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之大小”是朱子所重视的一个思想结构，然而学界并没有予以充分讨论。以理会延平所教“理一分殊”为契机，朱子自“子规夜悟”认识到“学有大小”，并使之凝结为“由小及大”“下学上达”的为学进路。与“学之大小”的思想结构相应，朱子在工夫上先后将“大学”“小学”分判为“格物”与“主敬”；与此同时，朱子编撰《小学》，注释、序定《大学》，重塑了以“小学”“大学”为基础的教化体系：以“礼乐射御书数”入“小学”，以“大人之学”阐释“大学”，强调了人皆可以“学为圣人”的平等性，又构建了高下有分的德性秩序。因此，朱子对于“学之大小”的判定，既有年齿长幼，亦包括工夫先后、德性高低这两个层面；“小学”为“大学”之基础，“大学”为“小学”之推扩。总体而言，在“学之大小”这一思想结构的助力下，朱子将个体之“工夫”与众人之“教化”归并为一，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以后的政教安排。
关键词：朱子思想；学之大小；工夫；教化
“学”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关键概念，也是贯彻于朱子思想体系中的一条主线，而“小学”“大学”则是朱子用以阐释这一关键概念的两个基本要素。如其在《大学或问》中所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浅深先后缓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义利之分，判然如薰莸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朱子全书》第6册，第505页)朱子明确以“学之大小”这一表述将“小学”“大学”收纳、凝合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结构，再由此展开其同异的辨析。遍观朱子文献，如此说法，虽只有这一处，但以其来源于朱子反复修改之《大学或问》，亦足见朱子所论“学之大小”与“小学”“大学”以及《小学》《大学》之间有着直接的对应性。诚然，若论朱子“小学”“大学”，则其内容主要指向《小学》与《大学》，但其外延却超出了两者，如学习阶段、德性层次、教育机构，实亦有以“学”而言的大小之分。有鉴于此，本文特以作为思想结构的“学之大小”统论朱子之“小学”“大学”以及《小学》《大学》，由此探讨“学”之于朱子的深层意义。
先秦文献之中，早有类同于“小学”“大学”的表述，如《大戴礼记·保傅》所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见王聘珍，第60页)即以年龄与内容将贵族子弟的教学分为“小”“大”两个阶段。朱子亦对此种教学结构予以继承。然其所不同者，则在于结合“复性”“成圣”的最终目的，以“学其事”与“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9页)、“洒扫进退应对、礼乐射御书数”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朱子全书》第6册，第13页)等不同内涵，重新定义了“小学”与“大学”。本文将结合朱子一生的思想发展，将“小学”“大学”理解为一组完整的概念，依照“工夫”与“教化”这两条线索进行论述，剖析朱子之“学”的主要特征与内在逻辑。
一、学有大小： 朱子 “学之大小”思想结构的萌芽
朱子早年受教于延平，延平见其“说得无限道理”，便教其“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73页)，“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朱子全书》第13册，第354页)由此，朱子开始了对为学进路的重新省思。我们可以说，朱子关于“学之大小”的思考，在这一阶段便作为其内省为学进路的一个“副产品”而开始萌芽了。根据《语类》的记载，初见延平之后，朱子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思想事件：“一日夜坐，闻子规声。先生曰：‘旧为同安簿时，下乡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时正思量“子夏之门人小子”章，闻子规声甚切。’”(《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69页)这便是朱子早年求道过程中著名的“子规夜悟”。所谓“子夏之门人小子”章，即《论语》中所记载的子游与子夏之间关于为学之本末、先后的一段讨论：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
此章的要害在于，子游认为子夏门人谨于“洒扫应对进退”，有“末”而无“本”。子夏之言，则正对应于如何看待“本”“末”之间的深层关系，即现实的、当下的“洒扫应对进退”，是否在本质上与“大本”无缘？《语类》中对“子规夜悟”有多处记载，均反映朱子在这一晚对“本末”的问题实现了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如这一段对话：
