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相继成立，这是宗教学界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的学术厚礼，是中国当代宗教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中国宗教学的当代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重大成就之一。中国政界、教界、学界的各界人士都参与了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开拓与发展，形成了许多研究热点和发展热潮。当然，中国宗教研究从开创到成熟，从敏感意义上的“险学”到蓬勃发展的“显学”，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仍需付出艰辛的努力。当前，中国宗教研究正面临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探索。中国宗教学者有必要先弄清自己的社会定位和存在意义，由此才能量体裁衣、审时度势，去承担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宗教学者的基本定位。一般而言，在当今中国宗教研究中有三支队伍，即政界、教界和学界，各自都对宗教有相应的考量和探讨。其中政界关于宗教的言述不多，而政界的声音一旦发出，则基本上为其定论，凸显出政治的权威。教界的言述多遵循其教义、传统而行，并体现出其“在教言教”的特色，宣教护教是其基本义务，以保持其信仰的一贯性和持续性。学界虽“人微”却并不“言轻”。正因为学界没有、或少有政治、宗教的负担，故而会在“一身轻”的处境中敢言、善言、且多言，以数量取胜，或以惊人之语来振聋发聩，去影响社会和舆论。因此，从这一意义上则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发展中，学界在一定程度上乃占有以言论道、以学求道的优势，可以与政界、教界的宗教研究形成互补的态势。在思考、评议上，学界的负担最小、包袱最轻，无拘束、开放而自由的学术探究乃其本职责任和使命。
所以说，学者对宗教现象的研究就必须走在前面，起着探索者的作用。学者以“学”为主，学界在为“学”上是一独立群体，在思想创新、文化传承上乃是有为、有位的。
其次，中国宗教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必须找准。与国际宗教学界的研究相比较，“宗教”本身就是中国宗教学界最大的问题意识，它对政界、教界都有重大影响，并且扩散到整个中国现当代社会。宗教、宗教学在今天中国学术、社会、文化、政治中的定位仍然在探索之中。这是伴随着中国宗教学百年历史的一个悖论、一道难题。与中国宗教学诞生相呼应的，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无宗教”、“宗教”对中国社会文化弊大于利的断言。当时创一代学术新风，不拘一格以吸纳、任用人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以“伦理”、“美育”、“哲学”来代“宗教”的建言，把宗教看作已经过去、逐渐消失或在中国并不明显的昔日传统，从而与梁启超等人关于中国本无“宗教”的断言形成呼应和共鸣。这种见解影响至今，但宗教在中国近百年来并没有消亡，反而在当前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代文明不一定就是纯然科学、理性、机械、世俗的天下，人类保持一点对超然、自然的敬畏、尊重和神秘感，有着一些童话、神话的思维或想象也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对宗教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多层面的交织，我们应该客观、现实、建设性地来观察和评价。
此外，我们还需探讨宗教与多元文化共存的关系问题。和谐社会及其文化发展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一大话题。其实，不同而共在、多元而共构才可以称为“和”。在中国“大一统”的传统中，人们往往只看到“单色”而忘了“和谐”。若对之深究，则可看出这种“一统”实际上有着“各美其美”，由此才会“美美与共”。研究宗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要由此探讨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多元”如何才能“共构”的问题。这里就势必有对话、沟通和交流，有着避免冲突、化解矛盾的艺术和智慧。不同宗教的呈现，以及同一宗教在不同国度、民族、地域的呈现，都有着以其“独特性”而形成“多元性”的问题。宗教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多元精神文化现象的研究。文明只有通过相互对话、理解才能达到共融、共在，和谐其实是使多元、异质因素能够成功共聚、共构的理想追求，以及如何使之实现、“成真”的有效举措。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我们会发现西方文化更多强调个性的弘扬和多元性、多样性的存在，而中国文化则更多追求共性的体现即共和、共在。其实，这些本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中西思维在此可以互补。多元性的成功共构即为“和谐”，而其终归离散则为“分化”或“分裂”。宗教的多元性意义在正、反两方面来看可借用人们常说的“蝴蝶效应”：一色蝴蝶不为美，无数多色多种的蝴蝶共聚则美不胜收；一只蝴蝶的双翼扇动乃风微而不足道，但其风起浮萍却也能逐渐演变为巨大风暴！我们以往过于强调“求同”而忽视了“存异”，其失衡往往会导致“同而不和”，失去色彩、少有活力，真正的理想之境应是“和而不同”，在和平共处中保持个性、保住特色，这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所以，中国宗教研究应该探索、言说宗教所蕴涵的“多”，应该去找寻如何从“多”达“和”，即“多元求同”、“多元达和”。在此，宗教研究则会走向社会、面对政治，在妥善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上体现出其现实关怀。
总之，探索、解答并解决这些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中国宗教学者今天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由此，中国宗教学就可以形成自己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发展出自己的学派和专家，而不只是模仿、介绍西方宗教学的成就及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