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风家训与个人及社会幸福之关系
作为生命体，假设有意志，植物一定是追求生长，自由舒展地生长，希望有充足的阳光雨露满足它们的生长意志；动物亦然，它们一定希望除了快速生长，还希望能够在大自然里自由奔跑，有足够的食物满足口舌之欲，还能自由交配满足性欲本能，并繁衍后代。动植物的这些本能，满足之后，应该有一种快乐，或者愉悦，在我们看来，只能是被动的，直接的，直线的，单向的。
人类，作为生命体，与动植物一样，存在本能欲望，追求自由生长与繁衍，满足口舌之欲。但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当然超越动植物的生命本能，追求快乐、愉悦，但会超越快乐、愉悦，我们人类创造了“福”、“幸福”这一词汇来表征。人类追求幸福的意志、观念、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成果，我们可以称之为“福”文化。
人类文明所有的活动，终极目的，除了以法西斯为代表的邪恶势力行为以外，都是为了人类幸福，就连法西斯也自认为是追求人类幸福的进步行为。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文化，皆是福文化。这应是广义的。我们所要讨论的福文化，是狭义的，是汉语语境里，由中国古人五福观念所衍生的求福祈福的民俗行为，以及为人民福祉而奋斗的进步活动。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个人幸福，是与家族、社会、国家紧密相关的；个人的幸福依托于家族的幸福。蔡元培先生说：吾之幸福，非吾一人所得而专，必与积人而成之家族，若社会，若国家，相待而成立。凡人生之幸福，必生于勤勉，而吾人之所以鼓舞其勤勉者，率在对于吾人所眷爱之家族，而有增进其幸福之希望。家族之幸福，即社会国家之幸福。［1］近世闽人林森先生曰：吾国植基于宗法，自家族而宗族，自宗族而国族，政治礼教相系相维。于宗族之认识极明确而强烈，而共通之信念，有强固之力量。有牺牲之嘉德，有让勉之美文。此吾华族特殊之优点也，若发挥而光大之，即为民族精神。［2］《朱子家政》曰：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降祥，子孙吉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一国与天下之政理。［3］
从以上训示可知，家族对于个人幸福与国家幸福，具基础作用，而家族中与个人成长及个人品行最为相关的一项，就是家风家训。蔡先生又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之中。”［4］家训实是这家庭学校最初的课文，是中国人人生幸福的奠基石。要了解中国人的幸福，研究福文化，有必要先研究家族和家风家训。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整体风尚，包括家族人物群体总体的性格特征、文化教育水准，更主要的是道德风尚。家训是家族训言，是家族里规定、流传的信条，是家族成员行为的指导准则，是形成家风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核，也是家风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所以，家风、家训，二者是紧密关联的，二者共同的功能和目标是促进家族的兴旺发达，家族成员的幸福安康。
家训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家训，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或者当世大家长口述、书写的训言，主要是语录、格言；但是在古代还有大量的墓志铭、行状里面的内容，也可以视为广义的家训。墓志铭、行状主要是家族里为逝去的长者树碑立传，其内容是叙述生平，记录其历史勋业和嘉言懿行，是家训里伦理纲常的践履，见诸行事，而不仅仅载之空言。墓志铭、行状的撰立目的是显示家史、家风和荣耀，激励、垂训子孙后代，以期用心传承、发扬光大，而求永福。
中国古代家风家训里所蕴含的狭义的福文化内函，其基本内容，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厚谦恭、勤俭谨独之道德，无非劝善立德、勉学立功、养性立身、治家立业之践行，以达光宗耀祖、永葆福泽之目标。朱子作为思想家，其家风家训的内涵，远远超越于此。
下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风家训为案例，揭示家风家训里的福文化内涵。
二、朱子家风家训的形成、传承与践履
下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风家训为案例，揭示家风家训里的福文化内涵。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编纂的《福建家训》，收录较早的家训是北宋初期的杨亿家训和中期的蔡襄家训，皆是格言式的训词，但是已经透漏出理学先兆：以“理”“性”这样具有理学色彩的概念来昭示家训所要求的言行准则所含的道理。《杨亿家训》曰：“安本分，循天理”。《蔡襄家训》曰：“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5］
