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朱子是中国书院制度的实际开创者。书院的主要功能和特点，是由学者主持并担任讲席，自任“学统”以实现“道统”。书院既是教育阵地，又是研究与著述场所，集教学、研究和著述于一身。书院形式开创了自由研究、自由讲学之风，有利于学术争鸣与交流，推动了学术发展。朱子制定的学规，确立了书院的宗旨、教育目的、任务与方法，提倡独立自主精神。所有这些，为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中国历史上，朱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教育家。孔子开创私人办学之风，朱子则正式开创书院制度。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朱子之前，唐代已有书院的名称，但只是个别现象，其功能主要是个人及家人或朋友一起读书休闲之地。北宋时期，随着儒学的复兴，书院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只限于部分地区。到南宋初年，有限的一些书院大部分已经荒废，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朱子出面，大力提倡、亲自参与兴建和修复工作，推动了书院的蓬勃发展。一时间，书院建设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
南宋书院的发展，与朱子学的兴起密不可分。书院既是朱子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地，也是朱子学推广与普及的重要场所。朱子一生，与书院结下不解之缘。除了亲自兴建和修复书院，在其中讲学之外，还关心过问各地书院的建设，所到之处，随时讲学或为书院题词，或请友人、弟子创建书院。据统计，与朱子直接有关的书院，就有68所。[1] 南宋以后直到明清，书院遍及全国，成为与官学并行的最重要的教育机构，这一切与朱熹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子是中国书院制度的实际开创者。
笔者所说的“书院制度”，是指由于朱子之功，书院这种形式，无论从数量与规模上，还是从性质和功能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者说，书院已不是零星的个别现象，而是随着朱子学不断扩大影响而向全国各地延伸，成为普遍性的办学形式；从后者说，书院已成为有机构、有组织、有宗旨、有学规的教育机构。特别是朱子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揭示”），已成为全国书院效仿的典范。正因为如此，书院已成为一种制度，对于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也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院与官学一起，推动了古代教育的发展。但是，书院有其独特的贡献。这些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所有书院都是由学者亲自主持并担任讲席，推动书院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教授治校或学者治校。这是书院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历史上的官学也有教授，但那是一种官衔不是职称。朱子无论在自己创办的书院，如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即紫阳书院）、竹林精舍（又名沧州精舍、考亭书院），还是修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宋代有四大书院，朱子修复的这两所书院居其二），都是亲自主持、亲自讲授和制定教材与学规的。有些书院则由学者或弟子出任山长。这样就保证了书院的独立性、学术性，避免了官僚化的作风以及按官僚意志办学的做法。有些书院，虽然请朝廷封赐或接受朝廷的资助；但是，书院仍有自己的学田及财产，由学者主持其事。例如，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是江西南康军的行政长官，白鹿洞书院就是他在任时修复的。表面上看来，朱子是代表朝廷修建书院，是封建官僚办学；但是，朱子本质上是一位学者，是秉持儒家“道统”观念兴办书院的。就是说，他是以儒家学者和教育家的身份办学，而不是以官僚的身份办学。因此，始终保持着书院不同于官学的独立性格。朱子以继承儒家“学统”与“道统”自任，书院即代表“学统”，其目的是实现“道统”。这与以朝廷为代表的“治统”或“政统”（有人认为中国无“政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其他书院，大体上也是如此。书院的主持人，一定是儒家学者，不管他是不是朝廷官员，一定要代表儒家“学统”，才能任其事。值得指出的是，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亲自主持、参与和讲学，对于提升书院的地位及其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书院，由于朱子及其他思想家的修建和讲学而彪炳史册。这已成为书院史上的一种传统。后世的许多思想家都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比如王阳明，就曾到许多书院讲学，也到朱子修建的紫阳书院、白鹿洞书院讲过学，并对朱子所定学规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夫为学之方，白鹿洞之规尽矣。”[2] 白鹿洞书院之所以有名，与此有关。
有些书院，是因朱子到该地任职、驻足或路过讲学而兴建的，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是朱子常去的地方，由于他的提倡、关心和讲学活动，这些地区的书院发展最快，是当时书院最多的。还有一些书院，则是由于朱子和其他学者在此聚会、辩论而于事后修建的，著名的鹅湖书院就是如此。鹅湖本是江西黔山县的一座寺庙，1175年，朱子应约与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等相关学者及双方弟子在此聚会，进行了一场辩论，世称“鹅湖之会”，成为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之后，为了纪念这场盛会，便修建了鹅湖书院。以其有名，南宋以后，历代都有学者来此讲学。
其二，书院既是教育阵地，又是学术研究与著述的场所，集教学、研究和著述于一身，堪与现代的研究型大学相比。朱子所在之地，除了在书院培养弟子，发展学术，还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如朱子晚年定居和讲学的考亭书院所在之地建阳，编辑、出版、印刷和造纸业等等都有很大发展，不禁有“建阳纸贵”之叹，可以说形成了书院文化。
