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陈文科，男，1945 年生，湖北鄂州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学术顾问。曾任和现任的主要学术与社会兼职有：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共湖北省委决策支持顾问、湖北省三农研究院顾问、武汉城市圈研究会会长。陈文科先生长期师从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朱剑农、张培刚，从农业、农村问题入手研究大国改革发展，特别是以大国 “三农”问题、大国经济转轨和大国改革变形为主攻方向，有所建树，有所创新，对发展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中国现阶段农业家庭经营研究》 （1990 年）、 《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研究》 （合著，1992 年）、《经济改革的纵横思维》 （1993 年）、 《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 （合著，1994 年）、 《走出 “怪圈”———大国改革的变形与矫治》 （1994 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 （1990 年）、 《中国农民问题》 （合著，2000 年）、 《世纪之交———中国转轨与发展》 （2007 年）、 《大国农业论》 （2009年）、 《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研究》 （2010 年）。今年年初，陈文科先生从事科研 45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汉举行，来自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先生的第子齐聚一堂，共抒 “三农”情怀，气氛详和而温暖。会后，本刊对陈文科先生进行了专访。
刘平青（以下简称刘）：感谢您多年来对《江汉论坛》的鼎力支持！首先想请您谈谈是怎样走上“农””题研研究道路的？我们知道，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从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到朱剑”、张培刚从事大国题研或“农””题研研究大都有一个”村调研的历练过程，您作为他们的后来者，也是从“农””题研开始研究大国题研的，是否有同样的经历？
陈文科先生（以下简称陈）：作为农民的子弟研究“三农”问题，是必然也有偶然。的确，与上述老一辈经济学家一样，我很早就上了农村调研这一课。我是一个农民兼渔民的子弟，老家住湖北梁子湖畔，父亲11岁就扶牛耕地，干所有农活，我比父亲幸运一些，作为家中独子，干农活不多，但总得干一些。7岁开始在船上摇桨，跟随祖父下湖网捕。以后又脚踩小划子下湖采莲，直至高中毕业。由于亲身感受了农民生活之苦和农业生产之难，从小既有走出农村的愿望，也有改变家乡面貌的想法。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原生态的“三农”问题思考。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西部山区织金县工作，解放20年后这里依然是“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原始农业痕迹明显，我深感“天外有天”，惊诧世上还有比自己家乡更落后的地方。我在一个只有十几人的粮油加工厂当了几年榨油工、搬运工，与工人、农民广交朋友，比现在干部下乡的“三同”深入多了。6年间，边劳动、边搜集一些民情、县情材料，由此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写点有关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的念头。可以说，贵州6年是我真正学会农村调研的起点。还要强调的是，1975年我调回老家鄂城县，在县委办、县农办工作，当时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农村生产关系变化是很大的，这个县当时还是全省社队企业五小工业发展的一面旗帜。这个期间，在中部农业大县从事的调研工作，对我后来解剖“三农”案例有极大的帮助，从贵州织金县到湖北鄂城县共12年的农村基层经历，奠定了我从“三农”研究走向大国研究的实践基础。
1980年，我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农村第一线的调研，其间先后获得朱剑农、张培刚两位经济学大师的多方指点。我以笨鸟先飞的态度勤奋写作，至今已走过了45年的学术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68—1980年），重读经典，认识国情，积累资料，开始写作。主要是从“三农”问题入手，利用劳动和工作之余，带着“三农”实际问题精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列宁文选》和《毛泽东选集》，尤其是其中关于农业、农民问题的具体论述。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以所谓的“批判”眼光也看了少量西方经济学著作。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十多本读书笔记和几篇未发表的文稿。第二阶段（1981—1990年），以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研究为中心，重点探讨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问题。其间，深入到湖北、山西、云南等中西部地区农村调研，具体承担朱剑农老师牵头的“六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研究”，主要对家庭经营、农业合作制、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出版相关著作（含合著）7部，发表论文30余篇。第三阶段（1991—2000年），以大国农村改革为起点，研究大国发展的前沿性战略问题。经历前20年学术积累，该阶段研究视野较开阔，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问题研究相结合，出版独著3部，合著多部，发表论文50余篇。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继续深化大国发展问题研究，研究大国转轨经济学。关于大国转轨经济学，着重研究了中国转轨模式特色、过渡阶段特色、转轨目标特色、转轨攻关特色和四大转型难点。
刘：您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在这次4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专家重点讨论了您的大国“三农”观。您的大国“三农”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陈：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我比较注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研究大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试图构筑起大国三农思想体系的框架。我的这种大国“三农”观，问题导向很强，主要表现为“三农”问题六论，即农业三个不可替代论、农业责任制多元论、农业家庭经营过渡论、农民分层转型论、农村改革双目标论和农业大县———农业大省论，力求做到既避免那种以西方经济学方法对中国“三农”问题稍嫌宽泛的理论剖析，也不同于部分实际工作者局限于“农业险”、“农民苦”、“农村穷”的表层分析。
