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集中地表现为提出学术选题的理论洞察力，凝炼学术命题的理论概括力，追求学术创新的理论想象力，构建学术体系的理论思辨力，创造学术经典的理论思想力。只有用理论思维照亮学术研究，才能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从而不断地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关键词：学术研究；理论思维；理论创造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是照亮学术研究的“普照光”。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集中地体现为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洞察力，总结、凝炼和升华问题的理论概括力，激活、重组和创新问题的理论想象力，分析、阐释和论证问题的理论思辨力，拓展、深化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思想力。自觉地提升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思辨力和思想力，才能坚持“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不断地在学术研究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一、学术选题与理论思维的洞察力
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提出问题、确定选题。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思维的洞察力，直接决定学术选题的难度和深度、意义与价值。
一般而言，学术研究的“问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现实问题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二是学术史所遗留的理论问题；三是学界正在讨论的理论问题；四是学者独立提出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研究中，这四类问题总是相互纠缠、相辅相成的。理论思维的洞察力，不仅在于从各类问题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而且在于从各类问题的复杂联系中发现和提出问题，特别是独具慧眼地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命题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
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真正的理论问题都源于真实的现实问题，任何真实的现实问题都蕴含真正的理论问题。理论思维的洞察力，不仅在于从“浑沌的表象”中捕捉真实的现实问题，而且要从真实的现实问题中揭示出其蕴含的真正的理论问题，从而提出和确认具有思想内涵、理论深度的学术选题。例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要求我们从这个最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中提出、探索和回答下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中国是否必须走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只能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为何能够创造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如何创造了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如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些直接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背后，又深层地隐含着更具普遍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现代化”是抽象的普遍性还是具体的普遍性？如何看待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活动与历史条件？如何看待“现代化”的技术性表征与价值性选择？如何看待“现代化”的后果与对“现代性”的反省？如何看待“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人类文明”的形态变革？提出、探索和回答这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揭示“现代化”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阐明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与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才能从理论上回应和回答人们最为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要致力于“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具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的世界历史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以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捕捉、发现和提出重大现实问题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更为坚实和充满活力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最为重要的就是从重大的现实问题中发现重大的理论问题，并形成富有生命力的学术选题，又以重大的理论问题所形成的学术选题，回应和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
学术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总是同学术史提供的理论成果及其遗留的理论问题密不可分的。任何理论都不仅具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而且在其特定的思想内涵中总是蕴含着特定的时代内涵和特定的文明内涵。这意味着：任何理论都是历史性的思想；历史性的思想总是展现在思想性的历史之中；离开思想性的历史就无力考察历史性的思想。在学术史中寻找理论资源和发现理论困难，“接着讲”学术史所遗留的问题，就必须以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揭示既有理论的思想内涵中所蕴含的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从而提出和确认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学术选题。例如，在《哲学笔记》这部哲学巨著中，列宁批判地研究了哲学史上辩证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的重要著作，提出了关于辩证法研究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怎样理解“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怎样“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去总结思想史？怎样“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怎样理解“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怎样理解“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怎样理解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怎样理解和如何研究“构成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知识领域”？怎样理解和阐释“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怎样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为推进和深化“辩证法”研究，特别是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提供了具有“真实意义”的学术选题。