问“子夏之门人小子洒扫应对进退”章。曰：“某少时都看不出，将谓无本末、无大小。虽如此看，又自疑文义不是如此。后来在同安作簿时，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说‘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无缘看得出。圣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终，乃是合下便始终皆备。‘洒扫应对’‘精义入神’，便都在这里了。若学者便须从始做去方得，圣人则不待如此做也。”(《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65页)
朱子最初将子夏所做反驳的要义理解为学之“无本末、无大小”，换言之，“洒扫应对进退”在某种意义上应该与子夏所说的为学之“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并不能说只是“威仪容节”之类的外在要求。但朱子又心疑对文义有所误解。经过一晚的思考，朱子的收获是“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而其必要条件则是对“明道说‘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的充分理解。可见在“子规夜悟”的当晚，朱子所思考的难题便是：为学之道究竟该理解为“有本末大小”，还是“无本末大小”？经过彻夜苦思，朱子初步破解了这个“悖论”：以“本体”而论，则“理”无大小；以“工夫”而论，则“事”有本末。在本体与工夫两端，理之大小、事之大小要分别来看。我们从中截取“理”“事”“工夫”这三个核心概念，由此分析这个结论所包含的三重含义。
第一，“理”散于万物之中，在本体的层面并无大小之分。“小”“末”在“理一”的层面上与“大”“本”具有平等性。“洒扫应对进退”根源于一理，从统一性角度而言与“精义入神”无异。
第二，对应于延平所说：“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分殊”重在事物具体之理的差异性，如朱子所说：“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7页)“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分”“用”便有“名分”“分量”之义。朱子常以“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表述工夫上积久贯通的效果。“物”“事”有表里精粗，与之相应，“理固自有表里精粗，人见得亦自有高低浅深”(同上，第512页)。此“精粗”以两义而言，在蒙学阶段所做的“洒扫进退应对”，“道理”毕竟有限，如“夫妇”“君臣”皆无法亲身实践。如朱子所说：“无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906页)所以从“事”的角度而言，“洒扫应对进退”各有其分殊之理。
第三，圣人生而知之，无需循序渐进之“学”。而作为凡人，因其气禀之异，则只能“学而知之”。“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皆有其理，但是“洒扫应对”并不等于“精义入神”，前者即便做到完满无缺，亦只是“学其事”，尚缺学其“事之所以”(《朱子全集》第14册，第269页)。如程颢所说：“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236页)朱子颇赞成此说。“洒扫应对进退”作为近者、小者，列于为学之先，是为了由末入本，最终学习远者、大者。
为了进一步说明“子夏之门人小子”章中“近”“小”与“远”“大”之间的关系，朱子还引入了“下学而上达”的观念对其进行分析：“人只是将上达意思压在头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为当先而可传，孰为可后而倦不传。‘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只是分别其小大耳。小子之学但当如此，非无本末之辨。”(《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64－1665页)又如朱子弟子胡泳所说：“明道说‘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分晓，乃是有本末、小大，在学者则须由下学乃能上达，惟圣人合下始终皆备耳。”(同上，第1670页)“下学”才能“上达”，只顾追求“上达”，则与禅学无异：“释氏只说上达，更不理会下学”。(同上，第1569页)
由此可知，“理一分殊”在“学”的层面触发了朱子对于“为学次第”的深入思考。在领悟“子夏之门人小子”章之后，“学之大小”的基本轮廓便在朱子的思想世界中开始浮现了。如其所说：“‘洒扫应对’，‘精义入神’，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无大小，故随所处而皆不可不尽。”(《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67页)在“理一”的一面，则“理无大小”，“学”必无处不在；而在“分殊”的一面，则“事有大小”，“学”必由小而大。自此，“先小后大”“下学上达”的工夫进路便得以在朱子的思考中发生某种作用。在此影响下，朱子结合其整体的理学思想，逐步确认了“小学”“大学”的具体工夫，并予以实践。
二、居敬穷理： 工夫论中 “学之大小”思想结构之成形
（一) 以格物论“大学”之“大”
