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新教授的新著《敬畏伦理研究》即将问世，这是我国研究“敬畏”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敬畏”是一个神圣的词语，与人的生活信念、生存方式有直接的关系。人们经常把“敬畏”与宗教联系起来，认为“敬畏”就是对某种信奉的神圣对象的崇敬与畏惧，无论这个对象是什么。其实在哲学中也讲“敬畏”，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不管从哪方面说，“敬畏”都是对与人生命攸关的某种神圣事物或力量的敬畏。它不同于一般的恐惧、畏惧等情感活动，其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出于人的内在的生命需要，它要解决的是“终极关切”的问题，并且能够为人生提供最高的精神需求,使人的生命有所“安顿”。这一点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但是，进入现代化社会以后，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文化的角度看，最大的变化是，宗教式微了，科学技术独占鳌头，人们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手段充满了自信，以为科技能够解决人生的全部问题，而生命价值的诉求被排除在边缘地带，不再是重要问题了；与此相应，敬畏之情也就越来越淡薄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值得崇拜的东西，那莫过于权力、金钱和财富；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信仰的东西，那就是“拜物教”！但是，这些都是完全世俗化、物质化的膜拜，毫无神圣性、崇高性可言。
从宗教的角度讲是如此，从哲学的角度讲又如何呢？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特征是“拒斥形而上学”，随着“认识论的转向”，现在又是“语言的转向”。语言问题受到极大的关注，这本“无可厚非”，但是这与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不无关系。与此相关的是，人的心灵问题仅仅被归结为“智能”和“语言”（这也是海德格尔所料不及的），随着电脑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的人工语言有席卷全球之势。人越来越变成单向度的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似乎只是具有无限发展潜能的智能和感性欲望了。一切都变成所谓“事实”的问题，那么价值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如何解决呢？按照某种主流哲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的观点，这些都被归之于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似乎受到了重视，但是，在主流哲学的视野之下，情感只是个人的、易变的私人情感，这样一来，所谓伦理道德也就完全变成主观的、相对的了，要建立人类共同的普遍伦理是不可能的。再加上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这一点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至于人类“命运”一类的问题，也就只能靠智能和科技去解决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人类如果缺失了基本的价值指导，仅凭自身的傲慢和科技能力能够解决自身命运吗？能够建立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吗？我这里毫无贬斥科学技术的意思，正相反，我认为科学技术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不断为人类提供方便，这是有目共睹的。我的问题仅仅在于，科学技术能不能脱离、甚至代替价值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关心人类命运的哲学家所担心的。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郭淑新教授完成了《敬畏伦理研究》这部很有分量的著作，真可谓“适逢其时”。作为一部功力深厚的学术著作，它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一次历史回顾性的研究，或填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而已。它的直接的现实意义，正在于回应当代哲学界和哲学研究中的所谓“去魅化”的现状，使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自身的生存方式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思，从过去的哲学遗产中汲取精神资源，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当然不是主张完全的“返魅”，即回到前现代甚至原始时代的所谓“愚昧无知”的生活方式，而是重申人类文化的连续性，尊重前人在无数生活经验和人生道路上所创造的可贵的精神成果，以便今后更好地生活。
从伦理的角度研究“敬畏”，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敬畏伦理”，这是郭淑新教授的一个“创造”，体现了她的真实用意。在我看来，这样的“创造”不仅是可贵的，而且是有意义的，就是说，是完全能够成立的。郭淑新教授潜心中国哲学研究多年，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抱着向前辈学习的谦恭态度，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工作，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更不张扬自己。但是，这部著作足以说明，她不仅有足够的理论勇气，而且有丰富的创造力。她的创造完全来自长期的学术修养、不懈的攀登和深思，因此，她能够深入中国哲学的深层底蕴，体会出其中的内在精神，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敬畏”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我记得，在“文革”后期“评法批儒”的运动中，“敬畏”被当作孔子的“没落思想”受到过批判，那正是一个“无所畏惧”、“战天斗地”的年代。我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才正式提出“敬畏”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同样的问题），此后，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便陆续写过一些东西，但是却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更不要说有什么全面深刻的认识了。现在，郭淑新教授专门以此为题，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我当然感到很高兴。
