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关中国的域外史料开始引起注意？
首先，我要谈的是，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域外的史料，这些域外史料对 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我原来做佛教、道教和思想史，主要关注只是中国的历史、文献和文化， 那么， 为什么这二十年来， 我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呢？ 我自己回想了一 下，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港台地区等一些地方，有关“东亚” 的这个说法逐渐在升温。很多人提倡，历史研究要超越国境，要研究“东亚”或者研究“亚洲”。像日本、韩国，他们研究历史的单位，常常就是东亚或亚洲，比如日本的宫崎市定。宫崎市定的大著，就是讲了“ジ了史研究”，也就是亚洲史研究，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他的三册，就叫《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从明治时代起，日本学者他们写的就是“东洋史”，前面我们说了，“东洋史”就是“了ジ了史”。韩国人受了影响，也和日本人一样，习惯谈“东亚”或者“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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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东亚”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历史世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我不得不越出我自己所熟悉的“中国”，去关注日本、韩国，以及他们的一些研究，关注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介入“亚洲”或者“东亚”这个历史问题的讨论。可是你要想介入，你就得知道他们的枪法、他们的资源、他们的立场，所以，就要去看他们的研究和文献。刚才我说过，“亚洲”绝不像日本的冈仓天心所说的那样，“亚洲是一个”，其实，“亚洲”这个词和“远东”这个词一样，它原本是来自欧洲，对遥远东方的一个地理描述单位，可是，它凭什么成为历史上或者是文化上的“一个”呢？如果曾经是“一个”，那么怎么理解这个“亚洲”，又怎样书写这个“东亚”的交错的历史呢？这是我关心这些保存在域外的、有关东亚和中国的汉文文献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前面说了，你不能只是自己看自己，你得通过“周边”和“中国”的交涉，来理解东亚和中国自身。了解中国和外面的关联性历史，这对于你反过来理解自身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好处。
同时呢，还有第三个原因。这就是怎么理解“中国”。如果我们中国史要重新定位的话， 我们要不要关心我们的周边？到底我们跟周边诸多民族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汉化”或者“文化圈”是不是中国延续和存在，以及朝贡体系成立的原因？
这几个原因，使得我在2000年以后，差不多花了五六年时间，不断地去看这些有关东亚和中国的汉文资料，一方面试图回应这些提出来的问 题，一方面也想提出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中国学界对此关注不够？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就要谈为什么中国学界对这个东西的关注始终是不够呢？我想在这点上，有时候中国学术界会有一点点自满和自大，总觉得自己的史料充分，自己的历史研究也非常地完整，不需要借助这些东 西。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学者，习惯了用“西方”这一面镜子，而不太习惯于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和蒙古这些资料。
我前些年到日本、韩国去，可以看到尤其是日本学界，对朝鲜文献、 对琉球文献、对越南文献，甚至对中国的满族文献以及蒙古文献，研究得非常深入。可是我们呢？做得非常不够。也许是日本人做过朝鲜殖民者的 缘故，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尤其是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的研究。我们简单地举个例子。日本的天理出版过一个杂志，几十年了一直到现在，是一个 重要杂志，叫作《朝鲜学报》。这个《朝鲜学报》，我查了一下咱们的图书馆，只有几家图书馆收藏。可是《朝鲜学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日本大学很多的图书馆，都有《海行总载》《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 等朝鲜资料，可是我们没有。日本有一大批研究朝鲜的学者，我们也没有。当然，日本对于朝鲜的研究传统，来自日本殖民者那儿，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难道不可以去好好做一下周边研究吗？更何况我们通过周边反过来看中国，多了些视野和角度，看得中国形象立体点儿不是很好吗？
我跟大家讲一个词叫“较量”。学术也是比赛，学术界跟学术界之间，也存在着很多“学战”。中国学界常常是关门主义，在门榄后面耍大刀，不去“华山论剑”。当然，当你只是研究中国的时候，没有问题，反正谁也搞不过你，拿出去就是天下第一，日本人、朝鲜人，包括欧美人对中国做研究，有个天生不足，看中国书很慢啊，还得查字典，中国人天然地就能一目十行，当然有优势。可是，一旦你把你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扩大到周边，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同一个裁判手下， 你就要接受检验，你的研究就要放在国际评价舞台上，要人家来评价。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本事？中国学术界要不要有这个本事？把自己的研究放大，然后跟他们互相较长论短？我这个话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都讲过，我说，将来有可能中国人比日本人、朝鲜人做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文献大都是汉文写的，中国人看起来容易得多。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方面的重要性？
