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下有三位从事伦理学研究而享誉学界的先生：唐凯麟先生、曾钊新先生、陈谷嘉先生，人称“三公”：“唐公”、“曾公”、“陈公”，并分别赋予“法家”、“道家”、“儒家”三种不同的秉性、品格与风范而称颂之，也因此形成了三者由“互补”到“合一”的独树一帜的湖湘伦理硬核构架与壮丽图景。
我与“唐公”相识继而交往始于上世纪80年初期。我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湖南高校工作，自然是唐先生家的常客，加之先生思想敏锐，天性开朗，风趣幽默，乐于助人，又是学术事业的巅峰之年，先生自然成了我膜拜的偶像。唐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伦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著作等身，满城桃李，又具有非凡的学术领导力和运筹力，创造了中国伦理学“北罗南唐”的学术格局，为提升湖南在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4年，我从唐先生手上接任湖南省伦理学会会长一职，先生约我在他家中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从国内伦理学界的知识状况到青年伦理学工作者的培养，其中聊得最多的是湖湘伦理问题。先生一直主张，学术要繁荣，必须要有学派意识，有了学派，就有可能开展学术争鸣；有了学术争鸣，学术才能真正繁荣发展。所以先生建议，是否可以提出伦理学湖湘学派问题，使湖南伦理学界的同仁能形成整体的自觉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哪怕时间周期很长，有可能变成现实。
坦率而言，我当时并没有表示赞同并表示一定做，而是心存顾虑：一是担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做，哪怕是喊个口号、起个步、开个头；二是担心“学派”这种东西太敏感，怕遭人误解。先生可能看出了我的犹豫，也就没有“逼”我当场表态，而是希望我再思考思考。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后，我向先生汇报，是否可以先组织出版《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全方位展现当代湖湘（湘籍）伦理学人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已有学术成果和形成的学术风格，至于是不是“学派”由别人去说，由后人去说。唐先生说，这个办法好，立马表示赞同。在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和湖南伦理学年会上正式提出了建设湖湘伦理学的想法，没想到，这一倡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我在《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的大框架内，先后主持出版了《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六卷）、《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个人文集》（六卷）、《当代湖湘伦理学文集》（七本）等作品，初步形成了一种值得让人关注的学术现象。这一切都得益于唐先生的学术影响与具体谋划，使得先生与“湖湘伦理”融为一体，我以从四个方面简述如下。
一、“唐公”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湖湘伦理学术
唐先生应该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自主培养和自我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伦理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是湖湘伦理学的标杆和标示，甚至可以说，湖南伦理学在全国有点影响力，主要是因为有“唐公”为主的团队及其学术影响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学事业也是百废待兴，一切从零开始，仅仅为了哲学专业的伦理学教学的需要，唐先生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伦理学。其实作为中国伦理学进修班“黄埔一期”学员，与其是在学习，不如说是在一起研讨，因为无论老师还是学员几乎都是从头学起。唐先生从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回湘，就立马组织中南工业大学的曾钊新、湘潭大学的蔡铭础等学者编写了《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我上大学时就是学的这个本子。后来唐先生先后组织部分师范类学院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大思路》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伦理学教程》完整的知识体系，成为目前中国大学课堂上的精品教材。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伦理大思路》一书，52万多字，这是一本把握时代大势的伦理学著作。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新科技革命、80年代的商品经济、精神文明建设、“文化热”、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社会生活大趋势，到科教兴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三有利于”、德法并举等治国方略，都构成了唐先生思考伦理学问题的“应有视域”。伦理学研究离不开形上思辨，更离不开现实关怀，那种所谓“超越现实”的伦理学追求，是否能真正实现是令人生疑的。