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章紧扣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分析层层展开，从价值概念的外延，深入价值的内在意义，又分析比较儒墨两家价值观的不同，最后概括了中国哲学整体价值观的特点。文章认为，中国哲学肯定人具有独特优异的内在价值，弘扬人的精神价值，重视以道德自觉为核心的“中国实践理性”，这些研究性的判断和结论，是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价值观研究的主要贡献。
张岱年先生在其晚年，特别关注哲学价值观的问题，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价值与价值观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中国哲学价值观做了深刻分析，阐述了中国哲学价值观的特点。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做出了许多贡献，价值观的研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凡哲学都是用范畴概念表述其意义的，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中国哲学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更重视价值观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价值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关价值方面的范畴概念，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对此，要用分析的方法将其讲清楚，才能进行中西比较与对话。这正是张先生所要做的。
一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长于分析。那么，能不能运用西方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呢？这是中西哲学碰撞之后所遇到的首要问题。蔡元培先生将其说成是“一个手指头”的问题，有些学者（如劳思光先生）将其比喻为显微镜，认为可以用来研究中国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前辈学者普遍使用了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并取得了成就，而张先生则运用得特别成功。他的分析，使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更加清晰明确，更有利于了解其中的深层意蕴。对价值概念的分析就是如此。不过，西方的分析方法与西方哲学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当然要十分慎重，要注意到中国哲学的特点。张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分析是以把握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为前提的，所以并不会使中国哲学西方化。
其实，中国哲学并不是没有分析方法，《中庸》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其中的“尽精微”就是分析方法。玄学家的“辩名析理”、理学家朱熹的“铢分毫析”、“条分缕析”，更是分析方法。只是在中国哲学中，分析方法未能发展，更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哲学”，这可能是它的缺点，也可能是它的优点。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既要克服其缺点，又要发扬其优点，这样才能深入中国哲学的内部，既分辨其细致之处，又掌握其整体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张先生的分析是一种意义分析，而不是一般所说的逻辑分析（外延逻辑），也不是纯粹的语言分析（包括所谓语义分析）。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当然，分析（张先生称之为“解析”）作为一种普遍运用的方法，并不是研究工作的全部，分析是为了综合，即更确切地了解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如果只停留在分析阶段，就很难理解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全貌。
二
何谓价值？如何确定价值的含义？这是价值研究的第一步。一种最流行的观点是，“价值的意义就在于需要的满足”[1]。
很多研究价值哲学的人都采用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价值的唯一定义。他们认为，只有人才是主体，人的需要决定了价值，因此，价值是“属人”的。张先生肯定这是价值的一项“重要意义”或“基本意义”，但同时又明确指出，这并不是价值的全部含义，更不是价值的深层含义。“以满足需要来界定价值，还不能说明有关价值的一切问题，人们的需要有高低之分，既有高级的需要，也有低级的需要。”[2] 对此，张先生进一步分析说：“有的需要有较高的价值，有的需要有较低的价值。对于需要的评价，即确定需要的价值的高低。”[3] 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需要，一类是精神需要。物质需要是人与动物共有的，精神需要则是人所特有的。二者相比，“可以说精神需要高于物质生活的需要”。[4] 与此相应，满足精神需要的价值高于物质需要的价值。就中国哲学而言，古代哲学家区分了这两种需要及其价值，而以精神需要及其价值为更高，特别是儒家，“高扬了精神生活的价值”[5]。这正是儒学的“奥义”之所在。
此外，价值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张先生的价值分析，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这正是他不满足于以人的需要来界定价值的原因所在。他说：“价值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不在于满足人们如何如何的需要，而在于具有内在的优异特性。”[6] 所谓“优异特性”，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性质或属性，“优异”是一种评价，也就是价值，它不是外在的，而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这就是“内在价值”。“内在价值”不是由需要来说明的，是以自身来说明的。明确肯定有“内在价值”，并说明“内在价值”是价值的更深一层的含义，这是张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
就“内在价值”而言，首先是“人的价值”。因为人是自然界中最“贵”者，人是“万物之灵”。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中国哲学虽然没有“价值”这个词，但是有表示价值内涵的概念，张先生认为它在中国哲学中被称之为“贵”。孟子所说的“良贵”，就是指人的价值，孟子所说的“人人有贵于己者”，就是讲人的内在价值。其他如《孝经》所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所说的人“最为天下贵”，董仲舒所说“人之所以贵”，邵雍所说人“为万物之灵”，等等，都是讲人高于其他动物的内在价值。我认为，“贵”或“良贵”确实能说明价值的意义，如果再进一步追问，“贵”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及其在社会与自然界的地位及作用，与此相联系的许多范畴概念都能表示人的“内在价值”。
三
由此出发，张先生层层分析，将人的价值的意义充分展示出来。首先，他指出人的价值又有不同层面的意义。一层意义是指“人类作为一个物类所具有的价值”[7]，这是就人这个“类”而言的，人是万物之中最高的类，由此具有更高的价值。但这是不是人类中心论呢？张先生没有说。根据他在后面的分析看，他并不主张人类中心论。另一层意义是指“个人价值”，这是相对于人这个“类”而言的，个人虽然是类中的成员，但是又有相对独立性，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价值，这是人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含义。进一步的分析又指出，个人价值也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个人的社会作用即社会价值；二是指个人的人格尊严即自我价值。个人具有独立人格，有人格尊严，这是中国哲学关于人的价值的重要内容，为许多哲学家所重视。比如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对个人尊严的充分肯定。