经由“子规夜悟”的思想转折，朱子奠立了“事有大小”“由小及大”的基本认识。从事的层面而言，直接指向形而上者的“精义入神”较之于“洒扫进退”，自然是远者、大者。故在朱子师事延平之后，直接面向形而上者的工夫便是“格物”。据陈来研究，淳熙初年“格物”补传的写作标志着《大学章句》草成，朱子“格物”思想亦于此时基本成熟。(参见陈来，2000年，第278页)在此之前，朱子经历了两次“中和之悟”，将其性发为情的思想发展为心统性情说，由此确立了心性论的基本框架。在《大学章句序》的为学次序中，“小学”先于“大学”，而在朱子的生平中，其“小学”思想的兴起与落实，则在以“格物”论为中心确立《大学》主旨之后。
孝宗即位后，朱子应诏上封事说：
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2页)
朱子认为“格物致知”先于“诚意正心”以及其余的工夫环节，居于为学之首，其得失决定了其余工夫的效果。其后，朱子又上《癸未垂拱奏札》，写道：“臣闻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同上，第631页)由此可见，朱子明确以“穷理”解释“格物”，而“格物”乃《大学》之首义。
另外，对于佛教消解“事”“物”的实在性，朱子亦深有警惕。如其所说：“《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朱子全书》第14册，第469页)故而朱子在奏札中对孝宗借取“佛老”以“治心”的做法大加批评：
前日劝讲之臣限于程式，所以闻于陛下者不过词章记诵之习，而陛下求所以进乎此者，又不过取之老子、释氏之书，是以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2页)
在朱子看来，孝宗终究缺少了对于“理”的认知，故而只有玄虚的体验，导致“平治之效所以未着”。这样看来，如不能“治人”，也就可以说明孝宗“修己”有误，因为“修己”与“治人”并不能断为两截而分属佛、儒；故而，“修身”重在“格物”，而“格物”的关键在于“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这意味着学者必须由形而下之事通达形而上之理，继而以形而上之理指导形而下之事。由此可见，虽然朱子此时的“格物论”并未完全成熟，但其对孝宗的这两次上书，便基本上确立了“格物”之于“大学之道”的地位，并由此反映了工夫论“学之大小”中“大”的一面的核心意义：其一，效验之大，“格物”则能穷理，穷理则能修己治人；其二，应事之广，“格物”方可诚意正心，应天下之务。
(二)主敬思想与“小学”的出场朱子自承：“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4页)延平去世后，于朱子工夫论中凸显的“主敬”一说，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引起了其“小学”思想的正式登场。朱子曾说：“比观程子《文集》《遗书》，见其所论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说虽于心性之实未始有差，而未发、已发命名未当，且于日用之际欠缺本领一段工夫。”(《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66页)关于朱子自“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的转变过程，前人之述备矣，此处不再重复。(参见刘述先，第69－133页；陈来，2000年，第157－193页；束景南，1992年，第222－272页)简而言之，朱子历经两次“中和之悟”，将湖湘之学的“先察识而后涵养”翻转为“先涵养而后察识”。
在心统性情的心性论结构下，作为主宰的“心”贯彻于动静、性情，这就为朱子“未发”的工夫提供了切实的着力点：“未发之中，本体自然，不须穷索，但当此之时，敬以持之，使此气象常存而不失，则自此而发者，其必中节矣。此日用之际本领工夫。”(《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68页)朱子以“格物”为“大学”工夫之首，但“未发”之中显然不能“格物”，于是朱子便继承了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即在心之“未感物”时，须在未发之中涵养“本源全体”，使心虚明，事至物来之时感而遂通，才是“察识”工夫。所谓主敬，即专注努力保持内心的收敛与敬畏，提撕警觉，从而充分唤醒本心，使之自作主宰。(参见吴震，第164－209页；陈来，2011年，第193－195页)
可以说，“中和新说”及其相应的心性论结构确立之后，朱子对于延平遗教的困惑终于得到了解决，而“敬”作为工夫主旨在朱子思想中亦随之得到了确立，如朱子说：
“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据依。(《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13页)
