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共同体认同的关键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关键是语言文字认同。可以说，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智慧中，包含了深邃的“三生无限”的兼和思想，这种源远流长的兼和思想形塑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并且不断铸牢、延续这个文化共同体。
老子《道德经》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思想具有超强的解释力，也是对实然和应然的哲理映照。万物生长，万物共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与阳，天与地，不是相克的关系，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冲气为和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指出，物品值之大衡有“兼”“和”“通”“全”四项，“兼”可“合多为一”，“和”可“既多且一”，“通”可“以一摄多”，“全”可“以一备多”，“四项全能”可以保证“富有日新”且“一以贯之”。“兼”“和”“通”“全”是中国古人的传统智慧，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滋润着中国文明得以世代传承的肥沃土壤，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好共有精神家园，让古老传统因日日新而延绵不断。格物求心与心外无理，这两种论说各有千秋，却可以由二生三致中和，即超越心物对立，在心物关联中交融。物感物觉不能和心智天理分离，二者在势能推动下交往交流交融起来，互为条件，交相对转：物感物觉会变成物物关联，物物关联会融入心智天理，心智天理也会融入物感物觉，如此循环往复，不一而足。
物感物觉和物物关联是时空表达，具有脉络和场景的限定，具有特殊性；象征意义则是超时空表达，是物感物觉交往交流交融的升华，具有普遍性。中国作为一个文史共同体，其自在、自觉、自信，涉及时空表达和超时空表达。首先，从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来看，中国古代有满天星斗般的文明起源，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土，书写悠久的历史；其次，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培育伟大的精神，其中最突出的是围绕汉字和汉字文化形成的语言交流圈的出现。
各族人民都有自己的历史，大多数民族也都有自己的语言或者语文。当他们会合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普遍出现了“由二生三”的交往交流现象。他们共同继承创新，交融出历史性的语文关联体，为以后的超大语文共同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苏秉琦先生以考古学论证中国各族人民共同体的历史源头，提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该说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历史的命运使这些文明源头交汇在一起，组成当代的中华文明共同体。“中国”最初为空间概念，是中心区域，后来其实体及意义都大大扩展，与中华、华夏合一，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把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要素包容进来，最终在当代中国的承载之下，形成由各民族文化融合成的当代中华文化共同体。苏秉琦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代表的由氏族发展为国家的历史“不能代替中国大地上各地文明起源史”，但这并不否认仰韶文化是“中国国家起源和中华民族起源史这座大厦中的一根擎梁柱”。这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渊源的准确定位，是中国历史“由多生一”“以一容多”的核心特质。
苏秉琦先生在探讨各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机制和中国文明如何形成的时候，提出研究“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类型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类型说，在苏秉琦先生那里也被表述为“国家形成的三模式”。红山文化代表原生型文明；受到北方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响，推进治水事业，颇具“王气”的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北方草原民族受到汉族文明的影响，“依靠历史的借鉴和特定的历史环境”较快进入国家发展的捷径，发展了续生型文明。李学勤先生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1）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对应于公元前71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的彭头山、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河姆渡文化和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的半坡、姜寨文化；（2）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对应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后期、红山后期、大汶口后期、屈家岭前期、崧泽和良渚早期；（3）都邑国家形态，对应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夏之前的方国时期，即龙山文化和古史记载的颛顼、尧、舜、禹时期。
我国现有的民族都是由我国古代民族直接或间接发展而来的，“都是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民族分化和融合逐步形成的”。
我国目前有130种语言，按照国内语言学家的普遍分类，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包括汉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操汉藏语系语言的29个少数民族分布在我国中南和西南地区；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涉及我国的17个民族，他们分布在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55个少数民族大部分有本民族语言，有些民族有两种或多种语言。随着现代国家的建设及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普及，我国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跨族语文互联更加普遍，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掌握成为我国的国策，这使已经形成的语文共同体更加牢固。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弘扬中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成各民族民心相通的重要媒介。普通话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在保持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做到“两全其美”。少数民族通过普通话和本民族语言的双语学习，甚至外语的学习，扩大了视野，增加了知识，提高了交流能力与建设美好生活的能力，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在我国保持着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中，兼通本族语和普通话的双语人很多，还有同时掌握普通话和其他少数民族语的多语人。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最古老、最复杂的文字，也是最为通用的文字之一。除了中国境内使用汉字，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许多海外华人聚居区也使用汉字，使用人口超过十几亿。最初，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和一些邻国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这些少数民族和邻国就先借用汉语书面语，然后借用汉字书写自己的语言，一些用汉字转写的非汉语文献就出现了。
一些借用汉字的民族根据汉字创造了本族文字，这些本族文字成为汉字支系，汉字和汉字支系一道构成了广义汉字文化圈。在汉字影响下产生的文字分两大类：一是受汉字影响较深的表意字，二是受汉字影响较浅的表音字。从汉字派生的表音字又分为仿汉字、变汉字、似汉字三类。汉字形意结合的强大而稳定的功能，让国内一些少数民族和周边一些国家受惠，当然也让国内不同方言区的人受惠，形同音异方便了跨境、跨文化、跨方言的交流。
自古以来，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民族有长期的语言接触，少数民族有机会大量接受汉语和汉字的文化，汉语和汉字中也留下少数民族语言的痕迹。
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交往除了发生在比较明显的语音、词汇层面，也发生在语法层面，尤其对于那些接触频繁的不同民族的语言来说，这两种情况常常兼而有之。
除了语言文字，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整合也相当普遍，涉及题材、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优秀创作方法等。中国古人讲自强不息日日新，这反映了我们的祖先代代相传的坚定意志和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永续发展提供了无穷的活力和动力，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固然是复杂共同体，语言多样，文化多彩，但只要遵循“由二生三”“三生无限”“兼和相济”的哲理，沿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路径，不断更新、充实和铸牢各族人民共建的文史共同体，就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光大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摘自《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2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5—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