一是农业三个不可替代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界及实际部门曾多次热烈讨论过农业基础论，也许同那时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初期、传统农业基础薄弱相关，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认识比较一致，争议不大。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工业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继实际部门有人提出中国“农业过关”后，理论界就有人开始质疑农业基础论，要求重新认识农业基础论。争论焦点是：农业大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农业份额明显下降，农业还是不是国民经济基础？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再认识》一文（1996年），对以上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基本结论，不会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实现而改变。而且，我所坚持的农业基础论，依据于农业本质上的“三个不可替代”，即：农业作为从事最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特殊产业部门，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具有先决意义和工业等其它部门的不可替代性；农业也是为人类和社会再生产提供最必需产品———良好生态环境的特殊生产部门，在人类生存和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农业劳动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起点，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或农业剩余产品，作为社会分工和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或前提，具有不可替代性。显然，这“三个不可替代”是对传统农业基础论依据于从事最基本生活资料生产和服务非农产业部门的“两个不可替代”的一种发展，尤其是明确提出了农业是为人类和社会再生产提供最必需产品———良好生态环境的特殊生产部门。
二是农业责任制多元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从安徽小岗村开始探索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进而破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如何从中国农村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责任制形式？当时，理论界既有全国农村不分东南西北，统统实行“大包干”的“一刀切”观点，也有人设想并提出包产到户、联产到劳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三种责任制形式，俗称“切三刀”。我于1982年初发表《试论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的多样性》一文，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上述“一刀切”和“切三刀”的流行观点。我更不赞成依据传统的公有制等级观念把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划分为多个级别，与我国农村特别是农业生产力总体上比较落后和多层次发展相联系，强调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多样性具有客观必然性。我着重论证了责任制的多样性不等于“多级性”，即所谓“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是高级责任制形式，联产到劳是中级责任制形式，‘双包'是低级责任制形式”。尽管多种责任制形式各有利弊，在不同条件下利弊程度也各不相同，但从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和不同方式的经营项目出发，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绝无高中低级之分，而只有计酬和管理方式上的区别。这种论述在1981年12月昆明召开的全国联产承包制理论研讨会上作为第三派观点受到与会者关注，对其后全国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责任制形式的共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铺垫作用。
三是农业家庭经营过渡论。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经营方式的属性？理论界有人认为它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也有人认为它是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重复。这两种貌似有理的观点，谁也无法说服谁。因为按照前者观点，我国农业家庭经营应是现代化或社会化农业生产方式，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若按照后者观点，我国农业家庭经营则是重走几千年传统小农老路，岂不是偏离社会主义大方向？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系列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中国现阶段农业家庭经营研究》（1990年），注重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辩证地分析家庭经营的两重性。我既从生产关系的属性，也从生产力的属性来比较分析中外家庭经营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尤其是从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具体分析现阶段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属性。我认为，如果把农业家庭经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暂时抽象掉，迄今为止的各社会形态存在的家庭经营，依据其适应的生产力性质及水平，至少可以分为传统农业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家庭经营两种类型。其中传统农业家庭经营经历几个社会形态，经历了原始农业家庭经营、古代和中世纪农业家庭经营（包括自然经济家庭经营和小商品生产家庭经营）、近代农业家庭经营（即商业性农业家庭经营）的阶段，长达数千年之久，然后才逐渐进入现代农业家庭经营阶段。由此观之，现阶段我国农业家庭经营既不同于纯粹的传统农业家庭经营，也不同于现代农业家庭经营（如发达国家家庭农场那样），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并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新型农业家庭经营形式。正因如此，现阶段兼有两重性特征的中国农业家庭经营，能较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而又不平衡的状况，是一种具有较大适应性和较多灵活性的家庭经营方式。中国农业家庭经营至今30余年大体不变的实践，已证明自己的上述初浅的论断仍未过时。
