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7.11被定为纪念日，也是首个航海日）。600年前的今天，即15世纪刚刚开始的明代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最先进的国家，也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从太平洋开始，穿越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历时28年，历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远洋航行，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贸易，范围所及，有半个地球之大。这一历史壮举，除了展示大明王朝的国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外，其最大意义是什么呢？最值得今人深思和纪念之处又是什么呢？
我想，其最大意义和值得纪念之处，就是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
郑和是接受明王朝的使命下西洋的。当时的明王朝，在对外开放及其国策上，是奉行儒家学说的。明朝的政治是皇权政治，皇权政治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比较复杂，这里不谈。当然，政治与对外文化有密切关系，明王朝指使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宣示它的强大国力和帝国形象。但是，它实行的是对外开放国策，不是自我封闭的国策。更重要的是，它以儒家的“礼仪”和“仁义”为根本原则，“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国家，对待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建立一个“礼尚往来”的世界秩序，这才是值得重视的。明成祖朱棣当时明确地颁布“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手谕，提出“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1]的方略，以世界眼光实现对外开放，以平等态度对待各国各地区的人民，就体现了这一点。
事实正是如此。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一次开创性的和平之旅，所到之处，没有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更没有掠夺别人的土地，作为殖民地；而是建立睦邻关系，增进友好往来。在经济贸易方面，则是“厚往薄来”，施与多而索取少，不以获取最大利益为唯一目的。至于有些国家向中国进贡，被说成是附庸关系，但是，“成为附庸国和成为殖民地有很大区别，后者是由别国的势力主宰本国人”[2]，前者则不是，它更多地是安全方面的保护。郑和船队在海上打击、铲除海盗，平息苏门答腊的叛乱，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它维护了当时的和平秩序和海上交通安全，为世界的和平交流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说明，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开创世界新秩序的真正的和平之旅，郑和本人则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和平使者。他既不到处杀戮征服，也不着意传播儒家思想以改变原地居民的信仰，而是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但他却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指导其行动，无论到哪里，包括到非洲的一些部落，都是以礼相待，广施仁德，以“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儒家精神处理各种问题，因此获得了成功，受到各地人民的敬仰。
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别的，就是仁和礼。仁是其内在精神，礼则是外部形式，二者是完全统一的。就二者的具体关系而言，礼是建立在仁之上的，而仁是建立在人类的共同情感和普遍人性的需要之上的。儒家认为，人类有共同的情感，有人的尊严，无论是哪个地区、哪种肤色的人，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关怀。这就是仁的本质所在。仁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所以然者”，而且是人何以成为人的“所当然者”，仁是存在和价值的统一，也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仁是建立人间与世界和谐的价值指导和理论基础，其实现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万物一体”境界。这是宋代儒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所谓“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其实就是儒家仁学在开放世界中的实际应用。
仁是没有国界的，是没有族类、族群界限的。孔子早就有“乘桴浮于海”之说，又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孔子所说的仁，是具有普遍性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出于动物性的本能，或局限于家族范围内的等级伦理。但孔子时代，地理知识有限，交通工具有限，他不知道“四海之外”是什么地方。但是，根据孔子的仁的学说，只要“四海之外”有人，就一定能实行仁德。明朝初年，中国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能制造出先进的船只，并有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特别是有世界意识，因而能够航行远洋，了解世界，进行交流。其主要目的是经济贸易与和平往来，毫无征服之心、掠夺之意。这正是儒家仁学价值观的应用。
当时的儒学已有进一步发展，宋儒大大推进了孔子的仁学。张载有“仁以体物”、“民胞物与”之说，程颢有“以生为道”、“万物一体”之说，朱熹有“万物一理”、“仁者无所不爱”之说，陆九渊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说。这些学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体现了儒学对人的尊重，对人类的爱。这种尊重与爱，不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而且要体现在实践上；不仅在本地本国范围之内适用，而且要应用于本地本国范围之外。当中国的眼光投向世界，实行开放之后，这些普遍的价值，就成为处理与“他国”关系，建立世界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了。
以儒家核心价值为指导的中华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确实有很大区别。郑和于1405年开始第一次航行，到1492年，欧洲有哥伦布的航行，其间相距87年之久，将近一个世纪，其后又有麦哲伦的航行，相隔时间更长。但二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前者是一种和平之旅，意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交流；后者则是一种所谓探险，凡是未到之处都要去，而在所到之处，则插上自己的旗帜，接着而来的，则是殖民地的掠夺与建立。西方提倡自由价值，但自由似乎有两重性，一是建立和巩固人权观念，二是可以自由占有，在后一重意义上，自由即意味着掠夺的自由。这又是与功利目的分不开的。
西方有两位哲学家，可能对西方近代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他们是霍布斯和培根。霍布斯提倡功利主义，培根主张“知识即权力”。功利主义在后来大行其道，以个人利益为最高原则（所谓“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而“知识即权力”意味着知识的工具化，有了知识，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能够征服一切，但它必须服从于某种目的。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学说，其实是有理论来源的。科学技术就是知识的最大成果，它只能成为手段，其目的则是满足人的利益。正是在利益原则的促动下，出现了海上文明与海上霸权。世界历史也就发生了变化。而在中国，科学技术虽然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不久就停滞不前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以及近代科学的产生，而且由于政治统治的腐败和锁国政策，使这一机遇丧失了。至于儒家的价值观，也因此而变得僵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失去了普遍而永久的意义。随着中国的再次觉醒，它的意义应当重新得到认识。中国有一句古语，“不以成败论英雄”。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时代。全球化或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是，除了经济上的一体化，有没有文化上的一体化呢？如果有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人们在谈论多元对话与共生，甚至融合的可能性，这应当是可行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从各自的文化中吸取对当今世界发展最有价值的资源和成分。
儒家文化价值观，并不完全排斥一切利益，但是主张义利兼容，义中取利而利中求义，但它坚持“义以为上”而不是“利益至上”，更不是“见利忘义”。在世界交往中当然要讲利益，但也要讲道义，讲仁爱，对弱势者更要如此。仁爱之所以可能，其根源在于人类有共同的情感以及人性的需要。仁不仅在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相互尊重的伦理原则，而且能够在国与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政治原则，即“礼仪”原则。同时，还能够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统一的价值原则。这是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一条出路。因为仁不仅是人间性的，而且是有关一切生命的。“万物一体”之仁，不仅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且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不仅对世界和平有贡献，而且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贡献。它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具有永久价值。
[1] 转引自《郑和，中国人的骄傲——专访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姚明德》，《参考消息》2005年7月7日第10版。
[2]《打破“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专访英国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士程思丽》，《参考消息》2005年7月7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