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教师和伟大的教育家。在公元前6－5世纪的春秋时期，当社会大变革之际，孔子第一个以私人名义开门办学，收徒讲学，这本身就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其教育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据史书记载，他有“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1]。但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已不能详举这些弟子的姓名了。
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从事教育活动。教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也是他一生的最大乐趣。他在教育事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教育理念，提出了一系列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在过去的中国农村，凡有学校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大成殿”，每年举行祭奠，就是纪念这位伟大教育家的。
一、教育理念
孔子办学，是有教育理念的。所谓教育理念，就是统贯教育活动的指导原则，它体现在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孔子的教育理念就是通过教育使各种人才都成为有修养、有境界的“君子”，也就是人文素养很高的杰出人才，从而对社会做出贡献。孔子虽然大部分时间身处鲁国，他的学生却分布在诸侯各国，或从政，或从教，或从商，或从事外交，或从事咨询，或从事文献整理，或从事宗庙祭祀，但他们都从不同方面贯彻了孔子的教育理念，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人文价值，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所培养的学生，就是儒者。所谓“儒者”，是指从事文化事业、体现儒家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即士）。但是，孔子首先要求的，是要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2] 这不只是对子夏的要求，也是对所有学生的要求，是他从事教育的指导思想。这里的“君子”，是从人格品德上说的，不是从社会地位上说的。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要务，决不是为了找一个职业谋一口饭吃，即不是以“谋食”为目的。君子是有更高的追求和更重要的使命的。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3]
“谋道”就是“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4] 这才是君子的终身追求。君子当然要吃饭，但从事学习和学术的君子，不必去种地；如果去种地，恐怕要挨饿。如果学好了，就会得到俸禄，但君子决不是为了俸禄而学习。君子是为求道而学习，俸禄应是学成以后得到的报酬，而不是学习的目的。“谋道”是学者的最高目的，“忧道”则表现了学者的忧患意识，说明君子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
按照一般的解释，“道”就是真理。这是正确的。追求真理，是学者的首要任务，也是教育的根本宗旨。但是，孔子更强调其中的人文价值及其社会意义。“谋道”是为了承担起社会义务，实现社会的道义原则，故“君子义以为上”[5]。“义”就是社会的道义原则，“义以为上”就是以实现道义原则为最高职责。这些原则是“道”的具体体现。君子通过参与实际的社会活动，包括出仕，使其得以实现，这就是“行道”。
有一次，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后面，遇到一位老者，便向老者打听孔子的下落，但是却遭到了一顿奚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孔子？”但老者又很好地招待了子路。事后子路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位“隐者”。子路便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6] 子路的话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教育理念。孔子并不主张人们回避现实、洁身自好，而是主张通过出仕等活动实现道义原则。君子应当出仕，但君子出仕的真正目的是“行义”，至于能不能实现，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即使最终不能实现，君子也要尽到这个义务。要使理想变成现实，总是困难的，但是，一个人以至一个社会，不能没有理想。有了理想原则，社会就会有一个价值标准，就会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是孔子的信念。
要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就需要提高修养，培养品德。于是，“谋道”、“行义”就转变成“修德”、“成德”的问题。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7] 这里的古今之辨，含有对当时有人自我标榜夸耀于人的行为进行批评之义。所谓“为己”，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所谓“为人”，则是为了标榜自己，给别人看。孔子的教育，是要培养出一批具有真才实学、道德高尚的人，不是造就一些名利之徒。对于别人是不是知道自己，不必去计较，关键是要充实自己。“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其不能也。”[8]
孔子也是看重“名”的，但是要“实至名归”，而不是“徒有其名”。
钻研学问，修养德性，是孔子最关心的事情。这是体现其教育理念的根本途径。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9]
孔子将“修德”、“成德”提到很高的地位，视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了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体现出社会价值。实际上，勤于讲学，闻义而行，不善而改，都是为了成德。孔子之“忧”，正是担心他的教育理念得不到实现的忧患意识。
“德”有多方面的内容，总称为德性。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知、仁、勇是三种最重要的德性，被称为“三达德”。“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0] 知是指人生智慧，能指导人如何理性地生活；仁是指精神境界，能指导人如何做人；勇是指意志品质，能指导人如何面对困难。这些德性都是君子应当具备的。但是，三者之中，仁是核心，因此，要以“成仁”为修德的根本任务。