《福建家训》将朱子置于篇首，选录了《朱熹家训》《童蒙须知》《朱子家政》三篇，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传统家训内容的方方面面，但欲深入理解朱子家训的理学内涵，还须研究朱子家史、家风。
朱熹祖父朱森是个穷困生潦倒的书生，却立家训：“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生之业。”［6］给子孙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朱熹父亲朱松不负家训，考中进士，入闽为地方基层小吏，重视教子，时常训示，寄以厚望。《送五二郎（熹）读书诗》：“故乡无厚业，旧篋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貘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韦斋集》卷四）朱松还曾抄录黄山谷《食时五观》给二弟，题了三句赞语：“知恥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韦斋集》卷一)这三句话也成为朱熹的座右铭，亦可谓家训。
朱松入朝为官，曾将朱熹带在身边，并延请名师施教。朱松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念，反对秦桧议和，与几位同道谋划上疏，朱熹都看在眼里，受到熏陶。朱子一生主张抗金，可谓传承家风，其来有自。［7］
朱松精通《春秋》学，对古今成败兴亡了然于心，并常给儿子讲解。朱熹后来回忆父亲在《春秋》学方面对他的影响：“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尊王攘夷之春秋大义、君臣父子之大伦大法，幼年即播于心田。
朱松给儿子诵读《后汉书·光武纪》和苏轼《昆阳赋》，用刘秀中兴汉室的业绩激励朱熹复兴大宋的志向。朱松手书《昆阳赋》并题跋，朱熹珍藏到老，晚年也做题跋，回忆父亲“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为之泫然流递，不能自已”。［8］
朱松的思想渊源是洛学。朱子大弟子、女婿黄榦撰《朱文公行状》记：“自韦斋先生（朱松）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朱子）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9］朱松由于得罪秦桧，被罢官，仕途和家庭生活陷入窘境，但不坠其志。回到建州，与河南二程子传人杨时弟子罗从彦、李侗密切交往。束景南先生认为，大程子（颢）明道先生以《中庸》学为宗，杨时得其《中庸》秘传，韦斋先生奉《中庸》谈性说命为儒学大本，一脉相传，而朱子正是“在一个有理学渊源的家庭环境中生活”。［10］学界通常说朱熹的理学思想来自老师李侗，其实父亲朱松才是第一位理学启蒙导师。
以上是朱子从祖父、父亲身上承受之家风家训，再看看朱子自己营造，传给下一代的。朱子曾自画小像并自赞：“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11］这是朱子自我写照，为其自励，亦以励人，可以视为家训。
勉斋先生黄榦《朱文公行状》述朱子家风遗训：
（朱子）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典训，未尝少辍。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事，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
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钜，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仪，哀戚备至，饮食衰絰，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賙卹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
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理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与世动辄龃龉。［12］
黄榦作为女婿，长期与岳父朝夕相处，对其思想状况、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的观察、描述细致入微、精彩绝伦（故不避抄书之嫌，大段引录）。描述的是朱子个人风格，代表的是理学家风，内容涉及为学、家居、事君、爱民，其核心是理学思想的践履：忠孝仁义、必诚必敬、克己守礼、致知力行，堪以为训。
朱子天资早慧，十八岁就考中进士，少年得志，本有机会平步青云，早登庙堂，但是他志不在此，为官时间才九年，而以著书立说、讲学传道为职志。朱子一生创办寒泉、晦庵、同文、武夷、竹林（沧洲）、考亭等精舍或书院，还复兴白鹿洞书院，讲学五十年。朱子教学风格，黄榦描述：
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13］
朱子从政时间虽不长，但担任几任地方官，颇有政绩，打击豪强，赈济饥民，办学矫俗，造福一方百姓，成绩卓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黄榦撰《朱文公行状》用了大量笔墨记录朱子向皇帝上奏疏，不顾个人安危得失，直陈皇帝阙失，而不加隐晦，着实践行儒家和理学“格君心之非”的思想理念和使命担当，表现出立身之仁、忠君之诚和君子之勇。如下：
