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见，你的肚子又凸了点啊！”华生拍拍韦森微微发福的肚子，经济学家们虽然观点分歧，但见了面跟老朋友们没什么两样。韦森为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的《中国的奇迹》专门写了一万多字不同“证件”批评文章，但是和林毅夫见了面，还是会像孩子一样咧开嘴开怀地笑，重重地握手，互拍对方的背。
这是2014年10月份世纪出版集团为《中国的奇迹》20年后再版召开的滴水湖会议上的一幕。学人们关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尽管有争论，也常被公众分成市场派、政府派两个阵营，但他们之间的争论气氛尚算融洽。
不过，进入新的年轮，回望2014年经济学领域那些争论：有的却并不完全如此和谐。
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世纪之争
那天的会议，林毅夫的“对家”张维迎没有来，倒不是因为其他，听主办方说，张维迎因为要陪同在北京住院的父母，所以舍弃了这趟行程，让我们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没有看到林张的争论。
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堪称经济学界的世纪之争。从1995年关于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就开始了，那场争论被媒体誉为北大“交火”事件。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第四期记录了1995年6月6日两位留洋博士的争论。在辩论中，林毅夫从制度适应性的分析出发，强调当时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不公平竞争条件下形成的软预算约束，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张维迎则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即所有权)的重要性，认为改革的出路在于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虽没有亲历那场争论，但能够感知，那时候张维迎的观点更占上风，因为股份所有制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潮在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如火如荼。
时隔近20年，他们两人的观点，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在2014年7月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发起举办的纪念杨小凯去世10周年的会议上，两人在复旦再次“交火”。据韦森教授说，他们两人几乎吵了一上午。
两人争论的重点是经济学亘古不变的老话题，即政府的角色以及企业家的精神。
林毅夫澄清别人对他的误解，说他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因为国内大部分人反对政府，所以林毅夫对政府作用的强调就变得格外突出。
以新产品的研发为例，林毅夫认为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基础科研的投入都是政府来做的。人们趋之若鹜的苹果产品，很多基础的、前沿的知识和上游技术都脱胎于政府的支持；谷歌也是如此，它所用的基础运算技术，也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而研发出来的。
但张维迎却坚持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事实上，他们俩不是没有交集，他们都认为企业家精神重要，但政府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只不过，林毅夫更看重现实中政府发挥了什么作用，而张维迎强调的是完美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
不得不说，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当·斯密以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张，遭遇到了挑战，中国改革的实践，为西方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们构建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复旦的会议还传出一条消息，对经济学家算是一种善意的揶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妻子透露，买股票炒房子，如果听丈夫小凯的，家可能就破产了。
也几乎是同一时间，中国社科院的何帆著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
譬如，凯恩斯当过官，哈耶克没有当过官；加尔布雷斯当过官，弥尔顿-弗里德曼没有当过官；曼瑟-奥尔森当过官，詹姆斯-布坎南没有当过官。据说，每到美国政府换届时，哈佛的经济学教授有一半都去了华盛顿，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新古典派经济学派捍卫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摇篮，笔者注）很多教授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伟大袓国的首都。
据何帆观察，“在中国，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评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批评政府的政治风险很小，是件低成本、高收益的事。”
12位经济学家挑战林毅夫
除了张维迎，2014年林毅夫还遭遇了另一场争论。在10月初的滴水湖会议上，关于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二十年前的著作《中国的奇迹》，以及林毅夫近年来的主要观点，比如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潜在增长率等，12位在座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相当尖锐的质疑，场面颇为壮观，观察者网亲历了整个过程。
与会的学者们基本上都认同，《中国的奇迹》所做的经济预测已经被中国的改革实践所证实，但他们对林毅夫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未来中国奇迹还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上。
为此，林毅夫做了长篇应答，他提出，8%的发展潜力不会必然带来8%的经济增长，要达到这么高的增长，必须做出很多努力，挖掘出现实的经济增长。这些努力就包括，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消除双轨制遗留的各种扭曲，同时也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
华生周其仁的土地问题之争
2014年，经济学界的另一对“冤家”是东南大学教授兼企业家华生，和北大经济学家周其仁。他们二人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的争论影响深远，也部分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决策。
