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学术创新
（一）基础训练
学术研究是创造性的活动，不是制造复制品，但任何创造、创新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这虽是一句老生常谈，但又是任何学术研究都不能不跨越的一道门槛，否则就进不了学术殿堂。
有人说，学术创新需要天才。什么是天才？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现在可以说，天才由先天和后天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相比较而言，先天因素占少一半，后天因素占多一半。只靠先天基因是决不会成为天才的。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在人的一生中，真正发挥出来的潜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如何发挥潜力？靠学习和实践。对学术研究而言，这就是基础训练。
基础训练是多方面的。有基础知识方面的，有方法、工具方面的；有主观条件，也有客观条件。客观条件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现在争着报考名校，目的却并不相同。有的将名校当作“保险柜”，以为将来能找个好职业；有的将名校当作培养人才的摇篮，为的是真正成才。有句名言（梅贻琦）：“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常言说，“名师出高徒”。这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主观努力。过去有很多名家、大师，并不是出自名校，他们却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主要是靠个人努力，有的是自学成才的。
我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其基本训练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书。扎扎实实地读，不能走捷径，无捷径可走。这是学术积累的根本方法，不搞学术研究则已，要搞学术研究就只有这一条路，浮躁不得。现在信息多了，手段也多了，有人就想走捷径，打开电脑，多种信息从四面八方拥来，要什么有什么。这能代替读书吗？不能！不仅没有那种气氛，也很难潜心思考。
读书要读经典，读有学术价值的书。现在书店里有很多书是垃圾，如何挑选有价值的书？不能完全听从媒体上的，因为现在的媒体惯于炒作，制造所谓“名人效应”。如果完全听它们的，就会上当，大家都跟着浮躁。怎么办？要自己选择，自己鉴别。在目前这种浮躁之风越刮越凶的情况下，要听取那些扎扎实实搞研究、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们的意见，最后还要自己用眼睛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读书读经典，开始可能有些困难，要硬着头皮读，渐渐进去了，就会有收获，也会产生兴趣。孔子说：“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由学而至于喜好，由喜好而产生愉快、乐趣（最终成为志趣），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就“不知老之将至”了。
（二）独立思考
读书是基础却不等于学术研究，要进入研究，不仅要消化而且要进行创造性思维，首先要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需要自由空间，需要学术自由的环境，还需要自由理性。庄子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就是一种自由的学术环境。所谓“自由理性”是说，学术研究是一种理性活动，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但它又是自由的，不能框在某个框子里。既要以开放的心胸接收各种现有成果，又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人云亦云。
要“标新立异”，但不是为标新而标新，为立异而立异，而是为了求“真”求“是”。你所标的“新”、求的“异”，要有根据、有意义、有价值。这个很难，但只要“用思”，就能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贵在“思”。不停地思考，养成思考的习惯。学术大师冯友兰先生的治学经验，就是不停地思考，一直到停止呼吸，一生都在思考。
（三）问题意识
学术研究，特别强调问题意识。就是说，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样才能创新，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但是，要提出“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整个研究就找不到进路，茫茫大海，向何处去？一旦找到问题，研究就有了目标，抓住了要害，就如同“庖丁解牛”（《庄子》），找到了关节要领，就知道如何下刀，“以无间入有间”，迎刃而解，所以他的刀用了19年，还同新的一样，而有的人则常常换新刀，仍不得要领。
我们常常发现，有些问题并不是真问题，而是假问题，这样进行研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同打仗，找了个假想敌（电子游戏），打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解决。研究是要动真刀真枪的，向假想敌开火，岂不是浪费精力和子弹？所以说，提出一个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要比回答问题更困难，也更有意义。一个真问题，很可能存在于研究工作之后，而不是开始，因为只有当我们进行长期研究、思考之后，问题才会出现，也就是进入了问题。这就需要对研究的状况有清楚的了解，同时要深入自己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更深层次，而不是在其表面上，才能做到。提出真正的问题，研究工作就算完成了一大半，至于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试探性的或选择性的。一个问题常常有不同的回答方式，结论如何，则是次要的。
一个问题提出了，回答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研究也就更加深入了。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一旦提不出问题，就意味着研究的终止、停滞。
二、关于学术良知
（一）学者有没有良知？何谓良知？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而又现实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有人认为，没有良知这回事情，所谓良知，只是某些人的愿望或想象。这是对人的一种极大的蔑视。有人认为，良知是一个假设或信念，只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一种理论学说，另当别论。还有人认为，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人无良知则不可以为人。这是中国哲学文化的精髓，良知就是衡量人的内在价值的尺度。
良知从何而来？如果要追问这个问题，中国哲人的回答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语），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不需要后天修养。先天禀受是靠后天修养和实践才能实现的。人的良心就那么一点点，只是一个根苗，全靠在实际生活中的锻炼和培养，否则就很容易丧失。