四是农民分化分层并转型论。“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也是探寻、揭示“三农”演变发展规律的关键所在。我在《论80年代中国农民的特点》（1984年）、《当代农民问题的若干认识论略》（1997年）、《中国农民问题》（2000年）等论著中较系统地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农民向新型市场农民演进转型的若干规律，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内部不再存在过去那种由经济状况不同决定的不同阶层而成为一个整体的阶级；当今农民是与一定程度的专业技术分工和商品生产水平相联系的，已突破了小生产者的狭隘限制；今天的农民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正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今天的农民不仅要求基本解决温饱，而且对物质文化生活有更高需求。这种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农民分化、分层研究体现了“三农”研究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从根本上科学解释中国式“三农”问题演变、发展的内在规律。
五是农村改革双重目标论。以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开端和中心环节的中国农村体制改革，从突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开始，改革的目标或任务似乎就是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或产品经济体制这一重目标。但我认为单项改革说不妥、不准确。我国农村改革作为一种建立在农村商品经济相当不发达基础上的改革，一开始就面临双重任务———既要改革产品经济体制，又要改革自然经济体制，这是由改革前我国农村传统经济体制的两重性特征，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村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相比尤为不发达的特征所决定的。首先，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机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急速建立起来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并非是完全照搬苏联集体农庄模式，而是一种兼有产品经济体制和自然经济体制特征的典型的传统经济体制。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村商品经济仍然是一种自给半自给的不发达商品经济，它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比改革产品经济体制本身的困难要大得多，所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虽然注重了改革以集中劳动集中经营和统一核算、按工分计酬为基本特征的产品经济体制，却忽视了改革以半自给和小农代替对自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只改革前者而不改革后者，非但不能建立比较完善的新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相反，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导致自然经济体制因素的复归或增长。为此，农村第二步改革要确立适度改革目标，既要大力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要补上改革传统自然经济体制这一课。
六是农业大县访访访农业大省论。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大县是农业大国的基本单元。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全国2300多个县域单位中，90%以上都可称为农业大县，农业大县的改革与发展状况是农业大国改革与发展的缩影或“晴雨表”。针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农业大县的急剧分化进程，即沿海发达省份相当一部分农业大县已蝶变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强县，而中部地区多数农业大县却在继续为全国“农业安天下”作贡献，自身发展却深陷困境的现实。湖北监利是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大县，同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以及东北平原的大多数商品粮基地县一样，均是“背着包袱种粮食，种了粮食背包袱”的高产穷县。监利县的现状和困境可以概括为四句话、16个字，即：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收入低县。解决农业大县农民“种不起”、企业“亏不起”、财政“贴不起”、银行“贷不起”难题的出路在于出台一系列妥善解决粮食比价不合理问题尤其是粮食与工业品提价不同步的问题、调整财政上缴基数、缓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对产粮大县要有优惠的工业扶持项目等政策。应该强调的是，“农业大省”是发展中农业大国的一种特殊标志，当今转轨期的农业大省，既不同于过去那种基本由农业主导甚至农业“一柱擎天”的传统农业省份，也不同于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的工业大省，往往是工业和农业并举、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兼有，对于支撑全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保障全国的粮食安全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给，有着重要且不可代替的作用。
刘：过去的45年，您著作等身，取得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与您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就研究题研的方法论而言，您有何心得？
陈：多年来，在研究大国“三农”前沿问题时，除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外，我还特别注重大国宏观分析与大国基础单元分析相结合、制度因素分析与非制度因素分析相结合以及大国东部发展与中西部发展分析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一是大国宏观整体分析与大国基础单元分析相结合。“三农”研究将大国宏观整体分析与大国基础单元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既见树木，又见森林”。首先，大国“三农”研究离不开对大国宏观整体分析。从系统的层次来看，“三农”问题只是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子系统”，探索“三农”领域的规律，应始终站在发展中大国的整体高度来审视“三农”。《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访访访大国发展经济学难点探索》（1994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该著作按内在逻辑揭示了大国发展的十大矛盾，即十大困惑：人口困惑、结构困惑、生态困惑、灾害困惑、短缺困惑、债务困惑、市场困惑、体制困惑、农民问题困惑以及传统文化的困惑。从当时至今的实践证明，这十大困惑也是长期困扰“三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在我作为总主编之一的11部《大国发展问题丛书》中，研究“三农”的著作就有5部之多，涉及大国农民问题、大国粮食问题、大国水灾害问题、大国农业微观机制和大国城乡关系问题等。