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1619年10月7日子时，思想家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于华夏之南的芙蓉国度诞生。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浩然气魄汲取百家精髓，于经史子集各部皆深有所思、所著、所成。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是王船山君子人格的核心要义，这种品格不仅展现在船山的理论著作中，还在其坚忍不拔的生命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船山家族学风浓郁，他自小跟随父亲王朝聘学习先贤典籍。武夷先生王朝聘精通儒学大义、深谙学术源流，对《春秋》与《诗经》研究深刻，以仁义之德为本、以爱国之心为宗，颇具君子风范。船山母亲谭氏高风亮节，在家族中孝顺长辈、勤俭持家，并时常扶贫济困，为亲邻所赞誉。在夜以继日的言传身教中，崇尚道德的家风教育与春秋大义的爱国思想交织融合，“忠孝一体”的家国情怀自此根植在船山的内心深处。船山逐渐体悟到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逐一时之名利，而应像先儒与其父所教授的那般，要立足于家国大业的发展需求来建构君子人格，将民族大义作为读书治学、经世致用的毕生价值追求。
在湘南故乡，年少船山度过了生命中最为安稳、幸福的时光。科举放榜，船山以“春秋经魁”的好成绩中得举人。然而时易世变，1630年前后，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四处作战，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使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王船山深受当时社会变革影响，令原本渴望通过读书迈向仕途，从而建功立业的君子之心罔知所措。家国凋零的悲痛景象引发船山对自身所求君子之道的反思，他既愤慨明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又痛恨盗贼夷狄造成的家国破碎，在日夜的思考中探索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下，船山并未选择随波逐流，爱国、忠诚、担当的君子人格深深地刻在船山灵魂深处。明清战乱之际，船山投笔从戎与清兵奋力抗争，毫不畏惧战争的残酷，一心只为拯救国家于危难、百姓于苦难之中；清政权巩固后，船山以身报国梦终归成空。但这一切磨难并未打倒自喻“顽石”的船山先生，至死不渝的家国情怀和高风峻节的民族精神就是船山的君子之道。自此他隐居山林、著书立说，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同时，期盼将经世之才化作书卷笔墨，来“为万世开太平”。
偏居湖湘一隅的王船山胸怀天下，对家国现状不断反思。在历经了世事沧桑后，随着学思的不断加深，船山对君子人格的构建愈发在意，在其400余卷著作中，“君子”二字屡见不鲜。何以为君子？是于内心修得道德圆满，还是向外界寻得建功立业？船山用他那坎坷的人生路途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思想理念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君子之身立于德。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强调，“见于事业者，则身修以应家国天下矣。明德唯人有之，则已专属之人”。德在现实中体现在仁爱万物，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积极主动为家国发展奉献自身力量；体现在明辨是非，在大是大非面前懂得取舍，不为强权低头、不为私欲折腰。1678年吴三桂准备登基称帝，试图让饱负忠义耿直之盛名的王船山为其作《劝进表》，以假借贤达和民众之期盼而上位。船山深知吴三桂反复无常的小人行径，断然拒绝并作《祓禊赋》以吐露心声，深切体现了王船山对君子人格的坚守。
君子之成在于养。船山自小熟读典籍，在父亲的耳提面命、现实的反复磨砺下，船山立下了以家国情怀为内心的道德根基，以民族大业为外在的价值追求，以儒家要义为理论核心的一整套修养功夫。其中，“性日生日成”说是船山君子人格思想的重要理念，在他看来，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人性的动变赋予了人向善的合理性。而君子如果不通过“日乾夕惕”去修养自身，则会受到“情”的影响而沦落为奸邪小人，于国于民皆有害无益。因此君子要体认《大学》之“三纲”，基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修养，通过人性未发之际的“存养”和已发之际的“省察”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现实追求。
君子之境现于行。船山说：“君子之存养省察以致夫中和也，不外此而成‘天地位、万物育’之功”“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君子之道，力行而已”。理论君子易得，实践君子难求。君子人格不仅是理想意义上的价值追求，更是实践意义上的身体力行。湖湘文脉的经世致用思想从周敦颐、胡宏传到王船山，船山用其毕生所思、所行、所历向世人提交了自身的人格答卷，展示了其君子人格之境：“而君子致之者，其功在省察、存养，而乃以经纬乎天地。”
山中岁月的星霜荏苒盖不住思想巨擘的璀璨光辉，蔚为大观的船山学说历久弥新。“坐集千古之智”的船山自小接受春秋大义的文化熏陶，家国情怀早已与其人生紧紧结合在一起。“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义”，船山的君子人格之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以成圣成贤的道德修养为核心，以情系故土的爱国主义为根本价值取向，以经纬天地的经世致用为基本理念”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