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执曰之鄙态。“陛下临御二十年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欤？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复而思之，无乃燕闲起居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欤？［14］
朱子敢于如此直白地向皇帝说天下不太平，政治无建树，人民不幸福，质疑皇帝德不崇、理不纯、欲未尽。朱子勇于前，勉斋先生继其后。勉斋深体先师之志，将其事其言直书于《行状》，大加表彰。当时俗儒不能理解，认为不当直书，勉斋于《行状》之后特加说明：
又谓告上之语，失之太直；记人之失，失之太讦（jie，讦以为直）。责难陈善，事君之大义，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隐于后，先生敢陈于当世，而学者反欲讳于将来乎？［15］
黄榦坚持直书，实是深得师心所在，正心诚意，不负遗志和家风：
（朱子）入奏，拳拳以谨察天理人欲为说。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16］
作为女婿，朱子家风家训落实在黄榦身上，一脉相承。譬如，友人林公度请勉斋为其子主持冠礼，勉斋曰：“榦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顷从朱先生游，见其家所行冠礼全依司马公所定。”［17］勉斋自当仿之以行。勉斋弟子记勉斋风范，颇似朱子：
（先生）以道德性命名世，而钱谷甲兵技艺之事未尝不该本末而备实用，学愈博而愈精，则是心之体愈全而用愈周矣。家徒四壁立，日持蔬食以对宾客，端坐讲论，至达旦不寐，书前辈诗句于壁曰：愚夫饱欲死，志士固长饥。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识者见之，已凛然有廉顽立懦之风矣。［18］
勉斋为官行政、讲学传道确与朱子风格近似。弟子撰《勉斋公年谱》记载：先生为政学道爱人出于至诚恻怛，不肯为俗吏具文而已。学有师承，文尚体要，更明吏道，甚得民心。静而有守，直而不阿，不畏强御，一决以公，阎闾细民称道。［19］
勉斋官阶不高，没有机会向皇帝上奏章言事，但在面对上司的态度上，与朱子一样耿直勇诚。晚年为安庆知府，同时参与抗金前线江淮幕府。嘉定十一年（1218），王师败绩于泗水，勉斋先生向主帅进战守之策。一见箴规阙失，皆人所不敢言者，幕府诸人益忌之，盖时方掩覆以避祸，欺诞以为功，而先生所言者皆公而忘私之语、经远务实之计，言出而身危。当时幕府书馆往往轻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献边划机谋，多为毁抹。时方流移满道，饿莩盈野，而诸司长吏设乐张燕无虚日。先生每事痛言其非，语侵幕中宾客，制帅外虽勉从，而内不能堪，同僚遂从而媒孽之。［20］
《年谱》载宁宗嘉定六年（1213）为阻止错案冤案，不惜得罪上级和同僚，“不同流合污以自媚于世”。在汉阳知军任上遇灾荒，百姓日食草根，而上级却要征集粮食运往他处，黄榦坚决违背上司旨意，不让汉阳米出汉阳界。勉斋先生为县令时，有豪强欺压平民，先生向上级递呈《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
榦不避斧钺之诛，辄为本县无辜之民，祈哀请命于都运大著之前。伏惟台慈少垂听览。榦窃见当今仕宦，作邑最难，岂敢奋不顾身，与豪民为敌？窃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内，乃有倚恃豪侠，吞乡民，使之哀号怨愤，无所赴愬。为民父母，安忍坐视？傥或顾一身而不恤百姓，则上负朝廷、下负所学。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请焉，窃见权臣专恣，流毒生民，摧抑忠良、动摇兵革。［21］
黄榦一生也像朱子一样，“谨难进之礼，厉易退之节”。答友人林公度书曰：“世间以仕为乐者，以其富贵也。然求富贵者，非为盗则为佞，仆诚不能，其贫且贱如故。”［22］绍熙五年（1194），宁宗即位，朱子以捧表恩奏补女婿黄榦为将仕郎。黄榦推辞说：我辞官非为过高，每念父亲（黄瑀）历任至部使，俸馀仅足以给道路之需，况于官卑封薄，仰禄既不足以为贫，居官又未足以行志，而枉费心力于簿书米盐之间，孰若隐居山林讲学问道之为乐哉？
勉斋先生未仕之前，誓以清苦传家，必毋忝先训而进退浩然，又非爵禄之所能羁縻也。涵养日久，自得益深，每诵程子之言曰：“泰山为高矣，然山顶上已不属泰山。虽尧舜事业，亦只是一点浮云过目。”又曰：“进道之要固多端，窃刊落世间许多物欲外慕，见得荣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无愧无惧，方见之，动静语默，皆是道理。”故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祸福不足以动其心。有其见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笃也。［23］
勉斋迫于生计，出任县令和知府，常常心有所戚戚焉，觉得荒废学问，愧对岳父。时时一心求退，以办书院、讲经传道为第一要务。曾向友人胡伯量说，深恐“汩没世俗，学问尽废，大为师门之罪人”。［24］勉斋先生曾创办建阳潭溪精舍、环峰精舍，汉阳凤山书院，闽县高峰书院，还立临川县学。