朱子一生，除了不足十年的时间做官，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书院度过的，书院就是他的“家”。即使是做官，也不忘在书院讲学。他在书院的主要任务，是讲学与著述，在讲学与著述之中又贯彻了研究。以研究带动讲学，以讲学促进研究，相互推动，既写出了有创造性的著作又培养出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学者。在其众多弟子中，有些人成为著名的学者，有些则从事政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代的所谓“研究”，除了个人读书钻研和思考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与学者朋友及弟子们相互讨论、辩难、答疑解惑与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启发、相互吸收和补益，使自己的思想更加完善、更加成熟。这是一个无穷往复的过程。将自己研究之所得，传授给弟子，弟子又提出新的问题，促使其进一步思考，获得新的认识，再传授给弟子。这样反复进行，使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入，见解更加深刻，最后形成著作。朱子的许多著作，就是这样在书院完成的。当然主要是朱子本人“综罗百代”式的总结与思维创造，同时也有弟子们反复提问所受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集体的智慧。有些著作，则是与弟子们共同完成的（如《仪礼经传通解》就是如此）。其著作完成之后，又在教学与研究中不断修改、完善；其毕生用力最勤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经过不断修改最后得以完成。譬如，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大学章句》中的“诚意”章。正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朱子和弟子们反复讨论过“诚意”之学。这说明，修改工作是在与弟子们的问难与答疑过程中进行的。
《朱子语类》中的对话与《朱子文集》中的大量书信，就是对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而这两部著作，最能体现朱子思想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所不同的是，《朱子语类》是与弟子之间的问答，由弟子们记录整理而成；《朱子文集》中的书信则是朱子与学者及弟子之间的相互讨论，由朱子本人写成。但是，不能由此而怀疑《朱子语类》的真实性。事实上，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提法，而朱子的回答，又有不同的说法，从中可以看出朱子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有些问题，虽然观点未变，但观察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或理解的深度有异；有些问题，则发生了观点的变化。比如朱子与弟子讨论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问题：起初，朱子只说明两者是一致的，并未说明两者究竟有何关系，经过反复讨论和仔细思考，终于在一天夜里得到答案，将学生召集一起，说明所以然是存在的根源，所当然是在人的实现，这个道理只能在实践中体会，不能只当作知识去追求。又如朱子与张栻关于“中和”问题的辩论，往返书信几十封，朱子思想前后发生了变化，由“性体心用”说变为“心有体用”说，这就是所谓“中和”新旧说之辩。
朱子早在二十三岁于福建同安任主簿时，就很关心教育，并兼管县学，亲自授课，改变以词赋、章句为举业的学风，转向经文、义理的学习与研究。当时，已有不少年轻学子慕名而来。回到五夫里后，开始私人讲学，从学者日众。从四十岁开始，他自建寒泉精舍并在其内讲学，四方弟子、前来受学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时，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在精舍与江西学者吕祖谦共同编成《近思录》，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近思录》的编选，具有研究的性质，实际上是一部研究的成果。五十岁以后，朱子思想体系成熟，建成武夷精舍，专心讲学与著述，不仅培养出大批学生，而且完成了大部分著作，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启蒙》《周易本义》《诗集传》《周子通书解》《孝经刊误》等即完成于此时。六十岁以后，他建成沧州精舍（即考亭书院）并安居于此，有“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之句。[3] 这时弟子人数更多，形成考亭学派，并完成了他的最后几部著作。
其三，书院这种形式开创了自由研究、自由讲学之风，有利于学术争鸣与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学术发展。朱子开创的书院制度，完全是开放的，形式是多样的，讲学活动是自由的。学者们可以自由地研究并到各个书院去讲学，也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新的研究心得体会去讲学，既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门户之见。这种自由讲学的风气，是官学无法比拟的。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学派相互争鸣的局面。
作为儒学集大成者，朱子坚守儒家的立场，对佛、道进行了批判。在儒学内部，也有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但这种争论有一个特点，就是谁更能代表儒家学统与道统。书院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有朱子学与湖湘学的争论，有朱子理学与陈亮事功之学的争论，有朱子理学与陆象山心学的争论，书院便是这些争论的重要场所。一方面，各有阵地；另一方面，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只要看看《朱子语类》和《象山语录》中的相关记载，就很清楚。比如“鹅湖之会”，作为朱、陆之间有关为学方法的第一次争论，无果而终。之后，争论继续，并影响到双方弟子，有些朱门弟子跑到陆象山处，有些陆门弟子则跑到朱子处，互相问难和争辩，非常热闹。但是，这些争论并未影响双方在大方向上的一致，更没有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正好相反，学术上的争论，使他们彼此更加了解、更加尊重。“鹅湖之会”后的第六年（1181年），陆九渊率其门人到南康军拜访朱子，请朱子为其亡兄陆九龄写《墓志铭》，朱子则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并特为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使后人有所效法。