由于长期立足大国发展的宏观整体高度，使研究成果完全突破了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就农民谈农民的那种研究方法的狭隘与局限性。其次，大国“三农”问题往往集中体现在大国基础单元，即县、乡（镇）、村上。我在以大国视野整体性研究“三农”的同时，注重从县、乡（镇）、村这样的基础单元入手，对“三农”的内在机理进行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调查农村私人雇工经营问题，就重点调查了湖北5个地区7个县市。再如近几年研究新农村建设问题，既重点调查了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和华容区、阳新县、大冶市、荆门掇刀区、洪湖市、仙桃市、武汉市东西湖区8县（市、区）的27个村，又选点调查了荆门钟祥市、宜昌点军区、随州随县和恩施咸丰县的4个村，共计31个村。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模式与路径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分析（2010年）。再次，“三农”问题的研究要真正做到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还必须从中观突破，实行“点访面访体”庖丁解牛式研究“三农”。具体来说，“点”是对农民及其家庭、村、乡（镇）的研究；“面”是对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各省、市、县发展的普遍研究；“体”是对全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整体发展态势研究。在“面”上“三农”研究要从中观突破，就是注重深化作为中观层面的农业大省研究，这样研究农业大省，凸显“三农”特色，就富有前瞻性战略性。因为农业大省大都是农业大县的集合体，农业大县的困境也是农业大省的缩影。如农业大省湖北，从江汉平原到鄂北岗地，所谓“农业大县、工业小县”不少于30个，其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以共性居多。再者，农业大省转型发展事关全国转型发展大局，也是发展中大国转型的短腿，发展中农业大国要向工业化大国成功转型，如不优先解决发展中农业大省“三农”困境，很可能是一句空话。
二是经济制度分析与非经济制度因素分析相结合。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先生研究大国问题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因素分析与非经济因素分析相结合。受张老启迪和影响，我在研究大国“三农”发展深层次矛盾时，注重分析经济制度因素与非经济制度因素，即发展战略因素与改革推进方法相结合。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阻滞中国农村第二步改革两个宏观因素的分析，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很好体现（1990年）。为什么实现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心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后，第二步改革一度停滞不前？我认为制度因素（即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非制度因素兼而有之。这里非制度因素有二：一是宏观战略因素，改革与发展的重城抑乡和重工抑农战略；二是宏观举措因素，改革推进方法上的急于求成幼稚病。宏观战略因素分析包括两个层面：从发展战略看，重城抑乡，重工轻农；从改革战略看，过高地估计了农业、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效，过分向工业企业改革和城市改革倾斜，而有意放慢了农村改革的步伐。改革推进方法分析，主要是批判“穷”改革、“快”改革和“以包代改”等三大幼稚病。“穷”改革或穷过渡的特点是不承认每项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应有必要的内部条件，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片面强调改革的“摸”（“摸”着石头过河）、“撞”（“撞击反射”），以及在改革中创造条件等，于是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往往在诸种条件甚至基本条件不具备时就仓促出台。这种方法在农村改革上突出表现为我国相当部分地区较普遍地实行了县改市，由于改革不具备条件，导致相当一部分新市有名无实，不仅起不到以市带乡、城乡结合的作用，反而有可能削弱农业这个基础。可以说，这是一种脱离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脱离农业基础的“穷”改革。“快”改革或一步到位式改革是不承认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脱离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脱离改革的适度目标及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原则，过分追求改革的理想目标（即最终目标），改革步子过急过快。结果或者变改革的有利条件为不利条件，改革不得不走回头路，或者一味强调快改、快破而不能快立，改革吃了夹生饭。“以包代改”或“包就是改”的特点是过分强调家庭联产承包的作用，视家庭联产承包为发展商品经济及医治百病的改革灵丹，忽视了诸方面改革及整个改革的配套结合。
三是东部发展与中西部发展分析相结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东、中、西差别非常之大。有学者研究，同属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最发达的邦与最落后的邦发展差距约为6：1,而中国东部的上海市与西部的贵州省2007年人均gdp之比则为11：1。我研究大国三农”问题与区域发展相结合,注重中西部地区的比较研究,认为中西部地区“三农”的发展水平更能代表中国现状。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拉大,“中部凹陷”导致中部地区“三农”诸种矛盾加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度加大。特别是中部地区既是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的重点地区,又是难点地区。一个时期,在“东部高速、西部提速、中部徘徊”的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不仅是全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同时也是“三农”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的短板。其深层原因在于体制,也与中央政策向中部倾斜不够有关。这里包括在重大开放开发战略上,中部长期处于或被排斥在外,或开放开发“慢半拍”的地位；在推进工业化政策上,中部背着全国“米袋子”与东西部竞争；在享受可持续发展政策上,中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落后于东西部,并为全国发展付出了生态环境代价,以及中部地区缺少区域性金融中心等。中部传统农区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明显低于东部,难度大于东部,其改革思路应是：既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又要避免走东部一些地方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推进工业化的弯路,充分利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在不放弃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以加快新型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来带动新农村建设。