良知的基本功能是辨别是非、善恶，良知就是是非、善恶的标准，它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但又是普遍的，不是纯粹主观的、私人的，不是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是非，结果是天下无是非。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指本心良知而言的。良知是在实际生活中才能表现出来的，不是事先有很多现成的是非善恶摆在那里，它只是辨别实际的是非、善恶的能力。
王阳明说：“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它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不是从外边某个权威那里得来的。良知认为“是”的，即使圣人说“非”也不敢苟同；良知认为“非”的，即便圣人说“是”，也不敢盲从。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是反对权威主义的（但不是一概反权威）。良知就是自律，就是自我做主。
王阳明又说：良知“只是一个是非之心，好恶之心。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好恶之心”是说情感，人是有情感的，好恶是人的最基本的情感，如“好好色，恶恶臭”，就是人人都有的共同情感。一个毫无情感的人，是很可怕的，一个情感冷漠的人，是很难与人相处的。但人的情感是多方面的，有最基本的自然情感，也有高级情感，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理智情感、宗教情感，良知作为好恶之心，主要是“好善而恶恶”，对善恶有鲜明的态度。“是非之心”是说知，人是有知性、有认识能力的。人的知性就是分辨是非，不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将黑的说成白的，不能屈服于某种外力而“指鹿为马”。坚持是非观念，是良知的重要方面。
但情和知是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人将情与知做了严格的区分，情是情，知是知，这样才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这个知是完全中性的。在科学认识领域，一般可以这样说。但是在良知的问题上，情与知有很大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为什么说“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呢？因为良知之知是不能离开情感态度的，不仅如此，良知之知是由情感决定的。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任何是非都与善恶有关。人是有价值诉求的，而价值归根结底是由情感决定的，不是由认识决定的。所以，知情合一，才是良知的根本特征。这个情，不是通常所谓情感，这个知，也不是通常所谓认识。
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首先都要做人，做事与做人是不能分开的。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不能说人是人，事是事，做人与做事毫无关系。人们常说“就事论事”，是就某一件具体事情而言的，要分清是非。但任何事都是由人做出的，“分清是非”本身就有良知的问题。人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去做事，人应当“凭良知办事”。学术研究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是要出成果的，其成果是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有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无“哗众取宠”之心，就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同时，研究成果是需要鉴定的，也是需要互相辩论、互相批评、互相评价、互相吸取和借鉴的，这里更有良知的问题。学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有一个声音、一个召唤：“这事该不该做？该如何做？”这正是良知的召唤。如果做了该做的，心里就会“安”，如果做了不该做的，心里就会“不安”。“心安”还是“不安”，正是良知做出的判定。即使是小偷，偷了人家的东西，他心里也会不安，更不愿意人家当面叫他小偷。作为一个学者，难道没有这点良知吗？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人，因此，做一个学者，首先要做人，要做一个正直的学者、有良知的学者。学术研究是有规范的，有良知的学者不是被动地遵守学术规范（更不要说违反学术规范），而是出自内心、自觉自愿地遵守规范，这才是良知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学术人格、学者尊严。学者要有学者的人格尊严，良知则是人格尊严的内在依据和保证。一个丧失了学术良知的人，是无人格尊严可言的，他的学术研究也是做不好的。人格尊严是要自己维护的，不能靠别人。
（二）学术良知的共同性
我们说，学术良知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那么，它有没有共同性、普遍性？外国人是不是也讲良知？
从学理上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特点。一般而言，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可称之为“耻感文化”。所谓“罪感文化”，是说人生来是带着“原罪”的，所以要“赎救”。这是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点。靠谁“赎救”？靠上帝基督，做上帝的子民，就要按上帝的意旨去做，这基本上是他律道德。但是，后来出现了宗教改革与“社会伦理”，人作为社会的人（即社会角色），要共同遵守由社会制定的道德规范，它是客观的，称之为“价值理性”。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要相应地遵守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并且与法律相配合。违反了学术道德，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违反了法律，就会受到制裁。韩国的克隆专家黄禹锡由于造假，被撤了汉城大学教授的教职，就是一例。但是，学者作为个人，还有一个良知的问题。西方学者尽管对有没有良知、何谓良知有很多争论（我在《情感与理性》一书中有讨论），但很多学者都承认有学者的良知。比如爱因斯坦，首先发现了原子弹的原理，但他认为，如果让希特勒这样的人掌握了原子弹，其结果不堪设想，就会毁灭人类。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良知。又如霍金，是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但在研究宇宙的起源的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论证，而且很关心人类的未来。他提出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总得“有所作为”，这所谓“作为”，不是指征服和破坏地球，而是要“自救”，也就是唤起人类的良知。
至于人文社会学者，就更加关注良知问题。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造成的负面影响，持严厉批判态度，提出天、地、人的学说，要回到人类真正的家园。他明确提出，良知就是人对自己的召唤。良知不是如分析家所说，是心理结构中的一部分，良知是整体性的。
