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二程、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产生
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唐末农民大起义，摧毁了豪强地主的政治经济势力，经过五代十国短暂的战乱时期，北宋王朝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某些调整，于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科学技术也有了重大成就。在此新的条件下，封建统治阶级需要一种能够维护统一的思想武器，理学便应运而生。理学又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唐中期以后，一些名儒举起批判佛教的旗帜，力图全面恢复儒家的权威。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儒家道统说，认为仁义道德之中，道德是“虚位”，仁义是“定名”，道德自仁义出；实行仁义，才是道德的实际内容。由此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儒家道统。李翱提出“复性说”，认为性善而情恶，只有消除情欲，才能恢复善性。这些思想，为理学的产生开了端绪。北宋以后，随着佛教理论的日益衰落，形成了广泛的新儒学运动。范仲淹等政治改革家，努力提倡儒家学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从“本”上否定佛教。所谓“本”，就是儒家仁义学说。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开始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他们以儒家《周易》《春秋》为依据，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说。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之学，把儒家经典作为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据。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作论证。石介倡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们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
随着儒家批判并融合佛、道思想过程的展开，到北宋中期，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理学家，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各自形成学派，从不同方面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如理气、道器、太极、阴阳、形而上形而下、动静、两一、心性、性情、性命、善恶、理欲、人心道心、中和、体用及诚、敬、知行等等。他们自称其道为“圣人之道”，其学为“圣人之学"。这时的学说称为道学。
南宋初，“道学”名称颇为流行。后来“理学”之称渐盛。明中期以后，有些学者批评道学家为假道学，“道学”遂含有贬义，而“理学”之称更加盛行起来。
性质和特点
理学家所讨论的问题，同以前的哲学相比，是一些新的课题，有独特的范畴和命题。涉及的问题范围比较广泛，内容比较丰富。从天地万物之原到人伦日用之道，析理精微。他们共同关心的是探讨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等问题。他们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批判地吸收佛、道哲学的思想资料，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它同理论简单粗糙的两汉儒学有很大区别，同佛、道哲学也有本质区别。有些理学家虽然吸收了道家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理论和佛教心性修养之说，但是批判了佛、道鄙视现实人生，追求虚幻境界或彼岸世界的宗教思想；他们也继承、发展了玄学关于本末、体用等的思想，但批判了玄学以“无”为本和崇尚“自然”、忽视“名教”的思想。
自南北朝隋唐以来，有所谓儒、释、道三教之说。所谓儒教，是指教训、学说，即一种可以指导人生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理学以儒家“圣人”为最高标准，提倡理想境界，它不借助于宗教信仰，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它不相信现实社会以外的彼岸世界，不信灵魂不死、轮回转生之说，而充分相信人生的意义，提倡人的精神自觉，力求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的精神境界。因此，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但理学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伦理，即三纲五常、仁义礼智等看作永恒的、绝对的原则，甚至看作是宇宙规律和万物的本原，看作是人心所固有的主体精神，力图论证封建社会的合理性，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1）本体论问题，即世界万物的本原问题。理学家对这个问题各有不同回答，但是都否定有上帝一类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他们集中批判佛、道以空、无为世界本体的理论。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气本论哲学，认为太虚不是空无，而是占有时间和空间的物质气的存在形式，太虚之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了“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本原，但理并不是虚空，而是实有其理。理是观念性的实体，是有实际内容的。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以太极之理为宇宙本体，太极是“有理”和“无形”的统一，而不是纯粹的虚无。陆九渊、王守仁以心为本原，认为“心即理也”。理学家在讨论世界本原问题时，已接触到思维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2）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理学家对人性来源的探讨，和他们的本体论有密切联系。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但他有时又夸大了性的作用。程颢提出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发展了性即理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陆九渊认为，心即是性，即是理。王守仁提出心之本体即是性，即是至善。理学家们在心性问题上虽然说法不同，但他们所谓性，都是指某种道德原则、道德属性。他们通过讨论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试图解决人的本质和人性问题，从不同方面强调人的道德意识的作用。
（3）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理学家都很重视认识问题，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把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统一起来，融为一体。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通过对《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发挥，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程颐主张至于物而穷其理，但不能逐物，必须“反躬”。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主张格物、致知二者不可分离，穷理多后，便能“豁然贯通”，内外合一。陆九渊强调“反观”，认为心便是理，只须向内反观，不必向外求索。王守仁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了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他们还讨论到知行关系问题，提出“知先行后”、“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学说，力图把认识和道德实践统一起来。