刘：众所周知，张培刚先生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蜚声中外。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他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全面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作为张老的弟子，请您谈谈在学术上有哪些继承与发展？
陈：张老学贯中西,是公认的学术泰斗,他为人为学皆为楷模。对于张老的思想,我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两次飞跃”》（2012年）等文章中已进行过系统总结。可以毫不隐晦地说,没有张老多年来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式的指导和帮扶,自己的学术生涯可能会吃更多、更大的苦头。过去
40多年，我的大国“三农”研究，称得上传承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大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把大国“三农”问题列为大国发展十大困惑的重中之重，阐释了发展中大国转轨发展既要破解“三农”难题，又要依托“三农”阶梯的特殊路径。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国发展问题研究中，把农业、农民及与“三农”密切相关的生态、灾害、城乡关系列为重中之重。此后的研究中，尤其关注“三农”发展与大国转轨发展的内在关系。在2002年发表的《大国转轨最容易忽视的六大问题》一文中认为大国转轨属于“三农”的问题就有两个，即：最容易被冲击的发展目标访访访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和优化；最容易被掩盖的难点问题访访访农民收入的增长。之所以农民收入增长最容易被掩盖，这是因为增长掩盖停滞，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连年递增掩盖了增产不增收，农业增产的正效应也无法抵消乡镇企业徘徊的负效应；平均掩盖贫困，一个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水平的相对数，往往根据若干农户典型调查而来，这种平均数难以准确反映各部分、各行业农民之间收入增长的千差万别，往往以部分富裕农民的收入增长掩盖了其他部分农民收入的零增长或负增长；发达掩盖落后，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地区农村农民与欠发达地区农村农民的收入差别呈扩大之势。在一个时期内，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很容易被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所掩盖。以经济体制开放式转轨为中心的发展中大国全方位转轨，必将经过农村阶梯、特区阶梯、先富阶梯、价格阶梯、渐进阶梯等五大阶梯，才能达到转轨最终目标。中国改革第一个20年，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就是从80%的人口在农村这个最大实际出发；放权从农村开始，给了农民和生产队经营自主权；打破“大锅饭”体制从农村开始，广泛实行了农户家庭经营体制；发展非农产业从农村开始，引发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此，中国改革第二个20年更要发挥农村阶梯的作用，以农村改革新突破取得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经验，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突破旧体制薄弱环节的办法。
二是以生态贡献论丰富传统农业基础论内涵，科学论证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体现国民经济基础规律的三个层次和农业基础地位的不可动摇。我提出的“农业三个不可替代论”中，农业作为生产最必需特殊产品（良好生态环境）的特殊产业部门的不可替代性，简称为生态贡献论，已打上工业化时代烙印，是对传统农业基础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从外延上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体现为三个层次：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首先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农产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第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表现为生态农业系统创造和维护的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非农业部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反映了生态农业系统在农业生产力发展中处于特殊重要地位，体现了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和农业发展的生态本质。第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农业作为提供人类衣食来源和良好生态环境为起点，不能不表现为农业是一切社会的非农产业部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述农业三个层次上的基础作用，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与生态农业系统的基础作用相联系，农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持续协调发展还有一个生态贡献，并且越是工业化进程快的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就越重视农业的生态贡献。
三是以大国农村体制改革变形为例证探讨大国改革变形的矫治，填补新型发展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空白。所谓改革变形或改革畸变，是指进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历史的、体制的、社会的诸种因素，导致某方面、某环节、某系统的改革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改革的正确目标，或者说改革的某部分发育不够正常。我在系统研究整个改革变形中，注意到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也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心改革的某种变形。我在评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得失（1990年）中正确评估了“得”在于引进家庭经营方式，成功地改革了产品经济体制，实现了“三大突破”，即：突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体制的队为基础模式，突破了人民公社体制层层指令、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组织机制，突破了农村公社体制缺乏市场、流通渠道单一的局面。