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子学的知识取向
朱子哲学是十一世纪以来东亚地区最有影响的哲学，它不仅被统治阶级认可为官方哲学，而且得到了十二世纪直至前现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认同。在整个“宋明理学”（neo-confucianism）中，与其他思想家及其流派相比，朱子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的学说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知识取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造成了朱子与“心学”学派之间的冲突。陆王心学对于朱子的全部批评正是针对朱子学中这种注重知识的性格。
理学在北宋的早期发展本来是在“文”与“道”之间的紧张中层开的，理学反对辞章训诂考据之学，强调精神与道德的提升与修养，注重内心生活的体验与锻炼，力图为社会确立一种意义系统。但是在理学一开始的发展中也涵蕴了某种程度重道轻文的反智主义。作为儒者的朱子当然要把价值原则设定为本体论与认识论中的优先性，而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发展显然由于朱子的出现发生了一种转向，即努力追求“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平衡。“格物穷理”成为核心的思想原则，朱子学中把“格物穷理”解释为研究事物以穷尽事物之理，强调“格物”的知性意义。朱子宣布“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从理论上对物理的客观性和知性主体把握事物的能力作了明白的肯定，对全部知识论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朱子明确肯定“理”不仅是本体原理和道德法则，同时包括上至天地下至草木的性质与规律，主张一个儒者必须从万殊的具体事物入手，经验地逐一认识其中之理，最后由个别上升到普遍，达到对普遍性“天理”的认识，所有这些，使得朱子学在理论上与“科学”具有可以相容的特质。
二、朱子学中“知识”的主要性格
然而，在事实上，强调“格物穷理”的朱子学并未对中古的自然科学发生明显的推动作用。这是因为，朱子学所重视的知识主要为人文知识，寻求知识的活动主要为文献的学习（读书）。在朱子学中承认“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互动，但不肯定科学或学问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生产性活动更不是理学所注意的方面。因此，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在朱子学人文理性结构中难以找到生长点。从朱子学与社会的关联说，朱子的读书穷理的方法论为成熟的科举制在客观上提供了支持，科举制则与中央集权的体制结构配合运作，其功能主要是维持官僚队伍的合理再生产。这决定了道德素质和典章历史知识是对作为候补官僚的士人的主要要求，而不鼓励知识阶层进行纯粹自然科学的探索。从学术性格来说，朱子学所重视的知识，即使是对于客观事物的知识，也只是为了达到一种对自然的理解，而不是利用。严格地说，这种理解并不是没有先决条件，并不是努力按事物本来面目去理解的，毋宁是为了普遍性天理而到具体事物上进行印证的活动。由于朱子学在意向上，是把对具体事物的知性了解与对天理的印证混淆在一起，这就必然对理学对自然的理解发生影响。所以，对于竹生长的知识，朱子学的立场不是鼓励具体地研究竹子的习性及生长规律，以促进和保护其生长，而是观竹子生长的同时去体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普遍原理。这样一种知识学说的终极指向，并不是近代科学所理解的对物质世界的探索，而是精神对宇宙意义的理解所达到的境界。
三、朱子学知识论的两种功能
朱子学，至少在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朱子学，并不能自发地帮助自然科学生长，以成为近代意义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学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并无“创生”的功能。但是，对于东亚社会文化而言，朱子学虽未（或不能）创生出近代自然科学，却不等于说朱于学与近代科学不能相容，也不等于说朱子学对于从前现代走向现代过程的科学发展只有负面的作用。事实上，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的知识论是东亚社会接引近代科学的内部基础与资源，所以明末和清末东亚知识分子以“格物”或“格致”这样有强烈朱子学色彩的概念指称西方近代科学。就是今天的“物理”概念也仍然可看到朱子学的影子。朱子学的若干观念为东亚知识分子接受和理解西方科学提供了一个自己文化的基础。从文化对知识分子深层意识的塑造及其作用而言，可以认为，朱子学虽然对于近代科学缺少“创生”的功能，却有较强的“模拟”功能。朱子学对东亚社会及其知识分子的重视学习，重视读书，重视教育取向的培育，无疑对东亚社会接受并发展自然科学有重要作用，他倡导的读书方法及实践造就了东亚社会知识阶层对“学习”的训练而形成传统。近代西方科学进入中国未受到任何文化上的阻力，这不能不归功于朱子学理性主义的影响。从这些方面来看，作为传统的朱子学在近代化过程中仍发生了（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1991年2月写于夏威夷，载《朱子学刊》一九九三年第一辑（总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