诚如唐先生所识，中国现代伦理学要真正能够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首先确定自己应有的价值视域，即它应当立足于当代历史发展大趋势，应当深入到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脉搏之中，应当直面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诸多生活矛盾，特别是他们的精神生活矛盾，并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这种致思途径是科学的选择，也是实际的选择，形成了先生的伦理学旨趣，也体现了湖湘伦理学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实践理性和使命担当。先生还是一位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从他和陈瑛等编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和作为主创人员之一的《中国传统道德》到他自己独著的《从旧道德到新道德》、《走向近代的先声——中国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研究》、《王船山伦理思想研究》再到他主编的《儒、佛、道伦理思想精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等著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研究在全国争得了应有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关于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填补学术空白的学术工程，成为近几年湖湘伦理学研究的最大亮点，在学术界特别是伦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也带动了国内道德生活及道德生活史的研究。先生还在人口道德、个体道德、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科技伦理等领域均有涉及。这样一位知识广博而主攻领域精深的学者，在中国伦理学界是少见的，唐先生是湖南伦理学的骄傲，也不愧是中国伦理学界的典范。
二、“唐公”的领导能力造就了湖湘伦理学科
改革开放后，湖南的伦理学研究、伦理学教育与伦理学学科建设，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中国伦理学的重镇，这一切要得益于唐先生的精心谋划与艰苦努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湖南学者们就开始了作为专业性领域的伦理学研究，走在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前列。1980年，湘潭大学哲学系开设了伦理学必修课程，这是教育部首次规定哲学专业本科生要开设伦理学课程。几乎是同一时间，湖南师范大学政教专业也开设伦理学课程，经历四十多年的辛勤耕耘，湖南伦理学已经建立了从硕士点到博士点、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湖南除北京外，是最早建立伦理学博士点的省份。1994年湖南师范大学获得伦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那时是以二级学科申报），这对湖南的伦理学学科建设甚至整个哲学学科建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2003年在唐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南大学获得伦理学博士点，与此同时，中南大学还自主设置了生命伦理学博士点。随后，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吉首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理工学院、湖南省委党校等相继有了伦理学硕士或专门的伦理学专业学位教育。可以说，这样一种学科格局在全国是少有的，没有唐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全力支持也难以形成。唐先生不但对湖南伦理学学科建设进行了空间布局，而且在“高原”上筑起了“高峰”，如湖南师范大学的伦理学学科获得首批国家重点学科，“中国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成为全国伦理学科两个仅有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成为省部共建的“2011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成为“双一流”建设重点培养学科，先生还高瞻远瞩，克服万难，创办中国伦理学会会刊《伦理学研究》，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此等等。这样的学科建设成就，尤其是在地方高校，除了唐先生，无人能及，称之为学科建设的“唐凯麟现象”并不为过。我常常羡慕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的同龄人和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尽管也要协同作战，但有人在前面冲锋陷阵；尽管也要立足本职，但有人在广结人缘；尽管都要各尽所能，但有人在四处求人。这就是在中国作一个学者与作一个学科带头人的不同，他不但学术上是领头雁，而且要有非凡的行政能力和动作能力，甚至还需要许多鲜为人知的自我牺牲，甚至欠下一辈子都难以还清的人情债。唐先生创下的湖湘伦理学基业惠及了整个湖南的哲学事业，更让包括我在内的无数湖湘伦理学人受益终身。我们惟有加倍努力，励精图治，进一步提升湖湘伦理的学科地位，才是对先生最好的感恩与怀念。
三、“唐公”的乐善好施滋养了湖湘伦理学人