“失”在于重视改革产品经济体制，忽视改革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自然经济体制，以至于第一步改革引进的家庭经营机制并不意味着商品经济自然而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反而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农民与小块土地结合、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结合这种自然经济体制特征的某种复归，实质上是造就了一种与比较落后的生产力、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传统家庭经营，或者说是造就了一种不够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主体。其具体表现有三：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技术结合的形式看，农户商品生产者主体是小而全式的主体；从再生产规模看，农户商品生产者主体大都是简单再生产而非扩大再生产的主体；从商品生产者主体性质看，农户商品生产者主体大都是简单商品生产者主体。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某种变形表明，大国农村体制改革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应防治和矫治可能出现的改革变形。
四是提出和探讨“中西部发展经济学”问题，这是对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内容的一个补充。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不是只研究发展中大国发达地区的发展经济学，相反更应注重研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经济学。21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的中西部地区，更不可能也不具备条件跨越农业工业化阶段。因为我国农业工业化是起点低并带着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特殊工业化，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且发展不平衡基础上的多层次工业化，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三农”制约的高难度工业化。任何发展中国家推进农业工业化，都要面对和妥善处理一个“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处理得好，是农业工业化推动的积极因素，否则就是消极的制约因素。21世纪初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必须是西部开发与中部开发兼顾，以向西部非平衡推进为主，并向中部梯度推进，变中部的“非东非西”为“东引西联，双向开发”。为此，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坚持把中西部作为一个整体加快开发开放；西部大开发不能忽视中部，就在于中部是发展中大国多层次发展的一个重要客观存在；21世纪初中部发展的最大机遇不只是西部大开发，而且是西部开发与沿江开发两大战略的衔接，通过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带动中部地区加快发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的问题，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显然，这里讲的“内地”是包括除沿海以外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并非只讲西部。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构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90年代初提出了沿江战略。沿江战略与沿海战略的会合，将以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促进沿海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更快发展，并带动内地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发展。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实行“扁担战略”，这就要求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必须承担肩挑两头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同志的沿江战略（或称“扁担战略”）是个东西部结合、两个大局兼顾战略的发展。张培刚先生提出的“牛肚子理论”，把起飞前的中国经济比作深陷泥潭的“大水牛”，东部沿海地区就是“牛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要使这头大水牛脱离泥潭，仅靠牵牛鼻子或提牛尾巴均不行，必须同时牵牛鼻子、抬牛肚子和提牛尾巴。这个比较形象的理论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来源于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国情的深入了解。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改革前的趋于平衡发展战略，以至改革初期尚未形成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牵引力作用的龙头地区。基于这种认识，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起飞，中国与小国就明显不同，小国可以通过加快发展基础好的部分发达地区，起牵头带动和“牵牛鼻子”的作用，但中国就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牛肚子”太大，而“牛鼻子”的功能较小，即使牵住上海这个“牛鼻子”，至多只能带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而且，上海及江浙两省在实施沿海战略后发展步子远不如广东、山东，乃至以浦东为龙头的沿江战略推进后才得到高速发展，便是例证。
刘：对于青年学者，在治学与人生方面，您有什么忠告和建议？
陈：我有三点想法与青年朋友共勉。第一，思想、方法与行为三维一体。思想是学术的灵魂，青年学者要想有穿越时空的学术眼光，要想自己的学术生命长久，研究不能就事论事，而要就事论理，就问题论理，需要在思想性方面下功夫，研究带规律性的东西。年轻学者要重视在某一个或几个相关领域长期积累，行为的目标不仅仅是自己获得什么，也要考虑自己作出什么贡献，给他人带来了什么价值，注意好获得与付出的动态平衡。第二，个人、团队与组织互动协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的个体之所以还能够做出一些事情，主要得益于团队与组织的互动协作。第三，勤思、实践与人格精神。勤思、实践是治学的两大法宝，任何人也不例外。学者更要讲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我自己曾杜撰过一个“三讲”的座右铭，即：共产党员讲党性，公民讲良心，学者讲人格。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不讲人格的人是很难做好学问的。除人格精神外，治学还要甘于清贫、耐得住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