理学所讨论的，不是纯粹的认识问题，主要是道德意识的自我认识和实践问题。理学家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心有灵明。人生天地之间，不仅与天地对立，而且与天地相通，人可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张载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周敦颐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颐的“圣人与理为一”，朱熹的“心与理一”，王守仁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都是力求建立人生最高理想。他们都宣扬所谓合内外之道、一天人之学。但理学家一般认为，这种最高理想，只能在日用人伦之中，通过自我认识和践履才能达到。理学家所谓理欲、义利之辩以及格物致知、诚、敬等功夫，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理学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
流派
理学中有不同学派，各个学派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互相区别，使理学思潮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或称王学）。这些不同的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或特点，但是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看，主要有三大派别：
（1）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是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他提出的“太虚即气”的学说，彻底否定了道家“有生于无”和佛教“以天地万物为幻化”的理论，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他的“一物两体”的学说，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事物内部的一与两，即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使他的唯物论带有辩证法的特色。他还讨论了即物穷理等认识问题，肯定了耳目见闻等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但他提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和“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观点，表现出他的唯物论哲学的不彻底性。他的气一元论学说，为后来的王廷相、王夫之等人所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心性之学，为程朱学派所接受。
（2）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是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他们第一次把理作为最高范畴，提出了理本论哲学。特别是程颐，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把理说成是形而上者，把阴阳说成是形而下者，认为理不是阴阳，而是“所以阴阳者”。这就把形而上之理说成世界本原。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是理所派生的。朱熹进一步发展了二程思想，完成了理学体系。他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理气关系问题，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理有气，但理是“本”，众理之全体，便是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散在万物，如月亮印在万川。他建立了理学各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是理学集大成者。一般把朱熹和二程、特别是和程颐联系起来，合称程朱学派。
（3）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是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他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提倡自作主宰，建立了初步的心学体系，开创了理学中的心学学派。王守仁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以吾心之良知为天理，完成了心学体系，称为陆王学派。程朱理学同陆王心学，是理学中的两个主要唯心主义派别。
此外，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也是理学中的一个派别。邵雍接受了道教的“先天图”，用数的关系构造了自然界和历史发展在内的世界图式，用数来说明天地万物的形成和变化。他的学说在理学中具有一定影响。司马光虽未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提出以“虚”和“诚”为中心范畴的一套哲学思想，也构成了理学中的一个派别。
与理学有联系的，还有北宋时的王安石。他推行新法，作《三经新义》，曾用五行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和变化，并对老子的道作了新的解释，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学”。与二程同时的苏轼、苏辙，公开主张儒、道、佛合流，杂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而为一，与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互相斗争，他们的学说被称为“蜀学”。南宋时，与朱熹同时的陈亮、叶适，提倡事功之学，反对义理之学。陈亮批判理学说，自从道德性命之说一兴，“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他的批判有深刻之处，但不完全合于事实。叶适反对张载、二程对于佛教的批评，认为不必和佛教辩论关于心性的问题。他对性与天道一类学问，持反对态度。
演变
北宋中期是理学形成时期，各学派已初步建立各自的体系。不久，二程理学占了主导地位，二程是周敦颐的学生，但他们不讲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不讲邵雍的“象数学”，又对张载的“太虚即气”说进行批评。二程所说的理，主要是指君臣父子等伦理道德，认为这是天下之定理，另外，理又有自然规律的意思。程颐提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及“性即理”等命题，成为理学的重要思想，而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及心即天的思想，则开了心学一派的先河。
南宋是理学发展和成熟时期。二程理学，经杨时、罗从彦、李侗传到朱熹，发生了很大变化。朱熹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认为“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以太极为万物本体，提出了理有层次的理一分殊说，并把周敦颐推崇为理学开创者。他又吸收和改造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理气关系问题，建立了他的理气论和气化学说。他还发展了程颐、张载等人的心性说和格物致知说，提出了一整套认识论和修养方法。朱熹哲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理学的完成。与朱熹同时的张栻、吕祖谦，也是理学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同朱熹比较接近，但吕祖谦兼讲事功之学。与朱熹理学相并立的是陆九渊心学。陆九渊之学也来自二程，特别是程颢，由程颢经谢良佐、王蘋、张九成到陆九渊，发展出“心即理”的心学学说。陆九渊提倡“简易”之学，批评朱熹“支离”，而朱熹批评陆九渊太简。他们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内部的分化。