1999年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剥洋葱》，引起了全球的轰动。这位年近八十受人尊敬的文学家，曾经以描写希特勒法西斯暴行而获得诺贝尔奖，却在晚年曝出了他六十年前的经历，他原来是法西斯党卫军的成员。这使很多人陷入沉思：他为什么现在才暴露这段经历？因为他六十年来内心很愧疚，很沉重，越来越沉重，受到良知的谴责。这是良知发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学家虽不是学者，但道理是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也越来越重视良知问题。前不久放映了意大利的一部电视剧，片名就叫《良知》。演一个小镇由于一家大公司下属的某工厂，生产大量有害化学物质，导致该镇许多儿童得了白血病，证人曾被高价收买，但在不畏强权、充满正义感的律师的劝诫下，终于“良知”发现，将这家财大气粗的公司告上法庭，并最终取得胜诉。
中国是讲“耻感文化”的。所谓“耻感文化”，是说人人都有羞恶感、羞耻感，这是良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说，人人有恻隐之心（即不忍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四种德性的心理基础。其中，羞恶之心即羞耻之心，是人人都有的。人做了错事，就会感到羞耻。人格受到侮辱，就是莫大的耻辱。有些人不讲羞恶，更是最大的耻辱，自己虽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会以此人为不知羞耻之人。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现在西方一些哲学家也开始认识到“耻感文化”的重要性。当代英国哲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ens）说：“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献中，负罪感动力学受到非常广泛的探讨，但就自我认同的问题而言，很少被广泛讨论的羞耻感则更为重要。”[1] 又说：“事实上，羞耻感也许是持续的深层的情感形式……羞耻感应该在与自我统一性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而负罪感则源于对恶行的感受。”[2] 前些时候，看到报上（《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是日本人写的，说中国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窃取外国商标造假，就因为中国文化缺乏“罪感文化”，没有“负罪感”。我认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虽没有西方式的“罪感文化”，但是，中国的“耻感文化”使中国人几千年来以讲诚信、坚持正义而著称。目前出现的种种现象，正是破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而不是中国文化造成的。
商场的情况如此，学术界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现在学术界的情况很令人担忧，学术造假和腐败非常严重，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学者丧失学术良知。
（三）学术良知丧失的种种表现及其救治办法
1、私心太重，缺乏正义感。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因此要以公心对待，但是有些人私心太重，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一己之利或个人恩怨而对待学术对待他人。有人将学术视为自己的专利，一心想做“学霸”；有人则为了“成名”或出于嫉妒而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结果造成学术评价的失衡，形成学术泡沫。常见的现象就是，不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自吹自擂，老子天下第一。这种人可谓不知天高地厚。还有人则喜欢形成小团体，称兄道弟，互相吹捧，造成学术混乱。有些媒体则为虎作伥，进行炒作。
2、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甚至制造垃圾和造假。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有的研究生（硕士、博士生），为了拿到学位，不认真学习下苦功夫，东抄西抄凑成一篇论文，甚至整段、整章、整篇抄袭别人的东西；有的则用钱买文（网络上有卖文者）。我参加过一些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有的很好，有的则不知所云，参考书列了一大堆，有些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需要的却没有，即使列出来的，认真读过的没有几本，这是自欺欺人！
有些学者，为了评职称，出成果，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书店里的书令人眼花缭乱，有价值的当然不少，但有很多是重复炒冷饭，或肤浅无新意，有些则用新名词掩盖其无知，有些就是垃圾。有些人汇报成果几百万字，只要自己参加过的集体项目，自己只写了很少一部分，却把别人写的全部归到自己名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3、剽窃。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手法有多种多样。
剽窃别人的观点。学术上提出一个新的观点，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甚至一生的辛勤劳动和创造。但有些人却轻易地拿过去作为自己的创新，连被剽窃者的名字都不提。我就亲自遇到过这种人（具体人名不点了）。
剽窃别人发现的新材料。学术研究的结论需要材料和数据作基础，而一个新材料的发现如同大海捞针，既要有理论水平，又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有些人则经过二手材料就轻易攫为己有，由于是来自原始材料，别人也难以发现。这种人的剽窃可谓“高明”。至于实验数据，也需要日以继夜地工作才能取得，有人则自己不操作，把一些相关数据轻易拿来就用，这不是一个学者进行研究的负责态度。有的甚至造假数据，其危害极大。
观点、材料连文字一概剽窃，有的改头换面，改几个字，或调整次序，有的则一字不差地照抄，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们之所以这样大胆妄为，除了自己的良知丧失殆尽之外，就是社会上普遍存在这种现象而无舆论谴责和制度上的制裁。有的人报上曝光了，但在有些新闻媒体的炒作下，更加出名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有个别人利令智昏走上犯罪道路。
学者自身要唤起良知，要有鲜明的是非观、善恶观，敢于批判揭露，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现在有些人没有是非观念，更无善恶观念，心中只有一个“利”字。这是最可怕的。
学者不能没有修养，不能没有良知！
[1]《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俞吾金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0页。
[2]《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第6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