源于现实的理论问题与源于学术史的理论问题，总是聚焦于学者所关切的学术界正在讨论的问题。“跟着讲”学术界所讨论的问题，就不仅是“对着讲”不同的学术观点，而且要揭示不同学术观点所隐含的背景知识、理论资源、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要深究不同学术观点所隐含的基本理念、解释原则、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在“思想的前提批判”的意义上确认学术争鸣的学术选题。离开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就难以发现真正的理论困难，也就难以提出推进学术争鸣的理论问题，“跟着讲”的学术讨论就会流于“对着讲”的“自说自话”，“吸引眼球”的学术争论就会变成热闹一时的“过眼烟云”。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展开了此起彼伏的“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研究，并构成了此消彼长的“热点问题”。推进和深化这些“热点问题”研究，就需要追究隐含在这些“热点问题”之中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部门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据何在？作为“哲学”的“部门哲学”的理论性质和实质内容是什么？凸显这些“部门哲学”的现实基础和时代特征是什么？这些“部门哲学”真实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是什么？这些“部门哲学”何以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我们时代的哲学”？这些“部门哲学”的此起彼伏、此消彼长“表征”着怎样的现实需要和时代变革？这些“部门哲学”隐含着什么样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这些“部门哲学”构建了怎样的概念框架和学术体系？这些“部门哲学”实现了哪些“术语的革命”并提供了推进哲学研究的“标志性概念”？以“科学”“文化”“社会”“价值”“经济”“政治”“生态”为标志的这些“部门哲学”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哲学方向和开辟了怎样的哲学道路？提出和探索隐含在“部门哲学”之中的这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就会形成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学术选题，切实地推进学术争鸣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无论是从现实问题中提出理论问题，还是从学术史和学术争鸣中提出理论问题，其实质内容都不只是“发现”问题，而是“揭示”问题本身特定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并“赋予”问题本身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从而以新的解释原则“构成”富有新意的学术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现实问题还是从学术史和学术争论中提出具有“真实意义”的理论问题，都需要独具慧眼地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理论问题，并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学术选题。提出和确定具有创新性的学术选题，有针对性的“靶子”与有创新性的“灵魂”，是相互规定、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研究的“破”与“立”，既是“不破不立”的，又是“不立不破”的；学术选题的“取”与“舍”，既是“不舍不取”的，又是“不取不舍”的。没有独到的“立意”和“追求”，就没有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学术选题。理论思维的洞察力就在于，独具慧眼地从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的“思想的前提”中找到“破”的难点，又独具慧眼地从具有“可批判性”和“可转换性”的“思想的前提”中找到“立”的根基，从而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的学术选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对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洞察力”生动形象的表达，也是对学术研究的学术选题“生命力”一语中的的表达。
二、学术命题与理论思维的概括力
学术命题是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概括性的凝炼表达，集中地体现了由学术选题而形成的学术成果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理论思维的概括力，最为重要的就是把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凝炼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命题，高度概括地提炼和升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为构建具有学理性的学术体系提供逻辑化的命题系统。
一般而言，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命题，可以从总体上分为四大类：一是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结晶；二是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理论升华；三是作为逻辑环节和理论论证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概念发展的学术体系的理论支撑；四是作为标志概念和术语革命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创新性、开放性学术研究的新“阶梯”和新“支撑点”。总结、凝炼和升华这四大类学术命题，集中地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概括力”。
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总是不可回避地面对一个根基性的重大理论问题，这就是对该学科的总体性理解，也就是关于该学科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问题。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总是在历史性地反思本学科的理论性质、研究对象及其学科使命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形成关于本学科的总体性学术思想理论结晶的学术命题，即作为该学科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作为各学科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并不是该学科的“一个重要命题”，而是照亮和引领各学科学术研究的“普照光”和“活的灵魂”。例如，以“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哲学是对语言的分析”“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哲学就是人学”等学术命题作为关于“哲学”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就构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规律说”“认识论说”“语言分析说”“存在主义说”“精神境界说”“文化批判说”“文化样式说”“实践论说”等关于哲学的总体性的学术思想，并构成了各自的理论空间，引领了不同的哲学方向。在关于“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新闻学”的总体性的学术命题中，同样包含着关于该学科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并以此构成该学科的总体性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操作平台，规范并引领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概括力，首先就集中地体现在凝炼形成关于本学科的总体性学术思想的学术命题，并以其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而引领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学术史一再表明，能否形成关于本学科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创新性学术命题，是能否形成关于本学科总体性学术创造的首要前提和理论根基。
作为特定研究论域或特定学术选题的学术研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总体性学术思想，即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的规范和引领下，形成具体性的学术观点即作为该论域或该选题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学术命题。理论思维的概括力，生动地体现为凝炼关于特定论域或特定选题的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学术命题。例如，恩格斯曾明确地把马克思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个命题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总体性的学术命题。以这个总体性的学术命题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就要诉诸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学术命题，即作为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学术命题：如何界说“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如何界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如何阐释“现实的人”与“人的历史形态”？如何阐释“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如何阐释“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历史的发展趋势”？如何阐释“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如何阐明“历史的辩证法”与“历史的唯物论”？只有以理论思维的概括力凝炼形成关于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学术命题，并赋予这些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才能实现该学术选题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创造性。