我们知道，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同时也是他的教育理念的核心。仁是人的最高境界，也是人文价值的最高体现。仁是需要一生为之努力的。“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11]
君子要以仁为“己任”；同时，仁也是人民最需要的，“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12]。人民之需要水火，是人人皆知的，但仁对于人民，比水火还重要。君子之仁，不仅能施之于民，而且能使人民知其所向。君子虽以仁为己任，但是，未必人人都能成为仁者，小人则决不可能成为仁者。在孔子的学生中，颜渊是最好学、最有贤德，因而最受孔子赞赏的学生，但也只是“其心三月不违仁”，即能够较长时间地保持仁德，但还不能说已经成为“仁者”了。因此，孔子将仁作为最高标准来要求学生。他说：“当仁，不让于师。”[13]
就是说，如果面临仁德或遇到行仁之事，就是自己的老师，也不能谦让。这当然是很高的要求，仁处在包括老师在内的任何权威之上。其实，孔子自己也不承认他已经是仁人了，仁是他和学生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仁作为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应当牢牢树立起来的。
二、教育目的和原则
根据这些理念，我们看到，孔子的教育目的，不是将学生仅仅培养成某种具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成为某种实用的工具，就像器皿一样，只能被当作工具使用。君子是有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的，能关心社会的普遍问题，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影响社会。因此，孔子说：“君子不器。”[14]
即不是器皿一样的工具。器皿有各种用途，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用途，但都是工具。君子则不应成为这样的工具，而应当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人，能对社会产生更大作用。
古代教育不像现代教育那样专业化，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即使是近现代的教育，也是有教育理念的。世界上办得最成功的大学，都有它们的教育理念，而且都很重视人文价值。其实，从职业的角度说，孔子也主张知识分子要从事某种具体工作，执行某种具体任务，而且要完成得很好。他本人就是如此。知识分子也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去干其他的事。“君子思不出其位。”[15]“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6] 政治如此，其他工作也是如此。但是，君子作为社会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关心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或通过自己的各种活动，产生实际的作用；或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社会的发展。这才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知。
有人认为，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读书做官，即为了做官而读书。按照这种逻辑，读书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做了官就可以不学习了，因为目的达到了。如同敲门砖，敲开了门，就再也不用砖了。过去在“文革”中，就批判过孔子的“读书做官论”，如今又不再忌讳“读书做官”了，不仅不忌讳，有人为了做官，甚至造假文凭，出钱买文凭。但是，无论是批判“读书做官”，还是提倡“读书做官”，这些都和孔子毫不相干。“文革”是全盘否定知识，现在的某些人也不是真正尊重知识，他们都是为了各自的“目的”，装扮自己。
孔子确实很关心政治，很关心社会，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在古代社会，从政是读书人的主要出路，不像现在，有各种专业、各种途径，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在孔子看来，从政是一个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为了做官而读书，即不是将读书视为跳板，作为手段，去达到做官的目的；而一旦做了官，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贪污腐败，无所不为。孔子认为，读书要积极参与政治，谋取职位，自然能得到俸禄，即“禄在其中矣”，但决不是为得到俸禄而去做官。教育的真正目的，如前所说，是为了“谋道”而“行义”，从政则是“行义”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做官和读书是互相促进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7]
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他的话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官之后，如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之后，如有余力，就去做官。这里的“优”字，是优游从容的意思。可见，学习与做官是没有先后之分的，更没有目的与手段之分。做官的人，需要不断学习，以充实自己；学习的人，则需要在实际中运用，以锻炼自己。何况，孔子所说的学习，不只是读书，读书固然是学习，但是，在实践中也能学习。
其实，孔子并不主张一定要去做官。学习“干禄”（即做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学习当然要服务于社会、贡献于社会，而且要改变社会，使其合于“道”；但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实现。在孔子的学生中，有的做了官，但有很多学得很好的学生，并未做官。比如颜渊，年纪虽小，但做官是可以的，他却从未想到去做官。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穀，不易得也。”[18]