勉斋所承，不仅是朱家门风家训，首先是黄氏家风。勉斋曾回顾家庭生活：“先人（父亲黄瑀）生平以清苦自将，兄弟相与恪守家法。”勉斋弟子记黄瑀“生平廉介，虽仕至部使者而赀产不及中人”。［25］勉斋黄榦继承的是乃父之风：以仁者之心，施勇者之行，谋百姓之福。朱子为黄榦父黄瑀（朝散黄公）撰写墓志铭：
公（黄瑀）任饶州司户参军，提点铸钱官欲市冶工余粮以规赢利，强公高其估。公不可，则怒欲中以法。又岁旱，公为民求大幅减租，上司不许，要求更改。公曰：“官可罢，此不可易。”公又痛以廉俭自约饬，凡例所当得公廨钱悉以输之公。到罢挈家，法当计佣受直，亦不取。至于燕游馈送之费，又皆一切屏绝。公为民办实事，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浃，而于其细者又皆曲尽。独豪宗大姓侵刻细民，则捕劾穷治之无少贷。他所听断，发擿隐伏，人以为神，而卒亦归于仁恕。大治学馆，延择修士，课试以时，士子上谒者接之于学。讲学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为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贵将杨存中请地以广其营，实规为观游，以奉权幸。公又以檄往视，还曰：营卒若干人，度地若干亩而足。今所请地且数倍，若从其请，是坏民田庐冢墓不知其几，而独为存中结欢于一幸臣，不可予。权秀洲华亭县事，岁恶民饥，不待上级批准，发廪以赈，上级特使阻拦，公曰：“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虽重得罪不悔。”［26］
朱子记录亲家事迹，其用意是勉励黄家后人，也可以视为家训；虽是黄家的，但出自朱子手笔，朱黄联姻，理当共勉，也为社会千万家树立榜样。
由朱子到女婿黄榦两人生平事迹和思想学说，可以看到朱子理学家风：他们都有为官行政的机会和才干，但为民请命求福，为国尽忠尽职，勇于担当，奋不顾身；廉退有节，甘于清贫，深得孔颜乐处；治学传道，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治家以礼，处世以恭。他们幸福吗？“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应是幸福的，他们的幸福具备更深的思想文化内涵。
三、朱子家风家训里的“福”文化思想内涵
前文已讲，家风家训的目的，都是为了幸福，但不同家族，具体内涵还是有差别的，作为思想家之家族，万事必打上思想的烙印。
西哲有言，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那肯定是不幸福的。中国人应是幸福的，自古先儒教导，日三省吾身，只要做到了，就可能增进福祥。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之福，思想家之家族，一定多得于常人。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决定一个人是否幸福的主要因素，是他的自我，即其内在构成，出身与地位甚至王室血统所带来的特权，与伟大的思想和心灵这类本源的个人优势相比，简直有着云泥之别。［27］朱子、勉斋这样的思想者，应是本源幸福的享有者。
朱子、勉斋身在官场常常请退，一心以著书立说、开坛讲学为念，黄榦在《朱文公行状》里说，孔子贤于尧舜，而朱子“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明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28］思想，对于朱子、勉斋自身，对于社会和百姓，能够带来更大的幸福。
思想如何带来福祉？日三省乎身，慎思明辨，诚心正意，修齐治平，从个人之福，以扩展至国家、社会之福，正是儒家、理学家的个人信条和社会理想。“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家语》卷三《辩政第十四》）横渠四句教正是贤者百福的印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子注《四书》，勉斋先生继其后而推广，正是履行思想者幸福的使命。
朱氏家族的思想是什么？无疑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导的儒家思想。朱松传承河南洛学以来，以《中庸》为核心，中庸之道就成为朱氏家风家训的思想核心。朱子家风家训追求的人生和社会的幸福境界，就是中庸之境。朱子编《四书》，排序以《中庸》为归结点或曰极点。勉斋《朱文公行状》曰：“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语》《孟》之精微；不参以《语》《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29］
《中庸》之境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一种身心和谐、天地和合的人生幸福境界。若参以西方幸福论，可以互训。古罗马哲人塞涅卡说，幸福生活就是一种与其自身本性和谐一致的生活。［30］叔本华说，幸福主要源自内心的平和和满足，要增进幸福，就要减少人性本能的冲动，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31］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正是将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是一种人生智慧，有助于人生幸福和社会和谐。