把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概括为一系列学术命题，就要合乎逻辑地、层层深入地凝炼出相互规定的子命题。例如，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研究，或关于任何一个学术选题的学术研究，都既要“合乎常识”，又要“超越常识”，既要运用“常识思维方式”，又要超越“常识思维方式”，因此，“常识”以及“常识思维方式”就成为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至关重要的反思对象。在对“常识”的反思中，就要凝炼形成关于“常识”的一系列学术命题。何谓“常识”？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般文化环境的共同经验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常识”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平常但又经常、持久起作用的知识”。这具体地表现在：人类的经验世界在作为共同经验的常识中得到最广泛的相互理解；人类的思想感情在作为共同经验的常识中得到最普遍的相互沟通；人类的行为方式在作为共同经验的常识中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协调；人类的内心世界在作为共同经验的常识中得到最便捷的自我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常识就是人类把握世界与自我的最具基础性和最具普遍性的基本方式”。关于“常识”的总体性的学术命题，直接地衍生出关于“常识”的本质特征——经验性——的一系列学术命题：常识来源于经验、符合于经验、适用于经验；在常识的概念框架中，概念依附于经验表象，并围绕经验表象旋转；经验主体在常识的经验框架与经验直观中，达到对经验世界的自我理解和经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常识的世界图景是以人们的共同经验为中介而构成的世界图景，常识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们的共同经验为内容而形成的思维方式，因此，无论是常识的世界图景还是常识的思维方式，都具有显著的直观性或给予性、凝固性或非批判性。
反思“常识”所形成的一系列学术命题，其重大意义在于，为重新理解和阐释作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从而为重新理解和阐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这两种“思维方式”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其一，在以“常识”的“共同经验”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中，人作为既定的经验主体以“直观”的方式把握世界，世界作为既定的经验客体以“给予”的方式呈现给认识的主体。其二，在这种“直观”?“给予”的“主体”?“客体”关系中，主体的经验与经验的客体之间具有确定的、稳定的、一一对应的、非此即彼的经验关系。其三，在这种经验关系中，主体的“共同经验”是确定的，因此主体的思维必须保持非此即彼的确定性，由此形成的就是以“共同经验”为内容的“常识思维方式”，和以“常识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此，关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所概括的最为简洁精辟的基本命题就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公式”。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公式”为何能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占有牢固的地位，恩格斯的回答是：“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
关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及其现实基础的学术命题，直接地引发了关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及其现实基础的重新理解和重新阐释。恩格斯说：“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对此，恩格斯具体地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此，恩格斯论述了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现实基础：“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那么，自然科学家迫切需要怎样的“理论思维”？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同样，在恩格斯看来，“哲学”也只有成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辩证哲学”，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现代哲学。这就要求我们从人类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特别是从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发展去理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而理解“辩证思维”和“辩证哲学”在当代的重大价值与意义，并从而在当代的意义上掌握作为“辩证思维”的“辩证哲学”。正是恩格斯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一系列相互规定的学术命题，赋予作为“思维方式”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以明确的思想内涵，从而为重新理解和阐释作为“思维方式”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学术创新与理论思维的想象力
学术研究是学者以理论思维总结、积淀和升华人类文明的研究过程。这个研究过程是不断地提出和探索新问题、进而不断地形成新的学术成果的学术创新和学术创造的过程。学术创新和学术创造，不仅必须奠基于坚实的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而且必须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想象力。
一般而言，学者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两个东西：一是特殊的生存境遇及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二是特定的学术资源及其独特的理论想象。所有的学者无一例外地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文明形态之中，生活于特定的国家、民族、地域、阶级、阶层、家庭之中，这构成了各个学者特殊的生存境遇。这种特殊的生存境遇，不只是为不同的学者提出某些共同问题，而且会在不同学者的独特生命体验中激发出独特的理论想象。这种独特的理论想象，又是同研究者占有的特定理论资源及由此引发的独特理论问题密不可分的。在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特殊的生存境遇中，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不仅面对共同的理论资源，而且会在个人已有的思想情境和生活情景中选择性地利用和活化自己占有的理论资源，从而在自己对理论资源的独到理解中激发出独特的理论想象。
在学术研究中，“想象比知识更重要”。从形式逻辑分析“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命题，“知识”只是“力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力量”的充分条件，即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有了“知识”并非就有“力量”。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没有广博的相关知识基础，没有健全的经验常识基础，没有深厚的人文教养基础，就无法进行真实的学术研究；然而，学术研究的“力量”却在于从“文献积累”中“得道于心”，从“思想积累”中“发明于心”，从“生活积累”中“活化于心”。在学术研究中，知识是由想象激发活化的，是由想象推动发展的，是由想象带入不断求索的。离开或失去想象，学术研究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学术思想就会陷入枯竭。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想象的学术研究是不可想象的。自觉地提升理论思维的想象力，才有真实的学术创新。
理论思维的想象力，集中地体现为学术研究中的“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在艰苦的学术研究中，让知识“退入背景”，让知识“进入问题”，让知识“创造重组”，让知识“浴火重生”，才能以理论思维的想象力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激活背景知识，首先要让知识“退入背景”，在头脑中构建知识的“分类框架”“概念框架”“检索框架”。“知识”是历史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水库”，通过个人的学习和记忆而被个人占有。然而，个人对知识的占有，特别是学术研究中的占有知识，主要地并不是“储存”知识，而首先是“检索”知识。“检索”知识，是在知识的“分类框架”和“概念框架”中调动、组织和重组知识。在学术研究中，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井然有序的知识“分类框架”和“概念框架”，并在这种“分类框架”和“概念框架”中准确、迅速地调动“退入背景”的知识。让知识退入背景，而不是将知识作为外在的“文本”，这是发挥理论思维想象力的前提。