读书三年，却不想去做官，甚至连做官的念头都没有，这是很难得的，对于这样的学生，孔子是赞许的。有一次，孔子叫他的学生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说，“吾斯之未能信”，即表示不想去，孔子听后，非常高兴（“子说”）。[19] 孔子既然叫他去做官，就说明他已经具备了条件，但是，他以谦虚的口气说，我对这个并没有信心，孔子不仅不以此批评他，而且由衷地表示高兴，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孔子的学生中，还有一些人专心于学术，别人劝他去做官，却被推辞了。比如鲁国的执政者季氏，使人叫孔子的学生闵子骞作“费宰”，即费邑的长官，闵子骞请来人替他坚决辞掉，并说，如果再来找我，我就逃到汶水以北的齐国去了。[20]
孔子认为，对于从政的问题，能仕则仕，不能仕则用别的方式影响社会及政治，不一定非要从政为官。要不要从政，还要视政治环境而定。有人对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即为什么不去从政呢？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21]
就是说，对父母能孝，对兄弟能友，以此影响当政者，这就是从政，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是从政呢？孔子本人是这样，对学生的要求也是这样。这才是他的基本态度。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22]。“类”有二义。一是指“族类”，即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是指此而言的。二是种类、群类，包括贫富、贵贱、社会地位的差别。孔子这里所说，可能二者兼有，但主要是指后者，即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我一律都教育。这是一个很先进的教育原则。孔子以前的教育，是贵族教育，只有贵族有权利受教育。贵族不仅掌握政治经济权力，而且掌握教育权。孔子办学，打破了这个界限，一般子弟也能受到教育。这本身就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23]
只要给我一点很微薄的见面礼（十条干肉），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对所有愿意来学习的人，他都能无保留地施以教诲，这种胸怀，体现了孔子的平等的教育观。
正因为如此，在孔子门下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以至“弟子三千”。三千未必是一个统计数字，只形容其多，但也不是随便说的。事实上，在孔子的学生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既有贵族出身的子弟，又有平民百姓的子弟；既有“富比诸侯”的子贡，又有贫穷如颜渊者。孔子衡量和评价学生，从不以贫富贵贱分等级、论优劣，而是以品德、学业为标准。这在教育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比如子贡是学生中最富的，也是最有才干的一位。但是，孔子有一次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优秀？子贡说，颜回能“闻一而知十”，我只能“闻一而知二”，我怎能赶得上颜回？孔子说，我同意你的说法，是不如他。[24]
孔子不仅对于及门弟子，而且对于学校以外的弟子，能教则教之，能引导则引导之，从不挫伤他们的上进心。《论语》记载，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与交谈，但是，有一位童子求见孔子，孔子接见了他。弟子们有些疑惑，孔子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25]
意思是，应当鼓励他的进步，而不能鼓励他退步，何必做得太甚？人家使自己干干净净地来，就应当鼓励他的干净，至于他的过去，就不必追究了。这里的“洁己”，有严格要求自己以洁其心志的意思。
三、教育内容和要求
孔子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除了著名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同时，还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6]。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内容。“文”指文化知识，主要指各种文献知识，也包括各种“艺”；“行”指实践行为；“忠”指对待别人的忠心；“信”指与人交往的诚信。这里既有文化知识，又有如何做人的问题，是他的教育理念在教学中的具体体现。
孔子很重视古代文献，他本人用一生精力学习文献知识，“好古敏以求之”[27]，同时也以此教育学生。广义而言，“文”就是古人积累起来的一切文化知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教育家，孔子将传授文献知识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任何教育，都不能离开已有的知识积累。创新是重要的，但创新不能脱离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孔子自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8]，就是说，以阐述古人的典籍为务而不创作，以信任的态度对待并爱好古代文化。但是，事实上孔子是有创造的，不仅有创造，而且创造出了一套儒家学说和一个儒家学派。不过，孔子决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学习古代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这就是“以述为作”（冯友兰语）。孔子不是让学生死记一些古代的典籍，而是通过他的“述”，赋予新的意义，具有新的时代内容，使学生理解。
孔子教育学生的主要文献，有《诗》《书》《礼》《乐》等，即“以诗、书、礼、乐教”[29]。《诗》即《诗经》，是古代的诗歌总集，表达了古人的思想情感和愿望，特别是其中的《国风》，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古人的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悲欢离合。孔子论《诗》最多的，也是《国风》中的诗篇（从上海竹简《孔子诗论》也能看出）。《诗》作为语言艺术，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之所以重“诗教”，就在于培养学生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表达能力。所以他说：“不学《诗》，无以言。”[30]
《书》即《尚书》，是古代政治文献的汇编，其中有许多政治家的言论，能反映古代政治的成败得失和经验。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即写了《尚书》的传。[31] 这一点现在难以证实。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因此，他只从《武成》篇中取其二三册而已。[32] 但是，孔子用《尚书》中的许多故事和道理教育学生，则是事实。《论语》中就有孔子引用《尚书》的许多例子。孔子崇尚古代“圣人之言”、“圣人之治”，实际上是对“圣人”作出自己的解释，以表达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并对现实政治进行评判。他以此教育学生，也是使学生树立起自己的理想，以此影响社会政治。