南宋后期，朱陆两派互相攻讦。但陈淳以后，魏了翁、真德秀等人，在维护朱学的同时，又有调和朱陆的倾向。黄震等人则发展了“道不离器”的思想和经世致用之学，对朱学进行了初步改造。陆九渊之后，杨简把心学发展为以山河大地为心中物象的唯我论哲学，成为心学派的极端。到元代，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一批理学家，如赵复、许衡、刘因、许谦、吴澄等人。其中，许衡对于促进民族思想文化的融合起过积极作用。他在宣传朱学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尊德性”。他把尽心知性和致知格物结合起来；强调道德践履，主张在日用人事中实现崇高的道德精神。吴澄宣扬以程朱为正统的道统论，以继承道统自诩，同时却提倡“以德性为本”，主张反身内求，反对向心外求道。刘因、许谦等人则发展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主张读书穷理。
明代初年，朱熹理学占统治地位，理学家宋濂、方孝孺、曹端等人，恪守宋儒，理论贡献不大。薛瑄、吴与弼从不同方面发展了朱熹哲学。薛瑄在理气问题上批判了“理先气后”说，主张“理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表现了唯物主义倾向。吴与弼坚持“敬义夹持，诚明两进”，但又提出涵养“本心”的思想。吴与弼的弟子陈献章，为了克服朱熹哲学的矛盾，进一步提出“心与理一”、“宇宙在我”的学说，从朱熹理学转向陆九渊心学，为王守仁心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明代中期，程朱理学趋于僵化。此时，出现了王守仁心学。王学的建立，标志着理学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王守仁批评朱熹分心理为二、知行为二，把人们引向烦琐道路。他提出了以“良知说”为核心的心学学说，认为心之本体即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更不可向心外求理。王守仁受陈献章思想的影响，与心学家湛若水有学术来往，并以共同“倡明圣学”相期许。他的“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达到了心学理论的高峰，形成了王学学派。从此，心学大盛。但王学学派很快发生了分化，从泰州学派中分化出一批思想家，突破了王学藩篱，大胆批判道学和封建传统思想，提倡思想解放，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人是其代表。李贽等人的思想，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特征和市民阶级的要求。
在王学出现的同时，罗钦顺等思想家从另一方面发展了理学。罗钦顺批判了王守仁的良知说，改造了朱熹的理学，提出“理气为一物”的理气论和“资于外求”的认识论。他是从程朱理学中分化出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自然观上建立了唯物主义学说，但在心性问题上仍坚持朱熹理学的基本观点。王廷相更鲜明地批判了朱熹理学和王守仁心学，主张气外无理，性生于气，强调实践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他的气一元论哲学，是对张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陈建作《学蔀通辨》，比较系统地批判了陆王心学，但未能达到罗钦顺那样的理论水平。
明末清初，是理学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即自我批判时期。当时，出现了一批重要思想家，他们同理学既有联系，又对之进行批判。他们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某些特点，但没有超出封建生产关系的范围。刘宗周是王门后学，但对王守仁思想有所改造和发展。陈确、朱之瑜等人，从不同方面批判了理学。黄宗義、顾炎武、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各自作出了巨大贡献。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注重研究实际问题。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对理学作了一次历史总结。王夫之提出了系统的唯物主义理论，在理气论、人性论、认识论、知行观等方面突破了理学的局限，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峰。以后经过颜元、戴震等人的批判，到清中期以后，理学日益没落。
历史地位和影响
理学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它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理学中有不同学派，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和相互影响，其理论贡献也不一样。理学发展了中国先秦以来的传统哲学，又吸收融合了佛教哲学，具有完整的哲学体系。理学家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理论思维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在人类认识史上，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理学中的气一元论哲学，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提出了关于气的系统学说，把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理学中的理一元论哲学，比较深入地讨论到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等关系问题，它虽然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世界本体，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认识论等方面则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心一元论哲学虽然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否定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但它强调独立思考，反对崇拜权威，却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理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家，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辩证法思想。张载关于“两”与“一”的学说，二程关于“物皆有对”、“物极必反”的观点，朱熹关于“一中有二”的思想，都对发展古代辩证法思想作出了贡献。王夫之关于“两”与“一”的理论，是对理学辩证法思想的一次总结。
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哲学，起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的理学家强调道德的价值和个人的自觉，因此，理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明代中期以后，理学阻碍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对理学的批判，并且这种批判带有自我批判的性质。有些进步的哲学家，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理学的积极成果，抛弃了理学中消极落后的东西，这是符合理论发展规律的。到了近代，理学的保守性越来越明显，“五四”运动时受到全面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理学进行历史的、科学的清理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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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466?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