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必须从少年儿童开始，也已取得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然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针对少年儿童的普及工作究竟从何处着手呢？
大致说来，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器物文化，包括与其共生的科技文化，总是不断发展、后来居上的。万里长城曾经有力地抵御了游牧民族对华夏的侵扰，今天我们仍可登临长城来感受先民坚苦卓绝的精神，却不会再去修筑类似的国防屏障。祖冲之在世界上最早将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而且保持纪录长达800年。今天我们仍然敬仰祖冲之的伟大成就及科学精神，但现代数学家借助机算机已将π值推算到小数点后十万亿位。制度文化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演变、与时俱新的，从隋唐至清代，朝廷机构都是分成六部，但如今的国务院即使实行大部制，又怎能只设六个部？ 历代的书院曾经培养了无数英才，明代东林书院里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至今为人传诵，但书院制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代的教育体系。所以当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时，最重要的对象应是观念文化。
观念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是我们的祖先思考万事万物所形成的精神产品，是列祖列宗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思想结晶。中华传统文化中蕴涵着无数宝贵的观念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例如重视自然环境的生命观，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既重物质也重精神的价值观，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保持对精神境界的希冀；既重视群体也重视个体的道德观，以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形成互补；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愿意学习并善于吸收其它文化的长处；见隐知微的忧患意识，重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和隐患而决不讳疾忌医；等等。这些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历史正能量，它能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我们必须让广大少年儿童及早开始接触它们。
那么，针对少年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呢？ 毫无疑问，主要方式便是阅读承载着观念文化精华的历代经典。但是考虑到少年儿童的古文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直接阅读原典具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特地设计、编写了这套运用白话讲述故事为主要方式的“少年版中国经典”。众所周知，“讲故事”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早期人类为积累经验、传授技能而发明的重要传播手段。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如何能战胜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其他类人物种？ 主要是得益于语言文字的发明与讲述故事的手段的进步。正是通过讲述故事，早期人类才能传播观念，进而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合作。
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六经皆史”的命题说出了古代经典皆重在记事的客观事实。阐述思想、传播观念固然不一定要通过“讲故事”，但讲故事无疑是非常有效的重要手段。孔子有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亲自撰写《春秋》，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让后人通过史实来了解治国理政的道理和辨别是非的标准。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后代的优秀历史学家几乎都将孔子视为撰史的楷模，《史记》与《资治通鉴》因此入选本书。史部以外的其他经典，如《诗经》《论语》《孟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也包含着大量生动的故事，从而一并入选。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有些神话、小说类著作也入选本套丛书，它们所讲的故事可能出于虚构，为何也能介绍给少年儿童呢？ 我们认为，虚构虽然常被看作文学独有的性质，其实也是历史学家经常采用的叙事手段。正如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仿制品的历史文本》中所说：“历史学家可能不愿将其著作视为从‘事实’到‘虚构’的转译，但这的确是他们的著作的一个作用。通过对特定系列历史事件进行不同的情节建构，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事件以各种可能的意义，这也是其文化的文学艺术能够赋予它们的东西。”比如《史记》中关于程婴、杵臼牺牲生命挽救“赵氏孤儿”的动人故事，在《左传》《国语》中并无记录，可能是出于司马迁的虚构。这个故事虽因不符史实受到后代学者的批评，但它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元人纪君祥的笔下成为著名杂剧后，更是妇孺皆知，影响深远。到了当代，在京剧、潮剧、秦剧、豫剧中皆有同名剧目，深受广大百姓之喜闻乐见。此外，经过法国文艺复兴作家伏尔泰《中国孤儿》的改编，赵氏孤儿的故事早已走向世界，成为其他民族了解中华民族道德观的重要窗口。所以说包含虚构在内的叙事是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拥有的表现方法，不过前者对此大张旗鼓毫不隐讳，后者却并无自觉甚至竭力否认而已。《三国志》的真实性当然远胜《三国演义》，但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则“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意义更大，因为它对读者的影响更为深远，从而使三国故事承载的“忠义”等道德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再以神话为例。在中国古代流传着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其中的神话因素与历史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即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基本上没有“怪力乱神”的不良倾向，从而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并对后代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例如古希腊人说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的先民却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虽说“燧人氏”也是虚构的人物，但只要理解成“箭垛式”的人物，便与事实相去不远。又如尧、舜、禹是儒家用“信史化”的方式虚构出来的上古贤明君主，由于他们的事迹皆有生动的叙述，故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比如尧、舜将帝位传贤而不传子的禅让方式，以及舜的孝行故事，皆传为后世楷模。此类故事对后人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其文化价值并不亚于严肃的历史故事，当然可以让少年儿童进行阅读。
中国古代的记传文字，无论是出于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之手，都有细节生动、文字简洁的特点，所以流传最广的故事都是短小精悍的短篇。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指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如果叙述同样的内容，则古代作家崇尚更加简洁的文字形式，比如《新唐书》与《旧唐书》的叙事对象基本相同，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中称前者“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虽然不一定如实，但至少表达了人们崇简黜繁的态度。与文字简洁同样重要的是细节描写，因为人物传记如果对传主事迹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势必造成主次不分、喧宾夺主的结果，所以优秀的作者都采取只记典型事例而省略其余的叙事策略，比如《史记·蔺相如列传》只写“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事，便使其形象立于纸上。再如《史记·李斯列传》，卷首先写一个与国事无关的细节：李斯少时观看厕中鼠与仓中鼠的不同遭遇，因而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真是画龙点睛，故明人钟惺评曰：“盖其起结念想，尽于仓鼠一叹。”黄宗羲评《晋书》《南北史》的列传说：“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此语精辟地说出了细节描写在古代叙事中的重要意义。
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对后代读者产生巨大影响的古代故事正是那些文字简洁、细节生动的片断，而非长篇巨制。无论是史书中的叙事，还是子书中的寓言，凡是流传广泛的作品，都具有这两个特征。虽说西方的伊索寓言及《圣经》故事中也有类似的叙事片断流传后世，但得益于汉语汉字的独特优点，中国古代那些短小精悍的缩微型故事最终演化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堪称最具民族特征的叙事精品，比如形容技艺精湛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歌颂正义的“怒发冲冠”“破釜沉舟”，歌颂友谊的“高山流水”“管鲍之交”，赞美坚韧的“卧薪尝胆”“闻鸡起舞”，尊重知识的“三顾茅庐”“程门立雪”，讽刺愚昧的“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抨击奸邪的“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不一而足。本丛书收入《中国成语》，便出于这样的考虑。
总之，本丛书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下向少年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尝试，衷心希望得到广大少年读者的欢迎，也希望在选目、体例及文字表述等方面得到少年读者与他们的老师、家长们的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