《礼》即三代之《礼》，但主要是“周礼”。因为经过孔子的考察研究，三代之“礼”，只有“周礼”是比较完整且能够“征”即证明的。但后来有所谓“三礼”之说，即《仪礼》《周礼》和《礼记》。《仪礼》主要记载礼节仪式之类。《周礼》记载周朝“设官分职”的制度，相传为周公所作。《礼记》是对礼仪、制度的一些理论发挥。据司马迁说，“礼记自孔氏”[33]，即孔子作《礼记》，但当时有无《礼记》这部书，很难说。现代学者普遍认为，《礼记》是孔子以后战国时期的作品。《仪礼》与《周礼》的作者则迄今无定论，但是，其中反映了古代特别是周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则是可以说的。
孔子经常将《礼》和《诗》并提，号召学生学习。他说：“不学礼，无以立。”[34]
说明《礼》是行为准则，如果不学习，就不知道如何立人。“礼”主要起规范作用，使人的行为有所遵循，成为有礼貌、讲文明的人。孔子要求学生，视、听、言、动都要合于礼，仁的品德也是通过礼而表现出来的。一个人如果有仁心而不合于礼，不免会有些“野”；一个人如果只有勇而不合于礼，那就会出乱子。礼有其特定的内容、意义和艺术价值，这里，我们仅从教育学的角度着重指出孔子为什么重视对于“礼”的学习，就足够了。
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35]“礼”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与实践有直接联系，可以从“文”上说，也可以从“行”上说。从“文”上说，是指文献，即“经礼”；从“行”上说，是指实践，即“执礼”。因此，对于孔子的这句话，也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将“约之以礼”的“礼”理解为“文”；如果是这样，“礼”包括在“博学于文”的“文”之中，但又是“文”之中具有理论性的部分，也是最简约的部分。这就是“由博反约”的意思。二是将“约之以礼”的“礼”理解为“行”，如果是这样，“礼”就是相对于“文”而言的，是专讲实践的，即用“礼”来约束自己。这就是“博文约礼”的意思。不管是哪种解释，都要落到实践上。在实践上能够按“礼”而行，就不会离经叛道了。
《乐》即《六经》中的《乐经》，也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重要教材。《乐》已佚失，只在《礼记》中保存《乐记》一篇，但非孔子所作。孔子的“乐教”思想非常丰富。这里对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的“成于乐”，作一点说明。所谓“成于乐”，不完全是从时间顺序上说的，不是说先学《诗》，再学《礼》，学完《诗》《礼》之后，最后去学《乐》。所谓“成于乐”，是从成德的层次上说的，也是从《诗》《礼》《乐》的教育功能上说的。就是说，学了《诗》，可以调动人的情感、兴趣和意志，并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学了《礼》，可以使人的实践行为有所遵循；学了《乐》，则可以体会到人生的乐趣，而追求人生的乐趣，正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因此，孔子对《乐》是非常重视的。
《乐》虽然是通过音乐的形式表现的，但是，其中有人生的道理，这才是孔子提倡“乐教”的根本原因。“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36]“礼”和“乐”都不在于它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它的实质内容。内容不离形式，但不能停留于形式，而要深入本质。“乐”的本质就在于人生的快乐。因此，在学习中，要体会这个道理。“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37]“学之”是获得性的，只能得到知识；“好之”则进了一步，产生了兴趣爱好；“乐之”则是自己心中之乐，可说是真正达到了学习的目的。学习而到了“乐以忘忧”[38]的地步，就不只是外在的学习，而是进入生命的体验，体会到人生的乐趣了。这时不用操琴弄瑟，也能体会其中的乐趣，而音乐，只具有象征意义。
孔子的学生子路，勇敢而且喜好音乐，经常在孔子那里弹瑟。孔子说，子路的瑟，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弹呢？学生们听后便对子路“不敬”，即不尊重。孔子于是又说，子路的学问已经“升堂”了，但是还未“入室”。[39] 孔子虽然从子路的弹瑟说起，但显然不是谈音乐本身，而是借此说明子路的学问做得如何。孔子虽然很喜欢音乐，但他更关心的是从音乐中体会出人生的道理。曾点“鼓瑟”的故事也是如此，当孔子从教育的角度谈到“乐”时，总是和学习的目的以及人生的意义相联系，而不是谈音乐本身。由于音乐具有巨大的教化功能，而且以使人快乐为其根本特征，因此，孔子以“成于乐”说明学习的最后完成。这里的“乐”，主要不是指音乐本身，而是借音乐的功能以说明人生的乐趣。
“四教”中的“行”，是指实践教育。孔子固然很重视“文”，但他更重视“行”，二者相比，“行”比“文”更重要，所以他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0]，还主张“学而时习之”[41]。这所谓“习”，便有实习、练习、实践的意思，不只是复习。
当然，实践也是需要理论指导的，孔子主张二者结合起来，更主张在实践中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道理，不需要专门的书本学习就能懂得。因为在交往中，由于经验的积累和互相传递，特别是贤人的榜样作用，人们是知道如何去做的。只要善于观察，善于吸收，就能学到。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42]，“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43]，都说明，在实践中处处有老师，处处有佳言善行，只要勇于实践，是能够学会的。不仅如此，还可以从其中体会出更多的道理。
这当然不是说，实践可以取代学“文”。上面所说的“文”，是孔子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仅需要学习，而且要真正学通；不仅要“升堂”，而且要“入室”。但是，学习的目的，最终还在于“行”；学习的好坏，也在于行。因此，要把“文”与“行”统一起来，并把“行”放在首要地位。“行”是很难的，正因为如此，就需要更加努力。孔子本人就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44] 书本上的知识，我同别人大概都差不多，但是，做一个躬行践履的君子，我还未能成功。可见，孔子对“行”是多么重视。
孔子最反对那些言而不行的人，因为他教育学生的，归根到底是如何做人的道理；要做人，就要言行一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45]
就是以说得多而做得少为耻。“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46] 就是说，所谓君子者，先把要说的话实行了，再说出来，这样才有说服力。“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47]