有些研究哲学的人，不承认中国哲学重视个人价值，认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只讲群体的人，不讲个体的人，个人只是社会群体中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角色”，只能起“螺丝钉”的作用，却没有个人价值。这种看法似乎很有理，但却是错误的。张先生明确地指出，中国哲学不仅讲群体价值，而且讲个人价值，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价值是由个人价值实现的，个人虽然是群体中的一员，却又有个体人格的独立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足以消除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观点。这里所说的“自我价值”，既包括人的“特异的智能”，又包括人的“道德的自觉性”[8]，尤其以“道德自觉”为个人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哲学独特之处。
值得重视的是，张先生除了肯定“人的价值”，还提出“生的价值”，即生命价值。这是价值研究中很少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重新认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先生认为，“生的价值”即生命价值，同样不能以满足人的需要来界定，这也是一种“内在价值”，相对于非生物而言，“生命的价值在于具有优异的特性”[9]。就此而论，生命之物与人同有“内在价值”，因为人也是生命之物。虽然人是万物之中最贵者，但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人的价值”作为“内在价值”，包含在“生的价值”之中。这就意味着，对一切生命都要尊重。人不仅要尊重别人，而且要尊重一切生命，这实际上突破了人类中心论，具有深层生态学的意义。在中国哲学中，“生的价值”的学说不仅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天人合一论”就与此有密切关系。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天人合一”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天人之际即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10] 既然是“根本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人与自然界的生命之物的关系，就是维持生态和谐的关键性因素，而要维持这种和谐，又关系到整个自然界。承认生命的“内在价值”，就能正确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张先生对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的思想给与了很高评价，认为张载以人民为同胞兄弟，以万物为朋友伴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经过层层分析，张先生总结出价值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基本含义和深层含义。前者是能满足人的一定的需要即“功用价值”，后者是事物本身具有的优异特性即“内在价值”。掌握了这两层含义，就能深入理解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全部意义。中国哲学不同学派在价值问题上也有争论，其争论的实质，往往在于对价值的意涵理解不同。张先生以儒、墨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儒、墨两家都讲仁义，都讲价值，但意义是否相同呢？过去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张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看法，“儒家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宣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认为仁义具有崇高的内在价值。”“墨家断言‘义，利也。’即认为价值就是功用价值，不承认有内在价值。”[11] 儒家肯定人的“内在价值”而墨家只讲“功用价值”，这就是儒、墨两家的价值观的主要区别。这个分析十分深刻。有人认为，儒家的仁是“爱有差等”，墨家的仁是“爱无差等”，因此，儒家的爱是自私的，墨家的爱是无私的，其结论是，墨家的仁爱比儒家更有价值。这种看法混淆了“内在价值”与“功用价值”的不同层次的意义，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功利为标准衡量价值，实际上抹杀了“内在价值”。儒家虽然讲“爱有差等”，但那是就“内在价值”的差异性而言，并不否定其共同性；墨家的“爱无差等”则是建立在外在的利益之上的。这就是说，墨家所说的仁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利益；儒家的仁爱，是目的本身，不是以仁爱为手段而实现别的目的。儒家的价值观，包括了“功用价值”（儒家并不否定功利）而以“内在价值”为最高价值；墨家的价值观，只讲“功用价值”而无“内在价值”，其讲“功用价值”自然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讲“内在价值”就是很大的缺陷。
四
张先生运用价值分析，说明中国哲学各学派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同时，又进行了中西比较，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同异。这就从一个更广的视野提供了认识价值观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空间。将价值界定为“满足人的需要”，这本来是西方哲学价值观的根本观点，且有广泛的影响。张先生承认这是价值的一个“重要含义”甚至“基本含义”。但他认为，绝不能将价值仅仅限于“满足人的需要”这一种含义，价值应具有更深层的含义，于是提出“内在价值”的学说。“内在价值”并不是张先生首先提出的，但他通过对中国哲学的分析，说明中国哲学不仅承认“功用价值”，而且更强调“内在价值”，包括“人的价值”和“生的价值”，则是别人未曾做过的。我认为，这一点具有普遍意义。这既是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也是所有哲学应当解决的问题。
近代西方哲学高扬人的价值，特别是个人价值。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儒家哲学以“道德自觉”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这里涉及许多问题，我们不去讨论。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有人提出“内在价值”的概念，不同于以满足需要为定义的价值观，则是值得重视的。张先生举出了新实在论者穆尔。穆尔认为，内在价值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即不是以满足需要的他物来说明的，它“仅仅意谓一物是否具有它”，也就是“单独依靠该物的内在性质”。[12] 但是，何谓“内在性质”？仍然很抽象。但他提出“内在价值”不同于外在价值，却是一个贡献。当代西方有些研究生态伦理的学者，提出自然界的生命也有“内在价值”（如罗尔斯顿），这就与中国哲学肯定“生的价值”的思想很接近了。这说明，中西哲学之间并不是毫无可比性，二者有共同的问题，既有不同的观点（这是主要的），也有相近或相同的观点。
张先生的价值分析，是理性分析，他所说的精神价值是理性价值或价值理性。中国哲学是理性的，其所谓理性主要是价值理性，而不是纯粹的认知理性，这正是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价值哲学的根本原因。张先生指出，这种理性在中国哲学中的表述是“德性”或“义理”，语言表述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的价值理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道德理性，即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13]。通常所说的理性包括价值理性，都是从认识上说的。中国哲学的价值理性，有认知的成分，但不等于认知。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性是与道德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是以情感为其真实内容的，绝不是抽象理性。张先生看到了这一点。他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性“其中又包括道德情感即好善恶恶的情感。中国哲学肯定了道德认识与道德情感的联系”[14]。这个分析，突显了中国哲学价值理性的鲜明特征。与情感相联系的理性，我称之为“情感理性”，它标明中国哲学价值理性与西方哲学的区别。
