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既是南宋的道学宗师，也是重要诗人，中兴诗坛大家尤袤在《朱逢年诗集序》中，称赞其“以道学倡其诗”。朱熹的诗在南宋广为传颂，如他写武夷佳景及抒发个人悠然情怀的《武夷棹歌》十首，和者尤多。晚宋时期，姚勉的《梅庄夫人墓志铭》记载梅庄夫人邹氏“尤爱诵文公先生武夷山十咏，宛转高下其声以歌之”。历代批评家对其诗多有褒扬，相关研究也较深入，如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申美子的《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李秀雄的《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莫砺锋的《朱熹文学研究》等。不过若将朱熹的诗歌放置于自汉魏到唐宋的文学流变，以及两宋的道学家群体中进行新的观照，则其诗歌还有值得发掘的个性特色。
追步汉魏的生命意识
对世事人生与生命的思考是文学的恒久主题，自汉末至魏晋的社会变动更激发了人们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北宋拨唐末五代之乱，道学兴起，学者承三代孔孟之教，围绕性命义理的内圣之途，深入开拓，南宋时期，学派纷起，而朱熹集其大成。与偏重外王践履的道学家韩元吉等相比，朱熹身上呈现出的更多是退藏倾向，但他对宋室南渡以来时局的忧虑，对生命短暂而道义不竟的矛盾的思索终其一生，汉魏士人身上觉醒的生命意识，在其思想与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成为其人生与文学中极富特色的内容。
宋室南渡后，朱熹“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额惨然，太息久之”（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他和一些道学家秉持深切的忧患意识与致君行道的理想，推动道学与政治日用及与帝王之学的联系。宋孝宗隆兴初，朱熹在《癸未垂拱奏札一》中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淳熙年间，他在《戊申封事》中说道，“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宋孝宗对其称赞道：“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朱熹的忧患意识与致君行道精神，在其诗作中同样有深入表现。如“念昔少小时，无事志四方”（《奉酬子厚咏雪之作》），“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感怀》），皆述其志，而“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感事书怀十六韵》），“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弃躯惭国士，尝胆念君王”（《感事》），都展现出了这位道学宗师的忧患精神。
朱熹毕生以道自任，却充满坎坷，《宋史》称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深悟天理永恒而生命短暂，因而激发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他在《感春赋》中写道，“怅佳辰之不可再兮，怀德音之不可忘”，这种感怀也成为其诗作的突出主题。如《古意》一诗先写兔丝、朴樕等佳木相望相依，转而写严霜对百草的摧残，并联想人生“盛年无再至”，感叹生命易逝。又如《远游篇》以玄想方式写其慷慨远游，但四方难行，遂幻想能驱驰坚车，驾凌八荒，终是无为而返，表现了诗人情志难伸的生命困顿与对于重生的渴望。再如“良玉怀贞操，芳兰含远馨。临歧一珍重，即此万里程”（《送刘旬甫之池阳省觐六十四丈遂如行在所上计》），“空知玄思清，未惜年华度。美人殊不来，岁月恐迟暮”（《秋怀二首》），这些诗句抒发了诗人对于生命的珍视之情，表现出了深沉的人生哲思。
对陶渊明的体认与超越
陶渊明是中古时期杰出的诗人，影响深远，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钟优民的《陶学发展史》、李剑锋的《陶渊明接受通史》等皆有阐述。在宋代，陶渊明及其诗歌广为士人接受，继苏轼之后，朱熹堪为代表。他既向陶渊明学习，又提出对陶渊明诗境与心境的超越，推动了陶渊明接受史的发展，这也成为理解朱熹思想与诗歌的一个特定角度。