就是说，古人之所以不轻易说话，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行为做不到。“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48]
就是说，君子说起话来很迟钝，但是做起事来却很敏捷。所有这些，都是强调“行”重于“言”的。
有人把言说看得很重要，说话说得很漂亮，却只说不做，或者说得多而做得少，或者说一套而做一套。孔子将这样的人称之为“佞人”，只能惑乱人心。孔子也重视语言，特别是“雅言”，但是，凡要说的，都要做到，而且先要做到，再去言说。因为衡量一个人的学问道德的，不是他的言说，而是他的行为。
“四教”中的“忠”与“信”，是指品德教育。孔子把品德教育始终放在教育内容的中心地位，是为了培养出能够担当各种任务的品德高尚的健全人才。一个人的品德如何，不仅是他生活得有无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标志，而且是能否得到别人信任、完成各种工作的重要保证。这二者又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品德教育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忠”与“信”是与人交往中最重要的品德。
“忠”似乎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忠恕”之“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为仁之方”，即实现仁德的方法。第二层含义是指“与人忠”之“忠”，即如曾子所说，“与人谋而不忠乎”的一种品德，指忠诚。实际上，这两层含义是有内在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指导原则，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应用。“忠”是指“心”而言的，以忠心待人，以忠心事人，即由衷地、发自内心地对待别人，才能问心无愧，把事办好。
“信”是指“言”而说的，即“言而有信”的“信”，其含义是实信、诚信，没有任何虚伪。这也是与人交往的一个基本原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49]
一个人不讲诚信，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孔子教育学生，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以诚心待人，这样才能相互信任，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做了官，要以诚心对待人民，才能取信于民，因为“民无信不立”；与朋友交往，要以诚心对待朋友，才能持久；曾子每日三次反省自己，其中的一条就是“与朋友交而无信乎”。这是将孔子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的最好例子。又比如经商，更要以诚信待人，才能取得成功。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遵循老师的教导，才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巨富”，并享有很高威望的。诚信之对于人，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就以诚信教育学生，是很有远见的。他的学生分布在四方，从事不同的职业，取得了很多成就，除了他们的知识才能之外，讲诚信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保证。
孔子的教育，还有“四科”之说。“四科”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说法，表示孔子的学生，按其不同特长或专长而分成四类，有点像今日大学里的系科。但孔子并没有分系，孔子基本上是实行“通识”教育。他的学生确实有不同专长，他也是按其专长进行教育的，但是基本的教育内容如以“四教”、“六艺”教则是共同的。
《论语·先进》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虽是孔子弟子的记述，但是反映了孔子教育的实际情况。在孔子的学生中，这十人是最突出、最有成就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被归入四个不同的门类，是因为他们在这四个方面成绩最好、成就最大。但是，这四个门类具有某种普遍性，其他学生也可以按其特长而归入其中。当然，仔细分起来，也可能不止这四类，就这十人的成就而言，也不止于其中的一类。这里所记，反映出教育分科的某些观念。这些观念，对于教育的发展，可能具有某种意义。有趣的是，在近代以来的大学中，确实有语言、文学、政事（即政治）、德行（即伦理）这样的系科设置。虽然古代的“文学”与当今的“文学”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孔子教育的分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近现代教育的雏形。
四、教育方法
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富有创造性，具有永久的价值。这方面，今人谈论得很多，这里不准备全面讨论。现在只提出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方法，说明这位教育家对人类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
（一）无知与有知
孔子是博学多识的大教育家，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向他求教，但他却从不以权威自居。当时就有人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但孔子说，他从未见过圣人，更何况他自己。孔子说过：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50]
这句话被认为是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他本人就是生而知之者。但孔子的这句话，恰恰是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至于“生而知之者”，只是一个未定之词或假设之词。在孔子看来，世间并没有生而知之的人，除了上帝，但孔子是不信上帝的。孔子没有说过，圣人是不是生而知之者，但他从未见过圣人，更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51]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52]
