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刚刚从医院回到家，就接到在协和医院守护的儿子哭着传来噩耗：厉以宁老师辞世了！尽管厉伟已经向我说了父亲病情垂危，尽管刚在医院icu病房看到医务人员在做挽留生命的最后努力。九十二岁的老人已在与病魔搏斗的三年中耗尽了精力，严重的心肺衰竭已使他命悬一线……但当恩师离世真的成为事实，仍然让我感到心头一颤，泪水夺眶而出。真不敢相信，一代宗师就这样走了？
躺着床上我夜不能寐，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我在厉以宁老师身边求学的一幕幕影像……
从1978年初到1996年，我在北京大学先后读了十年书。我读本科是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那时我就常去听过厉以宁老师的经济学讲座。我们那批七七级、七八级学生，面对着国家百废待兴的局面，都十分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听厉以宁老师的讲座每次都是座无虚席，连阶梯教室的过道里都坐满了人。那时我就幻想着，今后若能跟着厉以宁老师读研该多好！在后来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时，我考入北大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它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有幸真的成为厉以宁的嫡传弟子。我的硕士论文导师是厉以宁和刘方棫教授，博士论文导师是厉以宁教授。算下来我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十年求学时光，有六年是跟着厉以宁教授读研。
我报考北大硕士研究生时，是北大毕业后已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八年。那时我在中央领导人身边，亲历了八十年代很多改革开放的大事件，在参与经济改革决策与宏观经济管理上受到极大锻炼。实践让我萌发了求学深造的冲动。1988年春季，我得知学校主管领导在关注着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会干部是否回校深造。我惊喜地问，我可以去回校读硕士吗？回答是得经考试才能入学。这让我喜出望外，对通过考试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与当时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一位同学就赶快开始复习准备，并一起报考了北大经济学院。
当时党中央已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在工作中涉及到很多经济现实问题，急需在理论上得到提高。我们求学的诚恳态度得到主管领导的认可，当时担任国民经济管理系主任的厉以宁教授也很愿意指导我们。这些信息让我们兴奋不已。那时我在中南海工作非常繁忙，上班时不敢耽误任何工作，只能在晚上回家后复习功课，经常复习到深夜。
我与其他考生一起经历了严格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体重减少了10多斤，这是连续一个多月熬夜复习功课造成的“减肥效应”。考上后我们再分别向所在单位领导汇报。我去向我所服务的中央领导人报告时，他说：“好啊，我支持。厉以宁是股份制的大专家，你要好好跟他学习”！
在经济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由厉以宁、萧灼基、刘方棫三位教授组成一个导师组。指导我与那位团中央来的同学，由厉以宁担任导师组的组长。那时北大还没有“在职研究生”之说，我们都是“在校研究生”，在研究生宿舍里还都分配有床位。导师组对我们的要求比其他同学更严格。比如说，学校要求我们每个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都要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导师组则要求我们每人要发表五篇文章。我们都按照要求完成了。这促使我多研究问题、多写出好几篇文章。三位导师还经常安排给我们当面授课，授课多是在厉以宁老师家。每次老师们讲完之后，他们都要求我们发表看法。我们所讲述的情况与意见，多是来自几年的工作实践，老师们也都非常重视。当面授课经常开成改革开放政策的研讨会。
1990年下半年，通知我们要准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了。萧灼基老师对我们说：“你们谁写这样一篇文章，挑战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团中央来的那位同学说，我写吧，我有农村工作的经验。他在萧灼基老师具体指导下写出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城镇化的硕士论文。我则是总结我已在国务院工作几年的经验，在刘方棫老师具体指导下写出了《试论我国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问题》。因为厉以宁是我们导师组的组长，他同时也是我们的指导教师。进行论文答辩的时间是1990年12月23日，答辩进行得非常顺利。答辩后我们与老师们共同留影纪念，留下两张珍贵的照片。其中一张前排坐着厉以宁、萧灼基、刘方棫三位导师，另一张照片是前排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五位答辩教师。后排站着的两位学生，就是我们两位同学。
我们的论文都高分通过，获得了硕士学位。根据学校要求，论文还要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我们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却没有想到我的论文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我的论文立论是总结国家改革开放十年的经验，提出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要求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这篇论文在1991年3月发表后，正碰上7月至9月思想理论界批判“市场经济”的风头。《求是》杂志社主办《真理的追求》杂志在8月份发表其总编辑的文章，痛批我的“市场经济”，说“什么市场经济，分明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他还把我提出的“改革已经进入没有多少石头可摸的深水区”，说成是“分明是要陷改革于灭顶之灾”！9月2日人民日报在摘登那篇批判文章的同时，在头版头条刊发社论，题目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其内容是阻碍与反对改革开放。
我问厉以宁老师：要不要我反驳他们一下？他说：不必，你越反驳，他们劲头就越大，现在有人已经写出“八批厉以宁”了，我也没有回击他们。厉老师还问我，被他们同时批判的“不要先问姓社姓资”是你的观点吗？我说不是，是谁讲的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被这两家权威报纸杂志联手批判的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春节在上海的重要讲话，被上海《解放日报》以“黄甫平”名义发表为四篇评论员文章。此事的后续进展如今已尽人皆知：邓小平1991年11月踏上南巡之路，次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中国改革航船再次被导正航向。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4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入了党章与宪法。十年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的判断，也被写入了中央文件。