现代学术变化可能的又一波？
接下来我还想进一步说明，异域有关东亚和中国的文献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开始关注这些领域，将是中国学术史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我总觉得，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两次变化，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 是清代中后期对于西北地理、蒙古史、辽金史的关注。大家知道，自从钱大听以后，当时清朝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到中国的西部，汉族之外的异族，包括像张穆、徐松等等，一直到后来的沈曾植。他们的研究，使得中国人的历史研究和地理研究，超越了汉族中国空间。它带来了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逼得你不得不去看“异族之史，殊方之文”，不得不去看外文资料，不得不学术国际化。这是中国学术走出传统中国学术 的第一步。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是敦煌学。敦煌学给中国人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敦煌学给中国学术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不 得不去关心中外交通，不得不去关心儒家以外的，像袄教、景教、摩尼教 等所谓的三夷教，以及原始佛教的问题，不得不去关心西北的地理、中外 交通的地理问题，而且还不得不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去学异族的死文字。这些资料又涉及亚洲西部、中部和南部的一些民族、宗教和文化。这样就 超出了中国特别是汉族中国，也和国际学界那个时候的一些研究同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称赞陈审格先生、向达先生、傅斯年先生有眼光？为什么当年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叫作历史语言研究所？道理很简单，学术问题、内 容、方法已经变化了，学术不得不国际化，不得不进入国际的学术语境。所以陈审格先生才讲，这样的学术才叫“预流”的学术。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学术逐渐国际化的这两次变化，它的重心都在西边。我们能不能在这一次变化里面，使它逐渐地、部分地转向东边？ 我在《宅兹中国》这本书里面，专门写了一章叫作《从“西域”到 “东海”》， 就是讲这个可能的趋势。如果我们关注周边，关注到日本、蒙 古、朝鲜、越南、琉球的文献，我们也会向学术界提出很多要求来。你比 如说，你是不是要拓展过去传统的史料？你是不是要懂得外面的研究？你是不是要掌握一门以上的外文？也许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会使学术界发生一点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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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觉得中国文史学界现在有一点点沉寂、有一点点停滞。它的沉寂和停滞表现在关心社会与关心学术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关心社会上， 中国的人文学科、文史领域，好像失去了回应公众提出问题的能力。我们觉得好像有些文史领域的学者越来越技术化，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的从业员，他已经对社会问题失去了回应的能力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专业学术研究里面，我们好像是始终在一个格套里面，视野就那么宽，做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大家都在一个固定模式里面翻来覆去，仿佛复印机式的生产学术。
可是，我们能不能做一点事情？第一，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把视野 超越汉族中国，走向更宽。第二，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研究，跟国际学界有个对话？第三，能不能掌握更加国际化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语言工具和概念工具？现在学界流行一个词叫作“互为他者”。“互为他者”，其实就是日本人通过中国来看日本，朝鲜人通过中国来看朝鲜，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通过日本、朝鲜反过来看中国。我们长期以来，太看重那个似乎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西方，觉得不是中就是西、不是西就是中。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原来曾经共享过一个文化传统，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镰的这么几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在通过他们的眼睛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又多了好多材料，我们又多了很多历史 的文献，这不是对我们也都挺好的吗？
所以，今天我用了一个很文学化的名字叫“揽镜自鉴”，拿镜子来照自己，而这个镜子不是一面，而是很多面，所以说是“从周边看中国”。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