孔子明确表示，他并不是天生有知识的人，他的知识全是在勤奋学习中得来的。孔子曾多次对学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说明，知识来源于学习，而不是什么天才，而学习是人人能够做到的，因此不能丧失信心。这既是对他本人的述说，也是对学生的期望和要求，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孔子不仅不承认他是无所不知的，甚至认为自己是“无知”的，对于一位大学问家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有些人以为自己很有知识，常常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子，与孔子相比，就显得非常可笑了。孔子非常坦诚地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53]
我有知识吗？没有。有个老百姓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从问题的两端反复扣问，才找到了答案。这说明，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现成的知识答案，只有问题。遇到问题后用各种方法去解决，才能得到知识。“扣其两端”就是一种方法。
孔子有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54] 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知”。这最后一个“知”字，究竟是指智慧，还是指知识？如果是指智慧，那就是一种理性精神或能力；如果是指知识，那就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而不是通常所谓知识。其实，两种解释有相通之处。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无知”。这同孔子的说法很相近。知道自己无知，才能不断求知；越是不断求知，越知道自己无知。“无知”是获得知识的基础和动力，孔子有这种智慧或“自知”，所以才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也才能要求学生在求知的道路上永不停息，更不能以有了知识而沾沾自喜。
这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态度和作风的问题。孔子教育学生“言教”与“身教”并重，尤其重视“身教”。他经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教导学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学生，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这种方式既有针对性，又亲切感人，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人很喜欢凭空创造，没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就发表议论和见解，针对这种情况，孔子说：
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55]
没有知识或知识不足而凭空创造的人，是有的，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嗜好。这实际上是反对一种很危险的学风，即没有足够的知识，却要去创造。但是，从这里并不能得出孔子反对任何创造。实际上，按照孔子所说，与“不知而作”相对立的，就是“知之而作”。只要“多闻”，择善而从，即选择好的接受下来，就能有知。亲眼所见而得的知识，虽是次一等的，但也是知识。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发挥创造。这里举一个“不知而作”的例子。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56]
社是代表国家的土地神。祭祀用的社坛，要栽上树。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宰我，栽什么树。宰我回答说，夏朝栽松，殷朝栽柏，周朝栽栗，为的是让人民战战栗栗，即害怕。孔子听到后，知道宰我说错了，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了，于是说，做过的事就不必说了，完成的事就不必劝了，已经过去的事，也就不必追究了。但是从这里应当吸取深刻的教训。
（二）学与思的结合
孔子教育学生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主张学与思的结合，为的是使学生得到完整而系统的知识，并懂得如何去学习。
学与思的关系，是讲认知问题。作为学习方法，要在学习的全部过程中体现；作为教育方法，要使学生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它属于孔子教育思想中的认知理论，与教育心理学有密切关系。
孔子的教育，不是什么“天才教育”，而是一种“学习理论”，强调主动学习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即只有学习才是获得一切知识的基础。但这并不否定人的先天的素质条件和内在潜能。孔子的基本观点是，人的先天素质只能在后天学习中才能发挥，人的内在潜能只有在后天学习中才能实现。实现潜能的过程，正是学习的过程，因此，学习是决定性的。但学习所得，是一些未经组织提炼和提升的经验性知识，虽然很重要，是“真理”（即“道”）的基础，但是，必须经过“思”，即思维运作，总结出条理，才能变成“真理”。思维虽然需要知识，但它本身是非经验的，而是理论性的。
学习的途径有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向文献学习；二是在实践中学习。这两种途径都是孔子所强调的。孔子所说的“学文”，就是指文献学习，或主要指文献学习。作为学校教育，文献学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主要的学习途径。文献中包含着大量的历史经验，而人类的文化知识，就是靠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文献非常丰富的国家，也是很重视保存历史文献的国家，从孔子开始就是如此。但是，孔子在传授文献知识的同时，是经过他的“述”即解释的，这就需要“思”。而学生在接受这些知识的时候，也要经过“思”，这样才能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孔子也很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即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做人的道理。这同后来的“专业”教育确实很不同。现在我们渐渐懂得，学习知识，首先要学会做人这个道理。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5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58]