这场争论缘起于2013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的383号文件，针对该文件中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极有争议的安排，华生在2013年底撰写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六大认识误区》一文，对当时风靡的土地改革口号提出了批评意见：包括集体土地应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统一入市，小产权房入市等等。
文章先引来“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批评，华生教授以“土地制度改革焦点分歧（上）”作答后，周其仁教授也参与对华生教授批评，打响周华二人的论战。两位教授集中围绕城郊土地的开发利用，就“小产权房”问题、自主盖房的权利，以及土地涨价收益归属等热点问题，你来我往，持续争论了5个回合。
华生的《四答周其仁教授》推出之后，外貌和气但公开发言常常嬉笑怒嗔的周其仁，似乎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发表万字长文《为什么城市化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一方面对各种热点提出不同看法，还连带着质疑起了华生的专业知识和背景。“自带一个笑话水准的硬伤上场……连‘集体土地’主要是个啥也搞不准？” “我没有看到他对惠及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做过任何经验研究，也没有看到他对这项实践的利弊得失提出过中肯的分析……就是把自己心仪、但尚无扎实经验支持的主张，与数亿农民工主要靠租用、购置城郊农房农地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
不过，华生继续有礼有节地过招，9月中旬发布了他的第五篇问答《土地改革的实质分歧》。此后周华之争暂告一个段落。
周华之争硝烟未散，在10月初的滴水湖会议上，周华二人相遇，各坐主席台两边。因为周其仁在会议的第二天上午才到，那天上午的讨论环节，华生和周其仁各谈自己的，没有交锋过招。当我们期待着下午同在主席台上的周其仁和华生会否掀起热战的时候，华生却在用完午餐之后就离开了。（当然，主办方有意没有安排土地问题的讨论环节）
许成钢与青年挑战者
就在周华两人争论正酣的时候，2014年9月18日在浙江莫干山上的一次会议，也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瞩目。1984年莫干山会议亲历者华生没有参加此次的新莫干山会议。但笔者通过微信为他直播了发生在新莫干山会议上的一场年轻人与老莫干山人，以及土地改革领域，青年学者与经济学家许成钢的争论。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70后学者凌斌，向在台上讲述“莫干山精神”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亲历者开炮，呼吁他们将舞台让与年轻人，因为只有不看身份、官位、学历平等对话才是真正的“莫干山精神”。
18日晚的新莫干山会议土地制度问题分论坛上，经济学家许成钢与凌斌等青年学者再起争论：许成钢以成功转型的东亚经济体国家经验为例，暗示土地私有化才是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而凌斌等学者提出质疑，中国30多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土地私有化并不是经济崛起的要件，此刻讨论的问题是郊区土地流转如何保障农民利益的问题，而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话不投机，许成钢以对方缺乏经济学常识拂袖而去。
坦率地说，这场会议远没有三十年前精彩 ，但因为观察者网特约评论员岳峙的《三十年后再上莫干山：青年挑战者》对现场争论的报道，而广为人知，也在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当代青年人与改革参与度的热烈讨论。
学界争议与政府决策
但就土地领域的争论而言，土地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土地公有还是私有，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不免令人大跌眼镜。但在2014，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改革路线问题的争论，不仅仅在土地领域，还在国有企业改革等等方面暗流涌动。
面对如此戏剧性场面，在观察者网的盛邀之下，经济学家华生专为读者们撰写一篇继“周华之争”之后的万字长文，抛开意识形态争议直面土地私有化。文章中，华生从关系你我的房产以及农民利益的实证角度分析，假设土地私有化，究竟能给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带来什么？
同时，在这篇文章中华生也回应了他与文贯中、许成钢、周其仁、秦晖等人在土地问题上的各种争议。文章提出土地私有化既不是禁忌，也不是灵丹妙药；东亚转型国家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土地私有化，相反是来自于土地收益的公共性。
新莫干山会议之后没多久，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会议，以及随后出台的国务院有关土地流转的多个文件明确为新一轮土地改革定调，土地改革不能突破三条底线，即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
2013年底，华生与周其仁、383方案起草者们的小产权房入市之争，也以国土资源部叫停小产权房建设戛然而止。
改革在争议中前行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过证伪主义，他认为 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向前发展的。即真理源自大量的错误和归谬。
先撇开经济是不是科学不谈，林毅夫在滴水湖会议上曾经这样说，关于中国经济看法，每个经济学家都在盲人摸像，更多的人的观点集合在一起，人们大致能够理解中国经济的全貌。
林毅夫的话颇有道理。经济学家们的确是在盲人摸象，就在2014年一年里，观察者网参与和见证了多起经济学家的著名争论，学者们互不想让，唇枪舌战，但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有的甚至，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连坐下一起讨论的意愿都没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通过学者之间的争论，我们对中国经济真相、对中国改革进程的认识加深了一层。
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之争，土地改革路线之争，私有化与混合所有制之争，这些中国改革当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发展路线问题的争论，2015年可能仍会继续。
正如何帆说的，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及格的决策者。但从这些学界的争论中，我们能够切实的感受到，中国改革其实在争论的两端走平衡木：简政放权，让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但另外一方面，在战略性行业、公益性行业，要让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国企改革，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要改善企业治理结构，让市场在国企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土地改革，既要承认中国土地制度的几个底线，又要尽量按照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唯如此，才可能稳妥地推进中国的改革进程，不回到老路，也不走上歪路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