其实早在1987年的一次汇报会上，我就听到中央领导同志说：“双轨制未来要走向市场经济”。我非常赞同他的市场经济观点，后来在北大读研时，出于完成论文的需要，我就把主张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想法写成文章。我想，若是没有在北大经济学院读研的经历与要求，可能就不会有这篇提倡市场经济的硕士论文；若是没有北大对学位论文必须发表的要求，我这篇论文也不一定会在社会上露面并引发激烈争议。事态演化最终导致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如今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赞同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我国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发展迅猛。这些成果与我当年在厉以宁、刘方棫老师指导下，在北大写出这篇论文并引发争议，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在团中央那位同学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与之类似。他因在北大读研期间写出“挑战二元结构、发展城镇化”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成为最早系统研究我国城镇化问题的青年学者。设想若是他没有在北大读研、没有写学位论文的规定性要求，没有经过经济学大师的悉心指导，如今中国的事情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十年多来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亿万农民进入城镇成为“新市民”，让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到广阔空间。
正是在思想理论上激烈争论的1991年，厉以宁老师把我们三位同期毕业同学的硕士论文，加上他自己写的几章节，汇集为一本书，于同年8月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其中我的论文“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作为第一章，另外两位同学的论文分别作为第五章与第七章，小标题为“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和“农村工业化：结构转型中的选择”。其它五章都是由厉以宁老师撰写。在汇集到书里时，厉以宁教授还亲自对我们文章中的鲜明观点做了一些“打磨”，使书能规避争议顺利出版。如今三十二年过去，我们师生四人当年的设想都变为现实，这些正确的理论思想变为政策，这些正确的政策指导着中国经济不断走向繁荣。
完成硕士学业后，我们都再参加了博士入学考试，成为厉以宁老师的博士研究生。那位同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孙冶方奖”，我的博士论文《现代化进程中房地产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获得北京大学最高奖项。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即邀请原国家体改委、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原国家科委、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房集团研究所，共同成立了“房改课题组”，并由我担任组长。我的博士论文转化为全国住房制度改革方案，通过国务院发布的房改文件变为政策。后来在全国推进的住房商品化、向职工出售公房、建立商品房与保障房并举的住房双轨制、建立住房公积金、实行住房抵押贷款等制度创新，其思想基础都最早来自于我在厉以宁老师指导下，在北大经济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
多次在厉以宁老师家中授课让我看到，这位经济学泰斗级人物的居住条件竟很为拮据，促使我思考如何帮助学校改善教师们的住房条件。1994年在我攻读博士研究生时，已调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有一次李岚清副总理跟我商量：如何帮助高校解决教师住房问题？我答复可以拿出中房北京公司的“蓝旗营项目”，为北大清华两校解决教授们的住房困难。开始时我说可以拿出600套房源，看到两校领导都要求迫切，最后我决定把2000套房都送给北大清华，让他们各能得到1000套房。这件事后来做成了，可以说让两所高校15年内不缺房。不久后教师们按每平方米1900元的房改价，买下了这套房屋的产权，而现在蓝旗营小区的房产价值已经升到每平方米10万元了。2000户教师家庭仅凭这套房子便身价千万。若不是当时我在北大读博和多次到厉以宁老师家“当面授课”，我便不会对高校教师居住条件困难有那么深刻的认识，也就很可能没有今天为两校教师造福的“蓝旗营小区”了。
厉以宁教授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贡献巨大。其中“最早提倡股份制”确是大功一件，但他的理论贡献远不止这一项，而是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各个主要方面。
我们几人读研并在厉以宁等导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表明，厉以宁教授在多方面对改革开放理论贡献巨大。其中至少包括：1、最早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农村改革看，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2、最早呼吁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3、最早提倡股份制并推动企业上市，指导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4、最早研究各国住房制度，推动了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推动了住房商品化，同时提倡住房双轨制；5、最早提倡引进住房抵押贷款、不动产资产证券化reits等金融创新产品；6、厉以宁教授在我们读研的九十年代初，率先提出了“三次分配理论”，提倡构建社会公平，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今这些理论都已成为党的重要执政理念与国家发展战略。
在厉以宁教授指导下读研的日子让我终身难忘。那时我们都正处在求学进取的青葱岁月，恰逢我国改革理论混沌初开时期。厉以宁教授和一批经济学理论巨匠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学养，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国家发展大计，并推动我们勇于提出改革与发展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创新与理论创新都已融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成为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各项政策。
在厉以宁老师溘然长逝的日子里，我再次翻开他主持撰写的经济学巨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泪目中跳出来的是他灼热的句子：“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他字字铿锵地指出：“我们的观点是，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作出这种选择”。如今喜见他老人家用心血开创的改革事业，已在中华大地上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足以让驾鹤远行的经济学泰斗放心。中国人民将在改革开放思想理论的指导之下，克服重重阻力奋力前行，更加坚定地走向经济繁荣和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
敬爱的厉以宁老师，您安息吧！