“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是不要在口头上夸夸其谈，而要在行动上把事情做好，这就是“好学”。正如子夏所说，对待妻子，要重贤德甚于容貌；对父母，要竭尽全力；对君，要全神贯注；对朋友，要言而有信。这些事情都做好了，虽说不是学习文献，我一定会说这就是学习。至于“就有道而正”，则是向有道之人学习，改正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尽心于此，也是好学。
但是，只有学习还不够，还必须认真思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只有经过“思”，才能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变成系统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不是个别的，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孔子认为，理论知识的特点就是简约，即“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约”。它虽然简约，却能成系统，成为普遍适用的“原则”。
孔子所说的“思”，是一种理性思维，不同于具体的经验知识。但它又不是纯粹理性的逻辑、概念思维，不是“逻各斯”，这同西方传统文化中所谓“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孔子的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文主义教育，他所谓“知”，基本上是有关人的学问。因此，孔子所说的“思”，基本上也是有关人生道理的智慧之思，不是单纯的对象思维。但“思”之作为“思”，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就具有普遍性，包括普遍的理论形式，而不只是一些个别经验的简单组合。学与思的结合，就意味着既不能依靠单纯的经验知识，又不能依靠纯粹的理论形式，而是将经验与理论、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变成具体而又普遍的知识。
因此，孔子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59]
就是说，只读书学习而不思考，则容易迷惘；只凭空思考而不学习，则容易出危险。反过来说，在学习中运用思考，就会使所学有所遵循；在思考中不离学习，就会使所思有坚实的基础。作为学习和教育的方法，学与思可以分开说，各有不同的职能和作用，其心理机能也不同。学是通过耳目见闻获得知识，通过记忆储存知识；思则是通过“心”的思维作用进行推理活动，贯通知识。但是，作为整个的认识过程，则是学中有思、思中有学，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作为其结果，则是完整的有系统的知识。当然，这所谓“结果”，并不是最终结果，学习是一个人一生的任务，永远没有最终结果，有的只是一些不同的阶段。但它总是不断前进的。只要坚持不懈，就能进入很高的境界。孔子对他一生学习阶段的总结，就说明了这一点。
学生中有人只看到孔子“博学多识”的一面，因而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而忽视了思考。于是，孔子通过与子贡的对话说明了思的重要：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也？”曰：“非也，予一以贯之。”[60]
当孔子问子贡“你以为我是博学而多识的人吗”这个问题时，子贡果然回答说，是这样，难道不是吗？这时，孔子郑重地说，不是，我是“一以贯之”。如何才能“一以贯之”？当然是通过“思”。只有“思”才有这种功能，能够将经验组织起来而又超出经验，变成统领经验的普遍原则，正如用一根线将钱串起来一样。这样，知识就不是零散的，而是系统的。
又有人喜欢思考，却忽略了踏踏实实的学习。对此，孔子认为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61]
孔子通过自己的经验指出，他曾经终日不吃，彻夜不眠，思考问题，却毫无收益，不如去学习。这当然不是说，从此不要去思考，而是说，只是费心劳神地思考，不以学习的知识为基础，是毫无用处的。可见，学与思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可偏废，才能获得完整而系统的知识。
需要指出的是，思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怀疑精神。有人可能认为，孔子的教育和学习理论，缺乏怀疑精神，只是教人接受古人的知识，“信而好古”。“好古”固然是孔子教育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孔子也是提倡怀疑的。他说过“疑思问”[62]，就是主张怀疑，只有怀疑，才能向别人请教。孔子还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63]。“阙疑”就是存疑，对于有怀疑的地方，不要盲目地去说去做，而要存起来，以便将来解决。这是一种重思的理性精神。
孔子似乎没有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但是却提出了“如之何”的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一般认为，“为什么”是一个事实存在的问题，追问事物何以如此的原因。“如之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实践上如何去做才对。但是，在孔子这里，二者不是界限分明、决然对立的，二者倒是统一的。在“如之何”之中便有“为什么”的问题。因为孔子是主、客体统一论者，不是二元论者。“为什么”是一个理性认识的问题，“如之何”也是理性思维的问题，不过，其中确实有强烈的价值因素，即“应当”的问题。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64]
在孔子看来，人的思维应当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找出其中的各种可能性，解决如何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对事物进行解释。一个人如果不能提出“如之何，如之何”的问题，对于这样的人，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办了。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动脑子思考问题的，也就是缺乏理性精神的。应当说，这是孔子提倡“思”的又一层意思。
（三）个性化教育
个性化教育又称“因材施教”。我们这里提出“个性化教育”而不用“因材施教”，是为了突出孔子对个性的尊重，同时说明，个性化教育不只是现代教育所特有的。孔子并没有现代人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个体观，但是，他对个体的性格、能力、才质、兴趣和特长是十分重视的，也是很尊重的。他的教育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这些个性特点，并且从这些个性特征出发，进行引导，既发挥各自的特长，又能全面发展。这同后来的所谓“集体化”的教育是不同的。