让知识“退入背景”，才能让知识“进入问题”，开展“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学术研究的“问题”，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可以称之为理论研究的“外部问题”；一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可以称之为理论研究的“内部问题”。理论研究的“内部问题”总是源于理论研究的“外部问题”，理论研究的“外部问题”必然引发理论研究的“内部问题”。理论思维的想象力，就在于把“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外部问题”升华为“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内部问题”，并通过创造性地解决“理论”问题而创造性地回应和回答“现实”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思维的创造力具体地表现为：一是“观察渗透理论”，以“思想”把握“表象”，把“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升华为具有概念规定的“感性具体”；二是发挥理论思维的“抽象力”，以“思想”蒸发“表象”，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以各种“片面的规定性”去把握“表象”；三是发挥理论思维的“想象力”，以“思想”重组“表象”，以“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为思想内涵“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在以理论思维把握世界的概念运动中，“思想”表现为双重的否定和双重的超越：一方面，思想在理论思维的引领下，不断地超越概念的片面规定，使概念获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性，不断地形成新的“理性具体”，这就是思想的自我构建过程；另一方面，思想又在理论思维的引领下，不断地反思、批判、超越已有的“理性具体”，在更深刻的逻辑层次上重新建构“理性具体”，这就是思想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深化的过程。“思想”的双重否定和双重超越，深切地体现了人类思想运动的建构性与反思性、规定性与批判性、渐进性与飞跃性的辩证统一。理论思维的想象力，就在于不仅“合乎逻辑”地思想，而且批判地反思已有的“思想”，不断地实现“思想”在逻辑层次上的“跃迁”和“升华”，赋予“思想”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为学术研究提出具有创造性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成果，从而为人类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不断地提供新的“阶梯”和“支撑点”。
在《自然辩证法》这部哲学巨著中，恩格斯曾以其理论思维的洞察力和想象力，这样总结和预见人类的历史：“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对于这个极富历史远见的重要判断，恩格斯又极富历史眼光地指出，“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正是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恩格斯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正因如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对此，恩格斯又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极富历史远见地提出了当代人类所面对的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问题”，而且极为深刻地揭示了造成“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道路。重思恩格斯在19世纪后期作出的这些论断，我们不仅会深切地感受到恩格斯的理论思维的巨大力量，而且会更加深刻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意义，更加明确地把握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方向和道路。
四、学术体系与理论思维的思辨力
学术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真正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必须超越黑格尔所指斥的“散漫的整体性”，而实现黑格尔所指认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也就是构成概念深化发展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形成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示范的“完整的艺术品”。构建作为“完整的艺术品”的学术体系，就要不断提升理论思维的思辨力。
思辨力，就是“辨析思想”或“思想辨析”的能力。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思维的思辨力，集中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理论思维揭示概念、范畴、命题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思辨力；二是以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构建概念相互规定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平台的思辨力；三是以理论思维对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进行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心理分析、社会分析的思辨力；四是以理论思维构建由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概念深化发展的命题系统的思辨力。构建学术体系的理论思维的思辨力，就是既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环节的必然性”，又以“环节的必然性”展示“全体的自由性”，从而用“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构成作为“完整的艺术品”的学术体系。
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思维的思辨力，不是一般意义的“辨析思想”的能力，而是“辨析”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的思辨力，并集中地体现为揭示概念、范畴、命题的“三重内涵”——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的思辨力。例如，恩格斯关于“哲学”的最为重要的学术命题，莫过于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学术命题。以这个学术命题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构建哲学体系，首先就必须“辨析”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其一，究竟何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混同为“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能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归结为思维和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能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等同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其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真实内涵”和“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不只是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如何理解和阐释“全部哲学”的理论性质、活动方式和社会功能？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如何构建由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所形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和哲学体系？其三，怎样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近代哲学如何“十分清楚”地提出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能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归结为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到底是“全部哲学”还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其四，“现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否仍然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怎样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如何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重大的基本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述问题表明，只有以理论思维的“思辨力”深切地进行“思想辨析”，回应和回答上述理论问题，才能厘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真实内涵”和“真实意义”，才能深化对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理解和阐释，进而阐释和论证构成“哲学”、特别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从而使之真正成为构建哲学学术体系的“普照光”。