如此论“敬”之说，遍见于朱子文献，“主敬”俨然成为了朱子工夫论的第一件事。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居敬涵养”与“格物致知”究竟孰先孰后？实际上，随着“主敬”在为学工夫中的凸显，朱子逐渐将“格物穷理”与“居敬涵养”视为平行并进的两事，如其所说：“程夫子之言曰：‘涵养必以敬，而进学则在致知。’此两言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其一而可行可飞者也。”(《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61页)“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朱子全书》第14册，第301页)正如吴震所总结：“根据朱熹的理解，在原本的意义上，居敬涵养不属于大学工夫而属于小学一段工夫，因此就大学工夫本身而言，格物致知仍为首出。”(吴震，第266页)此说深有见地，即朱子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作为基本的为学路径，则其工夫论必须超出《大学》，从而形成更为整全的“为学次第”——这就反向迫出了“敬”在“小学”工夫论中的位置：
问：“《大学》首云明德，而不曾说主敬，莫是已具于小学？”曰：“固然。自小学不传，伊川却是带补一‘敬’字。”(《朱子全书》第14册，第570页)
以此为据，在工夫论中“主敬”与“格物”的相辅相成，正是“学之大小”的二元结构在朱子的思想系统中得以继续强化的重要动因。与此同时，在朱子看来，主敬贯彻前后，大学、小学固然分为两事，但前后相续，贯通一体。“小学之成功”乃是“大学”之根本，“大学”可以说正是“小学”的推扩发展。
朱子在《大学或问》中认为“学之大小”只在于“高下浅深、先后缓急”，明确否认将“学之大小”等同于“古今之辨”“义利之辨”，认为两者的差异只是“知”在品质或境界上的差异。(参见《朱子全书》第6册，第505页)可见朱子并不呆板地坚持“先知后行”的为学之序，而是认为“小学”“大学”皆有知行，其差别在于先“浅知小行”而后“深知大行”。那么“知”之深浅，或者说在工夫上的“自然”与“勉强”，便成为衡量“学”之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在“修己治人”这一儒家理想的主导下，朱子因“主敬”而重视“小学”，势必要考量先秦以来“小学”的蒙学性质，这也就意味着“学之大小”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修身的工夫论问题；与工夫论中“学之大小”的二元结构同时而来的，正是“小学”“大学”所构成的教化安排。
三、小子大人： 教化论中 “学之大小”思想结构之落实
(一)重置“礼乐射御书数”于“小子之学”
正如朱子所说：“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同上)中年以后，朱子逐步将其工夫论考量与自幼及长的学习过程相结合，凝合为一个更为普遍的、具有实践意义的教化系统。由此，朱子“学之大小”的思想结构在教化层面得到了具体落实。
淳熙十六年(1189)，朱子写《大学章句序》，以“洒扫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定义“小学”的内容，其最大的改动在于将“始学礼”提前到十五岁以前。事实上，先秦文献其实亦有论及十五岁之前“礼乐射御书数”的教学。“礼乐射御书数”最早源于“六艺”，周代贵族以此教授国子，“六艺”有大小之分，如《大戴礼记·保傅》中所列“小艺”“大艺”，“六艺”贯穿于“小学”与“大学”，是一个在其内部有所区分但合为一体的教学过程。其最为详细表达，莫如《礼记》中所说：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礼记·内则》)
由此可知，在二十岁之前的蒙学阶段，除去“书记”“幼仪”等基础教学，“乐”“射”“御”的内容亦有涉及。综上所述，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礼乐射御书数”是宋代之后被移入了“小学”。按照叶国良的说法，真正的变化在于朱子将原属于“礼乐射御书数”的“经礼”部分也移入了“小学”的概念，这是前人所不为的，故而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至少在《礼记·内则》中明确提出“二十而冠，始学礼”，那么十五岁以下究竟该不该习读与成人政治、伦理直接相关的“经礼”？
实际上，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改以“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定义“小学”的教学内容，要害在这个“文”字。“文”不同于以实践而言的“事”，“文”即“先王六艺之文”。细考朱子于《小学》编成时所作《小学原序》《小学题辞》，实际上可以发现朱子是自“中和新说”确立之后便开始从“文”的角度对“礼乐射御书数”与“小学”的关系加以理解的。如其所说：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朱子全书》第13册，第393页)
小学之方，洒扫应对。入孝出恭，动罔或悖。行有余力，诵诗读书。咏歌舞蹈，思罔或逾。穷理修身，斯学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同上，第394页)