孔子教育中的“四科”，就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特长进行区分的，不是按照事先的“计划”和“设置”区分的。颜渊等四人在“德行”方面很优异，冉有、子路在“政事”方面很突出，宰我、子贡在“语言”方面很有成就，子游、子夏在“文学”（主要指文献）方面很有造诣，因而成为四个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代表。但这并不只是“专业”特长。这不仅是因为在当时并没有专业设置；而且因为，孔子并不要求他们专攻一科，不管其他。实际上，这些学生都是全面发展的，只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各人表现出不同的性格倾向和兴趣爱好，孔子便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进行引导，使其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因此才有这样的成就。比如“政事”，固然是冉有、子路的特长，但别的学生同样可以胜任。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冉求和子贡三人能不能治理政事，孔子除了回答子路勇敢果断，冉求多才多艺，对于从政没有任何困难之外，还肯定了子贡的才能：“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65]
即子贡通达事理，从政是绰绰有余的。
孔子的弟子很多，遍布各地，他们性格各异、兴趣不同，在孔子的感召之下，走到一起。对于弟子们的性格特点，孔子非常熟悉，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因材施教。但是，不同性格，既有优势的一面，又有不足的一面。孔子的方法是鼓励其所长，克服其所短，这样就既能发挥其所长，而又能得到全面发展。
比如子路，是一位很有性格特点的学生，勇敢而直率。孔子很喜欢这位学生，但又经常批评和指导他。试举几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66]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67]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68]
第一条材料，说明孔子对子路的勇敢精神的信任和高度评价。道不行而乘船出海，这是孔子对他的终生抱负和处境的最重要的诉说和感叹，如果真是这样，他相信跟随他的将是子路。所以，子路听后很高兴。但是，子路的缺点是好勇而缺乏深谋远虑，因此，孔子又说，子路的勇敢超过了我，但是，只有勇敢就无所取了。第二条材料则进一步说明，像赤手搏虎、只身蹚河而至死不悔这样的勇敢，是成不了事的，必须有谋而能成事者。第三条材料则表扬了子路不自卑、不嫉妒、不贪求的品格。但是，当子路只是念诵孔子的这些话时，孔子又说，仅仅这些品格，还不是很好（“臧”）呢。这就提示子路，还要在这些品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深造。
孔子教育学生，不是千篇一律的，他能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同样一个问题，对不同学生有截然不同的回答。比如：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69]
子路和冉有都问同一个问题：“听到后就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行；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后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勇敢，所以要使他谨慎些。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著名例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孔子要求一种完美，使他的学生合于“中庸”之德。在孔子看来，“中庸”即无过无不及，是最高的“德性”（“至德”）。但孔子所说的“中庸”，并不是机械式地从两点取其中点，而是恰到好处。正因为如此，“中庸”是很难的。“中庸”作为最高美德，应当努力实现，但是，如果不能完全实现，狂、狷也是好的。狂者过之，狷者有所不及，但是和“乡愿”有本质区别。“乡愿”是“德之贼”。孔子门下多狂、狷之士。孔子说：“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70]
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71]
比如子张和子夏，就是弟子中的两个代表，子张志气高远，但往往过之；子夏注重细节，但有所不为。孔子教育学生，当然以完美为最大愿望，但是如果达不到，则只要奔着这个方向进行，即使有些过与不及，也是好的。这也体现出个性化的教育特征。
[1]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论语·雍也》，《十三经注疏》本。
[3]《论语·卫灵公》。
[4]《论语·里仁》。
[5]《论语·阳货》。
[6]《论语·微子》。
[7]《论语·宪问》。
[8]《论语·宪问》。
[9]《论语·述而》。
[10]《论语·宪问》。
[11]《论语·宪问》。
[12]《论语·卫灵公》。
[13]《论语·卫灵公》。
[14]《论语·为政》。
[15]《论语·宪问》。
[16]《论语·泰伯》。
[17]《论语·子张》。
[18]《论语·泰伯》。
[19]《论语·公冶长》。
[20]《论语·雍也》。
[21]《论语·为政》。
[22]《论语·卫灵公》。
[23]《论语·述而》。
[24]《论语·公冶长》。
[25]《论语·述而》。
[26]《论语·述而》。
[27]《论语·述而》。
[28]《论语·述而》。
[29]《史记·孔子世家》。
[30]《论语·季氏》。
[31]《史记·孔子世家》。
[32]《孟子·尽心下》，《十三经注疏》本。
[33]《史记·孔子世家》。
[34]《论语·季氏》。
[35]《论语·雍也》。
[36]《论语·阳货》。
[37]《论语·雍也》。
[38]《论语·述而》。
[39]《论语·先进》。
[40]《论语·学而》。
[41]《论语·学而》。
[42]《论语·里仁》。
[43]《论语·述而》。
[44]《论语·述而》。
[45]《论语·宪问》。
[46]《论语·为政》。
[47]《论语·里仁》。
[48]《论语·里仁》。
[49]《论语·为政》。
[50]《论语·季氏》。
[51]《论语·述而》。
[52]《论语·述而》。
[53]《论语·子罕》。
[54]《论语·为政》。
[55]《论语·述而》。
[56]《论语·八佾》。
[57]《论语·学而》。
[58]《论语·学而》。
[59]《论语·为政》。
[60]《论语·卫灵公》。
[61]《论语·卫灵公》。
[62]《论语·季氏》。
[63]《论语·为政》。
[64]《论语·卫灵公》。
[65]《论语·雍也》。
[66]《论语·公冶长》。
[67]《论语·述而》。
[68]《论语·子罕》。
[69]《论语·先进》。
[70]《论语·公冶长》。
[71]《论语·子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