朱子所到之处，都伴有讲学活动，这既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又是其人生的一大乐趣。这是思想家、教育家的乐趣，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在朱子的带动和影响下，各地书院兴起了自由讲学之风，一所书院，可同时容纳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讲学。朱子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就是很好的例子。
朱子还将这种自由讲学之风带到了经筵讲席，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194年，六十五岁的朱熹被朝廷指定为侍讲，为宁宗皇帝讲课。他所秉持的讲学宗旨，便是《大学》的“正心诚意”之学。他试图通过讲课，使皇帝能正其心而诚其意，以端正朝纲，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还利用讲学之便，对皇帝提出劝告，要锄邪扶正，离奸佞而用贤人。不料，此举遭到权臣的忌恨与报复，进而演变为“党禁”之祸。朱子被逐出朝廷，并冠以“伪学”、“伪党”的罪名，遭到迫害。在弟子四散、处境危难之际，有人劝他放弃其学，朱子正色道：“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时间上或有异，但精神未变）表现了一位思想家的思想独立与人格尊严。
所谓“自由讲学”，便包含了“思想自由”、“讲学自由”的内容，即自由地讲述自己的各种见解，包括政治见解。朱子作为儒家的思想家、教育家，继承了孔子以来的教育理念，坚持儒家的核心价值，以“正君心”为其讲学的重要任务，发表政治意见，对朝政提出批判，即使受到打击、迫害，也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是一位教育家最可贵的品格。
其四，为书院制定学规，从正面总结和实践儒家的教育理念，确立书院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任务和教育方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书院制度。
《白鹿洞书院揭示》即学规[4]，是朱子书院建设的代表之作，也是朱子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书院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实际上已成为所有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一所书院是否遵循此学规办学，成为衡量该书院是不是一所够格的正规书院的标准。其作用之大，有如此者。
该揭示正文只有5条、79字，加上说明和按语，仅几百字，却将书院的办学宗旨和目的、方法讲得十分清楚。集中到一点，就是培养什么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第一条是“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庸》称之为“天下之达道”，即通行于天下的大道。这是道德伦理教育，实际上是如何做人的问题。书院培养什么人？首先要培养有道德的人，因为这是做人的首要条件，因而也是书院教育的根本目的。朱子说：“学者学此而已。”意思是，学习的根本目的是要学做人，即人之所以为人也是人之当然必然的道理。后来，他在《玉山讲义》中说得更清楚：“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这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然后就此又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判制也，礼则仁之节义也，智则仁之分别也。”[5]
这是对“人之所以为人”与“人之当然与必然”的进一步解释，被归结为仁、义、礼、智、信五字，五者又被归结为仁字。这就是说，学习做人就是做仁人。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其展开则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其在社会中的实现则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但这又不只是社会伦理规范，而是关乎人性之事，而“性非一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这个道理，不是从外面取来的，是人性固有的。所谓“教”，只是唤起其自觉耳。因此，朱子在《玉山讲义》中又说：“然仁之一字，须更于自己分上，实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说过，无益于事也。”[6] 所谓“于自己分上实下功夫”，就是在自己人性之本分上实下功夫，即实现自己的仁性。这是朱子哲学、也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之所在，在《白鹿洞书院揭示》和《玉山讲义》中得到集中的体现。
其次是“为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教育任务与方法，也是学习任务与方法的问题。按朱子所说，前四者是“穷理”即知之事，最后一项是修身等行之事。“穷理”就是“即物穷理”亦即“格物致知”，朱子认为，这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并且对“格物致知”做出了新的解释，成为朱子哲学与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在此不作细述。就书院教育而言，“穷理”之学可用学、问、思、辩概括之。所谓学，在书院中主要是读书。朱子对如何读书，提出了重要的方法。其中，除了专心熟读，明其义理之外，居敬穷理、优游涵泳、切身体察是最重要的方法。这就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对象知识而读书，再将知识变成工具，以获取名利；而是与自己的心性修养紧密结合，变成生命体验之学，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为根本目的。至于审问、慎思、明辨，则包含提倡自主性、主动性、独立思考及相互辩论的精神，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灌输，更不是死读书。关于修身、处事、接物等笃行之事，朱子又分别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体现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实践特征，具有普遍意义。