《小学原序》中所谓“讲而习之”，即为读书。而《小学题辞》中则更为清楚地表述为“行有余力，诵诗读书”，“诗书”即为“礼乐射御书数”之中的内容；此见朱子将“文”与“行”相对，先“洒扫进退”，涵养纯熟，然后学文。“行有余力，诵读诗书”，此句脱胎于《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子注曰：“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朱子全书》第6册，第70页)“文”亦带有外在规范之义，此处“圣贤之成法”便可以说是“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质言之，在“工夫论”的视角下，朱子所理解的“礼乐射御书数”中的“经礼”被收纳进了“文”的概念。十五岁以前，人于“经礼”则学其大纲，是为“文”；于“洒扫进退应对”等力所能及之事，依“礼”而行；而在“格物致知”之后，“大学”之“礼乐射御书数”因其立基于所以然之理，故而更为纯熟自然。那么既然朱子的教化思想中“礼乐射御书数”亦有类似的大、小之分，在结构上与《礼记·内则》的循序渐进看起来并不冲突，为什么朱子一定要明确将“礼乐射御书数”压缩至十五岁以前而归于学之“小”者呢？
首先，这当然要归因于宋代以来“天理”概念兴起这一思想变化。“礼乐”的中心地位为“天理”所取代，故而朱子有意通过将“礼乐射御书数”与“穷理正心”分属“小学”与“大学”，强化“理”大而“礼”小。而另一方面，则可以说是因为朱子对“小学”的认识突破了单纯的蒙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将之作为民众的教化。如朱子所说：
子夏之教门人，专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里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习矣而察，自理会得。须是“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后从而振德之”。今教小儿，若不匡不直，不辅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65页)
朱子在讨论子夏的教学方法时，将“小儿”与“民”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小学”突破了“蒙学”与个人修身的内涵，扩延为一个与“德”相关的普遍的“教化”。质言之，“礼乐射御书数”移入“小学”，亦符合于宋代平民社会崛起的历史趋势。在朱子所编成的《小学》中，其纲则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其目则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总其纲目，则知“明伦”“敬身”实为重心。先秦时期，“六艺”专属于贵族，而朱子则表示，“今则无所用乎御。如礼乐射书数，也是合当理会底，皆是切用”(《朱子全书》第14册，第269页)。此见朱子之于“六艺”，多取其伦常日用。这既符合于以“主敬”为其要务的“小学”工夫，亦可以说是为了适用于“小学”所承担的“中人以下”的教化需求。质言之，《礼记·内则》中的“学之大小”侧重于贵族子弟的学习阶段，而朱子在教化层面所讨论的“学之大小”，则以“德性”的分量为其判定依据，小则养之，大则振之。
(二)大人之学与“德性秩序”的确立
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在此之前，郑玄将“大学”解释为“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其所谓“学”之大者，重在政事一面。而朱子让“大学”与贵族专门之“太学”脱钩，在人皆可以成圣的前提下论“大学”之“大”。如程颢所说：“顺天行道者，天民也。顺天为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圣人岂不为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二程遗书》，第263页)朱子之大人便如此义，重在“行道”与“为政”的合一。
在元代以后，“大人之学”的说法得到了普遍承认，其具体内容即为朱子所说“正心、穷理、修己、治人”。但亦有不少反对意见，如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所说：
《或问》“大人”二字，但曰对小子之学而言，亦并不言此何等大人也。……应旂曰：“……假以德耶，则何以处小学？大学是大人，得毋小学是小人乎？若云以位，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本文何解？如以齿，吾未闻长年、高年而称为大人者也。况十五甫成童，未成丁也。”(毛奇龄，第382页)
毛奇龄引薛应之言，以大学乃学之大者，而非大人之学，认为朱子无需添一“人”字。因为若以德而言，与“大人”相对之“小人”，则俨然为君子之敌；若以年龄而言，则宜称“长”而不是“大”；若以势位而言，则《大学》中又包含“庶人”的修身之教。又如陈确所说：“子言之矣：‘下学而上达。’夫学，何大小之有？大学、小学仅见《王制》，读‘太’。作大学者，疑即本此。亦犹宋人之作小学也云耳。虽然，吾又乌知小学之非即大学也？吾又乌知小学之不更胜大学也？”(《陈确集》，第553页)究其用意，还是不满于朱子将“学”截为大小。实际上，这些诘难恰恰反映了朱子的良苦用心，针对“得毋‘小学’是小人乎”，朱子亦曾言：“‘小学’虽为小子而设，然修身之法，实备乎此”，即“小学”所对应的是“小子”。毛奇龄质疑朱子以“大人”论“大学”将造成以“小人”论“小学”。但是，除了“私意”与“人欲”的一面，“小人”亦被理解为“细民”，即平民。如《论语》所说：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朱子注曰“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学。