按照《中庸》学说，到达中庸之境的门径是五达道、三达德，而关键是诚。五达道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达德是智仁勇。五达道、三达德和诚，基本涵盖了《朱子家训》《朱子家政》《童蒙须知》等内容精髓。朱子《中庸章句》第20章云：“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知（智），所以知此（五达道）；仁，所以体此；勇，所以强此。困知、勉行者，勇也。”朱子的意思是，须有智慧和仁爱，才能懂得、体会到“道”，须有困而好学、勉力前行之勇，才能做到。
西哲又言，福德一致。塞涅卡说，真正的幸福存在于美德之中。美德完美而神圣，一个人具备美德，则超然于一切欲望之外，内在自足，无需外求，堪与神仙媲美：逍遥自在，自由、安全、免受伤害。［32］
康德认为，福德一致，至善是幸福的条件，“德行，作为配得幸福的资格，是我们一切谋求幸福的至上条件。幸福始终都以道德的合乎法则的行为作为前提条件。德行和幸福的关系：努力成为有德性的及有理性地谋求幸福，这并不是两个不同的行动，而是两个完全同一的行动，因为前一个行动不需要任何别的准则作根据，只需要后一个行动的准则作根据。”［33］中国古人常说，仁者寿，也是福德一致的表现，仁是德性，寿是五福之一。朱子《仁术》诗曰：存心每欲仁，福泽遍斯民。朱子还说：“为善则福报，为恶则祸报，其应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气类相感自如此耶！”［34］这是以理学思想对《周易》之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加以解释：德与善气禀同类，属于清气，感应相激。古希腊也有这样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作为最高善，德性的报偿或结局必定是最好的，必定是最为神圣的福祉。［35］
对于德性带来的幸福，《四书》多有阐述。《大学》：“富润屋，德润身。”朱子注：“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润身者然也。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实体。四体不言而喻。”朱子注：“气禀清明，无物欲之累，则性之四德根本于心，则发而著见于外者，不待言而无不顺也。”《中庸》（二十章）：“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朱子注：“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反之，必有灾殃。《中庸》（二十八章）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四书》到处流溢着道德的福泽。《朱子家训》说，“日用常行之道”，“人能如是，天必相之”，这是神秘化了，不是天助，而是得道（德）多助。［36］
道德力量哪里来？仁之外，还有智勇，更有诚的加持。孔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朱子家政》说：“凶吉欲其知变，忧乐欲其知持。”［37］是为智者，穷理尽性以辨祸福。近世闽人严复参以西学，也悟到此理，《原富译事例言》曰：“人莫病于言非也而相以为是，行祸也而相以为福，祸福是非之际，微乎其微，明者犹或荧之，而况其下者乎！欲违其灾，舍穷理尽性之学，其道无由。”［38］《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朱子《中庸章句》曰：“诚”是《中庸》“一篇之枢纽”。勉斋公《中庸总论》《中庸总说》很好地诠释朱子之意：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体用者，则戒惧谨独，与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诚之一言而已，是则一篇之大指也。至圣，则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诚，则足以全道之体矣。诚者，则由人以进夫天，圣贤之极致也。［39］
古罗马幸福论与中国先贤惊人地一致，也认为幸福立基于仁智勇基础。塞涅卡说：至善乃是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其表现为，生活经验丰富，行动冷静沉着，与人为善，为人厚道。一个人幸福，就是说这个人珍视荣誉，安贫乐道。幸福生活就是拥有一颗独立、高尚、无畏且不可动摇的心灵，远离恐惧与欲望。幸福的人往往拥有健全的判断力可以获得幸福生活的途径只有一条，前提是，首先，脑子必须健全而且始终保持清醒；其次，必须勇敢且精力充沛；此外，能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能急中生智、随机应变。［40］
朱子之学、朱子家训，教人忠孝节义、修齐治平，仁智勇诚、谨独戒惧，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省察于祸福是非之际，以达于广大极致之境：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第二十七章）
