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学问之广博，思想之精深，体系之庞大，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许多著名学者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如冯天瑜教授在《明清文化史札记》中指出：“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问题，17世纪的笛卡尔和王夫之同为‘运动守恒’论的先驱，而王夫之还是‘物质不灭’论的先驱。在‘运动守恒’论的阐述上，王夫之也比笛卡尔更为完备和深刻。直到18世纪，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从理论阐述和实验证明两方面，将‘物质不灭’和‘运动守恒’定律加以科学的说明……然而，应当指出，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是在周游西欧，目睹近代化大生产，吸收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物质不灭和运动守恒原理的；而在此80年以前，身处偏僻的湖南山村的王夫之，已经提出如此富于近代科学色彩的创造性猜想，这确乎是文化史上叹为观止的奇迹，是中华民族可以引为骄傲的成就。”但是，在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某些专门史和科普著作中，王夫之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问题受到一些学者的指责，从而影响到对他的整个自然哲学思想体系的总体评价。这绝非一个无足轻重的学术问题，而是非常有必要在这里进行认真的讨论，以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说法，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楚地理解和认识船山的学术思想体系，特别是对他的自然观有一个真实且较为正确的评价。
王夫之的自然哲学思想十分丰富，这里主要谈一下他的元气不灭思想。他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举出三个例子说明元气不灭：“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不见尔。一甑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掩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有形者且然，况其絪缊不可象者乎！未尝有辛勤岁月之积一旦悉化为乌有，明矣。故曰往来，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王夫之以这三个例子说明元气不灭，尚未见有人反对。然而，有论者认为，王夫之的元气不灭虽然可视为物质不灭的同义语，但是显得相当原始、粗糙和直观；也有学者认为王夫之这一思想只是“逼近”物质不灭，因其对物质不灭性缺乏精确的定量实验研究。还有学者认为王夫之“在前人认识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物质不灭思想，从而对中国古代科学认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又认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认为包括王夫之在内的中国古人已达到了对物质运动不灭性的明确认识”。我认为作者尽管为他的观点作了种种论证，却终究不能令人信服。我们注意到王夫之所举的例子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与“火”紧密相连。王夫之说：“水之制火，不如土之不争而速。《素问》二火之说，以言化理尤密。龙雷之火，附水而生，得水益烈，遇土则蔑不伏也。”这里的“龙雷之火”无所依附，能够独立运行，可谓自然界发展变化的原动力。除了有关火之恒动性的论述，王夫之还有不少关于物质运动变化永恒性的观点。如他说：“器有成毁，而不可象者寓于器以起用，未尝成，亦不可毁，器敝而道未息也。”作为具体事物的“器”，有形成也有毁坏，但在具体事物中发挥作用、没有形象的阴阳二气，不曾形成，也不能毁坏；具体事物毁灭了，阴阳二气却不曾有片刻止息，而是永恒运动的。王夫之还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太虚”即宇宙是不息不滞，永恒运动的。当然，王夫之只不过是从哲学层面论述了物质不灭和物质运动不灭的思想，这与西方科学家运用试验和实证的自然科学方法不同，但是并不能因此就给王夫之的思想冠以“粗糙”“原始”“直观”等字眼。王夫之从哲学思辨的角度阐发物质不灭和物质运动不灭的思想恰恰起到了先启作用。在整个科学发展史上，通过哲学思辨为科学试验提供超拔的梦想、可资借鉴的理念、绘制宏伟蓝图的例子不胜枚举。
贬低王夫之自然科学知识水平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是王夫之不懂科学，特别是不懂天文学；或者说王夫之对西方传入的自然哲学知识尤其是天文学知识带有嫌弃的感情色彩，这种感情妨碍了他走进西方近代科学。所以，虽然王夫之不可能接触不到西学，但对其漠然视之，一直处于近代科学的大门之外，故而只能将他看作一个外行人。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王夫之对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非无动于衷，他对当时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王夫之称赞“西洋历家”的“远镜质测之法”，认为这是“西夷之可取者”。“质测”即实测，以自然界的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王夫之肯定西学之“质测”，一下子就抓住了西方科学的近代因素——实证精神，表现出大思想家的锐利目光。王夫之借助西方近代科学“质测”的实证方法批评中国古代科学中那些主观附会的“戏论”。他指出，依据“远镜质测之法”，“西洋历家既能测知七曜远近之实”。对比之下，中国的“历家之言”，或者“后世琐琐遁星命之流，辄为增加以饰其邪说，非治历之大经”，或者“以心取理，执理论天”。王夫之认为“凡为彼说，结成戏论，非穷物者之所当信”。除此之外，王夫之还多次引用 “质测”之学来批评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根据的其他“戏论”。如他认为张载关于“海水潮汐”等学说，“不及专家之学，以浑天质测及潮汐南北异候验之之为实也”。这里，王夫之提出了西学“质测”之学“即天以穷理”和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戏论”“即私为理以限天”，二者在方法上的对立。
王夫之的自然哲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进行深刻反思后获得的思想精华。这种反思精神在明清之际特别是在清初显得难能可贵。不过，尽管王夫之精通天文历数和医理医道，却没有关于他像同时代的王锡阐那样几乎每个晴朗的夜晚都坐在屋顶上观察天象的记载；也没有关于他像同时代的傅山那样悬壶济世的记载，但这并不影响他从哲学的高度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以及药理药性等进行反思与阐发。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指出的，“其（指王夫之）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这里所说的“科学研究的精神”实际上就是实证精神。在王夫之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凡有所论必举出证据，且必广征博引，而不以孤证自足。另外，梁启超认为，王夫之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对于哲学有独创的见解。向来哲学家大抵都是专凭冥想，高谈宇宙原理。夫之所注重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知宇宙？’‘知识的来源在哪里？’‘知识怎么样才算正确？’他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别的话都是空的。这种讲哲学法，欧洲是康德以后才有的。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却在东方已倡此论了”。正因为王夫之既有研究方法上的科学精神，又有哲学思辨上的独创见解，所以他能够对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自然观念作出批判性总结，进而实现返本开新亦即综合创新的学术目的，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学术成果。
王夫之一生写出了逾千万字的著作，但他绝不是仅仅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斋中读死书的书生，而是坚持践履和实行自己的所学。且不说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所作所为，单就其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方面而言，我们不难看到他身上具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顽强探索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他探索自然、认识自然，从而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中医哲学思想通史”（20&zd0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西安外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