如果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问题，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敬畏”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宗教精神，而且具有更加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字面上看，“敬畏”是讲宗教情感和道德情感的，但这种情感不仅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而且必然实现为生活层面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行为，以建立一种普遍可接受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实现人生的价值为归宿。后者以前者为人性基础，前者以后者为实现条件。这就是郭淑新教授为什么提出“敬畏伦理”的根据。这个提法将伦理与道德真正统一起来了。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因此，这不能说是西方式的宗教伦理，只能说是东方式的德性伦理。从哲学的角度说，这也不是西方式的形而上学，因为它并不主张有绝对超越的精神实体（这是我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是实体论的），但是，中国哲学是承认最高存在或终极实在的。儒家所说的“天”（“天道”），道家所说的“道”，佛教所说的“实际”或“真际”，就是中国哲学中的终极实在。只是终极实在并不在现实世界之外，与现实世界构成二元对立的关系。终极实在就在生命创造之中，在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目的追求的无限过程之中。对于终极实在的深切的生命体验，就构成了中国哲学中的“敬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虽不是宗教哲学，却具有深刻的宗教精神。
这种“敬畏伦理”，以不同形式表现在儒、道、佛三大流派之中，郭淑新教授对儒、道、佛中的敬畏伦理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中国的学者在讨论儒、道、佛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比较重视三者的差异而较少关注三者的共性，其实，从中西比较的大背景下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有许多共性的。按照一般的说法，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儒家提倡“有”的哲学，道家和佛教则提倡“无”和“空”的哲学。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儒家的“有”在其“形而上”的层面上也是以“无”的状态存在的，而道家和佛教所说的“无”和“空”，绝不是一无所有的空无，而是开放的无边界的“有”，即存在本身（朱熹对此有明确论述）。“敬畏”不是别的，就是人在其生命活动中对终极实在亦即价值本体的体验（包括直觉）。中国的“天人合一”之学，就是讲这种学问的，它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提升人的生命层次，最终实现与终极实在完全合一的心灵境界。这就已经是实践的问题了。所谓“伦理”，就是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道德情感之上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的价值关系，它是在关系中存在的，也是在实践中存在的。
更进一层说，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意义、价值的学问，也是关于人在宇宙自然界居于何种地位、处于何种关系的学问，中国哲学关于宇宙人生的问题都应当从生命的意义上去理解。所谓“敬畏”，说到底就是对生命的敬畏，由此展开的伦理，就是广义的生命伦理。关于生命，当然有不同层面的意义，但又是整体性的，不可将人与自然截然分开、对立起来。
首先，人的生命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这是所有哲学家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儒道两家哲学来看，生命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源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一切生命的创造者，是一切生命之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界就是最高存在亦即终极实在，只有自然界才是“全能”的，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对自然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感、亲近感。自然界也有超越层面，即“形而上”的“天道”，但“天道”绝不是超自然的绝对实体，而只是自然界这一生命整体的一个层面。“敬畏”作为伦理，就表现为人对自然界的神圣性的一种感恩和报答，从而珍惜自己的生命，检点自己的行为。
其次，人与他人是何关系？中国哲学的回答是，都是自然界的儿女，是“大地之子”，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天人关系）。因此，人要尊重和尊敬他人，这种尊敬是建立在对生命本身神圣性的体认之上的。在中国哲学看来，人类有共同的人性，有共同的需要，在对生命神圣性的体认、理解之下，以敬畏为道德基础的伦理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再次，人与其他生命即地球上的动植物又是什么关系？对这些生命有无敬畏之心？能不能建立起以敬畏为根据的伦理关系？中国哲学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不仅因为，这些生命和人一样都来源于自然界，是地球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因而有自身的价值；而且因为，所有生命都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都是人类的朋友。因此，敬畏自然，敬畏自然界的生命，就不仅是人类的伦理义务和责任，而且是人类自身生命情感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哲学对生态伦理的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其现代意义无论做出怎样的评价，都不为过。
以上所说，只是我的一些零碎的想法。对于相关的许多问题，郭淑新教授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她是以一种强烈的生命关怀和责任感讨论这些问题的。她的文笔朴实而无华，平易而感人，能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对于研究哲学的人和未曾研究哲学的人来说，这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迪。至于其中的某些具体的提法，当然可以进行讨论，我想，任何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2007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