湖湘伦理的最大特点就是一脉相承，相承之要在于学人不断，学人不断的要诀于提携后学。以远古神农、炎帝故事为开端，湖湘文化早在数千年前便自成一派，在历史长河中奔流不息。屈原赋辞、贾谊哀鹏，古圣先贤们早已为我们留下了凝聚着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道德精神。宋明以来，湖湘文化更是作为儒家正统而享有“道南正脉”的美誉。从朱熹、张渡、王夫之到曾国藩、左宗棠，再到魏源、谭嗣同、黄兴、毛泽东，湖湘文化广汇百家、博采众长，形成了包容、开放、勇于担当的道德态度，更凝结成“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气质。这种态度与气质已经融入每一位湖南人的血液之中、引领着一代又一代湖南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能够在这片有着如此丰厚积淀的土地进行伦理学研究，是我们的幸运，唐先生也给了我们这份幸运。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培养了无数学生经及学生的学生，其学术思想和讲课风格影响深远。先生作为博士生导师培养了无数自己的弟子，如今都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翘首。先生作为一个学术长者提携了无数的后学，只要是在湖南学习过伦理学的或作为伦理学人在湖南工作过的，多多少少都受到过先生的关照。目前湖南从事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员有近200人，这样一支后备军足以让先生放心，湖湘伦理学事业后继有人。先生喜欢年轻人，更是偏爱有才华的年轻学者。长期以来先生身边总是团结了一批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这使得他不但自己长期保持着年轻的心态，更是对自己开创的事业充满信心。先生胸怀宽广，视野开阔，注重知识更新，总是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先生谦虚谨慎，不耻下问，经常和年轻人一起讨论问题。先生就是以这种特殊方式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了解放他们的长处与短板，了解他们的成就与困难，从学业到生活，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我本人而言，并非先生的门内弟子，但所受先生提点与恩惠并不亚于他的亲弟子，从学术风格和处事风格看，有不少人误认为我出自唐门，由此可见先生对我的影响。正因为有了这一大批湖湘伦理学人，才有了湖湘伦理学的希望，而这种希望之源是来自唐先生的精心培养。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兄弟省份伦理学也在飞速发展，特别是成长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已经在全国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湖南伦理学人才流失严重，尽管这种流失对全国伦理学产生了某种辐射作用，但如何更好地守土有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就愧对先生的一片苦心。
四、“唐公”的学术品格影响了湖湘伦理学风
如果要对唐先生的学术品性和研究风格作一简单概括，那就是：坚持真理，敢于创新，服务时代，史论贯通。这是湖湘文化精神在唐先生身上的体现，也是先生一生修炼的结果。湖湘伦理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如湘江之水源远流长、奔流不息。站在三湘大地，我们在呼吸之间都能感受到湖湘伦理文化的浓厚气息。早在上古时期，中华大地的两位圣君——炎帝、舜帝先后驻居此地，遍尝百草、教化五伦，播下伦理的种子。千年之后，屈原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来到湘水之滨，慷慨赋辞、以投江的悲壮方式阐释了爱国与忠诚。汉代贾谊步屈子后尘，于穷困之时来到这片土地，在对先贤的凭吊与追忆中继承发扬了心系社稷的伦理精神，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始终不改家国之念。他们的到来既促成了湖湘文化从俗到雅的转变，更奠定了胸怀天下的湖湘伦理基调。宋明之际，胡安国、胡寅、胡宏承袭理学正统，自成一派，湖湘伦理文化开启了新的篇章，以系统性的形式成为中华伦理文明的重要分支，形成了“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学术情怀。湖湘伦理从一开始就显露出“立乎其大、贯通融合”的风度。胡寅、胡宏完成了对心、理二分的超越，开创性地提出“心理一体”的哲学命题，就此衍生出从“体”到“用”的道德逻辑。王夫之博采众家之长，进一步构建出精致完备的从道德认知走向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伦理体系。往圣先贤们的道德智慧赋予了湖湘伦理知行相济、经世致用的独有气质。从曾国藩、左宗棠到谭嗣同、毛泽东，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在实现民族自强、民族复兴的脚步中不断为湖湘伦理注入新的内涵。先生不但精通湖湘文化，而且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自觉接纳，主动传承，浸润后学。先生最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正当性辩护，对新科技革命的伦理迎接与担忧，对以德治国方略的审慎，对财富伦理的关注，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张扬，对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反思，等等，无不表现出先生的国家情怀和学术责任感。先生同时也是一个极具学术包容心的大家，一方面对学术充满敬畏，坚持学术本位，同时鼓励开展学术争鸣，能够接受不同的学术观点。无论在学术讨论会议上，还是论文答辩桌上，先生从来不唯我独尊，相反，十分尊重他人的学术观点，长者风范与大家气派，给后学树立了榜样。先生不但对年轻人如此，对等学术同行更是如此。如果有人遇到学术创新的不公对待，先生总能主动发声，施以援手，不畏权贵，始终站在学术真理一边，在任何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先生始终保持了学者的风骨与气节，令人敬仰。正因为有唐先生等几位前辈在学品和人品上率先垂范，才有今天湖湘伦理土壤的肥沃厚重、生机勃勃。在这种良好学风的熏陶下，目前湖湘伦理学在政治伦理、生态伦理、经济伦理、中西伦理思想史、代际伦理、科技伦理、社会伦理、生命伦理、道德生活史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伦理学贡献了湖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