首先是朱熹对陶渊明的认同与接受。如《朱子语类》卷一〇七记载，他每日爱诵“渊明《归去来》并诗”；卷一二五记载其论“陶渊明亦只是老庄”；卷一四〇记载其论“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且“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在镇守南康军时，他见到庐山上有陶渊明醉卧之石，遂架亭上方，榜曰“归去来馆”，并在《陶公醉石归去来馆》中写道，“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他的《题郑德辉悠然堂》化用陶渊明《饮酒》中的绝俗之趣。此外，“静有山水乐，而无车马喧”（《寄题梅川溪堂》），“荷鉏带月朝治秽，植杖临风夕挽蔬”（《再和（刘抱一）》），“误落尘中岁序惊，归来犹幸此身轻”（《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皆融化陶诗写其意趣。清人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谈道，朱子论诗“表章陶靖节”，即揭示了朱熹尊崇、学习陶渊明的旨趣。
同时，朱熹又以集大成的道学造诣对陶渊明的心境与诗境有着自觉的超越。陶渊明以挣脱樊笼、融于自然为至境。而朱熹则认为若能正心诚意而达道境，则自有乐趣，何必脱离世间樊笼，如他在《书事》中写道，“超摇捐外虑，幽默与谁言？即此自为乐，何用脱笼樊”。从陶渊明崇尚自然到朱子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从浑融自然的陶诗意境到朱子道学沉潜的诗境，可谓迥然异趣。朱熹在《延和奏札二》中强调，持心之正，则自然超脱尘俗，其诗中也多有此类书写。如“高斋一远眺，西南见秋山……赏惬虑方融，理会心自闲”（《忆斋中二首》其一），“守道无物役，安时且盘桓。翳然陶兹理，贫悴非所叹”（《晨起对雨二首》其二），“闲来生道心，妄遣慕真境”（《宿武夷观妙堂二首》其一），皆抒写个人悟道自得的情怀。他在《读道书作六首》中说道，“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形忘气自冲，性达理不余”，认为自身明理悟道的快乐不同于陶渊明的以自然山水寄托身心。纵观两宋，尊崇与学习陶渊明是朱熹与众人的相同之处，但以深厚道学造诣自觉超越陶渊明的思想与创作，则显示了朱子的个性。当然，所谓超越并非高下之判，而是诗学特色与文化意蕴的差别。
以古为新的诗学选择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朱熹的诗“用事命意，定格下字，悉如律令，杂老杜、后山集中可也”，肯定其诗歌艺术追步杜甫、陈师道等江西诗宗。但朱子诗学还有可发之覆。朱熹在《和刘叔通怀游子蒙之韵》中自注称“余素不能作唐律”。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说道，“宋人用韵多错，朱子虽古诗，亦不出本韵”。总体来看，朱熹的诗学重在古诗，且能以古为新，反拨江西诗派的诗风流弊，推动了南宋诗学的发展。
朱熹留下不少论诗文献。他在《答巩仲至》一文中写道，“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朱熹将古今诗歌分为三等，尤重自虞夏至魏晋的诗歌，并编辑其间的古诗作为诗学准则。他在《跋病翁先生诗》中认为，这一阶段的古诗“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称“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
朱熹常以古体创作。如《拟古八首》其一写道，“离离原上树，戢戢涧中蒲。娟娟东家子，郁郁方幽居。濯濯明月姿，靡靡朝华敷。昔为春兰芳，今为秋蘼芜。寸心未销歇，讬体思同车”，意象古朴，襟怀高洁；其四也以佳月、秋夜、河汉、鸣虫、野草、霜露、梁燕、云雁等物象，述望月怀远之思。这组诗歌语言素雅，音节流亮，有汉魏古风韵致。又如“褰裳缘碧涧，濯足憩清幽。却拂千岩石，聊乘万里流”（《濯足万里流》），“孤鹤悲秋晚，凌风绝太清……夭矫千年质，飘飖万里情”（《孤鹤思太清》），皆为抒写个人情志的古体佳作。《四库全书总目·文山集提要》中写道，“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惟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即揭示了朱熹古诗创作在南宋诗坛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曾维刚（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