作为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结晶，构建学术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是统摄和照亮整个体系的“普照光”，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这个作为“普照光”的“全体的自由性”，只有诉诸“环节的必然性”，才能成为由一系列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才能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理论思维的“思辨力”，最主要地就体现在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环节的必然性”。例如，高清海先生以“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所创建的“类哲学”的学术体系，就是以这个根本性的学术命题为“普照光”，以“人是哲学的奥秘”这个学术命题为逻辑支点，以“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这个学术命题作为阐释人与世界关系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以“人的‘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双重生命’”这个学术命题作为阐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实质性内容，以“人的类意识觉醒”这个学术命题作为哲学的价值诉求和人类的未来指向，以“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作为中国哲学家的使命与担当所构成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相统一的“类哲学”学术体系。
在“类哲学”的学术体系中，高清海先生不只是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也不只是把“人”视作“哲学的真正的主题”，而是深切地“辨析”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着力地“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阐明人的“实践”的本质——“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进而着力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和解释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并赋予“实践”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以深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实践既是消除主观性与客观性各自的片面性、使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的活动，又是发展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造成主体与客体的新的矛盾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不仅蕴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秘密，也蕴藏着人的对象世界的一切秘密。它是人类面对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同时又是人类能够获得解决这一切矛盾的力量和方法的源泉和宝库。”因此，在对“实践”的理解中，就不仅要把“实践”理解为“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活动，而且要把“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实践”，作为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关系全部问题的“合理的”思维方式。
深刻地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思想内涵和真实意义，就要深入地辨析“思维方式”变革的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不同历史时期主体的发展程度及其与客体发生关系的方式不同，人们用以观察和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也便不同”，“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不仅必须经历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而且人们只有改变了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才能彻底变革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为此，高清海先生诉诸整个的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着力地辨析了“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从人的对象性存在中去了解人的本质”的“自然观点”的思维方式；“从人的本原存在中把握人的本质”的“存在观点”的思维方式；“从人作为主体能动本质的外部显象中把握人的本质”的“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从抽象的人出发去认识各种问题”的“人本学观点”的思维方式；“从具体的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去认识各种问题”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正是以具体地“辨析”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为坚实基础，高清海先生得出如下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代表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高清海先生所概括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正是在“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论带史”的不断深化的思想辨析和理论概括中，高清海先生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构建了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类哲学”的学术体系。
五、学术经典与理论思维的思想力
学术经典是具有学术史、思想史、文明史意义的学术著作。作为学术经典的学术著作，不仅具有引领学科发展的学术史意义，而且具有跨越学科界限的思想史意义，以及超越学界范畴的文明史意义。“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照亮人类文明的“思想力”，是学术经典的“活的灵魂”。
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都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经久不衰、彪炳史册的“学术经典”，首先就在于其“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赋予时代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不仅构建了“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而且塑造和引领了新的“时代精神”。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在列举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后指出，“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地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经典著作”，都具有照亮自己的时代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思想力”，不仅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是引领人类未来的“文明的活的灵魂”。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学术经典的“思想力”，集中地体现在它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这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所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对此，恩格斯还具体地指出：“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正是“不同”的“术语”所具有的“不同”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彰显了马克思的理论思维巨大的思想力，凸显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性、本质性的“不同”。《资本论》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变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术语”，并创造性地形成“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从根本上说，就在于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思维，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不仅把“人和人的关系”诉诸“物和物的关系”，而且创造性地从“物和物的关系”揭示“人和人的关系”，深刻地阐述了“商品”“劳动”“货币”“资本”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的“二重性”，赋予这些概念、范畴以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内涵，实现了具有学术史、思想史、文明史意义的“术语的革命”。
