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也是日本“亲台”势力领袖的安倍晋三去世后，无疑将对日本政坛“亲台”势力以及日本的涉台政策带来一系列联动影响。本文将就此进行深度分析。
一、“后安倍时期”日本政坛“亲台”势力的新变化
1.“亲台”势力内部的凝聚力下降，力量出现一定程度的涣散
冷战以来，日本政坛“亲台”势力一直是由自民党内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即“安倍派”所主导，安倍去世前曾担任该会领袖。“安倍派”最早源于安倍外祖父也是曾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犯”的右翼保守派首相岸信介所建立的“岸派”，岸信介具有强烈的“亲台反中”倾向，受其影响“安倍派”始终存在鲜明的顽固“亲台”传统。近年来，在安倍长期执政的效应下，自民党整体上的“亲台”立场也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态势。不论是“安倍派”内安倍直系之外其他势力比如“福田系”（追随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势力），还是自民党内其他重要派系“茂木派”（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领导）、“麻生派”（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领导）以及“岸田派”（现任首相岸田文雄领导），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跟随或配合安倍的激进“挺台”姿态。
但实际来看，这些派系势力大多都不像安倍一样具有浓厚的“亲台”渊源与情结，有些更是原本属于务实的中间或中间偏右派比如“岸田派”与“茂木派”。他们近年来的积极“亲台”姿态，更多是为了迎合安倍或“安倍派”所致。安倍长期的执政以及“安倍派”长期占据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的地位，引导了这些派系势力的“右倾亲台”转向。但是也应该看到，安倍去世之后，在“安倍派”尚无足以挑大梁的继承者，继而面临重组分解的背景下，安倍直系之外其他派内山头以及自民党内“安倍派”盟友派系还是否愿意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追随安倍的激进“亲台”立场就值得商榷，预计他们都将发生不同程度变化。
总之，伴随着安倍去世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内部的重新“洗牌”局势，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也避免不了凝聚力涣散的结果。缺少了政治强人安倍的有效整合领导，右翼保守派内部不同派阀、势力可能在内部保守议题比如修宪、自主防卫上仍存在基本共识，但基于各自利益考量在对中国态度特别是“亲台”立场上的分歧则可能会凸显，从而导致广义范围下的日本“亲台”势力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姿态，其影响力也可能有所下降。
2.“亲台”势力的“主战场”可能从政府向国会转移
安倍在世时，不论其是否在任首相，都对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动向有很大影响。甚至说，在2020年卸任后安倍在力推日本强化“挺台”上表现得更加积极踊跃。菅义伟政府的涉台政策基本是依循“安倍路线”推进，岸田上台以来安倍不仅自身频繁发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激进言论，还一再公开指示岸田政府应该加强军事介入台海安全，这也直接推动近年来日本涉台政策整体上一度呈现出突进转向的危险态势。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日本一改往日低调姿态，通过政府文件、官员发言等形式在对台安全议题上频繁表态且内容尺度一再突破。归根结底，为了迎合安倍巩固政权，对于安倍以及“安倍派”官员的一系列“挺台”言行，岸田政府有时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与默许。
安倍去世后，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领导的“安倍派”内部可能处于不稳定涣散状态，而参议院选举后拥有执政优势的“岸田派”则很可能实现在党内和内阁权力的双重巩固。同时，如上述分析，安倍去世后“岸田派”的“亲台”立场可能会有所变化。在此形势下，预计日本“亲台”势力对日本政府涉台政策的影响作用将明显较弱，很难再像安倍在世时那样去影响甚至是指导政府的涉台决策。因此，一段时期内预计日本“亲台”势力可能将行动重心转向国会，力图依托以“日华议员恳谈会”为代表的传统“亲台”议员组织来大力推动日台之间各种形式的“国会外交”。安倍去世不久，2022年7月27日，由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率领的日本国会跨党派团体“思考日本安全保障之会”一共4位国会议员就访问台湾。台当局驻日代表谢长廷表示，这是代表日本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并不会因为安倍前首相的逝世而消失”。7月底，“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又对媒体表示，自己将在8月份率团访问台湾。
二、“后安倍时期”日本涉台政策的可能动向
整体来看，受到安倍去世所引发的日本政治生态“洗牌”尤其是“亲台”势力变化的影响，未来一段时期日本的涉台政策可能呈现出两大动向，分别体现在中日关系层面与多边关系层面的不同维度上。
1.在中日关系双边层面，日本自身在台湾问题上特别是涉台安全问题上的激进姿态预计将有所收敛，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谨慎保守。
安倍卸任首相后，特别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在安倍“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激进表态的“示范激励”作用下，岸田文雄、麻生太郎、岸信夫等日本核心政要官员也频繁作出加强军事介入台海的公开发言和表述，岸田政府还做出了相应“挺台”动作比如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写入台湾局势对日本安保的重要性。这些涉台姿态突破了1972年以来日本在涉台安全问题上的一贯低调谨慎姿态，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日本介入台海的新格局。可以说，在安倍的“指导”下，岸田政府涉台政策体现出浓厚的“安倍色彩”，呈现从谨慎保守向大胆激进转向的“右倾”态势。
