的抗争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骁勇、顽强的性格与气质。所以，上古的文献中常常有商、周王朝征讨“荆蛮”、“楚蛮”的诸多记载，诸如“蠢尔（蛮）荆〔蛮〕，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3]正因为荆蛮、楚蛮具有骁勇的性格气质，不愿臣服中原王朝，才导致商、周时期诸多王朝的征讨、战争。
而且，史籍中还有关于楚蛮的性格、气质的具体描述。《礼记·王制》谈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并具体说到这种气质、质性体现为“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如果说中原人因受到“文教”、“德教”的熏陶而在气质上变得柔和、凝重、迟慢的话，那么这些楚蛮、南蛮的气质则更多表现出原始野性的刚烈、轻剽、快速。《史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史记》载：“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遫，卒如熛风。”[4]这里所说的“轻利剽遫，卒如熛风”就是楚蛮在气质上的轻剽、敏捷。西汉时期，人们对楚蛮的气质、习俗有进一步的描述。如张良对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5]又如“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6]可见，到了汉代，楚蛮的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剽疾”、“剽勇”、“轻悍”的气质特性，并认为这是他们喜好并能够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原因。
两汉以来，向以蛮族为原著民的湖南开始“汉化”，依据谭其骧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汉末王莽之乱，中原人士开始大举移殖荆湘，从而开始蛮、汉杂居，历经两晋、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的不断移民，湖南才逐步形成一个以汉族人为主、包括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但是，一方面，因蛮汉通婚而使湖南的汉人中本就有着大量蛮族血缘；另一方面，那些长期定居于湖南的汉人，有大量又是由蛮族转化而来，谭其骧所著《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考证了近代湖南大量汉人家族其实是秉有蛮族血统的。他还认为清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与“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清代湖南人材辈出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湘人的生理—心理方面特质应是与蛮族血统有一定联系的。
所以晋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大量历史文献，在描述湖南人的气质、性格、风俗时，更明确地肯定他们所具有的特质。如《隋书》说：“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7]即认为其蛮族的“天性”，具有“劲悍决烈”的气质、性格，与先秦、秦汉的苗蛮、楚蛮具有相以的气质。这一说法不断得到后人的赞同、响应。如宋朝祝穆著《方舆胜览》讲到“湖南路”时亦说：“长沙卑湿，其人劲悍决烈”。[8]在明清时期的诸多文献中，除了认同《隋书》关于湘人的“劲悍决烈、天性然也”的描述外，还增加了许多意思相近、内涵更丰富的论述。如明代有人说：“长沙故大郡，地广物众，统属邑十有二，其人劲悍决烈，尚勇而好争，非得疏通练达介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9]除继续保留“劲悍决烈”外，还增加了“尚勇而好争”。在明清时期湖南各地州府县邑的方志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人性悍直”、“劲直任气”、“其俗慓悍”、“任性刚直”、“其俗好勇”、“劲悍尚讼”、“尤尚力气”等方面的记载。可见。湘人的尚勇、好斗、任气、悍直等特征，确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
由上可见，从苗蛮、楚蛮到诸蛮、湘人，他们的气质似乎有着前后相承、内在相似的特质，就是均表现出剽疾、勇悍、任性、劲直、尚气等主要特质。这种“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呢？学者们有多种解释。一种认为与蛮族血缘有关，前述谭其骧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外一种认为是地理环境，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能找到相关的论述，强调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各个地域会有不同的气质的差异。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早已经对不同自然地理下的不同生理气质特点作过论述。如《礼记·王制》论述说：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0]
《礼记》作者认为，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故而形成了不同的风俗民情、气质之性。这里所说的“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所说的正是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导致不同的地域性气质或性格的差异。而湖南的民性之所以倔强、剽疾、尚气，亦与湖南的地理环境有关。历史上曾有不少学者提倡这种观点，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钱基博亦认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11]他明确将湖南人的气质、“民性”归之于地理环境。
上述从蛮族血统、地理环境方面的解释，均属于从自然条件来说明民性与气质的来源。另外还有一种社会条件的解释，即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说明湘人气质的形成。譬如有学者强调，要考察民风的历史演变过程，关键在于人文环境的变迁。张伟然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文环境出现衍化。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生存竞争渐次加剧，故民风还步得以嬗递。”[12]应该说，从人文环境的变化来说明湖南的民性、气质的形成，亦有着相当的说服力。但是，考虑到人的气质的形成是一种生理与心理、自然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过程，所以，我们仍然主张从自然条件（血缘与地理）与社会条件的结合，来考察湘人气质、湖南民性的形成。
注释：
【1】明万历《慈利县志》卷十二。
【2】【汉】司马迁：《史记》卷40，《楚世家第十》，中华书局，1999年，第1692页。
【3】陈戍国：《诗经校注·采芑》，岳麓书社，2004年，第220页。
【4】【汉】司马迁：《史记》卷22，《礼书第一》，中华书局，1999年，1164页。
【5】【汉】司马迁：《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二十五》，中华书局，1999年，第2046页。
【6】【汉】司马迁：《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3098页。
【7】【唐】魏征：《地理下》，《隋书》卷31，中华书局，1973年，第897页。
【8】【宋】祝穆：《湖南路》《方舆胜览》卷23，中华书局，2003年，第410页。
【9】明】金幼孜：《赠欧阳太守长沙序》，《文靖集》卷7，《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44-556页。
【10】【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2010年，第358-359页。
【11】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2】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来源：《求索》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