故武城虽小，亦必教以礼乐”，“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礼乐，则其为道一也。但众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独行之”。(《朱子全书》第6册，第219、220页)这里的“君子”“小人”即不再严分为公、私抑或天理、人欲，而是因其皆具仁义礼智信之性，以气之不齐，故须学。返诸“大学”，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提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同上，第13页)，以“明伦”“敬身”为主的“小学”教育对于君、臣、民及其后代都应该要求一致。既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有相同的起点与要求，则可知朱子从未否定个人从“小子”甚或“小人”通过“学”而变为“大人”的可能性。当然，当“士庶”“贵贱”这些身份差异被排除在“学之大小”的考量之外，也就意味着自“小学”而至于“大学”，在具体的德性上必须有所跃升。
考之于《周礼三德说》，朱子提出：“或曰：三德之教，大学之学也；三行之教，小学之学也。”(《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63页)质言之，朱子以“德”“行”分“大学”“小学”，继而以“至德”“敏德”“孝德”为“大学”中所能达到的三种境界，对应于不同的德性品质；三德之中，唯有“至德”能够透过“穷理”而“修齐治平”，兼摄“敏德”与“孝德”，与程颢所说“大人”同出一义。而“孝德”的实质内容就是“三行”，亦即“小学”的功效；于“小学”尽力者，亦可谓身在“大学”之内，但“大学”亦有其德性之阶梯，“小学”之功毕，亦仍属于原初的“孝德”。
因此，在教化层面的“学之大小”中，朱子以德性为依据，严格限定了个人“成圣”的路径与条件，保留着“圣凡”之间的必要距离：“天下后世之人，自非生知之圣，则必由是以穷其理，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终之。固未有饱食安坐，无所猷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34页)朱子从不承认凡人可以由“小子”或“中人以下”而借助某种启示或顿悟以一跃而达到“圣域”。故而朱子以“大人之学”论“大学”，既体现了理学工夫论所对应的平等精神，又使之与“小子之学”相对，凸显“中人”上下的两分，乃是在“修身”为本的同时兼顾应有的德性差序：多数人或终生无法进于“大学”，故其所为便是遵循“礼乐”，谨行孝悌，各安其位。
总结： 工夫与教化之间的 “学之大小”
“学之大小”在朱子思想世界中的萌芽、成形，与朱子学问的逐步完善紧密相关，并最终落实为《大学章句序》中“小学”“大学”以及所依据的《小学》《大学》所构成的二元结构，从而嵌入了朱子的教化思想。本文依照两条线索进行论述：一条线索以工夫论为主，即朱子如何在个体修身的范畴内渐悟“学”之先后、大小，并将“小学”“大学”的主要工夫分判为“主敬”与“格物”，继而以“主敬”贯彻前后；一条线索以教化为本，即朱子如何在个体修身以外，通过“学之大小”构建一套既能兼摄士庶、贤愚，又能明辨德性差异的教化系统，以服务于其以学持政的整体构想。朱子的“学之大小”可以从两端定其“大”“小”。第一，工夫。“小学”主敬，“大学”格物，而这两者又配合于年齿幼长，前者乃“学其事”，后者乃“学其理”。第二，教化。“小学”以遵圣贤成法为主，“大学”以穷理致知、修己治人为主，前者对应于“由之”“治于人者”，后者对应于“知之”“治人者”。从总体上看，朱子前期论“学之大小”重在个人修身工夫的次第，后期论“小学”“大学”以及编撰《小学》、序定《大学》重在对外的教化安排。从工夫看，“学之大小”侧重于工夫的连贯性；从教化看，“学之大小”侧重于教化所对应的政治秩序。这种两分法并不是绝对的，不应将之理解为平行之两物。与此相应，“小学”是“大学”之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推扩，这是“小学”“大学”结构的一个总体特征。朱子认识到，虽然人人都有权参与家、国、天下之事，但这种平等性必待“学”的培养与检验：一个人必须从“小学”进之于“大学”，才能以“匹夫之贱”履行其“天下国家之责”。(《朱子全书》第6册，第513、514页)朱子身处的时代，正是古代中国转向“近世化”的分水岭。如陈来所说：“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陈来，2011年，第17页)面对唐宋以来的历史大势，理学家必须在以成圣、成德为目标的工夫论的基础上思考“教化”的再造，这可以说正是朱子“小学”“大学”系统的“结穴”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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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翰，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政治哲学。
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