但是，如前所述，岸田及其所领导的“岸田派”原本属于奉行“和平现实主义”的中间派或者说中间偏右派，其外交理念与涉台认知应该说与安倍尚存在不小分歧。因此，安倍去世后在右翼保守势力“群龙无首”的形势下，参议院选举后内阁权力得到巩固的岸田，势必会争取摆脱安倍及其派系影响，在包含涉台问题在内的对外关系上走出安倍的“指导框架”，形成自身风格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岸田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方针，在对华政策方面虽然突出中国安全“威胁”，但也同样强调与中国的合作面向，更多体现出一种平衡色彩。在就任后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讲中，岸田就阐述了其“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基本方针，关于中国，岸田强调将会坚持应该主张的事项，强烈要求对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但同时也表示要与中国充分进行多次对话、合作，并藉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契机，争取建立具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
基于“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方针来看，“安倍”效应下一味“右倾化”的日本涉台政策显然有必要调整。具体来看，岸田政府预计将在日本单独介入台海特别是军事介入姿态上进行一定收敛。一方面，尽量减少政府或政府官员在涉台安全问题上的激进表态或单独行动，并尽可能规制右翼“亲台”势力军事介入台海的一些激进言行举动；另一方面，更多在公开场合强调遵循“一中”原则的声明，并利用中日恢复邦交50周年契机做出一些友好表态或行动。总体来看，“后安倍时期”岸田政府可能意图通过收敛姿态降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敏感度，这不仅能降低对台海风险攀升的刺激，减轻其安全担忧，而且能促进中日合作利益的维持与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正符合岸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方针下对中国既有安全担忧又有接触合作意愿的两面思维。此外，尽管日本一些涉台激进姿态可能将有所收敛，但在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背景下，加之安倍去世引发的右翼情绪“回潮”所影响，不难推测日本在对台高层往来等领域操弄一些小动作仍然可能发生。
2.在牵涉美国等势力的多边关系层面。受到内部安全共识凝聚与外部美国“联盟制华”的双重作用，岸田政府预计仍然会继续扮演美国联合盟友“以台制华”的“先锋”与“主力”的角色，在美日同盟或其他多边框架下大力配合美国来积极介入台海。
当前，某种程度上而言，源于周边不确定性环境带来的所谓“安全威胁”感知的增加，日本朝野加强安全能力的共识已呈现一定凝聚迹象，这种强调安全的共识凝聚发端于特朗普时期中美竞争加剧的形势，在俄乌冲突后则快速发酵成熟。首先，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官员开始大肆渲染地区安全焦虑与安全威胁，进而鼓吹加强自主安全能力。同时，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安全的关注度达到新高度。《朝日新闻》5月份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加强国防能力。来自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民调则反映，支持日本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人从2020年的40%左右增加到2022年的55%。
在内部安全共识凝聚的朝野氛围下，日本对中国的所谓安全“威胁”认知应该说有所凸显，加之美国大力联合盟友共同推进“以台制华”的外力激励，虽然岸田政府有意克制日本官方尤其是右翼保守势力“单独”在军事介入台海上的激进姿态，但岸田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以台制华”意愿，不会放弃操弄涉台问题来谋求安全突破。不过也应该看到，对于日本而言，鉴于其自身安全能力有限，若是单方面过度介入，不仅无法缓解其所谓“安全困境”，反而可能会直接抬升其安全风险。佩洛西访台引发的台海波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日本自身在涉台安全问题上的谨慎姿态。而如果紧密依靠美日同盟，通过多边涉台操弄，在日本方面看来不仅风险更低，且更有利于其谋求自身安全感与安全能力的提升，展开来分析可能存在两点考量：其一，积极在涉台问题上向美国看齐靠拢，有助于换取美国关于日本“周边”以及台海地区安全保证的更多承诺与实质行动。其二，在美日同盟及其他一些针对中国的多边框架的庇护下，右翼保守势力也更“便于”大胆操弄涉台问题尤其涉台安全问题来借船出海，通过炒作台海安全风险来拉升民意安全关注度，进而推进自主防卫能力的提升。
最后，预期未来岸田政府拉拢或配合美欧等共同操弄涉台问题的具体举措主要包括：促进美日同盟或者其他多边机制联合声明涉台安全关切的常态化，以及涉台声明论调的尺度突破；以各种形式推动“美日台三边”安全对话交流的频次；组织或参与鼓推台湾参与重要国际组织及相关活动的联合行动；推动美日欧与台湾地区的多边串联，构建针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围堵网。
黄继朝：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研究员、助理教授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