《资本论》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而且实现了重新理解“人”“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哲学”革命，因此具有深层的思想史、文明史意义。人类劳动的“二重性”——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与创造商品“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深刻地体现了“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的交换；劳动的交换，构成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货币”的秘密就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特殊的商品，即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由此所形成的商品社会的现实是，“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成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这表明，人们的普遍联系在普遍交换中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由此便构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基于对价值形态的历史性的考察与分析，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作出如下著名论断：“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论断，不仅是描述性地概括了人的存在的历史，而且是反思性地揭示了人的现实存在的秘密：人的社会关系体现为物的社会关系，因此人的存在成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正是由于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商品”“劳动”“货币”“资本”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的“二重性”，并因此深刻地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从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才实现了具有学术史、思想史、文明史意义的“术语的革命”，创造了照亮人类文明的理论巨著《资本论》。
理解和阐释《资本论》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决不能止于对“术语”本身的阐释和论证，必须诉诸马克思的理论思维的变革，即马克思的“世界观”变革和“方法论”变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因此，“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把人从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解放”为主题，又从“人的本质”与“异化劳动”的矛盾中探索“解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双重依据。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阐释人与世界的关系，明确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世界观革命”。正是以“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理论思维的“普照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所造就的“现实的历史”是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思维的“聚焦点”，就是从“物和物的关系”中揭示“人和人的关系”，从而赋予“商品”“劳动”“货币”“资本”等一系列概念、范畴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实现了学术史、思想史、文明史上具有巨大意义的“术语的革命”。这表明，马克思《资本论》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决不只是“术语”本身的“革命”，而是以理论思维变革为实质内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命。
“术语的革命”，不仅依赖于理论思维的“方法的革命”，而且彰显了理论思维的“方法的革命”。“方法的革命”，不仅是学术经典“思想力”的“普照光”，而且是学术经典“思想力”的“活的灵魂”。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首先是最为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的学术命题：“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这个命题揭示了“辩证法”最具根本性的“方法论”原则：其一，对于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必须包含双重的“理解”，既包含对其“肯定的理解”，又包含对其“否定的理解”；其二，在这种双重的“理解”中，关键在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必须“同时包含”对其否定的理解；其三，只有“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才能达到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正是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方式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表明，人类的当代使命，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奠基于对“物的依赖性”的人的历史形态，把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把“物”（资本）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也就是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是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最具标志性的实质内容。
《资本论》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法。关于经济范畴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马克思由此提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进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的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分析“比较具体的范畴”而把握“比较简单的范畴”，通过考察“比较发展的整体”而透视“比较不发展的整体”。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的《资本论》，并非仅仅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且是通过揭示“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实现了对全部人类生活形式即历史过程的揭示。这表明，《资本论》不仅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历史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资本论》的范畴文明的“大写的逻辑”。这个“大写的逻辑”，以其巨大的理论思维的“思想力”，成为彪炳史册的“学术经典”，成为照亮人类文明和人类未来的“活的灵魂”。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研究”（19zda017）的阶段性成果〕
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吉林长春13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