朱子提出的学规，最后落实到行上。重视实践，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关于知行关系，朱子有很多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论先后，知为先”，二是“论轻重，行为重”。在书院教育中，这两点都是必要而可行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针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而制定的。朱子并不反对科举，但是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提出了批判。他在《揭示》最后的说明中，集中批判了科举制度以及官学的学规，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这说明书院教育与科举制度是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书院教育以明义理、求真知为宗旨，以成己、成人为目的；科举制及其官学则是以务记览、为辞章为手段，以钓声名、取利禄为目的。这种对比，不仅标明书院的性质和特点，而且揭露了科举制的最大弊端。[7]
由于办学宗旨与性质有别，其学规也有区别。朱子说：“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8]
这段话很有哲理，说明书院学规与近世（官学）学规之不同。“理之当然”就是天之生物之性，既是所以然，又是所当然，在天为所以然，在人为所当然，即学习应当作人的道理。知道了这个道理，就必然地要求自己去实行，其规矩禁防出于自觉的要求，不是他人的规定，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这就是“为己”之学。近世官学也有学规，但那是一些外在的约束，不是出于内在的要求，因此，“其待学者为己浅矣”，即不是“为己”之学，而是另有目的。正因为如此，“今不复施于此堂”，即不采用这样的学规，而是根据“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另定一套学规，实施于此。
这个学规，是依据学生的内在潜能和主体性而制定的，不是外在强制性的，有利于启发学生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可说是人性化的。王阳明之所以说，“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阳明说：“朱子白鹿之规，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为学之序，又次之以处事接物之要，若各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谓‘随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几一旦贯通之妙也’欤？然而世之学者，往往遂失之支离琐屑，色庄外驰，而流入于口耳声利之习。岂朱子之教使然哉？”[9]
学者们多议论朱、王之异同，岂不知阳明对朱子的教育思想，有如此的认同与高度评价！这足以说明，白鹿洞学规影响之深远。
清代末年（1901年），书院被废除。民国以后，西方式的学校取代了书院。但是，书院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是巨大的、多方面的，近代的一些学者、教育家对此有论述。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都认为：“把一千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了。”[10] 青年时的毛泽东也说过：“学校……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人性，庸懦的随俗沉浮，高才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11]
大教育家蔡元培也说过：“然追溯共和成立以前二千余年间，教育界所讲授之学说，自孔子、孟子以至黄梨洲氏，无不具有民政之精神。……中国又素行信仰自由之风。道、佛、回、耶诸教，虽得自由流布，而教育界则自昔以儒家言为主。儒家言本非宗教，虽有祭祀之礼，然其所崇拜者，以有功德于民、及以死勤事等条件为准。”“教育界之所传诵，则无非人道主义。”[12] 这所谓“二千余年之教育界”，便包括书院。
上述对书院的这些评价都很中肯，如“自动的研究精神”、“师生感情甚笃”、“自由研究”、“信仰自由”、“人道主义”等等，都是书院教育的精神特质，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目前，中国兴起了恢复各类书院的办学之风，如何继承和发扬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正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吸取书院的成功经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 原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2‒16、59页。本文作于2011年9月20日。
[1] 陈国岱等：《大教育家朱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紫阳书院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3]《水调歌头》。
[4]《朱子文集》卷七十四，四部备要本。
[5]《朱子文集》卷七十四。
[6]《朱子文集》卷七十四。
[7] 朱子对科举制有很多批评，兹不详述。
[8]《朱子文集》卷七十四。
[9]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紫阳书院集序》，第239－240页。
[10] 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3期。
[11] 见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8月。
[12] 蔡元培：《法华教育会之意趣》，《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