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外农村生活的人，常常指出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性。其实中国农村的所谓自给自足，其含义如何，尚待推敲。假如我们说：中国的农村，比起欧美的农村来，其自给自足的程度，要高一些，大约没有人可以否认。假如我们说：中国农民的需要，靠当地的生产及劳务，便可满足，那就未免离事实太远。
中国农民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吃。一般的农民，其所生产的粮食，是否够一家数口的消费呢？在灾荒的年代，粮食的不够吃，乃是显然的。即在五谷丰登的年月，许多地方的农民，还是不够吃的。从外村、外县或外省、外洋，输入粮食，就是不够吃的象征。另外还有一种统计，也可作讨论这个问题的参考，就是人与地的比例。我在内地旅行，每到一个县份，常去搜集两种统计，就是人口与耕地。在华南一带，假如每一个人所分到的耕地，平均不到两市亩，就有向外输入粮食的必要。而华南的县份里，一个人分不到两市亩的耕地，乃是常有的事。至于衣的不能自给，在洋布输入之后，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即在穷乡僻壤之中，男耕女织的传统，已给新兴的纺织工业打破了。布匹已不是家庭中的产品，而是市场中的一种商品，须用金钱去换来的。至于盐与医药，更非多数的农村所能自给，乃是有目共睹的事。
在不能自给自足的状态之下，中国的农民，用什么方法，去满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呢？换句话说，他们用什么手段，去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物资与劳务呢？
从这个问题岀发，我们发现中国的农村，可以分为两类。为使这个分类，易于记忆起见，我愿意称第一种农村为宁波型，第二种农村为绍兴型。
宁波型的农村，其特点是什么？鄞县通志中有一段，说鄞县所产的粮食不够吃，可以作我们描写这个类型的起点。通志上说：“鄞县农田面积，据土地陈报，为749,066亩，占全县土地45%。农户约34,000余户，占全县户口十分之二，平均每户耕地约20亩。全县岀米1,188,000石。据民国二十二年户口调査，为685,930人。以平均每人每年食米2石5斗计，全年需米171万余石，尚不敷52万余石。二十四年宁属各县民政现状统计，鄞县米粮生产额1,125,000石，消费额200万石，亏额875,000石。须乞籴洋米，及温台各产米区之接济。至其余农田所产特用作物，间有大宗岀口，固不能弥补此粮食之缺额远甚。”
我们如只看这点数字，一定以为宁波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实则宁波人民的生活程度，远在一般内地之上。乡村中的组织，如学校与医院，其规模的宏大，也没有几处可以比得上的。宁波人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达到现在的境地呢？光绪年间出版的鄞县志，有一段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县志中说：
“鄞县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上海、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广诸路，贸易綦多。或岁一归，或数岁一归，携带各处土物，馈送亲友。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新加坡、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
这些在外面娶妇长子孙的宁波人，多少与乡土已断绝了关系，我们可以存而不论。最要紧的，是那些在外谋生，或岁一归，或数岁一归的宁波人。他们虽然在外面工作，但与家乡还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也许他的妻子还留在家乡，也许他还有别的亲人，在家乡要他赡养。他在外面赚钱，可是并不在外面把所赚的钱都花去。他常常把钱积蓄起来，有便人回家时，便托他们带回去给家人用。或者他于年底要从外面赶回家去过年，除了带一些钱回去之外，还要带衣料，带日用品，送给他的妻子、父母、亲友。就靠他们在各个码头上赚钱，然后住在宁波的人，生活上的需要，才得到圆满的解决。
所以宁波的农民，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是输岀劳务，换取金钱，而以金钱购得宁波所不生产而为宁波人生活所必需的物资。在这种方式下过日子的，不只宁波而已。台山、梅县都是属于宁波型的。就是我们家乡歙县，也属于这一个类型。记得乡中有一俗语，“无徽不成镇”，表示沿新安江一带，在外谋生的徽州人很多。我所熟悉的歙南一条河流，沿河60里，每年出产的粮食，只够几个月吃的。所以每年一过正月初旬，沿河的村庄，有许多人挑着铺盖，辞别亲友，外出谋生。这些劳务的输出，使得留在家中的人，可以舒服的生活下去。
绍兴型的农村，与宁波型有异。绍兴粮食的不够吃，是与宁波相同的。去年11月间，我路过绍兴，县长告诉我，绍兴县可耕地为200余万亩，但水田只有90余万亩。全县人口，为80余万，县境内生产的稻米，只够8个月的消费。但绍兴有许多土产，在战前，将此种土产输出，换入粮食，绰绰有余。这些土产，最著名的有四：一为锡箔，战前可出300万块。二为平水茶，每年可以输出20万担。三为绍酒，战前可出30万缸，每缸500斤。四为内河鱼，战前每年可出600万斤。这些特产的总价值，以战前的价格计算，约等于绍兴县所出稻谷的总价值两倍半。有这许多物资可以输出，绍兴人的衣食可以无愁了。
属于绍兴型的农村也很多，如沿太湖的蚕丝区，沙市附近的棉花区，均属于此类。这些地方的农民，所出产的粮食，也许还够吃，也许不够吃，但是他们都不能靠粮食来解决生活上的一切需要。可是他们很幸运的，除了粮食之外，还能生产一种或几种别的物资，而这些物资，又都能在市场上找到销路。他们以出售这些货品的钱，来换取他们别的需要。他们生活的舒适与否，要看这些货品在外面的销场及其价格而定。
宁波型的农村，其特点在输出劳务。绍兴型的农村，其特点在输出物资。许多农村是中性的，就是劳务与物资，每样都输出一点。这种中性的农村，在数量上虽然，但作为研究的对象，并没有两端型的有趣，可以不必细论。
这种农村的分类法，目的在帮助我们了解实际的农村，以作各种改良工作的根据。两种农村的经济问题及社会问题，都是不相同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先要认清对象是属于哪一类型，然后提出来的改良计划，才不致文不对题。
但我们于分析中国农村的类型之后，还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中国一家，繁荣不可分。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过去。无论哪一类的农村，其繁荣与否，不全系于当地的收成，还要看当地过剩的劳力，过剩的物资，是否有出路。宁波型的农村，其劳力是要靠别的社区中容纳的；绍兴型的农村，其物资是要靠别的社区中吸收的。即使某一个宁波型或绍兴型的农村，在其本村中是天下太平，但别处则烽火连天，民不安命，那么那种太平，那种繁荣，也是暂时的。不久宁波型的农村中，就可见他们的子女，原在外面就业的，现在都失业归来；绍兴型的农村中，也将发现他们运到外埠去的货物，找不到主顾，卖不起价格。那时候，太平也将变为混乱，繁荣也将转为凄凉。
因此，我们将听见和平的呼吁，从各地的农村中喊出来。
三十六，一，二十八。
原文刊载于《世纪评论》第1卷第12期，1947年3月22日。以上文本摘自吴景超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6-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