先贤心如明镜，知道中庸之境在现实中是很难达到的。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三、九章）那么幸福是不可能的吗？朱子注曰：智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难，然质之近似者皆能以力为之；若中庸，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中庸章句》第九章）朱子的意思是，虽不能至，但是只要排除私心杂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还是能够接近的，是可能的。这个追求、接近的过程是幸福。哲学家、伦理学家对此有很精深的研究。当代著名学者赵汀阳先生著《论可能生活》，有经典论述：可能生活是现实世界所允许的生活，但不等于现实生活。可能生活是理想性的，尽可能去实现各种可能生活就是人的目的论的行动原则，就是目的论意义上的道德原则，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幸福有待于可能生活的现实化，尽可能实现各种可能生活，这是一个关于幸福的价值真理。幸福是健全生活的感受，是全部生活行为追求的状态而不是结局。幸福是一种行为的活动过程本身就能够产生的感受。［41］
朱子家风家训正是为人提供一个可以践行的理学思想的范式和准则，让人在追求可能的中庸之境过程中体会幸福。
注释:
［1］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7-149页
［2］林森；《陶江林氏族谱序》，转引自林友华《林森评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3］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等编：《福建家训》，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4］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157页
［5］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等编：《福建家训》第64、12页
［6］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朱子童年、少年家教事迹，皆参考本书
［7］束景南：《朱子大传》第17页
［8］转引自《朱子大传》第21、22页
［9］《朱子全书》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59页
［10］束景南：《朱子大传》第26页
［11］《朱子全书》第27册，第571页
［12］《朱子全书》27册第560-561页
［13］《朱子全书》27册第563页
［14］《朱子全书》27册第538、539、540、544页
［15］《朱子全书》27册第567页
［16］《朱子全书》第27册第569页
［17］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卷十二，第133页
［18］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附集》，第561页
［19］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年谱》，第532、533页
［21］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卷二十八，第305页
［22］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卷十二，第137页
［23］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年谱》，第523页
［24］《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028页
［25］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第135、561页
［26］《朱子全书》第25册第4284页
［27］叔本华著，译李润萍、吴峰峰译：《人生的智慧》，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28］《朱子全书》27册第562页
［29］《朱子全书》27册第563页
［30］塞涅卡著，覃学岚译：《论幸福生活》，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
［31］叔本华：《人生的智慧》，第86页
［32］塞涅卡：《论幸福生活》第116页
［33］康德著，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8、129页
［34］《朱子全书》，20册第283页；23册第2714页
［35］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32页
［36］《福建家训》第1页
［37］《福建家训》第8页
［38］《严复全集》卷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39］《宋元学案》第2024-2027页
［40］塞涅卡著：《论幸福生活》，第104、106、103页
［41］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6-122页
作者：孙汉生（福建教育出版社）
原载《朱子文化》2023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