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是“实用理性”，这是从“功用价值”上说的，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内在价值”。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实用价值即功用价值。对此应当怎样看呢？张先生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论。他说：“中国哲学重视现实生活，重视‘人伦日用’，在学术研究中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狭隘实用主义的态度，例如儒、道、法诸家都不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大多数又严格区分了真与用的不同，强调道德原则超越实用。近几年来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中国哲学的理性观念可以称为‘实用理性’，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哲学的理性观念接近于西方哲学所谓实践理性，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实践理性，但不能称之为实用理性。”[15] 我认为，这个看法与张先生的“内在价值”的学说是一致的，完全符合中国哲学的特点。我曾经说过，如果从认知理性、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可以说中国哲学是实用理性；但是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不能说中国哲学是实用理性，可以说是实践理性。但就实践理性而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也有不同，这就是中国哲学承认情感的作用，而西方哲学否定情感的作用。[16] 张先生所说的“接近于”西方哲学的实践理性，因而称之为“中国的实践理性”，是很有分寸的，其中便包含了这个意思。他的分析对我的研究很有启迪。
张先生如此细致深入地分析价值，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说明价值的本质，进而说明中国哲学价值观的特点，从而解决传统价值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他总结说，中国哲学价值观主要围绕义利、理欲与德力等问题展开，这些问题又可归结为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关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张先生对儒、墨、道家的主张作了分析。他认为，儒家不否定个人价值，但更强调群体价值；墨家强调个人牺牲以肯定群体价值；道家则高扬个体价值特别是个人的精神自由。关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他认为墨家重视物质价值，而儒、道两家更重视精神价值。但是，儒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儒家特别强调道德的崇高价值，认为人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为了实行道德而牺牲个人生命，“儒家将人格尊严看作最宝贵的，肯定精神价值高于物质生活”[17]。新时代的价值，应该求得个体与群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克服传统价值观的偏向，但是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价值的成果。其中，关于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主张，即“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这是应该肯定的”[18]。
精神价值，体现为真、善、美的价值。真、善、美一直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价值，其中既有“功用价值”，又有“内在价值”，但就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而言，它更关心“内在价值”。这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更值得继承发扬。张先生提出，“观念的更新主要是价值观的更新”[19]，但如何“更新”呢？张先生认为，并不是拒斥传统价值而另创一套价值。“价值观的更新，在于对真、善、美的更深切的理解，而不在于对真、善、美的背离。我们应力求达到实现真、善、美的更高境界。”[20] 这是张先生研究价值问题的最后结论。
价值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张先生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21]的口号。他对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尼采进行评论之后指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不是对几千年来价值观思想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于以往的价值观思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期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22] 张先生所做的分析，就是为了对中国哲学价值观求得“正确的理解”，理解的目的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在新的条件下更好地吸取和弘扬。因为人类的任何创新，不可能建立在文化沙漠之上，价值观的问题更是如此。
* 原载《新视野》2009年第5期，第73‒75页。此文作于2009年4月21日，原稿题为《张岱年对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分析》。
[1]《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2]《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56页。
[3]《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31页。
[4]《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9页。
[5]《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1页。
[6]《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56页。
[7]《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57页。
[8]《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58页。
[9]《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90页。
[10]《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58－259页。
[11]《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59页。
[12]《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09页。
[13]《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09页。
[14]《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09页。
[15]《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68页。
[16]《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65页。
[17]《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65页。
[18]《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66页。
[19]《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66页。
[20]《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34页。
[21]《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34页。
[22]《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